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白的”心理学与“对话的”心理学

　　可以看出，“独白”的心理学实质上是错误地理解了主客体的关系，遵循的是主客体的二分法，没有将二者真正地融合起来，要么是主体理性的自言自语，要么就是完全受制于客体。心理学研究要做到主客体的融合，就必须改变研究方式，从“独白”走向“对话”
　　　　二、“对话”的心理学
　　在“对话”的心理学研究中，“我—你”关系既不是“人—物”的关系，也不是“人—人”的单向度关系，而应当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一种平等和相互开放的关系，即伽达默尔的“效果意识”[3]。所谓效果意识，是指在主客体的交互关系中产生了新的意义，这种意义既不完全属于主体，也不完全属于客体，而是双方共同作用的结果。在这种关系中，主体与客体都没有“独立意识”，也没有“依赖意识”，二者是一种对话的关系，主体不排除自身的历史性，客体也不排除自身的历史性，两者的历史性在对话中得到新的诠释，而这种新的诠释恰恰是我们应该研究的对象或目的，即效果现实性。在对人的研究中并不存在着主客体，只有二者的相互作用，即相互理解，强调在“参与”或交互作用中去获得真理或意义。伽达默尔在哲学上进行了一次变革，既批判了西方近代哲学以来过度膨胀的主体性，也批判了历史客观主义，重新界定了主客体关系，这为反思心理学的研究提供了哲学上的依据。“对话”的心理学首先要排除理性的“独白”，避免“人—物”关系的自然科学模式，不再把人当作理解人性的工具，而是把人当作目的。主体有自身的历史性和前见，客体也有自身的历史性和前见，在心理学研究中，心理学家不是绝对的主体，被试也不是绝对的客体，被试不是符号，他具有现实的关系、背景，有真实的动机、兴趣、情感等等。在研究中，主试与被试的关系是一种平等和彼此开放的关系，主试不是试图去将被试的个别特征抽象为普遍的法则，而是理解被试的行为，在具体的历史关系中理解被试，不夸大主体的地位。研究者主动地参与所要认识的对象，既不过分突出主体性，但也不能使主体性丧失。当主体试图去理解对象时，一方面，主体自身带着“有色眼镜”，另一方面，对象也同样生活在历史性之中，当进入研究时，二者便开始了一种平等对话和彼此理解的过程。事实上，在心理学理论的产生过程中，这种现象一直伴随着心理学家。心理学的研究在本质上就是“我—你”的交互作用过程。如美国的心理学家，他们是在美国的本土文化中成长起来的，他们自身就是文化的产物，因此他们的理论明显带有美国文化的印痕。但同时，他们又是美国文化的解读者，正是这两层关系造就了美国心理学。中国的心理学也是如此，当外来理论进入本土文化以后，不管意识到没有，本土化就已经开始了，而不是如现在有的学者认为的那样：本土化必须是有意识的，有目的的。在本质上，心理学就是本土心理学，因为主体与对象之间永远都是一种相互理解的过程。个体的心理生活是个体对世界的主观把握和体验，它始终处于一种“视域融合”的状态。所谓视域融合，是指个体的心理生活既不完全是过去的经验形成，也不完全是当下的生活体验与理解，而是一种现在与过去的交融。换句话说，心理生活不是一种静止的实体，而是个体生活经验的融合，个体心理生活的现实性体现在经验的交互融合之中。有的学者提出必须建立中国人自己的心理学，实现彻底的本土化，其实他们没有意识到，本土化的进程从一开始就一直伴随着他们的研究。我们理解中的外来理论已经超出了它们的原初意义，我们在接受它们的时候，已经自觉地把它们纳入到我们的认识范畴之中了。就如同翻译语言，当一种语言被翻译成另一种语言时，它的意思就已经发生变化了，既不是前一种语言的完全再现，也不是后一种语言的自言自语，而是两种语言的融合。因此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心理学的本土化从西方理论进入中国就已经开始了，而不是明确提出中国心理学本土化的20世纪80年代。
