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文选》类总集的编纂体例与选文范围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07-01-07
一、总集的生成及其编纂体例
所谓总集，指的是按照一定的体例收录不同作者诗文作品的图书文献。
在中国古代图书文献中，春秋时代编纂成书的《诗三百》应是第一部诗歌总集。但早在西汉，人们就把《诗三百》视为儒家经典，称为《诗经》；从东汉刘向（前77-前6）父子的《七略》开始，历代书目都将《诗经》列入“经部”，而不把它当作总集[①]。
刘向辑录的《楚辞》，收录屈原（约前339-约前278）、宋玉（生卒年未详）等人的诗歌作品，原本也应属于诗歌总集。《四库全书总目》卷148《楚辞章句》提要即云：
初，刘向裒集屈原《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宋玉《九辨》、《招魂》，景差《大招》，而以贾谊（前200-前168）《惜誓》、淮南小山《招隐士》、东方朔（前154-前93）《七谏》、严忌《哀时命》、王褒《九怀》及向所作《九叹》，共为《楚辞》十六篇，是为总集之祖。[②]
但在历代书目中，又一直以“楚辞”别为一门，与集部的“总集”、“别集”并立[③]。《四库全书总目》卷148“楚辞类序”称：
《隋志》集部以“楚辞”别为一门，历代因之。盖汉魏以下，赋体既变，无全集皆作此体者，他集不与楚辞类，楚辞亦不与他集类，体例既异，理不得不分著也。[④]
按《隋书》卷35《经籍四·集志》分集部为三类：楚辞类、总集类和别集类。其“楚辞类序”云：
《楚辞》者，屈原之所作也。……其后贾谊、东方朔、刘向、扬雄（前53-18），嘉其文彩，拟之而作。盖以原楚人也，谓之“楚辞”。然其气质高丽，雅致清远，后之文人，咸不能逮。[⑤]
既然后世文人在楚辞写作的体例与风格两方面都难以为继，那么就只能将楚辞单列一类，与后世的总集判然而别。
正因为如此，《四库全书总目》卷186“总集类序”说：
文籍日兴，散无统纪，于是总集作焉。……《三百篇》既列为经，王逸所裒，又仅《楚辞》一家，故体例所成，以挚虞《流别》为始。其书虽佚，其论尚散见《艺文类聚》中，盖分体编录者也。[⑥]
以西晋挚虞（约245-约312）的《文章流别集》为总集编纂体例之始，其说亦本于《隋书》卷35《经籍四·集志》：
总集者，以建安之后，辞赋转繁，众家之集，日滋以广。晋代挚虞，苦览者之劳倦，于是采擿孔翠，芟剪繁芜，自诗赋下，各为条贯，合而编之，谓为《流别》。是后文集总钞，作者继轨，属辞之士，以为覃奥，而取则焉。[⑦]
挚虞所作，据《隋书·经籍志》著录，有《文章流别集》41卷（梁60卷），《文章流别志》、《文章流别论》各2卷[⑧]。“集”选录各体文章，“志”著录篇目及作家简历，“论”评述各体文章的源流、优劣，三者别名，合为一书，体例详尽完备。这是现有著录的最早的收录各体文章的著作，可惜早已佚失，唯遗残篇，无法睹其全貌[⑨]。
在挚虞之前，实已有总集的编纂。现知最早的总集，是王逸（约107-144在世）的“《汉诗》百二十三篇”[⑩]。此外，见于《隋书·经籍志》著录，在挚虞之前或同时编纂的总集，尚有：杜预（222-284）《善文》，应璩（？-252）《书林》，傅玄（217-278）《七林》，荀勖（生卒年未详）《晋歌诗》、《晋燕乐歌辞》，陈寿（233-297）、《魏名臣奏事》，荀绰（生卒年未详）《古今五言诗美文》，陈勰（生卒年未详）《杂碑》、《碑文》等[11]。但这些总集大抵都是汇聚某一体文章为一编的，与《文章流别集》的总汇各体文章有别。也许正因为如此，《隋书·经籍志》才以《文章流别集》作为总集的发铏之作。从总体上说，总集兴起于曹魏（220-265）西晋（265-316）之际，这是大致可以断定的。
