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近体诗格律的正与变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07-01-29
由这种五仄句（第一字可平可仄，仅第一字用平声，全句仍为三仄节）构成的一联诗，不仅本身具有波峭的音调和情致，而且往往在全首诗中发挥强化艺术表现力的作用。在贾岛的五律中，我最喜欢《忆江上吴处士》一首。可惜《唐诗别裁集》未选，录如下：
闽国扬帆去，蟾蜍缺复圆。
秋风吹渭水，落叶满长安。
此地际会夕，当时雷雨寒。
兰桡殊未返，消息海云端。
首联写吴处士扬帆去闽已久，次联写眼前情景，乃传诵名句。三联五仄句如奇峰突起，音响凄异，恰切地表现了饯别之夕雷雨交加，寒意袭人的情景；而“此地”回应“长安”，“际会”反跌尾联的“兰桡未返”，极具艺术魅力。
这一联句式，也有对句五字全平的，如白居易《题玉泉寺》首联“湛湛玉泉色，悠悠浮云身”。王维《终南别业》首联“中岁颇好道，晚家南山陲”，对句第一字虽仄，但此处本来可平可仄，全句仍等于五平。
最近读到一篇短文，斥责杜牧竟然写出“南朝四百八十寺”这样不合格律的句子，令人啼笑皆非。唐人五律，五仄句不少见，杜牧这个引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名句，不就是在五仄句前加了一个平节吗？而且，对句第五字易仄为平，不正是“救”了出句的“拗”，与五仄句的“救”法相同吗？杜牧的这种句式及其“拗救”法，宋代诗人仍在运用，如黄山谷《寄黄几复》中的“持家但有四立壁，治病不蕲三折肱”；楼钥《顷游龙井》中的“水真绿净不可唾，鱼若空行无所依”；梅尧臣《东溪》中的“情虽不厌住不得，薄暮归来车马疲”；陈师道《绝句》中的“书当快意读易尽，客有可人期不来”；方岳《梦寻梅》中的“马蹄践雪六七里，山觜有梅三四花”等。
在七律中，还有出句除韵脚外六字全仄，对句七字全平的，见于崔鲁《长安即事》的首朕。这首诗写寒食（一百五日）将届时的物候旅情，颇别致，录如下：
一百五日又欲来，梨花梅花参差开。
行人自笑不归去，瘦马独吟真可哀。
杏酪渐香邻舍粥，榆烟将变旧炉灰。
画楼春暖清歌夜，肯信愁肠日九回？
近体诗前一联对句和后一联出句的第二字平仄相同，叫作“粘”，即把两联诗粘合起来，这是“正”；与此相反，第二字平仄相异，这是“变”，今人认为这是严重的失律，称为“失粘”其实，唐代诗人并不认为这是什么“失”，前后两联不相粘的情况较普遍，而且多见于历代传诵的名篇。仍以《唐诗别裁集》为限，举部分例子。七律如宋之问《嵩山石淙侍宴应制》前两联“离宫秘
附图
第一联与二联失粘，第二联与第三联失粘。
以上仅是《唐诗别裁集》近体诗中部分失粘的例子，就有这么多，而且其中多是名家的名篇，自唐代至今，多获好评，从无“失律”的讥议。当代诗坛以“失粘”为不合格律，绝不准在作品中出现，究竟有何根据呢？
在近体诗的一联中，出句和对句的第二字平仄不是相对而是相同，叫“失对”，在唐人近体诗中，“失对”的情况也时有所见，失对之处，往往又是佳句所在。仍以《唐诗别裁集》为限，举例说明。绝句如崔颢的名作《长干曲二首》之二结尾的
“平平仄仄平”的第一字和“仄仄平平仄仄平”的第三字如果“拗”为仄，则全句除了韵脚，就只剩一个平，因而谓之“孤平”。王力先生在《汉语诗律学》中说：“孤平是诗家之大忌，我们曾在一部《全唐诗》里寻觅犯孤平的诗句，结果只找到了两个例子：醉多适不愁（高适《淇上送韦司仓》）；百岁老翁不种田（李颀《野老曝背》）。即使我们有所遗漏，但是，犯孤平的句子少到几乎找不着的程度，已经足以证明它是诗人们极力避忌的一种形式。”（注：《汉语诗律学》第99-100页。）的确如此。“孤平”既不可犯，就得有变通的办法，那就是“拗救”。“平平仄仄平”的第一字如果不得已拗用仄，则将第三字改平以救之；“仄仄平平仄仄平”如果第三字不得已拗为仄，则将第五字改用平以救之。这样，全句除韵脚外还有两个平，就不算“犯孤平”了。读《全唐诗》中的近体诗，不难看出：完全符合“平平仄仄平”、“仄仄平平仄仄平”这种定式的诗句，其实只是一小部分，大部分则是“拗救”的变式。“平平仄仄平”的“拗救”句式是“仄平平仄平”，这是句内自救。“平平仄仄平”的出句“仄仄平平仄”如果第三字拗为仄，则须将下句第三字改为平，这样，下句就变为“平平平仄平”。如李白《秋思》“海上碧云断，单于秋色来”、杜甫《送远》“带甲满天地，胡为君远行”等，其例甚多。既如此，“平平仄仄平”这种正式就有“仄平平仄平”和“平平平仄平”两种变式，不犯孤平也没有什么困难。王力先生说他们只从《全唐诗》中找到两个“犯孤平”的句子，当然是把“拗救”的两种句式都视为不犯孤平的。
