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有赖于全球价值的确立
全球化与反全球化
照现在中国报刊媒体上的说法，全球化是自然形成的，不可抗拒的进程，但是，任何不可抗拒的进程也还是总有人抗拒，历来如此，全球化也不例外。
自从一九九九年底世界贸易组织在美国西雅图开会，遭到世界各地来的各派组织的强烈抗议几乎开不成会以来，世界贸易组织或世界经济八强的几乎每一次会议都会碰上对全球化表示抗议的示威游行。
分属于各个民族的各个群体的利益毕竟是不同的。这恰恰是民主制度所以要存在的理由，正是要依靠民主制度来调和、调整各种不同的利益。最后的希望当然是消解、平衡各种不同的利益，这是可以做到的，但是紧跟着协调的完成，新的差异、新的矛盾又会产生，大概永远不会有结束的一天。
跟我年轻时相信"全世界工人阶级利益完全一致"的理想相反，抗拒全球化的人群当中竟然有一些是发达国家的工人阶级，他们反对全球化的理由是：货物的自由流通使他们生产出来的商品受到了穷国商品的排挤，因为穷国工人的工资低，因此成品便宜，也因此挤掉了他们生产的商品，也就挤掉了他们的工作，他们当然要反对，要抗议。当然，穷国的人民也另有理由反对全球化。生活确实要比理论丰富得多，人类的认识过程因此也永远没有终结的时候。
纯粹出于全球利益而反对全球化的例子是各国的绿党和环境保护主义者，他们反对全球化是因为全球化加速了资源的消耗（其中也包括水和空气），破坏了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环保本身已经成为最重要的全球价值之一，人类如果要避免毁灭，就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
就人文价值而言，全球化首先遭到的抵抗是民族主义与专制主义。
人类最古老的分歧，应该是人类在进化过程中在几十万年以前就开始形成的体质差异，这就是种族主义的根源，起源于庄子所说"物莫不自贵而相贱"的天性。解决种族主义可能是最后，最艰巨的任务。
我认识一些年轻的经济学家，十年前就说中国不能参加WTO，因为WTO的竞技规则（rule of games，现在通用的是"游戏规则"，不过我还是赞成老的译法）都是由西方国家制定的，我们进去，就要服从他们的规则，就要受他们的操纵、欺负和剥削；我们要参加，除非规则由我们来定。这确实是可敬的民族主义，或曰爱国主义，可惜就是办不到，除非我们下定决心不要发展经济，不参加全球化的竞争。
应该明确，全球化确实是有强制力的，就像五百年前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后出现了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一样。许多落后国家（包括中国在内），首先就要受先进的西方国家的侵略和统治，同时又必须向后者学习。现在侵略和殖民的过程已经基本结束了，但是学习的过程还远没有完，只有把充分的民主政治学到手，各国之间才能有完全平等的交流。
虽然上面提到，还没有什么严格的论证可以证明经济发展必然出现民主政治（美国制定宪法的时候还是一个仅有三百万人口的农业国，而且半数人口是黑人奴隶，妇女也同样还没有参政议政之权），但是民主政治最有利于发展经济却是当代世界的共识。最新的例证是美俄两国总统二○○一年十一月十三日在华盛顿会谈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的话："市场经济和开放的民主社会是保障公民丰衣足食的最有效的工具。"无需说明，所有发达国家的经验都证明了这个论断。
反面的事实则有俄国总统普京一个星期以后在上海参加APEC首脑非正式会议时的一番谈话："不要害怕全球化，全球化是客观的经济的过程，我是作为曾闭关自守的国家的一个公民说这话的。闭关自守只能对经济有害。"这番话十分感人，俄国在打破闭关锁国政策的时候，也基本上实现了民主化。我想在普京的话后面再加上一句话："拒绝民主只能对经济有害。"
鉴别真假民主
对世界上的落后国家来说，在二十一世纪要实行民主比起二十世纪来要容易得太多了。第一是因为全球化的形势，可以说是"万方民主逼人来"。坚持专制难免被鄙视，被孤立。第二是因为已经有百十来个先进国家树立了民主的范例，要学习并不困难，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是，有关实行民主的概念和实践，已经有丰富的积累而十分明确了。
民主起源于人对自己天赋权利的要求，世界各国历史上大概都有很长时期的由自称权力来自于天或上帝的专制君主或者少数有特权的贵族统治人民的时期。所谓启蒙，就是普通人对自己的权利的觉醒，所谓民主就是人民自己管理自己而排除专制者或者特权者的统治。从一七七六年美国《独立宣言》以来，一七八九年的美国《人权法案》和同年法国的《人权与公民权宣言》就都确认：人生而自由，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每一个公民都享有言论、写作和出版自由，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公民有迁徙权、居住权、私隐权，结社权、有和平集会和向政府请愿申诉的权利，以及以后不断增补扩大的各项权利，写入宪法，成为治理迄今为止最大的人类群体--民族国家绝对不容侵犯的原则。
