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意识观照下的可比性问题

　　现代思潮对一度作为可比性的“第一原理”的普遍性的质疑是多方面的。举其大者，有以下几点：
　　首先，在哲学上，现代思潮致力于解构形而上学，彻底放弃了人类认识掌握逻各斯的追求，不再相信有通过绝对理念而最终达到对事物的统一认识的可能，转而肯定纷繁复杂的现象界的价值和意义，并认为所谓的普遍性认识只是古典式的理性主义的理想。只有在理性主义的认识论模式的统治之下，才可能想象人们的认识会趋于一致。而事实情况却是，世界多种多样，认识、看法、观点也多种多样，永远不可能有真正共同的东西。
　　其次，在方法论上，现代思潮认为，对普遍性的追求反映的是人们思维方式中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科学主义与历史主义的对立。经验主义倾向于人们的认识来源于具体的生活经验，它们往往五花八门，烙上了个人的印记，不可能统一，所以才会有相反的吁求，希望理性主义建立一个知识的体系，统一大家的观点和见解。然而正是在理性主义统一的知识体系下，忽略了事物与现象的许多具体而复杂的细节。科学主义是理性主义的盟友，在抽取出一系列科学的原则、原理、公式，以构筑亘古不变的科学大厦的同时，忘记了历时发展的更根本的原则是贯穿于一切事物的，而事实上连科学认识本身也在不断深化和变动之中。因此对历史潮流中不断涌现的变化情况，只有采取历史主义的态度才是正确的。
　　第三，在文化政治学上，现代思潮认为，普遍性在文化冲突中实际是在为文化霸权主义效劳。它在全球化的旗号下，有意抹煞或至少是在弱化各个地域、民族文化的本土性，和后殖民主义时代的文化侵略沆瀣一气。谁想要坚持民族地域文化的独立性与自主性，谁就必须抵制普遍性，否则，本土文化将丧失保护自己的最后一道防线。尤其对弱势文化来说，更应该强调自己的特殊性，不要急于通过普遍性这样的说法去认同强势文化，否则难以保证自己的生存。
　　最后，在文艺学上，现代思潮认为，文学艺术不同于自然科学，是人的情感、本能、直觉及非理性的自由表现，不会遵循认识论的理性规律。它对世界或事物的把握，并不上升到抽象的普遍性认识，只可能是形象具体的个人性体验，因此具有鲜明的个性。作品的个性越鲜明，文学成就越突出。在文学领域寻找普遍性是荒谬的，只会抹煞文学创作的特点，将它和自然科学混为一谈。这样的做法恰恰违背了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是简单化的表现。
　　现代思潮对普遍性提出的挑战，是相当深刻和相当严肃的问题。从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的嬗变就清楚地反映了这一挑战的力度。结构主义曾主张，即便是在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和内部结构中，也有某些特征仍然保持稳定性，由其确保事物的同一性，它们被称为不变因素。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就把人类社会存在的三种家庭亲缘关系，即血缘关系、联姻关系和血统关系（分别对应兄弟姐妹关系、夫妻关系和父子关系）视为家庭亲缘关系中的不变因素，但他无法否认它们随历史状况而变化的情况。如在原始社会的蒙昧阶段，兄弟姐妹之间可以通婚，后来就遭到禁止；夫妻关系经历过一妻多夫制、一夫多妻制和一夫一妻制的种种演变；父与子的关系在母系社会是不明确的，甚至以甥舅关系出现，在封建社会则有嫡长与庶出之分；等等。因而列维—斯特劳斯又区别了不变因素的多种形式，如间断性不变因素、关系形式不变因素、结构性不变因素、功能性不变因素等。但这样一来，不变因素就只剩下了相对的性质和意义。
