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淡如与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07-01-28
中国新时期，西方史学史学科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当我们迈步新世纪，立意开创中国 的西方史学史研究新局面的时候，不由想起了我们的前辈，想起了他们创业的困难，耕 耘的艰辛。
茫茫大漠，人们多么渴望能听到先行者的驼铃；置身浩浩丛莽，人们多么希望能发现 探索者的足印，已故著名历史学家耿淡如先生(1898——1975年)便是这样的一位先行者 ，一位在新中国成立后致力于中国的西方史学史学科建设的耕耘者与奠基者。
耿淡如先生生前是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新中国成立后治世界中世纪史，晚年致力于 西方史学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1964年9月，我考取了他的研究生，有幸成了他的“关 门弟子”，但却是“文革”前西方史学史专业的第一位也是最后一位的研究生。每每忆 及先师，他的人生之路与学术贡献，尤其是他对中国的西方史学史学科建设所作出的贡 献，就分外明晰地呈现于我们的面前。
一
当我于1959年9月进复旦大学历史系就读的时候，先师已步入花甲之年，当时历史系名 教授云集，可与北京大学历史系相媲美，在全国史坛熠熠闪光。刚过弱冠之年的我，对 他们是仰视的，充满了敬意。是时，系里盛传有“三老”：周谷老(周谷城)、周予老( 周予同)、耿老(耿淡如)，并简称为“二周一耿”。他们三人同庚(均生于1898年)，都 是在上个世纪出生的人。三人中周予同先生生于1月为最大；先师生于3月，次之；周谷 城先生生于9月，列老三。在他们三人中，“两周”在走过了一段艰难的路程之后，都 曾亲历大地重光，有过劫后重生般的欢悦，尤其是周谷城先生，在其耋宿之年，还入阁 人大，积极参政，位居第六和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经历过一段很璀璨的人 生之旅。
相比之下，先师的人生轨迹，却要平凡得多，但也苦涩得多。终其一生，他淡泊名利 ，追求真理，勤奋治学，从不向困难低头，从不向权势屈服，在平凡的经历中又处处显 示出他的不平凡，直至晚年，当病魔时刻在折磨他的时候，他仍在奋争、求索，笃学矢 志，至死不渝，从中所辐射出来的一位学者的人格力量，足以震慑一切邪恶与丑陋的东 西，也使后世学人歆羡与崇敬(注：为了纪念耿淡如先生百年诞辰，1999年在台湾出版 了《耿淡如先生国际问题论文集》(上、下册)，辑录先生在1936-1938、1946-1948年间 发表的有关国际问题的论文，计百万余字。如今翻阅，深为先师那时的多产与才智所折 服，对于当今国际问题研究者亦不无参考价值。对比之下，先师在1949年后则主要从事 外国史学的翻译与介绍，而著述真是惜墨如金了。对这类现象，我不知道该作如何解释 。)。
人生充满了缘份，不是吗?先师与我竟是同乡，1898年3月，他出生于江苏省海门县的 一个农家，距我的出生地正余乡不远。虽然耿家贫寒，但不识字的父母都力意要把他培 养成一个文化人。他最初在一家老式的私塾学堂里念书，后又进小学，毕业后，他以工 读方式在海门中学完成学业，1917年，他只身闯荡，来到上海，考入复旦大学文科。虽 然，他的家庭无力供养他上大学，不得不继续以“勤工俭学”的方式(日间就读、晚间 在学校图书馆做些管理或抄写工作)艰难地维持学业。大学三年级时，他曾一度中断学 业，回故乡海门中学执教。1922年重返复旦，至1923年以优异成绩获取“茂才异等”金 牌。大学毕业后，相继在海门中学和复旦大学附中教授英文、史地等课程。后来，他在 一位热心教育的同乡富商郁先生的资助下，于1929年去美国留学，入哈佛大学研究院， 研究政治历史与政治制度，获硕士学位，1932年5月学成归国。
先师回国后，开始在大学执教，从1932年直至去世，他在大学讲台上度过了整整四十 余年的教师生涯。1932年至1937年任复旦大学和光华大学政治系教授，兼任暨南大学教 授，讲授西洋通史、政治史、外交史、政治思想、政治学、国际公法等课程，并担任东 方杂志、外交评论杂志评论员，撰写有关国际问题的论文。抗日战争爆发，复旦大学内 迁，由于老母年迈，他滞留在上海“孤岛”，任光华大学政治系主任，兼任大夏大学历 史社会系主任。抗战胜利后，复旦大学渝沪并校，他辞去大夏大学的教职，重任复旦大 学和光华大学两校政治系主任，直至1949年。