　　“对话”的心理学应当抛弃对心理行为的形式化解释，避免用抽象的原则来替代现实的关系。“对话”的任务是理解，不是解释或说明，“独白”则是试图去说明对象，用主体的语言来规范对象。在研究个体心理生活的时候，“对话”尤为重要。人的经验有两种，一种是生活的经验；一种是科学的经验。生活的经验是个体的主观感受，是不可重复的，具有一次性和历史性。科学的经验则是可以重复的，在适当的条件下可以重现。对人来说，更根本的是生活经验，虽然这不是科学本身，但却是科学的前提。人们最先接触的是生活世界，生活世界的意义是一切科学认识的基础与前提。随着科学认识的发展，科学世界与生活世界成了两个相对独立的领域。科学的实践与运用促使科学认识获得不同于生活世界的意义的地位，从而使科学世界的意义支配和指导着生活世界的一切。心理生活是个体对世界的一种主观把握和体验[4]，因此，对待人的心理生活，应该理解心理生活是怎样形成，从而理解它的当下状态，而不应该试图为个体心理生活建立原则性的规定。不同个体的心理生活是有差异的，如果一定要认为个体心理生活有共同点，那么这种共同性就是不同个体面对的相同情境。在这个意义上，个体心理生活是具有共通性的，但仅此而已。也就是说，心理生活的本体意义体现在个体与文化以及个体之间、个体与群体之间的交互作用中，它并不抽象地存在于“某地”或“某时”。在本土心理学的研究中，的确存在这样的问题，例如，研究“古人心理”、“集体主义”、“民族性”等课题，这些课题本身并不具体。抽象化的研究目的是为这些命题寻找一种共性，而不是去理解具体的人群与个体对这些命题的注解。社会—历史的经验是不能以自然科学的归纳程序而提升为科学的，而应该在现象的一次性与历史性的具体关系中去理解现象本身。自然科学的普遍性原则只适用于宏观层次，而人是具有意志自由的存在，具有不可预测性，因而不具有被控制性。研究心理生活的目的不是寻求普遍原则，而是强调“理解”，不是急于建立理论体系，而是解决具体的现实问题。要面对具体情境中的具体人群，理解与阐释他们的心理生活，不应该为心理生活寻求普遍性。在心理生活领域，只能“理解”，而不能预测与控制。人是历史性或时间性的存在，海德格尔将这种存在称为“此在”，即人在世界上或社会中存在的这一事实本身，它具有时间流动性。每一个体都在时间的流动性中存在，换句话，每个人都有历史性，而且具有不可重复性。因此，在理解个体时，必须将个体置于具体的情景之中，充分考虑他们的现实性。本土心理学在研究心理生活时，必须确定心理生活是一种连续性，不能还原为单个的片断。
　　“对话”的心理学还强调研究的整体性。“独白”的心理学是将人类活动孤立地置于某处，用“标本式”的方式加以研究，目的在于从每一个单独的事件中寻找到他们彼此的联系。这样直接导致了心理学研究陷入到了方法与程序的泥潭，也使心理学的学科统一性受到了严重的危害。“对话”的心理学主张采用整体性原则，将个体的活动与行为置于社会、历史、文化之中。因为，一方面，个体是社会、文化和历史的塑造者，另一方面，个体也是社会、文化和历史的产物。要理解个体的心理行为及心理生活，就必须了解整个文化与时代的特征，反过来，要理解文化与时代，也必须了解个体。20世纪50年代以前，心理学史主要是按编年史的体裁撰写，主要涉及政治、外交和军事等方面的情况，主要讲述大人物和大事件，更多地考虑了宏观面，是“自上而下的历史”，俗称“旧史”。20世纪50年代以后，这种状况发生了变化，“新史”出现了，它是“自下而上的历史”，试图描述被旧史所忽视的无名群众的个人生活[5]。这种变化体现了一种趋势，即整体性的研究趋势，在整体中，局部是理解整体的条件，同时整体又是更好地理解局部的必不可少的条件。人类的实践活动是一个整体性的活动，心理学应该在现实的总体性联系中探讨心理现象与心理生活，突出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相互影响。
　　20世纪后期，后现代主义思潮冲击着人们的传统观念，进入90年代，在西方渐渐兴起一种新的心理学思潮，即后现代主义的心理学。后现代主义心理学以反对实证主义心理学为目标，主张在心理学的研究中抛弃传统的二元主义认识论，摆脱实证主义那种“标本式”的研究，强调采用辩证的方法，突出人的社会性和现实性。可以看出，在心理学研究中强调“对话”的倾向越来越明显，“对话”是心理学发展的方向，也是心理学重新树立在社会文化和心理生活中的权威和地位的必经之路。
【参考文献】
　　[1]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
　　[2]　周宁.本土心理学与心理学的本土化问题[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4).
　　[3]　洪汉鼎.理解的真理[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
　　[4]　葛鲁嘉.心理文化论要[M].大连：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
　　[5]　托马斯·H·黎黑.心理学史[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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