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赵政权与西域文化在中原的传播
【论文提要】羯族是一个以西域胡人为首的民族共同体，它在中原建立政权以后，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重视西域文化的政策，提倡并弘扬西域文化，这使得西域文化的各个层面都能较快地在中原流播。论文主要从宗教习俗、服饰工艺、农作物移植诸方面对石赵政权在弘扬西域文化方面所起的作用加以探讨。
十六国时期的石赵政权是以西域胡人为首的民族在中原地区建立最早、甚至是唯一的一个政权[1]。鉴于这一政权建立者的民族特点，它在介绍、弘扬西域文化，使西域文化在中原地区更加深入地流传方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羯族的构成与石赵政权的“崇胡”政策
羯族的种姓构成，很多学者有过较为深入的探讨。《晋书》卷一百四《石勒载记上》载：“石勒字世龙。……其先匈奴别部羌渠之胄。”《魏书》卷九五《羯胡石勒传》云：“其先匈奴别部，分散居于上党、武乡、羯室，因号羯胡。”唐长孺先生指出，当时称为别部，意为与匈奴本非一族。被称之为羯，也并不完全是因为居于羯室，晋朝之杂胡皆可称为羯。《晋书》曾以“羯贼”称呼刘载、刘聪与刘曜。《南齐书》以“羯胡”称卢水胡等都可作为例证。而严格来说，魏晋南北朝史书上的羯胡则限于河北区域内（亦即山西、河北间的新徙诸胡）《文选》卷五十九沈休文《齐安陆昭王碑》，李善注引朱凤《晋书》曰：“前后徙河北诸郡县，居山间，谓之羯胡。”大体言之，匈奴族与其他各族并合的结果形成了多种杂胡。但是羯族在种族上还是有别于其他杂胡的。它不仅领袖是西域胡人，而且整个民族中西域胡人占了很大的比重。
羯族中包含了很多西域胡，是有很多证据的。首先，从相貌上说，羯族的特征是深目、高鼻、多须，这是典型欧罗巴人种，是西域胡人的典型相貌。第二，羯胡中多有西域胡姓。如石勒家族的姓氏为石姓，很有可能即是昭武九姓之一，表明其来自于石国。谭其骧先生说羌渠即康居之异译[2]。我们知道，康国是昭武九姓国的宗主国，文献中往往以它来代表其余的昭武九姓国；居于其地的民族称康居，它们与石国的居民可能是同一民族。另外，羯胡中尚有支姓（可能来自月支国）、白姓（可能来自龟兹国）、另外有人名粟特康，更明显地表明其来自于粟特康国。第三，羯族的葬俗是用火葬。《晋书》卷一0五《石勒载记》下记载，石勒曾下令：“其烧葬令如本族。”而石国正是盛行火葬的。《隋书》卷八三《西域·石国传》云：“正月六日、七月十五日，以王（石国王）父母烧余之骨金瓮盛之，置于床上，巡绕而行。”第四是宗教。据《晋书》卷一百七《石季龙载记下》记载：石虎死后，汉人冉闵欲有不利于羯胡之举动，“龙骧孙伏都、刘铢等结羯士三千伏于胡天，亦欲诛闵等。”而胡天是西域之神，祀胡天乃是信仰祆教的标志。第五，在语言上也有是蛛丝马迹表明羯胡的祖先来自昭武九姓国。《晋书》卷一百四《石勒载记上》记载石勒的祖父名耶奕于，与石勒的父亲“并为部落小率”。耶奕于，应该即是波斯语的eelkhany，现译伊儿汗尼，意思正为游牧部落首领。大家知道，昭武九姓国的语言应该是属于伊朗语系。