新中国成立后，先师由复旦大学政治系转入历史系从事世界中世纪史的教学工作，此 时他虽已年过半百，但在他的人生旅途上却翻开了新的一页。50年代初，新中国百废待 兴，人气凝聚，各行各业都显示出了蓬勃的朝气。当时的高等教育是学习苏联，历史学 科也不例外，为了推进历史系的教学改革，他一方面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藉以掌握辩 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另一方面，他决心自学俄文，以便更好地借鉴与汲取苏联 在世界史学科领域的成就与经验。于是，他以一个年轻人的劲头发奋地工作着，很快地 成了国内治世界中世纪史的学术权威。在当时大跃进的时代氛围的感召下，我们做学生 的也常常听到“耿老不服老”的声音，这分明是一个已过花甲之年而又忠于党的教育事 业的知识分子的心声。
先师在60年代初开始致力于西方史学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在招收世界中世纪史方向 研究生的同时，又经当时高教部的批准，在国内招收了我这个首名西方史学史专业方向 的研究生。当我于1964年9月入学跟随先师就读研究生的时候，“文化大革命”的前期 征兆已初露于学术界，那时周谷城先生的学术观点已开始遭到不公正的批判。研究生们 的学习也安不下心来，先师为我制定的培养计划受到了干扰，在我们聚居的10号楼不时 看到扛着铺盖、用网线袋兜着脸盆之类杂物的研究生们上上下下。我们刚读了二个多月 的书，不久也下到上海市郊奉贤县参加“四清”运动去了，等到我们参加完一期“社教 运动”返回学校的时候，闻知先生已身患癌症，幸好手术成功，但身体较前却更虚弱了 。
在1965年前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先师硬是以其病弱之躯，从西区天平路住处赶往学校 ，为历史系本科生最后一次开设“外国史学史”课，先师指定我担任他的助教。在此期 间，我一面随堂听课，干些助教之类的杂事；一面又在先师的指导下，开始系统地阅读 西方史学名著，并做读书札记。在此期间，根据先师的要求，精读了几部在西方颇具影 响的英文史学史名著：H.E.Barnes,A History of Historical Writing;G.W.Thompson, A History of Historical
Writing;G.P.Gooch,History and Historians in thenineteeth century;J.T.
Shotwell,The History of History等(注：在这几本英文原著 中，其中G.W.Thompson的A History of Historical Writing与G.P.Gooch的Historyand Historians in the nineteeth century现已译成中文，分别为汤普逊：《历史著 作史》(共4册)、古奇：《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均由商务印书馆在1987年与1 989年出版。)。先师的这些安排，为我今后从事西方史学史的教学与研究，打下了坚实 的基础。
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造反派认定他是“反动学术权威”和“美国特务”， 将他关在研究生住的10号楼底层的“牛棚里”，受尽了肉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折磨，后来 ，造反派对他也查不出什么名堂，于是不得不把先师从“牛棚”里放了出来。此后，先 师身体更加衰弱，诸病间作，但在病中仍坚持为历史系拉丁美洲研究室翻译西班牙文《 格瓦拉日记》、《马里格拉文选》等著作。老年性肺气肿与膀胱癌的复发，终于迫使他 再一次住进了医院。在病房里，他不顾病痛的折磨，坚持自学日语，仍在不倦地学习， 学习……
1975年7月9日，耿淡如先生与世长辞，终年77岁。
二
对于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的奠基工作，学术界有“南耿北齐”之说，这里所说的“ 南耿”，指的是先师；“北齐”，指的是北京大学齐思和先生。正是由于“南耿北齐” ，为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的学科建设在今天的发展铺下了路轨，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功不 可没。“是的，日出不是由于鸡鸣，而鸡鸣却是提醒人们注意日出!”(注：耿淡如：《 拿破仑对历史研究的见解——世界史谈片》，载《文汇报》，1962年10月14日。)这是 先师之言，他是在论及拿破仑提倡历史研究的功绩时说的，如借用来评价“南耿北齐” 对西方史学史的倡导，也是合适的。