前面大致谈论了近体诗平仄律的正与变；下面再就近体诗对偶律的正变略作说明。
读《全唐诗》中的五律、七律，可以看出中间两联讲对仗的占大多数；后人据此作出“五七言律诗中间两联必须对偶”的结论，当然是不错的。但应该注意：这也是有正有变的，必要的时候可以适当灵活，不必死守。
一种变式是：首联对仗，次联散行。五律如李隆基《送贺知章》“遗荣期入道，辞老竟抽簪。岂不惜贤达？其如高尚心”；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川》“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卢照邻《关山月》“塞垣通碣石，卤幛逐祁连。相思在万里，明月正孤悬”；宋之问《晚泊湘江》“五岭栖迟地，三湘憔悴颜。况复秋雨霁，表里见衡山”；张说《和魏仆射还乡》“富贵还乡国，光华满旧林。秋风树不静，君子叹何深”；孟浩然《寻梅道士》“彭泽先生柳，山阴道士鹅。我来从所好，停策夏阴多”；李白《口号赠征君卢鸿》“陶令辞彭泽，梁鸿入会稽。我寻《高士传》，君与古人齐”，《送友人》“青山横北郭，白水绕东城。此地一为别，孤蓬万里征”；杜甫《一百五日夜对月》“无家对寒食，有泪如金波。斫却月中桂，清光应更多”；高适《独孤判官部送兵》“饯君嗟远别，为客念周旋，征路今如此，前军犹渺然”；郎士元《送钱大》“暮蝉不可听（去声），落叶岂堪闻。共是悲秋客，那知此路分”；王贞白《题严陵钓台》“山色四时碧，溪光七里清。严陵爱此景，下视汉公卿”；白居易《寄题余杭郡楼兼呈裴使君》“官历二十政，宦游三十秋。江山与风月，最忆是杭州”，《别州民》“耆老遮归路，壶浆满别筵。甘棠无一树，那得泪潸然”；杜牧《长安月》“寒光垂静夜，皓彩满重城。万国尽分照，谁家无此明”等。仇兆鳌《杜诗详注》卷四于杜甫《一百五日夜对月》诗后引《梦溪笔谈》云：“此诗次联不拘对偶，疑非律体；然起二句明系对举，谓之‘偷春格’，如梅花偷春色而先开也。”仇氏又说：“此诗一、二对起，三、四散承，用‘偷春格’也，初唐人常有之。”（注：《杜诗详注》，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25页。按杜甫此诗用“偷春格”之说，亦见宋人惠洪《天厨禁脔》卷上。）其实初唐常有，盛唐亦多，大历以后，仍有继者。由于首联对起，次联散承，三联又对偶，易生文情跌宕之致，故用此格者多佳什。
又一种变式是隔句对，又叫扇对或扇面对，即第一句与第三句对仗、第二句与第四句对仗。早在《诗经·小雅·采薇》中已经出现的“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这种隔句对，唐宋人律诗也偶然运用。如杜甫《哭台州郑司户苏少监》中的“得罪台州去，时危弃硕儒；移官蓬阁后，谷贵没潜夫”；自居易《夜闻筝中弹潇湘送神曲感旧》“缥缈巫山女，归来七八年；殷勤湘水曲，留在十三弦”；郑谷《寄裴晤员外》“昔年共照松溪影，松折碑荒僧已无；今日重思锦城事，雪消花谢梦何殊”；苏轼《用前韵再和许朝奉》“邂逅陪车马，寻芳谢ｔｉǎｏ＠⑩州；凄凉望乡国，得句仲宣楼”等。这种扇对用于四联律诗，必是第一、第二两联；用于长篇排律，也可能在中间出现。