　　到了以福柯为代表的后结构主义，明确反对使用笼而统之的普遍性断语，反对将个别问题的研究结论推广到更大范围，用“宏大叙事”武断地涵盖众多生动具体的复杂现象，更拒绝那种所谓“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规律性结论。在福柯看来，只有学术和学科领域中的“局部性哲学”和“局部性术语”，而没有所有学术和学科领域都适用的普遍性东西。福柯表明自己的态度说：“我并不否认历史，我只是将一般的、空洞的变化范围搁置起来，这是为了揭示不同层面上存在的转换活动。我拒绝接受千篇一律化的时间模式。”或用他听起来更趋极端的话说：“要制造差异，即把差异作为对象来构建。”[2]（第五章“结束语”）
　　无疑，在现代意识的观照下，差异远比共性更有价值。对此，比较文学在可比性问题上也做出了自己的回应，其策略可谓是调和性质的。具体说即把可比性当作能够开展比较研究的一种可能，此外还必须辅之于其它条件，从而既扩展了它的范围，又限制了它的作用。根据国外比较文学界的概括，大体有以下六个环节：
　　1.比较的“可能性”；2.比较的“内容”；3.参照意义或背景意义；4.比较的意义；5.比较的表现层次，属于个例比较、典型比较或者总体比较；6.概括的性质，具体概括还是抽象概括。[3](P58)
　　我们看到，通过可比性的确认所提供或得到保障的比较研究的合法性，只充当了其中的一个前提。然后还必须就比较对象的内容、比较工作的参照系数（经验层面上是别人是否做过同类工作，理论层面上是方法论的依据）和比较研究本身的学术意义或现实意义进行论证。这样一来，似乎可比性得到了更多理由的支持，但同时却转移了问题的重点，改变了问题的性质。
　　与此同时是对比较范围的限定，要求区别研究工作究竟属于哪一层次。个例比较只限于个别现象，作家也好，作品也好，得出的结论只适用于这一特定的现象，不具有推广性。典型比较主要也面向个例，但这样的个例具有典型性或代表性，因此得出的结论也能够推广开去，适用于同类型的所有例子。总体比较范围要更大，不是个例而是总体情况的比较，结论的适用范围也广得多，但也同样限定在某一界线内，不能随意跨出去涉足别的领域。在最后的环节即对比较研究得出的结论的概括上，则要求区分是具体概括还是抽象概括。应该说概括都是带有抽象性的，所谓具体概括，是指在抽象过程中不舍弃具体的、形象的、足以说明特征的东西，或者接近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所说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并把它当作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4](P103)。一般来说，抽象概括适用于更大范围，更有普泛性质，但具体概括因其丰富的内涵同样有演绎的充分空间。
　　显而易见，为了证明或裁决某一项比较研究是可行的，事情只有变得更复杂。本来只是一个最基本的学理基础，现在放大成对比较研究全过程的检测。在面面俱到的同时，很有可能什么也没点透彻。
　　　　四　类似性：应答现代意识挑战的新规划
　　学理根据，作为整个学科建设的基石，它的首要条件是简约。它应该只是一个基本的原理，一个简明的逻辑起点，然后再由此发展出和构建起整个学科的大厦来。本着这样的认识，为了更有成效地应对现代思潮的挑战，我们提出“类似性”(affinity)的范畴，作为比较文学的可比性的根据。（注：笔者在《中国文学在英国》（花城出版社，1992年版）一书的“余论”部分提出了这一范畴，但没有展开论述。）
　　首先需要说明，affinity（也译作“亲合性”）源自拉丁语affinis，原意是指有关系、有联系的属性。它曾在西方自然科学中为早期化学文献广泛使用，以说明事物所具有的能够互相发生化学反应的能力。它的内涵和外延都表明，它不同于别的表示同一性质的概念，着重的是不同事物彼此的关系与联系，彼此发生感应和作用的特性方面。特别重要的是，它讲究的是动态的合，而不是静止的一。
　　我们承认，事物不可能完全同一或表现出无条件的普遍性，差异也许是事物更为根本的属性。在这个意义上，现代意识针对古典思想过分强调事物的共同性而忽略了其差异性，反过来突出和强调差异的一面，有其积极的意义。但同样不容否认，在我们的宇宙中，任何个别的事物都不是绝对孤立的，相反，均在特定程度上处在互相联系之中。即使差异再大的事物，只要条件具备，也会呈现出亲和、契合、互补的趋势，一如化学反应过程中不同元素的重新组合。由此，可比性的表述整个转移到了差异性上来。事物之所以能够进行比较，并不因为它们有某种普遍性，而在于它们既有差异性又能在一定条件下互相结合产生新的效应。两种文学现象或文化现象之所以有理由进行比较研究，就由于这样的比较研究能够导致新的审美的和认知的效应。它们的差异是不言而喻的，但关键在于它们进入比较领域后能营造出新的意境和义境，就像不同的物品进入化学反应后，会生成新的化合物一样。