先师在60年代初致力于西方史学史研究，这一学术转向是与当时特定的学术背景有关 的。从总体上看，在整个50年代，我国对西方史学的输入基本上处于封闭与半封闭的状 态，对西方史学大多采取摒弃的态度，如对兰克的客观主义史学、对汤因比史学、对鲁 滨逊史学等进行的批判，都是显例。在这种情况下，开展西方史学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是十分困难的。
但在1961年前后，党中央开始纠正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 个方面采取了相应的调整措施。在学术文化政策上，党中央重申“双百方针”，贯彻“ 三不主义”，使当时整个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出现了一种求新务实的学术氛围，哲学上的 “合二而一论”、文艺领域内的“人性论”与“时代精神汇合论”(周谷城先生之论)等 新论竞相提出，无不对史学界产生重大的影响，遂催发了60年代初科学史学思潮的萌发 。
科学史学思潮推动了历史研究的发展，也引发了对历史学自身的反省，“史学史热” 因此而兴起，中国史学界开展了关于史学史问题的大讨论，“南耿北齐”正是在这一学 术背景下，成了促进这次讨论的中坚人物，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先师为西方史学史做了 不少奠基性的工作。先师在这方面的建树，大体可以概括如次：
1.重视西方史学史的学科建设
先师在60年代开展的史学史问题的大讨论中，提出了许多发展这一学科的设想，1961 年，他发表《什么是史学史?》一文(注：载《学术月刊》，1961年第10期。)，提出“ 需要建设一个新的史学史体系”，并结合西方史学的实例，对史学史的对象与任务作了 广泛的探讨，纵论了包括史学史的分期、史学史的内容、史学史的方法论、史学与其他 学科的关系等10个方面的问题。这些，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不乏参考价值。
从1961年开始，先师为历史系本科生开设外国(西方)史学史一课，系统讲授自古迄今 的西方史学的发展进程，揭橥史学流派与史学思想的流变，评述重要史家与史著的成就 ，以及史学方法的进步。1964年，先师招收了国内首名西方史学史专业方向的研究生， 开当今招收西方史学史专业研究生之先河。
2.主编《外国史学史》教材
1961年底，为贯彻高教部关于编写文科教材的精神，在上海召开了外国史学史教材编 写会议，与会学者有：北京大学的齐思和和张芝联、武汉大学的吴于@①、南京大学的 蒋孟引和王绳祖、中山大学的蒋相泽、杭州大学的沈炼之、华东师范大学的王养冲和郭 圣铭、复旦大学的耿淡如和田汝康等先生。在当时，先师已是德高望重的长者，因而会 议一致决定由先师任《外国史学史》这部教材的主编(这里所说的外国史学史，实为西 方史学史)。
会议结束后，先师即有计划地积极地工作起来，《文汇报》曾以“耿淡如积极编写外 国史学史教材”为题(注：载《文汇报》，1961年8月28日。)，专门刊发消息，报道先 师老而弥坚、奋发工作的情形。此项工作因“文革”而被迫中止。
茫茫大漠，人们多么渴望能听到先行者的驼铃；置身浩浩丛莽，人们多么希望能发现 探索者的足印，已故著名历史学家耿淡如先生(1898——1975年)便是这样的一位先行者 ，一位在新中国成立后致力于中国的西方史学史学科建设的耕耘者与奠基者。
耿淡如先生生前是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新中国成立后治世界中世纪史，晚年致力于 西方史学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1964年9月，我考取了他的研究生，有幸成了他的“关 门弟子”，但却是“文革”前西方史学史专业的第一位也是最后一位的研究生。每每忆 及先师，他的人生之路与学术贡献，尤其是他对中国的西方史学史学科建设所作出的贡 献，就分外明晰地呈现于我们的面前。
一
当我于1959年9月进复旦大学历史系就读的时候，先师已步入花甲之年，当时历史系名 教授云集，可与北京大学历史系相媲美，在全国史坛熠熠闪光。刚过弱冠之年的我，对 他们是仰视的，充满了敬意。是时，系里盛传有“三老”：周谷老(周谷城)、周予老( 周予同)、耿老(耿淡如)，并简称为“二周一耿”。他们三人同庚(均生于1898年)，都 是在上个世纪出生的人。三人中周予同先生生于1月为最大；先师生于3月，次之；周谷 城先生生于9月，列老三。在他们三人中，“两周”在走过了一段艰难的路程之后，都 曾亲历大地重光，有过劫后重生般的欢悦，尤其是周谷城先生，在其耋宿之年，还入阁 人大，积极参政，位居第六和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经历过一段很璀璨的人 生之旅。