第三种变式是一首律诗对仗多于两联。前三联俱讲对仗的五律、七律极常见，不必举例。四联俱讲对仗者较少，五律、七律各举一例。五律如杜审言《除夜有怀》：“故节当歌守，新年把烛迎。冬氛恋虬箭，春色候鸡鸣。兴尽闻壶覆，宵阑见斗横。还将万亿寿，更谒九重城。”七律如杜甫《登高》：“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第四种变式是一首律诗中对仗少于两联，即只有颈联对仗，首联、颔联、尾联皆不对。这种变式，唐诗中数量颇多，仅杜甫秦州诗中就有《送人从军》、《秋日阮隐居致薤三十束》、《从人觅小胡孙许寄》、《雨晴》、《归雁》、《秋笛》、《蕃剑》、《天末怀李白》、《即事》、《废畦》等只有一联对仗的五律多达十余首。下面仅举各种唐诗选本都不能不选的几首佳作，以见运用这种变式的诗能够达到多么高的艺术水平：
宋之问《题大庾岭北驿》：“阳月雁南飞，传闻至此回。我行殊未已，何日复归来？江静潮初落，林昏瘴不开。明朝望乡处，应见岭头梅。”
张九龄《望月怀远》：“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灭烛怜光满，披衣觉露滋。不堪盈手赠，还寝梦佳期。”
李白《塞下曲》：“五月天山雪，无花只有寒。笛中闻折柳，春色未曾看。晓战随金鼓，宵眠抱玉鞍。愿将腰下箭，直为斩楼兰。”
杜甫《月夜》：“今夜ｆū＠(11)州月，闺中只独看。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
杜甫《天末怀李白》：“凉风起天末，君子意如何？鸿雁几时到？江湖秋水多！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应共冤魂语，投诗赠汨罗。”
岑参《送杜位下第归陆浑别业》：“正月今欲半，陆浑花未开。出关见青草，春色正东来。夫子且归去，明时方爱才。还须及秋赋，莫即隐蒿莱。”
崔颢《黄鹤楼》：“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杜甫《和裴迪登蜀州东亭送客逢早梅相忆见寄》：“东阁官梅动诗兴，还如何逊在扬州。此时对雪遥相忆，送客逢春可自由？幸不折来伤岁暮，若为看去乱乡愁。江边一树垂垂发，朝夕催人自白头。”
第五种变式是全首律诗无一联对仗，通体散行。严羽《沧浪诗话·诗体》谓“有律诗彻首尾不对者，盛唐诸公有此体”（注：《沧浪诗话校释》（郭绍虞校释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第68页。），其实盛唐以后也有。先看盛唐三首：
孟浩然《洛中送奚三还扬州》：“水国无边际，舟行共使风。羡君从此去，朝夕见乡中。予亦离家久，南归恨不同。音书若有问，江上会相逢。”
孟浩然《晚泊浔阳望庐山》：“挂席几千里，名山都未逢。泊舟浔阳郡，始见香炉峰。尝读《远公传》，永怀尘外踪。东林精舍近，日暮但闻钟。”
李白《夜泊牛渚怀古》：“牛渚西江夜，青天无片云。登舟望秋月，空忆谢将军。余亦能高咏，斯人不可闻。明朝挂帆去，枫叶落纷纷。”
孟浩然以“挂席几千里”开头的一首和李白以“牛渚西江夜”开头的一首，各种分体唐诗选本皆选入五律，诸家评论，备极推崇，历代传诵。下面再看一首中唐作品：
皎然《寻陆鸿渐不遇》：“移家虽带郭，野径入桑麻。近钟篱边菊，秋来未着花。扣门无犬吠，欲去问西家。报道山中去，归时每日斜。”
这四首诗虽然“彻首尾不对”，但平仄都基本合律，所以被称为“散体律诗”。现在不妨举杜甫《白帝城最高楼》为例，看看“拗律”：“城尖径仄旌旆愁，独立缥缈之飞楼。峡坼云霾龙虎卧，江清日抱鼋鼍游。扶桑西枝对断石，弱水东影随长流。杖藜叹世者谁子？泣血迸空回白头！”
董文涣《声调四谱图说》卷十二录杜甫拗体七律二十七首（另有七言拗体排律一首）。仔细分析，这二十七首诗平仄俱拗，却每首中间两联讲对仗，甚工整，与散体律诗平仄合律而全无对仗者正好相反。
叶嘉莹教授认为杜甫“去蜀入夔”以后的拗律“由尝试而真正达到了一种成熟的境地，以拗折之笔，写拗涩之情，然有独往之致，造成了杜甫在七律一体的另一成就，而《白帝城最高楼》一首，就正可以为杜甫成熟之拗律的代表作品”。接下去，她对《白帝城最高楼》作了细致而精辟的分析，然后概括说：“像这样的诗，其所把握的，乃是形式与内容相结合的一种原理原则，虽然不遵守格律的拘板的形式，却掌握了格律的精神与重点。”（注：叶嘉莹《杜甫秋兴八首集说》，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41-43页。）这是很通达的评论，值得参考。
