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诗学——文学理论的新格局
在中国进人21世纪的时候，提出“文化诗学”这个命题并不是哪个理论家的突发奇想。这是由于现实的文化存在状态既让我们感到欣慰，又让我们感到深深的不安。欣慰的是中国人在20多年前开始的改革开放，让我们摆脱了贫困的日子，解决了吃喝住穿的间题，人民生活的质量有了很大的提高，国家的综合实力也大为增强；不安的是我们对现代工业文明给我们带来的种种文化失范的困扰。无可否认的事实是，在人们生活得到改善和提高的同时，在综合国力提高的同时，拜金主义、拜物主义、个人主义、亨乐主义、消费主义以及这些“主义”的具体表现，如环境污染、贫富悬殊、贪污受贿、嫖娼宿妓、赌博吸毒、暴力抢劫、造假骗人等社会文化负面现象又沉渣泛起。那么，现实中那些社会文化问题是怎样产生的呢？或者说产生的根源在哪里呢？文化是一个完整的系统。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作为文化的三个子系统，缺一不可。文化中的这几个子系统要是发展不平衡，出现畸形状态，是现实社会文化失范的根源。
历史的经验是不能忘记的。鸦片战争前后，中国遭到帝国主义前所未有的欺凌，国人认识到中国落后了，出现了“洋务运动”，从物质的层面吸收西方的坚船利炮、声光化电，而于西方的共和制度和民主思想，则完全不予理睬，结果“洋务运动”以失败告终。戊戌变法吸收了洋务运动的失败的教训，企图从制度上吸收西方进步的东西，但是对于精神文化则关注得十分不够，或者说某种新的文化形态没有深人群众的心坎，结果变法运动只是少数人参与，没有得到全国多数人的拥护，结果还是失败了。辛亥革命成功，革除了帝制，但同样的问题是精神文化没有起色，国民的文化灵魂没有得到刷新，人民团结不起来，结果是陷入长期的军阀混战。五四文化革命运动可谓痛定思痛，发动了思想文化革新运动，从精神文化人手力图革新人的精神面貌，力图摆脱封建主义文化的精神枷锁，力图获得思想的白由和个性的解放，这方向无疑是正确的，所以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推进了中国革命的进程。文化作为一个整体，是很难切割开来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要平衡地前进，才能推进社会的持久的进步。畸形的文化，必然造成畸形的社会问题。这对社会发展来说，是绝对不利的。
中国和平崛起论不能变成经济决定论。经济的发展要有精神文化的引导。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作用与反作用的观点没有过时。意识形态和精神文化绝不是可有可无的东西，它们必然在很大程度上作用于社会的经济发展。没有社会的经济发展是万万不可的，但没有健康的精神文化发展也是万万不可的。关键的问题是人的需要是多层面的，除了物质的需要之外，人的道德伦理秩序，人的思想言论的自由，人的个性的发展，人的精神生活的丰富，也是属于人的需要。在物质得到基本满足的条件下，这种需要就会凸显出来。没有钱是不行的，但仅有钱也是万万不行的。在物质文化发展的同时，体制文化的改变、精神文化的关怀，就成为重要的方面。像许多发达国家的经济繁荣诚然是世界领先的，但在它们那里种种关系到人的生存与精神生活等层出不穷的社会文化问题，并没有随着经济的发展而解决。
更重要的是，现代工业经济的发展也需要深度文化的引导。经济的发展要体现以人为本。如果经济的发展不利于人的建设，不利于人性的完善，如果经济的发展让人感到机器的压迫、电子的干扰、环境的污染、文物的破坏、信仰的失落、欲望的膨胀……那么这种经济的发展对人的生存又有什么意义呢？应该看到，现代经济的发展与精神文化的发展，并非总是统一的，相反往往是相悖的。在人类的历史上，工业文明所代表的经济发展与精神文化常常出现二元对立现象，在激烈的社会转型时期就尤其如此。这体现出历史发展的“悲剧性”，体现出经济发展维度与精神文化维度的“错位”。西方的伟大思想家都深刻地看到了现代化和技术进步过程在文化、精神、价值、信仰方面造成的巨大负面效应。