学习西方，学哪一个西方？——日本关于德国学的讨论
三
日本风光
回观察日本十九与二十世纪之交的思想史，继荷兰学之后，英美自由主义学说曾盛极一时。福泽谕吉1875年刊行《文明论之概略》风行日本。植木枝盛也是日本自由民权运动的主要领袖之一。他在十九世纪70至80年发表许多宣传西方自由民主的文章，成为这一运动的思想指针。1879年他有《民权自由论》、1880年有《言论自由论》、1878年有《开明新论》、1883年有《天赋人权辨》与《政治道德自自由论纲》、1884年有《真理一斑》。可以说日本明治时期自由民权运动的思想指导主要是英美法学说。
与英美学同在的还有 “法国学”。例如1874年，中江兆民的法学塾开办。中江兆民是日本最著名的民权思想研究者。他积极介绍法国革命思想,有"日本的卢梭"之称。1882年中江兆民还译了卢梭的《民约译解》。1883年中江兆民又译卢梭的《非开化论》。1886年中江兆民自著《路学钩玄》，次年又刊《三醉人经纶问答》。以中江兆民为先锋的激进自由主义思潮曾一时在日本鼓荡激动，与中江思想相呼应，1883年有马场辰猪的《天赋人权论》与小室信介的《东洋民权百家传》。
19 世纪与20 世纪之交，日本还出现马克思主义学派。1898年片山潜、安部矶雄、幸德秋水、木下尚江等建立社会主义研究会。其中安部矶雄在1901年刊有《社会民主党宣言》。幸德秋水在同年刊《廿世纪的怪物帝国主义》,1903年又刊《社会主义神髓》。1903年片山潜等人开始了走遍全国的社会主义传道旅行。提倡社会主义的还有河上肇。他在1905年有《社会主义评论》。
然而无论是开风气之先，一时独占鳌头的英美学说，还是鼓动人心，成为自由民权运动思想金针的法国学说，以及鼓动劳工革命，要求社会平等的马克思主义，都只是流行一时，最终消散，没有成为日本思想主流。福泽谕吉思想后退，加藤弘之理论“变节”，中江兆民贫病而卒，幸德秋水入狱处刑，23最后得到政府支持的是“德意志学”与“国粹学”。
日本现代化过程中重视德国学。也许是德国1871年普法战争的胜利，也许是德国法律顾问勒斯勒的来日，然而又远不是这两个理由所能解答。
事实是，日本19 世纪7 0年代自由民权运动愈是用卢梭等人的法英系自由主义攻击政府，愈是促使日本倾向于德国学说。对于日本说来，英美学说对反天皇“国体”与反既成体制给予理论上的支持。
日本当权者在19世纪末，终于下决心将学问之道定在德国国家主义与传统儒学道德的结合点上。这是因为“儒学”、“德学”与日本国权论最贴进。24
英国属成熟的多党、议会制国家，政党“掌国家之实权”，议院在国家生活中发挥关键作用。与此不同，德国是后进资本主义国家，与欧洲其他先进国相比较，“君主”握有决定权，议会作用相对淡出。“抑观英国之治风，所谓议院政体，以政党掌国家之实权” ，“德国乃立宪君主政体，用君主内阁之组织，君主与内阁独立于议院政党之外，议院不能制国家之全权”。山县友朋这番话，道出日本重选楷模，决心效仿德国真实意图。
与德国学同样受到日本政府重视的是国粹学。1887年西村茂树于1887年发表《日本道德论》，其中有关于建立国教的言论。他说：“政府没有一定国教，民间也没有足以收揽人心的道德”，“民心没有一定的方向，尊重国民道德之心也就薄弱，甚至以学者自任的人，也有对于道德加以诽谤或愚弄的”。他建议，全国各地都要“设立儒道学校，政治法律都根据儒道指定，而佛教则只有下层人民信奉”。25
1888年，三宅雪岭与井上圆了等人结成"政教社",创刊《日本人》。以这一年为分界线,日本国粹学派登上舞台。1900年，井上哲次郎刊《日本阳明学派之哲学》，1905年又刊《日本朱子学派之哲学》。日本的国粹思潮天皇首肯，政府支持，日益澎湃。
由英美学而法国学，由法国学而德国学（德意志学），同时又有国粹学的倡导与兴盛。日本思想的演化，催人联想，探明东亚文化发展的内在隐秘。