以上从平仄、对偶两方面简略地考查了近体诗格律在唐人创作中的正与变，试图为当代诗坛的近体诗创作提供借鉴。近体诗在唐人，特别是在以王、孟、高、岑、李、杜为代表的“盛唐诸公”的创作中取得了辉煌成就，这是举世公认的。这成就的辉煌，当然主要不表现在格律方面；然而格律毕竟是近体诗的特征，脱离格律，可能写出绝妙好诗，但不是近体诗。因此，严守格律，完全按“正体”创作的好诗，五律如杜甫的《春望》、《春夜喜雨》等篇，七律如杜甫的《秋兴八首》等篇，乃是“正”中之“正”的典范，为后贤所效法。大体上说，唐宋以后，近体诗格律愈来愈严，我的老师们和我青年时代接触过的前辈们，都是按“正体”作律诗、绝句的，我向他们学习，也是按“正体”作律诗、绝句的。当代吟坛要求“平仄必须从严”，也还是这个传统的继承。按“正体”写“正”中之“正”的近体诗，如果学养深厚、技法纯熟、有感而发，当然可以写出形式精美而意境高远的作品来。所以严格地按“正体”创作，仍应受到高度重视。这是我的第一点意见。
唐人绝句本来有古绝、律绝、拗绝三体，较有弹性。五律、七律的“律”，后人认为兼有“格律”、“法律”的意义，只能严守，不能违反。然而仔细审视唐人的五律、七律，特别是其中的名篇，完全符合后人“正体”的作品，所占比例实在并不大。前面谈近体诗格律的“变”，是从各个角度分别举名篇中的例子说明的，如果合起来看，“变”的程度就更大。仅从谈对仗时录出全篇的几首诗看：宋之问《题大庾岭北驿》只有一联对仗，“明朝望乡处”一句拗；杜甫《月夜》只有一联对仗，“遥怜小儿女”、“何时倚虚幌”两句拗；杜甫《天末怀李白》只有一联对仗，“凉风起天末”一句拗。再举李白《过崔八丈水亭》为例：“高阁横秀气，清幽并在君。檐飞宛溪水，窗落敬亭云。猿啸风中断，渔歌月里间。闲随白鸥去，沙上自为群。”“高阁横秀气”句“秀”字拗，下句末救，救了也是“变”；“檐飞宛溪水”句“水”前两个平节，拗；“闲随白鸥去”句句尾“仄平仄”，亦拗。
因此，就当代诗坛的近体诗创作来说，除了学养深厚、技法纯熟、有感而发、自觉自愿地严守格律而能写出好诗者外，与其受格律束缚而窘态毕露，何如适当地放宽格律而力求完美的艺术表现。其实，像唐诗大家那样扣紧脚镣固然可以跳舞，而且跳得很精采；但为了跳得更美、更活泼、更妙曼轻盈或更威武雄壮，不是也时常放松脚镣吗？这是我的第二点意见。
“入门须正”。初学作近体诗，必须经过严格的格律训练，等到能够熟练地驾驭格律，再根据创作的实际需要，为了更好地表现内容而适当地突破格律。所谓适当地突破，是指一首诗尽管有拗字、拗句、失粘等等，但应基本合律，必须像杜甫的《月夜》等名篇那样，即使有较大程度的突破，读起来仍然不失近体诗的格调和韵味。初学者如果一上来就放宽格律，便一辈子也入不了近体诗的门。这是我的第三点意见。
至于像杜甫《白帝城最高楼》那样的拗律，并不是随便写出来的。杜甫早年就开始了拗律的尝试，有《郑附马宅宴词中》等七律为证。但直到“晚节渐于诗律细”之后，才在夔州创作了包括《白帝城最高楼》在内的若干成熟的拗体七律，对于这些拗律，董文涣《声调四谱图说》卷十二有图有说，虽不一定符合作者的原意，但足以说明通篇的“拗”是确有讲究的。读起来仍有律诗的韵调，再加上工整的对偶，仍不失为七律。因此，我认为今人不必随意拼凑八句完全违反“正体”的诗而自称“拗律”，因为虽然经过赵执信、董文涣等人的努力探索，至今还弄不清“拗律”的“律”究竟是怎么回事。今人作诗，很喜欢自己标明七律、绝句之类的诗体，唐人并非如此。如果不标明自己所作的是“拗律”，自由抒写以求完美地表情达意，而不管作出的是什么诗体，那当然是可以的。在熟练地掌握格律的基础上借鉴唐人的种种“变”，从而适当地放宽格律，有利于当前近体诗创作质量的提高；在熟练地掌握格律的基础上借鉴唐人拗体律诗和散体律诗，力求创造完美的意境而不管写出的是什么诗体，经过长时期的探索、总结而逐渐形成一种新的诗体，也不无可能。这是我的第四点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