要而言之，总集的生成，盖由于东汉末年之后，别集繁兴，所谓“众家之集，日滋以广”，于是为了避免读者翻检之劳倦，便于作者属辞之取则，各种文集总钞便逐渐涌现[12]。由此可见，总集生成的最初动因，不是为了保存典籍，而是为了读者和作者的实用。易言之，便于读者翻检和作者取则，这是总集的原初功能。南朝梁萧统（501-531）《文选序》说：
余监抚馀闲，居多暇日，历观文囿，泛览辞林，未尝不心游目想，移晷忘倦。自姬汉以来，眇焉悠邈，时更七代，数逾千祀。辞（原文作“词”）人才子，则名溢于缥囊；飞文染翰，则卷盈乎缃帙。自非略其芜秽，集其精英，而（原文作“盖”）欲兼功，太半难矣！[13]
正因为作品繁多，难于兼功，所以萧统不得不“略其芜秽，集其精英”，编为总集，以为当世作者写作的范式。上引《隋书·经籍志》所说的“属辞之士，以为覃奥，而取则焉”，唐李善（约630-689）《上〈文选注〉表》所说的“后进英髦，咸资准的”[14]，表达的也是同样的意思。总集的这一原初功能，实本于类书。类书的功能，正如唐欧阳询（557-641）《艺文类聚序》所说的：“俾夫览者易为功，作者资其用，可以折衷今古，宪章坟典云尔。”[15]
至于后世，“文集日兴，散无统纪”，为免散佚，才有了收罗全备的总集。因此，《四库全书总目》卷186“总集类序”认为，综观历代作为“文章之衡鉴，著作之渊薮”的总集，大致可分为两种：一是“网罗放佚，使零章残什，并有所归”，即从收集保存古典文献出发，尽量求全求备，辑集零章散篇，汇录全文，编成全集性的总集，如《全唐诗》（清彭定求等）、《全唐文》（清董诰等）之类；二是“删汰繁芜，使莠稗咸除，菁华毕出”，即按照一定的标准和要求，择优精选，辑成选集、选本之类的总集，如《唐文粹》（宋姚铉）、《皇朝文鉴》（宋吕祖谦）、《国朝文类》（元苏天爵）之类[16]。
正因为总集的原初功能是便于读者翻检和作者取则，因此从挚虞《文章流别集》发端，“类聚区分”[17]，“分体编录”[18]，即区别不同文体加以选编著录，便成为总集的基本编纂体例。因为分体编录，以类相从，使用者就可以便捷地“按图索骥”，根据自身写作的需要，翻检和阅读前人的相关作品，作为写作的楷模[19]。因此早期总集基本的编纂体例便是“分体编录”，如挚虞的《文章流别集》、南朝梁萧统的《文选》等都是如此。由此而派生出一种别体，即辑录一代或历代同一体裁作品的总集，如南朝陈徐陵（507-583）的《玉台新咏》[20]。于是，总集编纂与文体分类，从一开始便相因相成：总集编纂成为文体分类的胚胎，文体分类成为总集编纂的根据。
那么，分体编录的总集又有哪些具体的基本体例呢？因为挚虞的《文章流别集》早已散佚，现存最早的诗文总集首推《文选》，而且在实际上《文选》也成为后世编纂诗文总集的主要蓝本，因此我们便从《文选》入手，归纳分体编录的总集的基本体例。
《文选》为南朝梁太子萧统组织编纂[21]，萧统死后谥号“昭明”，所以此书后世又习称《昭明文选》。全书30卷，共收录先秦至南朝梁的作家130家，作品700余篇。萧统《文选序》云：
式观元始，眇觌玄风。冬穴夏巢之时，茹毛饮血之世，世质民淳，斯文未作。逮乎伏犠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易》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之时义远矣哉！若夫椎轮为大辂之始，大辂宁有椎轮之质；增冰为积水所成，积水曾微增冰之凛。何哉？盖踵其事而增华，变其本而加厉。物既有之，文亦宜然，随时变改，难可详悉。
尝试论之曰：诗序云：“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至于今之作者，异乎古昔，古诗之体，今则全取赋名。荀、宋表之于前，贾、马继之于末。自兹以降，源流实繁。述邑居则有“凭虚”、“亡是”之作，戒畋游则有《长杨》、《羽猎》之制。若其纪一事，咏一物，风云草木之兴，鱼虫禽兽之流，推而广之，不可胜载矣！又楚人屈原，含忠履洁，君匪从流，臣进逆耳，深思远虑，遂放湘南。耿介之意既伤，壹郁之怀靡诉。临渊有怀沙之志，吟泽有憔悴之容。骚人之文，自兹而作。
