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体性流变与审美现局——转型文化语境下的中国当代散文详细内容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07-01-07
【内容提要】本文首先提出共时态的散文本体系统观，即文化的本位性、思维的超越性和文体的高弹性，并对转型期文化力量的干预如何引发本体结构变易作出简要分析；继而从主体文类学视角，审理了六大散文群落为基本格局的90年代散文生态，并对其本体性表现予以考量；然后对新世纪初的散文格局作以考察，分析了精英书写如何取“进步的回退”姿态，“新流言体”如何成为相对完熟的消费文化散文版，网络散文的崛起，以及刘亮程等散文如何预示了散文本体性在高位格上的复苏。
【关 键 词】文化转型语境/散文的本体性/文化本位性/本体结构变易/话语构型
【 正 文】
文学一向被看作时代转变的风向标、社会文化精神之屏显，那么，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曾彰显出文化潮峰性质、曾如广场狂欢般占据文学的半壁江山、其审美热度迄今尚“在路上”的当代散文，在全面文化转型语境的干预下其本体性有过怎样的变易?散文的审美现局与走势又如何?对文化转型语境与散文本体性流变的同构对应关系加以追问，借此廓清多元多维的散文文化格局与话语构型，并对其精神内涵与审美功能作出价值估量，想来于宏观把握散文的创作态势和散文美学建设不无裨益，于电视文学发展亦可提供一个参照系。
在探讨文化语境与本体性流变的对应关系之前，拟先从有限的理论资源中提炼、创构出共时态的散文本体性界说，以此为据，再转向散文的历时性考察，从而有效检视90年代以来散文的动态轨迹和本体性演变。
笔者以为，散文的本体性从逻辑结构上可分三个层面：文化的本位性、思维的超越性、文体的高弹性。其中，文化的本位性可视为文本地基；思维的超越性如同文本支柱，常态下位居支配地位；文本组织的审美标示——文体的高弹性，则为一篇作品能否步入散文的审美之境发放入场券，三性的空间关系显示着散文本体性的共时结构。系统分析还表明，散文的本体性又是一个既相对稳定又不断变动的结构系统，其中有的要素享有支配权、决定着文本风范，有的则处于从属地位。当文化情境激烈动荡时，当承载了历史文化精神的创作心理结构改变时，散文的本体结构相应就会作出调整，诸要素就会发生易位，文本性质也因此“变脸”，这正是文随代变的内在机理之一。这种易位还呼应着文本范型。如审美要素比较显赫的文本常称“美文”；思维要素占上风的多为“哲理散文”(亦有人称“思维散文”)；作历史文化漫步的则是“文化散文”。
文化本位性，使散文更热情地向社会文化敞开，更醒目地反映文化脉动。加之散文具有再现与表现的双重功能，在随心所欲描述文化现实之时又能合理合法地戳戳点点，优秀点评可以较少拘束地越过符码识见，正可谓一种易于解惑解渴的方便文体。而形象架构上的散跳性，能指层面上的虚虚实实以及叙述笔吻的亲和力，则使它的文化表达更自如、更易被读者接纳。(注：于君：《散文讲稿》，群言出版社2003年版，第53-58页。)因此，当中国社会迅速闯入令人眩晕的文化转型期，散文“短平快”的文体个性便与大动荡的文化环境一拍即合，于是被历史导演推上文学舞台领衔主演并在一夜之间走红。
一、文化转型语境下散文本体性的历时显现
回首向来萧瑟处，文化转型的动荡景观清晰可辨：20世纪80年代担纲主旋律角色的精英文化，刚迈过90年代门坎，便被“商品话语和大众媒体的狂欢”包围。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被赶进同一时空，价值、观念的形形色色错位被迅速引爆。在文学场域，与“上帝已死”、“文学已死”的声声相伴，散文的文化先知意识开始瓦解，其文化形态、文本范型和话语风格迅速朝多元方向扩散。在这其间，承载中心意识形态的政治性书写从散文中悄然退场流向他域；以风土人情为题材对象、以温馨怀旧为审美情调的民间通俗文化书写，也因渐渐失去话语对象而退居边缘。