自英国工业革命开始，西方的作家和思想家就开始对工业文明所带来的负面文化进行批判。从狄尔泰到席勒再到马克思，都是从批判工业文明和资本主义逻辑开始自己的理论活动的。这些都成为众所周知的事情。有人可能会问在工业文明发展到高科技的今天，新的工业文明是不是对人具有了一种亲和力呢？事实的发展告诉我们，新的高科技工业文明可能给我们带来更大的社会文化问题。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赫伯特·马尔库塞说：“进步的加速似乎与不自由的加剧联系在一起在整个工业文明世界，人对人的统治，无论是在规模上还是在效率上，都日益加强。这种现象绝非是进步道路上偶然的、暂时的倒退。集中营、大屠杀、世界大战和原子弹这些东西都不是向“野蛮状态的倒退”，而是现代科学技术和统治成就的自然结果。况且，人对人的最有效的征服和摧残恰恰发生在文明之颠，恰恰发生在人类的物质和精神成就仿佛可以使人建立一个真正自由的时刻。”马尔库塞并没有夸大事实，他只是揭露事实而已。21世纪的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人类的经济文明似乎进人了一个新时代，正是在这个看起来是经济大发展的时代，人类也遭到了空前的战争灾难和其他种种威胁人类生存的问题。美国的9·11悲剧事件再次证明了这一点。
现代经济的进步有它自身的铁一般的规律，它不会总是照顾人的情感世界完美地发展。恩格斯认为黑格尔的思想比费尔巴哈要深刻得多，他在《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借鉴黑格尔的说法，认为自有阶级以来的社会，恶（包括贪欲、权欲等）是历史发展的杠杆（大意）。这是不错的。不但原始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是这样，如残酷地使用廉价的童工，延长工人的工作时间等，就是现代资本主义的经济的发展逻辑也是如此，电子等高科技的发展，表面上是解放人，实际上那高度精密的数码化的技术，把人的神经捆绑得更紧。因为稍不注意，就可能会酿成前苏联核电站泄漏的事件。大大小小的因现代技术造成的灾难事件不计其数。这样，人们在工作时候，就不能不把神经绷得更紧。至于把高科技运用于现代的战争武器装备的发展上面，给人类带来了原子弹、氢弹、核子弹等，且不必在战争中使用，就已经给人类带来心理上的严重阴影。人们感觉，人类的存亡似乎就握在几个大国政府首脑随身带的小箱子上面。但是我们并不会因此就放松经济的发展，不会因此就放松高科技的发展，因为经济的发展、科技的发展又能给人类带来极大的方便、舒适、快乐、富强和幸福。这样就出现了悖论：现代经济的发展、科技的发展给人类带来前所未有的幸福；现代经济的发展、科技的发展给人类带来前所未有的灾难。在这个悖论的面前，我们认为，重要的制衡力量就是深度精神文化。有了深度的健康的精神文化的制衡，那么现代经济和科技才有可能沿着属于人的方向发展。
深度精神文化不是后现代文化。后现代文化恰好是拼凑的无深度的消费文化。深度精神文化应该是本民族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与世界的优秀文化的交融的产物。这种深度精神文化的主要特性，是它的人文的品格。以人为本，尊重人，关心人，保证人的心理健全，关怀人的情感世界，促进人的感性、知性和理性的全面发展，就是这种深度精神文化的基本特性。这里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深度精神文化不是抹煞民族传统文化，恰好相反，一定要本民族传统文化的深度介人。全球化不应该是对民族文化的消灭，应该是对各民族文化中最优秀文化的发展。因为一切具有世界性的东西，最初都是属于某一个民族的东西，是对这个民族的优秀东西的吸收和改造。没有民族的东西作基础，凭空创造出一种世界性的文化，这是不太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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