诗者，盖志之所之也，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关雎》、《麟趾》，正始之道著；桑间、濮上，亡国之音表。故风雅之道，粲然可观。自炎汉中叶，厥途渐异。退傅有“在邹”之作，降将著“河梁”之篇，四言五言，区以别矣。又少则三字，多则九言，各体互兴，分镳并驱。颂者，所以游扬德业，褒赞成功。吉甫有“穆若”之谈，季子有“至矣”之叹。舒布为诗，既其（原文作“言”）如彼；总成为颂，又亦若此。次则箴兴于补阙，戒出于弼匡；论则析理精微，铭则序事清润；美终则诔发，图像则赞兴。又诏诰教令之流，表奏笺记之别（原文作“判”），书誓符檄之品，吊祭悲哀之作，答客指事之制，三言八字之文，篇辞引序，碑碣志状，众制锋起，源流间出。譬陶匏异品（原文作“器”），并为入耳之娱；黼黻不同，俱为悦目之玩。作者之致，盖云备矣！
……若夫姬公之籍，孔父之书，与日月俱悬，鬼神争奥，孝敬之准式，人伦之师友，岂可重以芟夷，加之剪截？老庄之作，管孟之流，盖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今之所撰，又亦略诸。若贤人之美辞，忠臣之抗直，谋夫之善（原文无“善”字）话，辩士之舌（原文无“舌”字）端，冰释泉涌，金相玉振。所谓坐狙丘，议稷下，仲连之却秦军，食其之下齐国，留侯之发八难，曲逆之吐六奇，盖乃事美一时，语流千载，概见坟籍，旁出子史。若斯之流，又亦繁博，虽传之简牍，而事异篇章，今之所集，亦所弗（原文作“不”）取。至于记事之史，系年之书，盖（原文无“盖”字）所以褒贬是非，纪别同异（原文为“异同”），方之篇翰，亦已不同。若其赞论之综缉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故与夫篇什，杂而集之。远自周室，迄乎（原文为“于”）圣代，都为三十卷，名之（原文为“曰”）《文选》云耳。
凡次文之体，各以汇聚。诗赋体既不一，又以类分。类分之中，略（原文为“各”）以时代相次。[22]
以萧统《文选序》为本，参照《文选》本文的情况，《文选》的编纂盖有如下5条基本体例：
第一，选文范围之例。“文”作为文籍的意思，有广狭二义：广义之“文”泛指所有的文字写作的文本，狭义之“文”特指文学写作的文本。而《文选》之“文”，盖取狭义，既不包括经籍、子籍，也不包括史籍中的言辞、记事之文，而仅取“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的篇章，包括诗篇、赋作和文章。
第二，分体归类之例。虽然历时地看，各种篇章“随时变改，难可详悉”，但是采用共时性的观点，各种篇章毕竟各自有体，相因相承。因此总集编纂，便可“次文之体，各以汇聚”，即区别各种文体，分类加以编排篇章。
第三，体类排序之例。虽然文体“众制锋起，源流间出”，但是编纂总集，次其先后加以排序，何体在先，何体在后，应该有一定的顺序。
第四，二级分类之例。《文选序》称：“诗赋体既不一，又以类分”，这里所说的“类”，则非体类之“类”，而是体类之下的二级分类。而二级分类的分类标准，可以不同于一级分类，自有其特点。
第五，篇章排序之例。所谓“类分之中，略以时代相次”，即在各体各类之下所收录的篇章，一般按作者时代先后加以排序，以便历时地观察此体此类篇章写作的演变轨迹。
二、历代《文选》类总集概说
为了详细考察分类编录的总集的基本体例，本文拟抽样分析历代编纂的以《文选》为蓝本的总集，即“《文选》类总集”。如前所述，“《文选》类总集”最基本的编纂体例，是甄选历代的或当代的诗篇、赋作和文章，分体编录。本文拟抽样分析的《文选》类总集，按编纂时代先后依次为：《文苑英华》、《唐文粹》、《宋文鉴》、《元文类》、《文章辨体》、《明文衡》、《文体明辨》、《明文在》。本节即对各书情况略加说明。