至90年代末，散文的裂变与繁殖逐渐尘埃落定，其文化部署大抵显现为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平分天下的局面，形成了以“新生代散文”、“知青代散文”、“老生代散文”、“学者散文”、“小男小女散文”和稍步其后的“后新生代散文”为基本格局的众声喧哗散文生态，“创造出一个没有论资排辈或社会等级制度的喜庆世界。”(注：约翰·多克：《后现代主义与大众文化》，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27页。)
20世纪90年代文化语境的能量释放是如何使散文的本体性变易，派生出诸多文本范型的?散文又是以怎样的美学策略予以回应的?纵观上述六大散文群落的分化与集结，从中可理出概括性的初步答案。
其一，文化转型期的社会文本要求同时代的文学文本与之适应，而与历史文化关系最密切的散文，自然会首当其冲作出应答。于是，文化要素便在散文中超强突显，迅速攀升到支配性地位，思维和审美要素则退居从属位置。转型期文化的多极多元倾向，又使散文的文化出演相应有了生、旦、净、丑等行当之分。譬如，文化批判是90年代中期“知青代散文”高扬价值情怀的一面旗帜；文化反思是通约在“老生代散文”和“学者散文”中的一项文本标识；对消费文化其乐融融的认同感、与破坏性后现代文化的相见恨晚，则酿就了琳琅满目的“小男小女”快餐散文。总之，既是文化载体、又被文化管束的各类散文文本，应文化语境而动，均程度不等、面目不一地朝着文化本位性倾斜，为此甚至不惜付出文化超载、思维受限、审美越界的代价。回首90年代中期的各路散文可明显感到，文化信息量普遍大于并优于思维和审美的含金量。在文化转型的急剧动荡期，文化，成了散文实存状况的一个关键词，一个几乎阻碍了思维超越、使审美失控的超负荷的关键词。
其二，与文化语境的转化同步，散文也在自觉调整自身的美学策略。如精英文化书写在正视严酷的读书市场之时，从内涵上更关注人们的现实处境，其中的激进文本，向物欲横流的文化现实亮出决绝的批判性道德姿态。一些“学者散文”有意识地寓终极关怀于现实关切，面对普遍的价值困惑、观念迷误发出现代性的醒世之音。活跃于杂志副刊的消费文化书写，则紧盯市场脸色，在时尚流行中追风逐浪。在话语范式上各类散文书写也普遍地与时俱进，较之于七、八十年代乃至“五四”现代散文，90年代的话语构型表征出这样一些美学转变：文体架构的自由度大幅提升，叙述节奏普遍提速，有意打通与随笔、散文诗的文体隔断，修辞更随意地压迫语法等等。
下面将思路转移到六大散文群落的历时性考量上来。鉴于学界对“老生代”、“知青代”和“学者”散文已有所关注，故本文拟拾遗补阙，将讨论的重心多放在“新生代”、“后新生代”、“新流言体”及“网络散文”上。由于分析从主体文类学角度展开，为保持与逻辑起点的统一，对两栖性文本不得不做类型秩序的切割，如韩少功的文本虽充盈着“学者散文”的睿智思辨，但据其标志性社会身份定位，仍将其划归“知青代”。“秋雨散文”在文化归属上本为上乘的大众文化版，但就其社会角色来说，得置于“学者散文”栏目。就此，也可一并领略德里达对保持类型法则纯净度的那种令人感慨的绝望了。
1.文化转型拂晨的文体报晓者：“新生代散文”
1991年出版的《上升——当代中国大陆新生代散文选》，宣告了“新生代”这一年轻散文群体的出场。他们以风格各异的创新亮相，叛逆了沿袭以久的散文准则、话语通则，将文体意识从长期的冬眠状态中晃醒，形成一种类似基因突变的文学行动。“新生代”的意义在于充当了审美变革的拓荒者，在散文领地迈出了虽不乏蹒跚、却具有界碑意义的一步。
