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承人——大学生与文化

由于对学校面前不平等的认识总是局部的和不完全的，所以它有时候导致了大学生们提出一些弥漫的要求，而后者只是决疑论的要求。在考试的时候，教师们根据决疑论，把寄宿学校教师、战争孤儿或者还有脊髓灰质炎患者三方面的处境同时引进到他们的评价之中。在这里，对制度的损害为制度的原则服务，悲惨主义正适合家长作风。由于在初学过程中（即在人们还可以是点什么的时候）并不知道社会方面的障碍，所以人们并不反感在考试的时候（但仅以“个案”的形式）发现他们，因为人要求自己的没有其他东西，只有宽厚。所以，无论是学生还是教师，首要的欲望就是把社会方面的障碍作为托词或辨白的理由，即作为放弃对教育系统提出正式要求的充分理由来援引。民众主义的幻想可以导致要求把处于最不利地位的阶级带来的各种平行文化升华为学校传播的文化。这是同一种权利放弃的另一形式，它更为危险，因为它有符合逻辑的外表为武器，为自己戴有社会学相对主义的面纱。但是，认识到学校文化是一种阶级文化还不够，通过一切努力使它保持原状和把它看作历来如此没有什么两样。 勿庸置疑，诸如说话技巧、写字技巧等学校要求的能力和这些能力的多样性，决定着并将永远决定学者文化。但是，只有当文学教师把语言和修辞的精湛技巧看成一种美好的能力，即可以通过锻炼得到的能力，并且竭力为每个人提供得到这一能力的条件的时候，他才有权期望这一能力的形成。这不无道理。在他看来，这一能力和他传授的文化的内容本身联系在一起。 根据目前的社会情况和教学传统，学校所要求的思维技术和习惯的传递首先在家庭环境中进行。因此，所有真正的民主化都要求：在处于最不利地位的人能掌握这些技术和能力的地方--学校--传递它们；扩大可以循序渐进地、合理地、利用技术学到的东西的范围，减少必须留给个人才能偶然性的，即实际上留给社会特权的东西；以系统学艺的形式实现能力神授论所推崇的全部不可破坏的天才。今天，出身于出在最不利地位的阶级的大学生对教学的兴趣，只是通过一些半自觉、不自觉或羞惭的行为才表现出来，那就是要求教师“道破天机”。他们不要求教师导演一场典范的无法效仿的壮举，这能使人（在忘记它的同时）忘记优雅只是艰苦劳动的收获或社会遗产；也不要求教师在教学中一年到头总是传授那些一成不变的秘方。后者有狭隘的功利主义目的（如著名的作文秘方）或者必须可笑地同时加以权威性说明才有效，它因此而贬值。此种恶意把技术的传递变成了祈祷职业方面的能力神授论取得成功的仪式。很容易举出其他例证，如既吓人又迷人的参考书目，阅读、写作和研究方面无足重轻的规劝，或者还有只能面对表面和假设相同的学生，从而有可能集中教学中所有借口的大课。但是，合理的教学方法是要发明的，决不能与现在人们所认识的那些方法相混淆。后者只有心理学基础，实际上在为一个不知道也不愿意知道社会方面差异的系统服务。这种教学方法表面上增加了教学（形式上的）合理性，可以使真正的不平等以比过去更充分的理由产生了比过去更大的影响。因此，如果把这种方法称为科学的教学法，那就与我们的思想南辕北辙了。一种真具合理性的教学法，应该以对教育的不同形式（大课、小课、研讨会、小组工作）的相对成本和教师各种教学活动（从最简单的技术性建议直到实际知道学生的论文）的分析为基础。它应该考虑教学的内容或培训的职业目的以及各种类型的教学关系，不应该功绩与学生社会出身有关的不同教学关系的不同效益。总之，这种教学方法，必须以对受社会因素制约的文化方面的不平等的认识和减少这一不平等的决心为前提。 比如，一些教师丝毫不注意增加这种既无魅力又不吸引人的艰苦劳动，一些学生可能把这看作他们已经收到的控制的加强。在教师所有的职能中，上面那些教师和学生最常忘记的，就是把不断地组织练习作为尽全尽快地掌握脑力劳动的物质和精神技术的活动。教师和学生成为心照不宣的同谋，他们经常一起极力贬低人们有权要求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完成的任务。如果教师想在学生中树立他想得到的形象，被看作思想的导师而不是教书匠或书呆子，被看作高质量受教育者的高质量教师，那他就必须付出代价，承认学生的自由，在 一年里假装把大学生看作是自由的，或更好是自主的劳动者，即能够对自己施加约束，组织自己的工作，循序渐进和持之以恒的人。要求闪客必须出勤和按时交作业，就会同时破坏教师和学生对对方的看法和想赋予对方的形象。 大学生们不能不感到各种学习的限制（如有规律的工作或训练中的纪律），所以他们使两种愿望交替出现，一个是约束更严，一个是“重新调整”大学生生活。他们赋予后者的理想的和具有吸引力的形象是，排除了各种控制和纪律的、自由而又典雅的工作。另外，那些在一年中都大力推崇成绩和技巧的教师，以与他们在教学中提倡的完全不同的标准评价学生作业的情况并非罕见。这证明他们不会用同一个标准来衡量自己的和大学生的工作。更为普遍的情况是，由于缺乏对原则的有条理的解释，也不注意考试学的研究，教师的评价就以个人的标准为根据，因人而异，而且像“伊斯兰教判案”那样，直接与每一个具体情况相关。人们懂得，大学生们共同处于一种辨别占卜和理解神意的境地，犯错误的机会很多。人们看到，要想使考试合理化并由此使人们对考试的态度合理化，并不需要专门考虑考生在社会方面的障碍。考试使不合理性所特有的庇护所。事实上，有文化教养的阶级出身的大学生，在适应一个要求混乱且不明确的制度方面受到了最好的（或者说最不坏的）准备，因为他们暗中持有满足这些要求的手段。比如，由于学校文化和有教养阶级的文化之间有一种亲缘关系，出身于这一阶级的大学生在口试这种个人的接触中，就可以表现出这些无法测量的优点。后者不需教师察觉，便能影响他们的评价。对社会出身的自觉的或明确的察觉越是产生令人气愤的后果，阶级的“小感觉”就越有潜伏的可能。 因此，无论使解释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之间的相互约束，还是组织更成功的学业以使出身于最不利于地位阶级的大学生克服他们的不利，真正合理性方面的每个进步都是公道方面的进步：下层阶级出身的大学生首先受到传统的和能力神授论残余的危害，比别人更期望从教学中要求一切和得到一切，他们可能从赋予所有人构成文化特权现实的一整套社会“馈赠”的努力中首先得到益处。 如果人们同意，真正民主的教育，是以使尽可能多的人，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尽可能全面和完整的，掌握尽可能多的形成某一特定时刻学校文化的能力为无条件目的的教育，人们就会发现，这一教育既反对以培养和选择出身优越的精英为方向的传统教育，也反对面向按一定规格批量生产专家的技术统治论的教育。但是，以教育的真正民主化为目的还不够。如果缺乏合理的教学方法，不能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从幼儿学校到大学，逐步的并始终如一的克服文化不平等的社会因素的影响，给每个人以同样的受教育机会的政治愿望即使具备了各种制度的和经济的条件，也只能以实现真正的不民主而告终。换言之，一种真正具有合理性的教学方法，即以文化不平等社会学为基础的方法，则可有助于减少在教育和文化面前的不平等。不过，只有具备了以真正民主的方式招收教师和学生的全部条件，首先建立起一种合理的教学方法，这种教学方法才能真正付诸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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