　　类似性的原理，还可以从哲学的角度来加以阐释。维特根斯坦曾举各种游戏为例，作了有说服力的论述。他说，不要相信因为它们有什么“全体所共同的东西”，所以才统统被称为“游戏”。全体共有的东西并不存在，有的只是彼此的“相似之处”，并且即使“相似”也远不是全都相似。分别考察那些种类不同的游戏，会发现一些游戏和别的游戏有许多对应地方，但在和另外一些游戏对比时这些对应地方中共同处又丢失了，同时却有其它共有的特征表现出来。这种情况他称之为“亲缘关系”，又称“家族相似性”[5](P47-48)。显然情况极像家族的各个成员，差异和共性在不同层次以种种方式互相重叠和交叉着。维特根斯坦还专门提醒我们，对这一点，要靠“看”，而不是靠“想”去把握。无疑，他要我们直接面对现象的丰富性和复杂性。类似性和这里所说的“亲缘关系”或“家族相似性”意思是相通的。要构建比较文学的基础，办法并非去求证比较对象全体所有的共同性，而是在差异的前提下去发现它们各种组合、各种情况下可能有的亲缘相近。
　　由此，也从理论上解开了比较文学难以回避的一个困惑。当我们通过影响、接受、传播、译介等各个途径的查勘，梳理出不同国家的文学和文化彼此的交叉重叠的道路时，经常产生一个问题：这些国家的文学和文化的独创性何在？作为比较研究的可行性的必要保证，我们业已论证过它们的普遍性根据，接下来的研究过程和结论又是程度不等的共性的揭示与展现，因而给人的印象是比较文学总在肯定二者的相同点。尽管不可能否认每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学和文化的成就离不开本身的创造，甚至在细节上很有可能在强调这一创造，但实际研究分明又在削弱这一创造，这至少导致了逻辑上的矛盾。现在这一矛盾从根本上被消除了，因为比较文学的出发点已经转到了各国文学和文化的差异和特性上。比较文学丝毫不去抹煞这样的差异和特性，而只是关注在何种条件下它们会转化成类似性或亲缘性。
　　类似性的提出，既为比较文学的学理根据奠定了新的基石，也使比较研究的机制和性质呈现了不同于往日的面貌。最重要的一点是“求同”的原则彻底被颠覆了，重点放在了“求异”上，“同”只是在一定条件下或有限范围内才见得到的情况。比较文学现在贯彻的是“求异”的原则，或更确切说是“求实原则”，实事求是地描述比较对象“异”和“同”的复杂情况。
　　就这样，比较文学的研究不仅回答了现代思潮的挑战，也为自己敞开了更广阔的空间，为让研究对象进入比较的领域提供了更多样的途径。很可能所谓的类似和差异，都不是简单的断语，也摆脱了传统意义上的统一和对立，相反接近一种谱系的展示，就像光谱那样标示出光线内在的衍射结构。在这个谱系中，各个文学现象间的不同特征，呈现出交叉、递进、重叠、复合、衰减、膨胀、跃迁……说到底，类似与差异，都只是在同一个谱系中的位置的距离，相隔较远可能就见出了差别的方面，相隔较近或毗邻可能就是类似。从而比较文学的学科研究，将形成一种谱系学式的知识结构和理论形态。一句话，比较文学研究中有关同和异的分析，成了动态的标示，而不再是静态的界定。
　　【参考文献】
　　[1]　热奈特.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2]　福柯.知识考古学[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3]　马克·昂热诺等.问题与观点：20世纪文学理论综论[M].天津：百花文学出版社，2000.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5]　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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