历史境遇和文化出身使然，“新生代”在秉承80年代的启蒙与拯救主题之时，其叛逆性呐喊、歌唱与忧思，也表露出前现代、现代甚至后现代的文化杂糅气质，正像他们传达的“审父”意识，犹疑焦虑，如一个出走时不断回望宅门的逆子，对养育了他的传统有着骨血里难舍的依恋。如果说，曹明华、老愚、鲍尔吉·原野、冯秋子、止庵等人尝试以温和的现代主义为依托，以家园眺望、生存质疑建构话语，那么钟鸣、胡晓梦则以超前的美学姿态、越轨的话语体式，颇为先锋地演练了后现代风范。强烈的文体革新意识萦绕着当时的这群散文另类，如对史诗性的正本清源；悲喜剧复调组合的尝试和“非再现和非情境化的修辞想象”。(注：楼肇明等：《繁华遮蔽下的贫困》，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版，第196页。)又如从普泛视角转向有限视角的入思特征；由发散性思维外化而成的“片段体”；文体交叉的“混血儿”话语——或将散文的弹性结构与诗的审美遨游联姻，或与随笔结盟不失美感地大举议论。“新生代散文”在文本实验上收获了一批创新果实，鲍尔吉·原野的《骑兵流韵》、《我妈的娘家亲戚》、钟鸣的《动物随笔》、胡晓梦的《这种感觉你不会懂》等，均改写了散文读者的文本期待。尤其《骑兵流韵》这一杰作，将现代主义悲怆与后现代游戏气质的怀疑、将恢宏的史诗长卷与婉约的迷人细节、将悲喜剧等壕沟一抬脚就迈了过去。
纵观“新生代散文”群落，发现他们在倾心重构散文美学的同时，却也透支了本体构成中的审美要素。而知识储备的先天不足、思维层面自觉形而上高度的欠缺，也使不少“新生代”之作明显带有“校园散文”的胎记，且在整体水准上也显出参差驳杂。
2.文化转型尘嚣中的精神脊骨：“知青代”、“老生代”与“学者散文”
与90年代中期的商业化、世俗化狂澜构成鲜明的制衡力量，文化批判旗帜下也集合起张承志、张炜、韩少功、林贤治等抵御媚俗、重构理想的“知青代散文”群。“一切风格都是姿态，心智的姿态和灵魂的姿态。”(注：罗利：《论风格》，《英美近代散文选》，商务印书馆1986版，第70页。)于是我们读到了张承志的《荒芜英雄路》、《清洁的精神》等直面社会现实的崇高价值情怀和文化战士的阳刚气派。他们义正词严谴责着无良知的拜金主义、没心肝的犬儒主义，以启示录式的书写坚守人性尊严，张扬着值得以死相趋的理想追寻。然而，文化反应上的极度焦虑也使他们在审美传达上越位，使散文的本体结构失调。
“知青代”中有两种另类文本意味深长。一是阿城。阿城在他的知青战友们为真理保卫战而冲锋陷阵之时，却于文化现实的灯火阑珊处，沉静地体味着他的生命哲学。如写命途多舛的已故父亲(注：见《世界散文精典·东方卷》，北方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1496页。)就达到了极性感悟，写父亲在焚化厅角落的一铁箕中已是灰白的了，笑声不再，悬胆隆中的鼻子不再，只有熔化的眼镜滴落在额骨上，其笔力超凡得可惊可叹。阿城的散文似得了中国传统美学的真传，在出入世界之间游刃有余。他的边缘姿态在当时颇显逍遥，但对散文的本体性实践而言，其文本却耐得住时光打磨；二是贾平凹。他从大浪淘沙的时代退居二线，一纸山石月色，几页风俗人情，时而见出商州文化的朴重，时而又是隐逸文人的悟道参禅。贾平凹审美旨趣里不免让人嗅到了些许霉气与朽味，与主流“知青代散文”构成了一定的反差。
“老生代散文”无疑以成熟的文化身份稳步登场，金克木的通古今融中西、杨绛《干校六记》式的举重若轻，都表明了他们是沸嚣时代一道祛躁的文化定力，是历史急转弯处普遍价值茫昧之中的清醒者。当然，强项亦为重负，某些“老生代散文”的人生况味醇厚老到，然形而上的穿透力似嫌不够，话语平易洗炼但少了现代美感，其缺憾在于另一种面貌的文化超载。
相形之下，“学者散文”致力于以真理窃火者的身份播洒人文思想，把散文的文化天性、思维品性托举到激动人心的境层，并将知识与感悟化为审美之境，其中楼肇明、刘小枫、朱学勤、陆建德等皆以他们“左手的缪司”写下了优秀篇章，如楼肇明的《第十三位使徒》，思、史、诗彼此化合，高品质诠释了散文本体性的完美和谐。学者散文中最具市场缘的当数“秋雨散文”——它是社会文本与散文文本的天作之合。如前所述，余秋雨的文化身份具有两栖性，他将精英思想成功地予以稀释，搅成健康的大众文化版，然后以稳重的台风登临消费文化舞台。虽然“秋雨散文”沿袭了中规中矩、感情激荡的风格表演，但在文本内涵上，已颇识时务地不再张扬乌托邦理想，而是将学术思想科普化，历史阐释务实化，致力于文化的通俗搬运，契合了文化转型期普通人的价值焦虑与资讯欲求，填补了传统文化心理结构坍塌之后的一段真空。