《文苑英华》系宋初朝廷组织编纂的大型总集，有《四库全书》抄录明万历刊本、中华书局影印南宋刊残本配明刊本等。该书编纂，以翰林学士承旨李昉（925-996）、宋白（936-1012）等20余人先后主持其事，始于太宗太平兴国七年（982）九月，成于雍熙三年十二月（公元已入987年）[23]。全书1000卷，共收录魏晋至晚唐五代的作家2000余人，诗、赋、文等作品近20000篇[24]。明胡维新（嘉靖三十八年进士）《重刻文苑英华序》云：
坟经义邈，词华郁蔓，延刘汉而接萧梁，昭明之《选》备矣。《苑》之集，始于梁，而部系类分，悉宗《选》例，非嗣文以承统乎？[25]
《四库全书总目》卷186《文苑英华》提要云：
梁昭明太子撰《文选》三十卷，迄于梁初。此书所录，则起于梁末，盖即以上续《文选》。其分类编辑，体例亦略相同，而门目更为繁碎，则后来文体日增，非旧目所能括也。[26]
可见该书实承《文选》而作，编纂体例以《文选》为圭臬。
《唐文粹》是现存最早的断代诗文总集，有《四部丛刊》影印《重校正唐文粹》本等。该书系姚铉（968-1020）在《文苑英华》的基础上，精选唐代诗、赋、文作品，历经10年，于真宗大中祥符四年（1011）编纂而成。初名《文粹》，重刻时题《唐文粹》，后人因之。全书100卷，收录古体诗961首，赋、文1104篇，不取近体诗、骈文和律赋。姚铉《唐文粹序》云：
今世传唐代之类集者，诗则有《唐诗类选》、《英灵》、《间气》、《极玄》、《又玄》等集，赋则有《甲赋》、《赋选》、《桂香》等集，率多声律，鲜及古道，盖资新进后生干名求试者之急用尔。岂唐贤之文，迹两汉，肩三代，而反无类次，以嗣于《文选》乎？铉不揆昧懵，遍阅群集，耽玩研究，掇菁撷华，十年于兹，始就厥志。得古赋、乐章、歌诗、赞颂、碑铭、文论、箴议、表奏、传录、书序，凡为一百卷，命之曰《文粹》。以类相从，各分首第门目，止以古雅为命，不以雕篆为工。故侈言蔓辞，率皆不取。[27]
由此可见，该书亦矢志上承《文选》，“以类相从”，分体编纂唐代诗、赋、文作品。此书在宋代的影响比《文苑英华》广，周必大（1126-1204）谈到《文苑英华》“印本绝少”，因其“卷帙浩繁，人力难及，其不行于世则宜”，而《唐文粹》“由简故精，所以盛行”[28]。
《宋文鉴》为南宋秘书郎吕祖谦（1137-1181）编纂，有《四部丛刊初编》影印本《皇朝文鉴》等。该书以江钿（约1095-1175后）《文海》为本[29]，重加芟补，始于孝宗淳熙四年丁酉（1177）十一月，成于次年（1178）十月，淳熙六年（1179）正月赐名曰《皇朝文鉴》[30]，后人通称《宋文鉴》。全书150卷，收录宋南渡以前作家200余人，诗、赋作品1100余篇，文1400余篇。该书分体编录，编纂体例亦多本《文选》，吕祖谦《奉圣旨铨次札子》云：
寻将秘书省集库所藏本朝诸家文集，及于士大夫家宛转假借，旁采传记它书，虽不知名氏，择其文可录者，用《文选》《古诗十九首》例，并行编纂。[31]
可为一证。周必大（1126-1204）《皇朝文鉴序》评其各体文的选录标准时说：
古赋诗骚，则欲主文而谲谏；典策诏诰，则欲温厚而有体。奏疏表章，取其谅直而忠爱者；箴铭赞颂，取其精悫而详明者。以至碑记论序、书启杂著，大率事辞称者为先，事胜辞则次之；文质备者为先，质胜文则次之。复谓律赋经义，国家取士之源，亦加采掇，略存一代之制，定为一百五十卷。[32]
因此历代对此书都颇为推崇。
南宋魏齐贤（生卒年未详）、叶棻（生卒年未详）编纂《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110卷，有《四库全书》本等。该书选录范围从北宋扩展到南宋中期陆游（1125-1210）、杨万里（1127-1206）、辛弃疾（1140-1207）、陈亮（1143-1194）、叶适（1150-1223）等人的诗文，可视为《宋文鉴》的续编。但是该书所收作品以四六文为主，表、启、书、疏等应用文体占绝大多数篇幅，诗、赋只收1卷，因此本文不予分析。清庄仲方（1780-1857）编纂《南宋文苑》70卷，有清光绪十四年（1888）江苏书局刊本。该书上继《宋文鉴》，收录南宋诗文作家300余家，作品1700余篇，分文体为55类，除了缴指挥、进故事、经筵进义、祈谢文、史断等几类罕见的文体以外，其余文体及其排序均与《宋文鉴》大略相近[33]。因此，本文亦不将该书取作分析文本。