相比之下，先师的人生轨迹，却要平凡得多，但也苦涩得多。终其一生，他淡泊名利 ，追求真理，勤奋治学，从不向困难低头，从不向权势屈服，在平凡的经历中又处处显 示出他的不平凡，直至晚年，当病魔时刻在折磨他的时候，他仍在奋争、求索，笃学矢 志，至死不渝，从中所辐射出来的一位学者的人格力量，足以震慑一切邪恶与丑陋的东 西，也使后世学人歆羡与崇敬(注：为了纪念耿淡如先生百年诞辰，1999年在台湾出版 了《耿淡如先生国际问题论文集》(上、下册)，辑录先生在1936-1938、1946-1948年间 发表的有关国际问题的论文，计百万余字。如今翻阅，深为先师那时的多产与才智所折 服，对于当今国际问题研究者亦不无参考价值。对比之下，先师在1949年后则主要从事 外国史学的翻译与介绍，而著述真是惜墨如金了。对这类现象，我不知道该作如何解释 。)。
人生充满了缘份，不是吗?先师与我竟是同乡，1898年3月，他出生于江苏省海门县的 一个农家，距我的出生地正余乡不远。虽然耿家贫寒，但不识字的父母都力意要把他培 养成一个文化人。他最初在一家老式的私塾学堂里念书，后又进小学，毕业后，他以工 读方式在海门中学完成学业，1917年，他只身闯荡，来到上海，考入复旦大学文科。虽 然，他的家庭无力供养他上大学，不得不继续以“勤工俭学”的方式(日间就读、晚间 在学校图书馆做些管理或抄写工作)艰难地维持学业。大学三年级时，他曾一度中断学 业，回故乡海门中学执教。1922年重返复旦，至1923年以优异成绩获取“茂才异等”金 牌。大学毕业后，相继在海门中学和复旦大学附中教授英文、史地等课程。后来，他在 一位热心教育的同乡富商郁先生的资助下，于1929年去美国留学，入哈佛大学研究院， 研究政治历史与政治制度，获硕士学位，1932年5月学成归国。
先师回国后，开始在大学执教，从1932年直至去世，他在大学讲台上度过了整整四十 余年的教师生涯。1932年至1937年任复旦大学和光华大学政治系教授，兼任暨南大学教 授，讲授西洋通史、政治史、外交史、政治思想、政治学、国际公法等课程，并担任东 方杂志、外交评论杂志评论员，撰写有关国际问题的论文。抗日战争爆发，复旦大学内 迁，由于老母年迈，他滞留在上海“孤岛”，任光华大学政治系主任，兼任大夏大学历 史社会系主任。抗战胜利后，复旦大学渝沪并校，他辞去大夏大学的教职，重任复旦大 学和光华大学两校政治系主任，直至1949年。
新中国成立后，先师由复旦大学政治系转入历史系从事世界中世纪史的教学工作，此 时他虽已年过半百，但在他的人生旅途上却翻开了新的一页。50年代初，新中国百废待 兴，人气凝聚，各行各业都显示出了蓬勃的朝气。当时的高等教育是学习苏联，历史学 科也不例外，为了推进历史系的教学改革，他一方面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藉以掌握辩 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另一方面，他决心自学俄文，以便更好地借鉴与汲取苏联 在世界史学科领域的成就与经验。于是，他以一个年轻人的劲头发奋地工作着，很快地 成了国内治世界中世纪史的学术权威。在当时大跃进的时代氛围的感召下，我们做学生 的也常常听到“耿老不服老”的声音，这分明是一个已过花甲之年而又忠于党的教育事 业的知识分子的心声。
先师在60年代初开始致力于西方史学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在招收世界中世纪史方向 研究生的同时，又经当时高教部的批准，在国内招收了我这个首名西方史学史专业方向 的研究生。当我于1964年9月入学跟随先师就读研究生的时候，“文化大革命”的前期 征兆已初露于学术界，那时周谷城先生的学术观点已开始遭到不公正的批判。研究生们 的学习也安不下心来，先师为我制定的培养计划受到了干扰，在我们聚居的10号楼不时 看到扛着铺盖、用网线袋兜着脸盆之类杂物的研究生们上上下下。我们刚读了二个多月 的书，不久也下到上海市郊奉贤县参加“四清”运动去了，等到我们参加完一期“社教 运动”返回学校的时候，闻知先生已身患癌症，幸好手术成功，但身体较前却更虚弱了 。
在1965年前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先师硬是以其病弱之躯，从西区天平路住处赶往学校 ，为历史系本科生最后一次开设“外国史学史”课，先师指定我担任他的助教。在此期 间，我一面随堂听课，干些助教之类的杂事；一面又在先师的指导下，开始系统地阅读 西方史学名著，并做读书札记。在此期间，根据先师的要求，精读了几部在西方颇具影 响的英文史学史名著：H.E.Barnes,A History of Historical Writing;G.W.Thompson, A History of Historical
Writing;G.P.Gooch,History and Historians in thenineteeth century;J.T.