喻大翔先生在《用生命拥抱文化——中华20世纪学者散文的文化精神》(注：喻大翔：《用生命拥抱文化——中华20世纪学者散文的文化精神》，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一书中对“学者散文”有过系统透辟的研究，在此恕不赘述。
【关 键 词】文化转型语境/散文的本体性/文化本位性/本体结构变易/话语构型
【 正 文】
文学一向被看作时代转变的风向标、社会文化精神之屏显，那么，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曾彰显出文化潮峰性质、曾如广场狂欢般占据文学的半壁江山、其审美热度迄今尚“在路上”的当代散文，在全面文化转型语境的干预下其本体性有过怎样的变易?散文的审美现局与走势又如何?对文化转型语境与散文本体性流变的同构对应关系加以追问，借此廓清多元多维的散文文化格局与话语构型，并对其精神内涵与审美功能作出价值估量，想来于宏观把握散文的创作态势和散文美学建设不无裨益，于电视文学发展亦可提供一个参照系。
在探讨文化语境与本体性流变的对应关系之前，拟先从有限的理论资源中提炼、创构出共时态的散文本体性界说，以此为据，再转向散文的历时性考察，从而有效检视90年代以来散文的动态轨迹和本体性演变。
笔者以为，散文的本体性从逻辑结构上可分三个层面：文化的本位性、思维的超越性、文体的高弹性。其中，文化的本位性可视为文本地基；思维的超越性如同文本支柱，常态下位居支配地位；文本组织的审美标示——文体的高弹性，则为一篇作品能否步入散文的审美之境发放入场券，三性的空间关系显示着散文本体性的共时结构。系统分析还表明，散文的本体性又是一个既相对稳定又不断变动的结构系统，其中有的要素享有支配权、决定着文本风范，有的则处于从属地位。当文化情境激烈动荡时，当承载了历史文化精神的创作心理结构改变时，散文的本体结构相应就会作出调整，诸要素就会发生易位，文本性质也因此“变脸”，这正是文随代变的内在机理之一。这种易位还呼应着文本范型。如审美要素比较显赫的文本常称“美文”；思维要素占上风的多为“哲理散文”(亦有人称“思维散文”)；作历史文化漫步的则是“文化散文”。
文化本位性，使散文更热情地向社会文化敞开，更醒目地反映文化脉动。加之散文具有再现与表现的双重功能，在随心所欲描述文化现实之时又能合理合法地戳戳点点，优秀点评可以较少拘束地越过符码识见，正可谓一种易于解惑解渴的方便文体。而形象架构上的散跳性，能指层面上的虚虚实实以及叙述笔吻的亲和力，则使它的文化表达更自如、更易被读者接纳。(注：于君：《散文讲稿》，群言出版社2003年版，第53-58页。)因此，当中国社会迅速闯入令人眩晕的文化转型期，散文“短平快”的文体个性便与大动荡的文化环境一拍即合，于是被历史导演推上文学舞台领衔主演并在一夜之间走红。
一、文化转型语境下散文本体性的历时显现
回首向来萧瑟处，文化转型的动荡景观清晰可辨：20世纪80年代担纲主旋律角色的精英文化，刚迈过90年代门坎，便被“商品话语和大众媒体的狂欢”包围。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被赶进同一时空，价值、观念的形形色色错位被迅速引爆。在文学场域，与“上帝已死”、“文学已死”的声声相伴，散文的文化先知意识开始瓦解，其文化形态、文本范型和话语风格迅速朝多元方向扩散。在这其间，承载中心意识形态的政治性书写从散文中悄然退场流向他域；以风土人情为题材对象、以温馨怀旧为审美情调的民间通俗文化书写，也因渐渐失去话语对象而退居边缘。至90年代末，散文的裂变与繁殖逐渐尘埃落定，其文化部署大抵显现为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平分天下的局面，形成了以“新生代散文”、“知青代散文”、“老生代散文”、“学者散文”、“小男小女散文”和稍步其后的“后新生代散文”为基本格局的众声喧哗散文生态，“创造出一个没有论资排辈或社会等级制度的喜庆世界。”(注：约翰·多克：《后现代主义与大众文化》，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27页。)