《元文类》原名《国朝文类》，有《四部丛刊初编》影印明嘉靖十六年（1537）晋藩刻本等。该书为元翰林待制苏天爵（1294-1352）编纂，历时20年始成，刊于惠帝元统二年（1334）。全书70卷，收录元初至中叶作家162人，诗文作品800余篇。陈旅（生卒年未详）《国朝文类序》云：
翰林待制赵郡苏天爵伯修，慨然有志于此。以为秦汉魏晋之文则收于《文选》，唐宋之文则载于《文粹》、《文鉴》，国家文章之盛，不采而汇之，将遂散轶沉泯，赫然休光弗耀于将来，非当务之大缺者欤？乃搜摭国初至今名人所作，若歌诗、赋颂、铭赞、序记、奏议、杂著、书说、议论、铭志、碑传，皆类而聚之。积二十年，凡得若干首，为七十卷，名曰《国朝文类》，百数年文物之英尽在是矣。[34]
则其上承《文选》、《唐文粹》、《宋文鉴》，将元代之文“类而聚之”的编纂意图，昭然若揭。在《元文类》之前，收录元人诗文作品的总集有周南瑞（生卒年未详）《天下同文集》50卷，刘将孙（1257-？）序于大德八年（1304），有《四库全书》本。该书亦承《文选》一脉而作，分文体为28类，大抵未出《元文类》的范围[35]，故本文不选为分析对象。
《明文衡》为明翰林院侍讲学士程敏政（1445-1499）编纂，有《四部丛刊》影印明嘉靖间卢焕刻本《皇明文衡》等。全书98卷，补缺2卷，收录明洪武（1368-1398）至弘治（1488-1505）年间诗文作品1121篇，体例略本《文选》，按文体编录。此外，明人编选的当代诗文作品总集，尚有汪宗元（1530-1570）《皇明文选》（嘉靖三十三年[1554]序刻本），张时彻（1500-1577）《皇明文苑》（嘉靖四十三年[1564]刻本）、《皇明文范》（万历间刻本），张士瀹（生卒年未详）《国朝文纂》（隆庆六年[1572]吴梦铜活字印本），何乔远（万历十三年进士）《皇明文徵》（崇祯四年[1631]自刻本），陈仁锡（？-1634）《明文奇赏》（天启三年刻本）等。这些总集，有的专收赋作与文章，不收诗篇[36]，有的分体编录体例与《明文衡》相类似[37]，因此本文均不取作分析对象。
《文章辨体》为明左副都御史吴讷（1372-1457）编纂，刊刻于英宗天顺八年（1464）。全书50卷，外集5卷，收录先秦至明初诗文作品，分体编录。吴讷《文章辨体凡例》云：
文辞以体制为先。古文类集今行世者，惟梁《昭明文选》六十卷、姚铉《唐文粹》一百卷、东莱《宋文鉴》一百五十卷、西山前后《文章正宗》四十卷、苏伯修《元文类》七十卷为备。然《文粹》、《文鉴》、《文类》，惟载一代之作；《文选》编次无序……独《文章正宗》义例精密……然每类之中，众体并出，欲识体例，卒难寻考。故今所编，始于古歌谣辞，终于祭文，每类（按，“类”疑为“体”之误）自为一类，各以时世为先后，共为五十卷。[38]
然则其书遵循“每体自为一类，各以时世为先后”的编纂体例，亦为《文选》之流裔。
《文体明辨》为明左给事中徐师曾（1517-1580）编纂，系在吴讷《文章辨体》的基础上加以增益，始嘉靖三十三年（1554）春，迄隆庆四年（1570）秋，历十七年而后成书[39]。徐师曾《文体明辨序》云：
《辨体》为类五十，今《明辨》百有一；《辨体·外集》为类五，今《明辨》附录二十有六；进律赋、律诗于正编，赋以类从，诗以近正也。[40]
全书共84卷，收录上古至明初诗文作品，条分缕析，不厌其详。明清之际贺复征（1600-1646后）编纂《文章辨体汇选》780卷[41]，以《文章辨体》与《文体明辨》二书为蓝本，“别类分门，搜罗广博”，分文体至122类。但一者因为该书不收诗赋，二者“其书秘存抄本，传播甚稀”[42]，对总集分类影响甚微，故本文不单独罗列，间或用以与其他总集相对照。