联合国成立以来已经制定了《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以及其他的许多宣言和文件，对保障人权都有明确的规定，凡是联合国会员国都有义务遵守。
民主起于人权，人权起于人要求自由的本性，是民主还是专制，是真民主还是假民主，只要以人民是否享有上面所说的权利一对照，就一目了然了。
至于组织民主政府的原则，则从选举制度、代议制度、司法独立、三权分立，出版自由、舆论监督作为第四权……直到警察制度、监狱制度，世界上几十个国家已有成熟的经验，可以为后进国家参考、学习、验证。
充分的民主必须实行充分的法治。如果说民主是人民自己制定宪法来管理自己的话，法律必须是至高无上的，没有任何个人和组织可以处于宪法之外，更没有任何个人或组织可以居于宪法之上，所谓法治国就是康德所谓"一群人生活在法律规范下的命运共同体"。中国古代的法家也是主张"以法治国"的，不过那是为拥有绝对权威的帝王服务，与民主的法治国毫无共同之处。决不容许以专制君王治人的法制（rule by law）与人民自己实行的法治（rule of law）鱼目混珠。
历史上还有所谓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古代如希腊那样人口不过几十万的城邦实行的就是直接民主。一切大事由全体公民投票，按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决定。这种民主很容易给人以"最民主"的印象，其实并非如此。不但因为后世的国家发展得越来越大，直接的辩论和投票在技术上变得不可行，而且因为少数服从多数，多数可以不尊重少数，更不懂得保护少数人不可剥夺的权利的必要而破坏了民主。另外，一个国家有许多利益各各不同的集团，而确定符合大多数人利益的方针政策往往要多方面研究考量，而不是一次辩论，一次投票就能作出正确决定的。因此现代的民主国家全部都是实行代议制的间接民主的国家，人民由于利害的不同还要组成不同的政党，反复辩论，各自争取群众拥护，形成多数才能最后作出符合大多数人利益的决定。
二十世纪以来民主还有程序民主与实质民主之分。实质民主也是一个十分蛊惑人心的名词。把"民主"这个概念引进中国的陈独秀，就因为受实质民主的蛊惑，直到在实际政治生活中间折腾了二十年之后才觉悟到民主与否不能由一个政党自定的真理来判断，终于认识到自称能给劳苦大众谋利益的"实质民主"其实"一文不值"。
我在青年时候就是沉浸在宣传之中而迷恋于"实质性民主"的。我觉悟所花的时间比陈独秀还长，一直到老年才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没有资产阶级民主，也没有无产阶级民主；没有旧民主，也没有新民主，民主就是民主。"
民主的精义在确保个人的自由。因此，从人文价值讲，在民主成为全球价值的时代，个人立身处世的标准应该是全球主义与个人主义的互动（或者用中国人爱说的话来说，是辩证的结合），这涉及到更深层次的研究，这里就先不说了。
另外，这里所讲的全球价值都是指的各个民族国家内部的民主价值。再进一步，还有全世界范围的民主，这才是最后的全球民主价值。马克思所说的"因特纳雄奈尔"虽然大概不能实现，康德所说的"世界政府"则大有实现的可能。不过这起码是一二百年以后的事，现在可以先不谈。
最后，在谈论民主的时候，千万不要忘了两句名言。一句是邱吉尔说的：
在这个罪恶与灾祸的世界上，各色各样的政府形式都试过了，而且还要再试下去。没有人以为民主是完美无疵的。说实在的，倒是有人说民主是最坏的政府形式，只不过要除掉不断试验过的所有其他一切的政府形式。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十一日在下议院讲话）
邱吉尔说的实际上就是"民主是最不坏的政府形式"，这也是在世界上广泛流行的版本。
另外一句是当代美国思想家尼布尔（Reinhold Nibur）说的：
人行正义的潜能使得民主成为可能；人行不义的倾向使得民主成为必要。（《现代西方神学辞典》R.Nibur条）
人的本性可善可恶，自私与利他，贪婪与慷慨兼有，使人类对社会制度永远只能在两利相权取其大，两害相权取其轻之间作选择。虽然现在已经进入二十一世纪，但是我在二十世纪生活了七十七年，只能算是一个二十世纪的人。尽管历史上历来善行与恶行连绵不已，但是我所见到二十世纪是历史上集大恶与大善之大成的世纪。一方面是极权专制空前规模地残害人类的罪行，一方面是正义得到伸张，人权得到提高，民主得到推广，同样规模空前的世纪。人类毕竟在进步，我愿以民主价值确立为全球价值来祝福二十一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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