20世纪90年代文化语境的能量释放是如何使散文的本体性变易，派生出诸多文本范型的?散文又是以怎样的美学策略予以回应的?纵观上述六大散文群落的分化与集结，从中可理出概括性的初步答案。
其一，文化转型期的社会文本要求同时代的文学文本与之适应，而与历史文化关系最密切的散文，自然会首当其冲作出应答。于是，文化要素便在散文中超强突显，迅速攀升到支配性地位，思维和审美要素则退居从属位置。转型期文化的多极多元倾向，又使散文的文化出演相应有了生、旦、净、丑等行当之分。譬如，文化批判是90年代中期“知青代散文”高扬价值情怀的一面旗帜；文化反思是通约在“老生代散文”和“学者散文”中的一项文本标识；对消费文化其乐融融的认同感、与破坏性后现代文化的相见恨晚，则酿就了琳琅满目的“小男小女”快餐散文。总之，既是文化载体、又被文化管束的各类散文文本，应文化语境而动，均程度不等、面目不一地朝着文化本位性倾斜，为此甚至不惜付出文化超载、思维受限、审美越界的代价。回首90年代中期的各路散文可明显感到，文化信息量普遍大于并优于思维和审美的含金量。在文化转型的急剧动荡期，文化，成了散文实存状况的一个关键词，一个几乎阻碍了思维超越、使审美失控的超负荷的关键词。
其二，与文化语境的转化同步，散文也在自觉调整自身的美学策略。如精英文化书写在正视严酷的读书市场之时，从内涵上更关注人们的现实处境，其中的激进文本，向物欲横流的文化现实亮出决绝的批判性道德姿态。一些“学者散文”有意识地寓终极关怀于现实关切，面对普遍的价值困惑、观念迷误发出现代性的醒世之音。活跃于杂志副刊的消费文化书写，则紧盯市场脸色，在时尚流行中追风逐浪。在话语范式上各类散文书写也普遍地与时俱进，较之于七、八十年代乃至“五四”现代散文，90年代的话语构型表征出这样一些美学转变：文体架构的自由度大幅提升，叙述节奏普遍提速，有意打通与随笔、散文诗的文体隔断，修辞更随意地压迫语法等等。
下面将思路转移到六大散文群落的历时性考量上来。鉴于学界对“老生代”、“知青代”和“学者”散文已有所关注，故本文拟拾遗补阙，将讨论的重心多放在“新生代”、“后新生代”、“新流言体”及“网络散文”上。由于分析从主体文类学角度展开，为保持与逻辑起点的统一，对两栖性文本不得不做类型秩序的切割，如韩少功的文本虽充盈着“学者散文”的睿智思辨，但据其标志性社会身份定位，仍将其划归“知青代”。“秋雨散文”在文化归属上本为上乘的大众文化版，但就其社会角色来说，得置于“学者散文”栏目。就此，也可一并领略德里达对保持类型法则纯净度的那种令人感慨的绝望了。
1.文化转型拂晨的文体报晓者：“新生代散文”
1991年出版的《上升——当代中国大陆新生代散文选》，宣告了“新生代”这一年轻散文群体的出场。他们以风格各异的创新亮相，叛逆了沿袭以久的散文准则、话语通则，将文体意识从长期的冬眠状态中晃醒，形成一种类似基因突变的文学行动。“新生代”的意义在于充当了审美变革的拓荒者，在散文领地迈出了虽不乏蹒跚、却具有界碑意义的一步。
历史境遇和文化出身使然，“新生代”在秉承80年代的启蒙与拯救主题之时，其叛逆性呐喊、歌唱与忧思，也表露出前现代、现代甚至后现代的文化杂糅气质，正像他们传达的“审父”意识，犹疑焦虑，如一个出走时不断回望宅门的逆子，对养育了他的传统有着骨血里难舍的依恋。如果说，曹明华、老愚、鲍尔吉·原野、冯秋子、止庵等人尝试以温和的现代主义为依托，以家园眺望、生存质疑建构话语，那么钟鸣、胡晓梦则以超前的美学姿态、越轨的话语体式，颇为先锋地演练了后现代风范。强烈的文体革新意识萦绕着当时的这群散文另类，如对史诗性的正本清源；悲喜剧复调组合的尝试和“非再现和非情境化的修辞想象”。(注：楼肇明等：《繁华遮蔽下的贫困》，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版，第196页。)又如从普泛视角转向有限视角的入思特征；由发散性思维外化而成的“片段体”；文体交叉的“混血儿”话语——或将散文的弹性结构与诗的审美遨游联姻，或与随笔结盟不失美感地大举议论。“新生代散文”在文本实验上收获了一批创新果实，鲍尔吉·原野的《骑兵流韵》、《我妈的娘家亲戚》、钟鸣的《动物随笔》、胡晓梦的《这种感觉你不会懂》等，均改写了散文读者的文本期待。尤其《骑兵流韵》这一杰作，将现代主义悲怆与后现代游戏气质的怀疑、将恢宏的史诗长卷与婉约的迷人细节、将悲喜剧等壕沟一抬脚就迈了过去。