以上的这些证据，足以说明羯族是一个包含了很多西域胡的杂胡，这些西域胡人作为匈奴部族的一部分而内迁，因此，当石赵政权建立之后，它的政策也就明显地具有“崇胡”的特色。如石赵严禁称胡，号“胡”为“国人”。 对一切带有“胡”字的物品也作了相应的改称。《艺文类聚》卷八十五“豆”引《邺中记》曰：“石勒讳胡，胡物改名。名胡饼曰‘抟炉’，胡绥曰‘香绥’，胡豆曰‘国豆’。”《太平御览》卷六八0引《赵录》：“石勒讳胡，胡物皆改名。胡饼曰‘抟炉’，石虎改曰‘麻饼’。”这决不仅仅是称呼上的改变，而是表明西域胡人与文化将成为这个国家占统治地位的人种与文化。石勒与石虎重用来自于龟兹的僧人佛图澄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3]。佛图澄却在石虎时被尊之为“大和尚”，并亲自下书，曰：“和上国之大宝，荣爵不加，高禄不爱，荣禄匪及，何以旌德？从此已往，宜衣以绫锦，乘以雕辇。朝会之日，和上升殿，常侍以下，悉助举舆。太子诸公，扶翼而上。主者唱大和上至，众坐皆起，以彰其尊。”[4]可以说荣耀已经达到了一个和尚所能达到的顶峰。在当时的情况下，没有一个汉族的政权会给一个异域人给予如此高的重视。石赵政权对西域的商贾同样表示出较大的热忱。据《邺中记》载：石虎“于铜雀台穿二井，作铁梁地道以通井，号曰‘命子窟’，于井中多置财宝饮食，以悦番客。”由于胡人具有较高的社会和政治地位，所以，尽管当时中原扰攘，战争连绵不断，但仍有大量的西域胡人来往于石赵所控制的中原地区进行商贸活动。东晋荀氏的《灵鬼志》云：“石虎时，有胡道人驱驴作估于外国。”[5]佛图澄也常常让自己的弟子去西域买香。可见这一时期中原与西域的商贸并没有中断。
石虎对于佛教的尊崇也是“崇胡”政策的典型体现。汉人王度曾经奏议全面禁止信仰佛教，其云：“佛是外国之神，非天子诸华所可宜奉。”石虎答道：“朕生自边壤，忝当期运，君临诸夏。至于飨祀，应兼从本俗。佛是戎神，正所应奉。”[6]王度的主张，乃是汉族知识分子试图在宗教上同化异族统治者的尝试，石虎的回答，表明其顽强坚持本民族文化的立场。由此，佛教几乎成为后赵的国教。这种崇胡的政策，由石勒开其端，到了石虎手里更有变本加厉的发展。与石勒相比，石虎是一个更加留恋本民族文化的统治者，他所信奉的宗教习俗、所喜爱的方技工艺、服饰饮食都带有明显的西域特色。以下，我们分别叙述。
二、西域宗教与方术文化对石赵政权的影响
佛教在石赵时期的广泛流播，与佛教高僧佛图澄的传教是分不开的。应该说，佛教的教义戒律与石勒、石虎（尤其是石虎）那种残忍的天性是格格不入的。可是奇怪的是，佛图澄是如何将一种对石虎的残暴行为有种种约束的宗教灌输给他，并获得尊宠的呢？一个重要的手段就是结合西域民族的宗教文化传统来宣扬佛教。
佛图澄不仅懂羯族语言，而且深切了解羯族的宗教、方术等文化传统。我们知道，佛图澄的传教方式主要是通过预测、神咒、疗病以及其他种种方术来树立人们对佛教的信仰，而有些方术我们可以肯定是西域昭武九姓国的传统方术。如《高僧传》卷九《神异上·佛图澄传》载
澄左乳傍有一孔，围四五寸，通彻腹内。有时肠从中出，或以絮塞孔。夜欲读书，辄拔絮，则一室洞明。又斋日辄至水边，引肠洗之，还复内中。
据张鷟《朝野佥载》卷三载：
河南府立德坊，及南市西坊，皆有僧妖（按：当作祆）神庙。每岁商胡祈福，烹猪羊，琵琶鼓笛，酣歌醉舞。酬神之后，募一僧为祆主。其祆主取一横刀，利同霜雪，以刀刺腹。食顷，平复如故。盖西域之幻法也。
《高僧传》同传云佛图澄：“善能神咒，以麻油杂胭脂涂掌，千里外事，皆彻见掌中。”同书卷三《译经下·求那跋陀罗附阿那摩低传》载：“时又有沙门宝意，梵言阿那摩低，本姓康，康居人，……善能神咒，以香涂掌，亦见人往事。”
《佛图澄传》载澄曾经祈水，其法是：“澄坐绳床，烧安息香，咒愿数百言，如此三日，水泫然微流。有一小龙长五六寸许，随水来出。……有顷，水大至，隍堑皆满。”同书卷十《神异下·涉公传》载：“涉公者，西域人也。……能以秘咒，咒下神龙。每旱，（苻）坚常请之咒龙，俄而龙下钵中，天辄大雨。”这位涉公，应当是石国人。
总之，破腹出肠、麻油涂掌、祈水下龙乃昭武九姓国的传统方术。正是利用了这些昭武九姓国的传统方术，才使得石赵统治者较为容易地形成了对佛教的信仰。
当石虎对佛教产生怀疑时，佛图澄的劝谏也充分利用了昭武九姓国的文化传统，同传载：