《明文在》100卷，清薛熙（康熙间人）编，有康熙三十二年（1693）古渌水园刻本。该书仿《文选》体例，分体选录明人诗文作品2000余篇，各体之中，所选文章又以类相从。
此外，清乾隆间张廷玉（1672-175）等奉旨编纂《皇清文颖》124卷，有《四库全书》本。该书虽意在继武《唐文粹》、《宋文鉴》、《元文类》，但是该书在编纂体例上另起炉灶，将文集与诗集分列，先文集，后诗集，而且“诸体未能悉备，与《文粹》诸编，体裁小异”[43]，因此本书不作论列。至于清代姚鼐（1731-1815）《古文辞类纂》74卷、曾国藩（1811-1872）《经史百家杂钞》26卷、吴曾祺《涵芬楼古今文钞》100册等总集，虽然也兼收诗文，分体编纂，但在编纂方法上与《文选》分道扬镳，采取的是合并同类、以简驭繁的方法，故本文均不作详细论列。
综考上述诸总集，虽然都是按文体分类编纂的，但所区分的文体，各书不尽相同。《文选》分文体为39类[44]，《文苑英华》分为39类[45]，《唐文粹》分为26类[46]，《宋文鉴》分为60类，《元文类》分为43类，《文章辨体》分为59类[47]，《明文衡》分为41类，《文体明辨》分为127类[48]，《明文在》分为46类。各书文体分类对照情况，详见本文后附录《历代〈文选〉类总集文体分类对照表》。
三、历代《文选》类总集的选文范围
从总体上看，《文选》类总集的选文范围，大致不出《文选》所厘定的狭义之“文”的界限，但是略微有所增损。
《文选》之“文”与挚虞《文章流别集》所谓“文章”，应有密切关系。挚虞《文章流别集》所谓“文章”，究竟包括哪些文体，因为原书已佚，无法详考。但从现存《文章流别论》的逸文中，我们可以看出，该书所收录的“文章”，至少包括诗、赋、颂、七、箴、铭、诔、哀辞、解嘲、应宾、连旨、应间、碑等13种文体[49]。早于挚虞，曹丕（187-226）约作于东汉建安二十二年（217）的《典论·论文》称：“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其所论之“文”（即“文章”），包括奏议、书论、铭诔、诗赋等4类8种文体：
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50]
与挚虞大致同时，陆机（261-303）约撰于西晋永宁元年（301）的《文赋》云[51]：
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奏平彻以闲雅，说炜晔而谲诳。[52]
他论及的“文”，包括诗、赋、碑、诔、铭、箴、颂、论、奏、说等10种文体。总起来看，上述诸人所论及的文体，大都是抒情性、说理性、实用性的各种文体，叙事性文体仅陆机所列“碑”一种。这大致可以反映出汉末至魏晋近100年中人们对“文”或“文章”的构成的基本看法，这一基本看法无疑成为当时人们编纂总集的基本依据。
综考萧统《文选序》及《文选》本文，《文选》所厘定的选文范围，大致有如下几个特点：第一，明确地将经籍、子籍以及史籍中的言辞、记事之文，排斥在“文”之外[53]；第二，兼收诗、文，所谓“文”或“文章”，不仅包括散体之文和韵体之文，也包括韵体之诗；第三，史籍中的赞论和序述，则因为其“综缉辞采”，“错比文华”，“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54]，因此专列“史论”与“史述赞”二类，加以收录，实际上已兼采史籍；第四，在与诗相对的文类中，除了抒情性、说理性文体以外，细为区分并大量收录诏、册、令、教、策、表、上书、启、弹事、笺、奏记、移书、檄等朝廷实用性文体，而叙事性文体仅列“碑文”、“墓志”、“行状”三类[55]。阮元（1764-1849）《书梁昭明太子文选序后》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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