Shotwell,The History of History等(注：在这几本英文原著 中，其中G.W.Thompson的A History of Historical Writing与G.P.Gooch的Historyand Historians in the nineteeth century现已译成中文，分别为汤普逊：《历史著 作史》(共4册)、古奇：《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均由商务印书馆在1987年与1 989年出版。)。先师的这些安排，为我今后从事西方史学史的教学与研究，打下了坚实 的基础。
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造反派认定他是“反动学术权威”和“美国特务”， 将他关在研究生住的10号楼底层的“牛棚里”，受尽了肉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折磨，后来 ，造反派对他也查不出什么名堂，于是不得不把先师从“牛棚”里放了出来。此后，先 师身体更加衰弱，诸病间作，但在病中仍坚持为历史系拉丁美洲研究室翻译西班牙文《 格瓦拉日记》、《马里格拉文选》等著作。老年性肺气肿与膀胱癌的复发，终于迫使他 再一次住进了医院。在病房里，他不顾病痛的折磨，坚持自学日语，仍在不倦地学习， 学习……
1975年7月9日，耿淡如先生与世长辞，终年77岁。
二
对于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的奠基工作，学术界有“南耿北齐”之说，这里所说的“ 南耿”，指的是先师；“北齐”，指的是北京大学齐思和先生。正是由于“南耿北齐” ，为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的学科建设在今天的发展铺下了路轨，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功不 可没。“是的，日出不是由于鸡鸣，而鸡鸣却是提醒人们注意日出!”(注：耿淡如：《 拿破仑对历史研究的见解——世界史谈片》，载《文汇报》，1962年10月14日。)这是 先师之言，他是在论及拿破仑提倡历史研究的功绩时说的，如借用来评价“南耿北齐” 对西方史学史的倡导，也是合适的。
先师在60年代初致力于西方史学史研究，这一学术转向是与当时特定的学术背景有关 的。从总体上看，在整个50年代，我国对西方史学的输入基本上处于封闭与半封闭的状 态，对西方史学大多采取摒弃的态度，如对兰克的客观主义史学、对汤因比史学、对鲁 滨逊史学等进行的批判，都是显例。在这种情况下，开展西方史学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是十分困难的。
但在1961年前后，党中央开始纠正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 个方面采取了相应的调整措施。在学术文化政策上，党中央重申“双百方针”，贯彻“ 三不主义”，使当时整个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出现了一种求新务实的学术氛围，哲学上的 “合二而一论”、文艺领域内的“人性论”与“时代精神汇合论”(周谷城先生之论)等 新论竞相提出，无不对史学界产生重大的影响，遂催发了60年代初科学史学思潮的萌发 。
科学史学思潮推动了历史研究的发展，也引发了对历史学自身的反省，“史学史热” 因此而兴起，中国史学界开展了关于史学史问题的大讨论，“南耿北齐”正是在这一学 术背景下，成了促进这次讨论的中坚人物，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先师为西方史学史做了 不少奠基性的工作。先师在这方面的建树，大体可以概括如次：
1.重视西方史学史的学科建设
先师在60年代开展的史学史问题的大讨论中，提出了许多发展这一学科的设想，1961 年，他发表《什么是史学史?》一文(注：载《学术月刊》，1961年第10期。)，提出“ 需要建设一个新的史学史体系”，并结合西方史学的实例，对史学史的对象与任务作了 广泛的探讨，纵论了包括史学史的分期、史学史的内容、史学史的方法论、史学与其他 学科的关系等10个方面的问题。这些，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不乏参考价值。
从1961年开始，先师为历史系本科生开设外国(西方)史学史一课，系统讲授自古迄今 的西方史学的发展进程，揭橥史学流派与史学思想的流变，评述重要史家与史著的成就 ，以及史学方法的进步。1964年，先师招收了国内首名西方史学史专业方向的研究生， 开当今招收西方史学史专业研究生之先河。
2.主编《外国史学史》教材
1961年底，为贯彻高教部关于编写文科教材的精神，在上海召开了外国史学史教材编 写会议，与会学者有：北京大学的齐思和和张芝联、武汉大学的吴于@①、南京大学的 蒋孟引和王绳祖、中山大学的蒋相泽、杭州大学的沈炼之、华东师范大学的王养冲和郭 圣铭、复旦大学的耿淡如和田汝康等先生。在当时，先师已是德高望重的长者，因而会 议一致决定由先师任《外国史学史》这部教材的主编(这里所说的外国史学史，实为西 方史学史)。
会议结束后，先师即有计划地积极地工作起来，《文汇报》曾以“耿淡如积极编写外 国史学史教材”为题(注：载《文汇报》，1961年8月28日。)，专门刊发消息，报道先 师老而弥坚、奋发工作的情形。此项工作因“文革”而被迫中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