虎以事问澄，澄因谏虎曰：“王过去世经为大商主。至罽宾寺，尝供大会。中有六十罗汉，吾此微身亦预斯会。时得道人谓吾曰：“此主人命尽当受鸡身，后王晋地。”今王为王，岂非福耶。疆场军寇，国之常耳，何为怨谤三宝，夜兴毒念乎？
如果对一个汉族皇帝说他前身为大商主，他肯定不会太高兴。可是昭武九姓国却是一些特别善于经商的国度，其人民自小即受商业文化的熏陶。《通典》卷一九三《边防典·康国》条引韦节《西番记》云：“康国人并善贾，男年五岁则令学书，少解则遣学贾，以得利多为善。”《唐会要》卷九十九“康国”条也云：“生子必以蜜食口中，以胶置手内，欲其成长口尝甘言，持钱如胶之粘物。习善商贾，争分铢之利，男子二十即送之他国，来过中夏，利之所在，无所不至。”正是有了这样的文化背景，所以，此番话居然能让石虎深信不疑，“跪而谢焉”。
由于佛图澄充分顺应西域人的文化传统来宣传佛教，所以产生了广泛的效果，石虎下书曰：“其夷赵百蛮有舍其淫祀，乐事佛者，悉听为道。”[7]自此，“中州胡晋略皆事佛”[8]，“澄道化既行，民多奉佛，皆营造寺庙，相竞出家。”[9]
然而，在崇奉佛教的同时，羯族也并未放弃他们传统的民族宗教——祆教。除上文我们引录的祀胡天的材料以后，还有一些蛛丝马迹表明祆教传统对羯族的影响。祆教是崇拜火的，而石虎上台后，特意在宫中设置大型庭燎，《艺文类聚》卷八十“庭燎部”引《邺中记》曰：“石虎正会，殿中、端门外、阊阖前设庭燎，皆二，合六处，皆六丈。”《晋书》卷一百七《石季龙载记上》载：“左校令成公段造庭燎于崇杠之末，高十余丈，上盘置燎，下盘置人，絙缴上下。”这种设备，显非普通的庭燎，而更接近于祭圣火的祭坛了。
另外，石虎对龙有着一种特殊的偏爱，他本身字季龙，而在他的宫殿苑囿中，龙是为常见的装饰。据《邺中记》载：“华林园中千金堤上，作两铜龙，相向吐水，以注天泉池，通御沟中。”“石虎正会，殿前有白龙樽，作金龙于东箱，西向，龙口金樽受五十斛。”又云：“石虎御床，辟方三丈，冬月施熟锦流苏斗账，四角安纯金龙头，衔五色流苏。”“石虎三台及内宫中镜，有径二三尺者，纯金蟠龙雕饰。”他还将虎头盘囊改为龙头盘囊。众所周知，汉族的文化传统是喜爱与尊奉龙的，汉人一向被称为“龙的传人”，那么石虎的这种行为是否是受了汉文化影响后被同化的呢？如果进行更周密的考虑的话，我们就会发现，汉族并不是唯一的“龙的传人”，西域也存在着对龙的崇拜。在古文献记载中，屡屡提到西北胡人对龙神的祭祀。《淮南子》卷二十一《要略》曰：“操舍开塞，各有龙忌。”高诱注：“中国以鬼神之事曰忌，北胡、南越皆谓之‘请龙’。”《史记》卷一百十《匈奴列传》记载：匈奴“岁正月，诸长小会单于庭，祠，五月，大会笼城，祭其先、天地、鬼神。”《索隐》引崔浩云：“西方胡皆事龙神，故名大会处为龙城。”还有的文献记载，焉耆人本属于龙部落。敦煌写本《唐光启元年沙州伊州地志》曰：“龙部落本焉耆人，今甘、肃、伊州各有首领。”而焉耆的吐火罗族以龙为姓氏，于阗文和藏文文献亦称留居中国西部的小月氏为“龙家”。而且，吐火罗语中的神（A方言作nakte,B方言作nkat）与龙(A方言作nākenāk,B方言作nāgenāg)是同源的[10]。这一切，都说明在西域地区操吐火罗语的民族中存在着对龙的崇拜。据林梅村的推测，西域龙的原型可能是马，如果这种推测属实的话，那么西域龙的造形与中原龙会有较大的不同。从以上的记载中，我们尚难得知石虎所崇奉的是西域龙还是中原龙，但是从石虎的族源分析，他对龙的崇奉，很可能是西域宗教习俗的一种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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