一个国家能不能进入原意义的宪政社会，将有许多条件上的确认。这要看一个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这个社会是市民基质社会还是底层基质社会。为什么社会主义会在亚洲（具体的说是东亚）与东欧发生，而不是西欧？为什么这两个地区在近代无法顺利进入原意义现代化？没有进实现西方民主社会模式。基本道理就是无论东亚与东欧洲（含前苏联），在踏上现代化门槛之际，其社会不是市民基质社会，而是底层基质社会。
这里要分析的是日本的情况，这个特殊的东方社会（我们将其说成是"半东亚社会"）在其提出现代化目标时，也是底层基质社会，但是这个国家实现了现代化。然而，这仅仅是经济的现代化，而没有实现政治现代化。政治上是国家主义，与西方政制相去甚远。究其原因，就是因为这个社会是一个底层基质社会。
这样，就可以做一个假说：假如是市民基质社会，实现的社会模式就是完全的自由经济与完全的民主政治。假如是底层基质社会，那么这个社会现代转型的"阶段结果"就必然是经济的国家主义与政治的国家主义的结合。或者，经济上推行自由主义，而政治上守护国家主义。可以将这两种"东方式"现代化统称为"半现代化"，或者是"半转型"现代化。
对于东方来说，现代转型过程中的"半现代经由"，是纯客观的自然性选择。"选择"是社会的，历史的与人民的，而不是学者们的一相情愿。我们将此称为东亚社会的“梯级进步”。
东亚推行现代化不是自觉自愿的从容上路，而是西势催逼下的匆促上阵。东亚国家将现代化提上日程时，其国内部政治、社会关系其实都还没有得到充分的理顺。
“市民社会典型发展的国家，例如英国、法国，国家只是市民社会的反映而已，但是在德国，国家在市民社会之上，国家常常从上面对市民社会施加权力，市民社会与国家被置于对抗的关系上。”26
英美社会中，市民在国家之上，是因为市民力量的强大；而德国不同，市民的力量还不强大，只能屈从于国家之下。德国政治的保守性源出于此。反观东亚，市民力量更弱。如果说，西方社会在进入现代化时，其社会已是市民基质社会。那么，东亚则还是农民基质社会。因市民社会的先天孱弱，决定东亚缺乏实现欧美式政治的社会条件。保守的德国政治自然天成般地成为日本和其他东亚国家的效法对象。
东亚国家在实现其现代化，尤其是政治现代化的过程中，走过曲折的道路。因被特有的“亚细亚社会形态”所规定，东亚在确立国家制度时，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而臻于“完璧”。前现代化国家——半现代化国家——现代化国家，是为东亚走向现代的常规。
所谓现代化包含政治现代化的内容。一个国家纵已实现“经济现代化”，而“政治现代化”缺位，不是完整意义的现代国家，只是“半个”现代国家。现代化国家，当呈现经济发展与政治民主的“完璧”状态。
通常说日本在亚洲最早进入“现代”，其实并符合历史的真实。日本自19 世纪中叶开始，举国所趋，实现的仅仅是经济现代化，始终未获政治现代化的正果，始终是“半个”现代化国家。 如是者，明治日本一面努力学习外国，同时又被国情所囿，出现弃英美学而崇德学与国粹学的现象。“依然不改旧日（英美）之教育制度”，其必“养成日本之内乱”。山县的这一番话，既表达明治日本统治层坚决的保守心态，同时也流露作为东亚政治家经略“治国安邦”大策时的无奈与尴尬。
然而，民主与自由总为历史大潮，毋论西方，即便东亚诸国，一旦条件成熟，也必为潮流所推。这是历史发展的规律，没有人拦得住。如果说“半现代化”所解决的是经济发展的问题，那麽经济之树的茁长，必然催发民主之花。东亚诸国在走过“半现代化”历程之后，真正的现代化新天地即在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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