纵观“新生代散文”群落，发现他们在倾心重构散文美学的同时，却也透支了本体构成中的审美要素。而知识储备的先天不足、思维层面自觉形而上高度的欠缺，也使不少“新生代”之作明显带有“校园散文”的胎记，且在整体水准上也显出参差驳杂。
2.文化转型尘嚣中的精神脊骨：“知青代”、“老生代”与“学者散文”
与90年代中期的商业化、世俗化狂澜构成鲜明的制衡力量，文化批判旗帜下也集合起张承志、张炜、韩少功、林贤治等抵御媚俗、重构理想的“知青代散文”群。“一切风格都是姿态，心智的姿态和灵魂的姿态。”(注：罗利：《论风格》，《英美近代散文选》，商务印书馆1986版，第70页。)于是我们读到了张承志的《荒芜英雄路》、《清洁的精神》等直面社会现实的崇高价值情怀和文化战士的阳刚气派。他们义正词严谴责着无良知的拜金主义、没心肝的犬儒主义，以启示录式的书写坚守人性尊严，张扬着值得以死相趋的理想追寻。然而，文化反应上的极度焦虑也使他们在审美传达上越位，使散文的本体结构失调。
“知青代”中有两种另类文本意味深长。一是阿城。阿城在他的知青战友们为真理保卫战而冲锋陷阵之时，却于文化现实的灯火阑珊处，沉静地体味着他的生命哲学。如写命途多舛的已故父亲(注：见《世界散文精典·东方卷》，北方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1496页。)就达到了极性感悟，写父亲在焚化厅角落的一铁箕中已是灰白的了，笑声不再，悬胆隆中的鼻子不再，只有熔化的眼镜滴落在额骨上，其笔力超凡得可惊可叹。阿城的散文似得了中国传统美学的真传，在出入世界之间游刃有余。他的边缘姿态在当时颇显逍遥，但对散文的本体性实践而言，其文本却耐得住时光打磨；二是贾平凹。他从大浪淘沙的时代退居二线，一纸山石月色，几页风俗人情，时而见出商州文化的朴重，时而又是隐逸文人的悟道参禅。贾平凹审美旨趣里不免让人嗅到了些许霉气与朽味，与主流“知青代散文”构成了一定的反差。
“老生代散文”无疑以成熟的文化身份稳步登场，金克木的通古今融中西、杨绛《干校六记》式的举重若轻，都表明了他们是沸嚣时代一道祛躁的文化定力，是历史急转弯处普遍价值茫昧之中的清醒者。当然，强项亦为重负，某些“老生代散文”的人生况味醇厚老到，然形而上的穿透力似嫌不够，话语平易洗炼但少了现代美感，其缺憾在于另一种面貌的文化超载。
相形之下，“学者散文”致力于以真理窃火者的身份播洒人文思想，把散文的文化天性、思维品性托举到激动人心的境层，并将知识与感悟化为审美之境，其中楼肇明、刘小枫、朱学勤、陆建德等皆以他们“左手的缪司”写下了优秀篇章，如楼肇明的《第十三位使徒》，思、史、诗彼此化合，高品质诠释了散文本体性的完美和谐。学者散文中最具市场缘的当数“秋雨散文”——它是社会文本与散文文本的天作之合。如前所述，余秋雨的文化身份具有两栖性，他将精英思想成功地予以稀释，搅成健康的大众文化版，然后以稳重的台风登临消费文化舞台。虽然“秋雨散文”沿袭了中规中矩、感情激荡的风格表演，但在文本内涵上，已颇识时务地不再张扬乌托邦理想，而是将学术思想科普化，历史阐释务实化，致力于文化的通俗搬运，契合了文化转型期普通人的价值焦虑与资讯欲求，填补了传统文化心理结构坍塌之后的一段真空。
喻大翔先生在《用生命拥抱文化——中华20世纪学者散文的文化精神》(注：喻大翔：《用生命拥抱文化——中华20世纪学者散文的文化精神》，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一书中对“学者散文”有过系统透辟的研究，在此恕不赘述。
- 上一篇：走向文化的多元化生——以文学艺术为范例详细内容
- 下一篇：面向高新科技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