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之“排满”民族主义杂谈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07-02-04
但是，梁启超对民族主义中的“宁粉身碎骨，以血染地，而不肯生息于异种人压制之下”的那类内容不能不有相当大的顾虑，因为他存在一种危险，可以导致要求推翻清政府的“排满”主张。这使他感到恐惧不安。特别是当革命派人士借鼓吹民族主张“排满”时，他们的顾虑就更大了。而结果也正如他所担忧的那样，辛亥革命正是从民族主义的角度出发，高举民族主义的旗帜，倡导“排满”民族主义。
这就造成了一种和奇特的现象：最早在中国提出“民族主义”的立宪派人士，后来却是越来越不愿意谈民族主义，其实原因也是很简单，因为他们提倡民族主义是希望能够通过这个来维护或者是改善清政府的统治，根本点还是在于要维护清政府的统治，但是后来辛亥革命党却在“民族主义”的旗帜下掀起了规模越来越大的反清浪潮，“民族主义”在清朝最末的十几年里几乎成了“排满”民族主义的同义词，他们放弃或者是不愿意谈论“民族主义”也是在所难免的。
四、会党和辛亥革命的“排满”民族主义。
会党在清朝末年的反清浪潮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孙中山的最早的革命行动就是从联络会党开始，而会党的“反清复明”传统民族主义思想也深深地一向着辛亥革命的“排满”民族主义。
1， 会党的“反清复明”的思想
清朝入关之初，由于实行残酷的民族压迫政策，一开始便受到很强烈的反抗，其抵抗之烈，场面之悲壮，“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历历在籍。带康熙时期，清朝的统治日见巩固，各地的反清战争相继失败，大部分的汉族知识分子以感到神州陆沉，天下沦亡，回天无力，所谓“故君日逝，故友以亡，吾将安归，敬俯首阳”，或遁迹山林，或逃禅为僧，或佯狂病颠，后著书立说，以表达对清王朝的不满和敌视。而其中的著书立说更是成为汉族知识分子的一种立身的方式，但是随着清王朝政权的日亦巩固，对这些著书立说的知识分子的打击也就日亦惨烈，大兴文字狱，严酷地屠戮大批的知识分子，因此，有清一代，要想通过著书立说的方式来表达亡国之痛，屠戮之惨已是不可能，因此一些有“民族思想”的汉族知识分子便通过将下层社会和江湖上一些无家可归者聚集起来，结成社团，“把民族主义思想发到那种团体中生存。”“民族主义能够流传下来，三百年而不绝，全赖会党之力。”
孙中山在《建国方略.有志竟成》中是这样明确记载会党的历史：“洪门者，创设于明朝的遗老，起于康熙年代。盖康熙以前，明朝之忠臣烈士多欲力图恢复，誓不臣清，舍身赴义，屡起屡蹶，与虏拼命，然卒不救明朝之亡，迨至康熙之世，清势已盛，而明之忠烈死亡怠尽，二三遗老，见大势以去，无可挽回，乃欲以民族主义之根苗流传后代，故以反清复明之宗旨，结为团体。”（6）会党的思想中最鲜明的就是其“反清复明”，有清一代，会党起事多以此为口号，而辛亥革命对其思想进行改造，去除其“复明”的主张，吸收其“反清”的合理成分。李大钊在其著作《孙中山先生在中国民族革命史上之位置》一文中对此是这样介绍“他（孙中山）整理了许多明季清初流传下来的以反清复明为基础，后来受了帝国主义压迫而渐次扩大着仇洋彩色的下层结社，使他们渐渐的脱弃农业宗法的会党的性质而入国民革命的正规。”（10）李大钊在这里所说的“下层社会”就是指三合会，三点会，哥老会等会党。
2，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辛亥革命的“排满”民族主义思想也深深大打上会党的“反清复明“思想的烙印。
孙中山幼年其实生活的香山县，就是会党活动活跃的地方，清朝初年就有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五色邦”在这里进行反满活动，此后，香山会党曾“四次兴师大举反满“生活在这种环境下的香山孙氏家庭，也具有浓厚的反满意识，踞孙中山的胞姐孙妙茜介绍：“其家先人，在清朝从无人应举觅官者” （7），其先世族人中早就有人参加过反满活动，孙中山第十一世代先祖孙鼎标曾参加过“反清复明”起义。在如此的氛围中，年幼的孙中山“热枕种族观念，志愿非常”，据陈剑安提供的资料表明，孙中山很小之时不仅喜欢听反满的故事，还萌发过效法会党的意向。1855年以趋成熟的孙中山曾表示：“欲推翻满清复回汉家山河”，这显然受了会党的“反清复明”的影响，而首先响应孙中山“排满”民族主义的是会党，1894年11月，孙中山在檀香山创立中国第一个革命政党——兴中会，这得力于三合会首领邓荫南的帮助，其纲领中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国”的“排满”口号很清楚地打上会党的“反清复明”的烙印。兴中会的其他重要骨干如陈少白，尤列，程奎光，朱贵全，谢赞泰都是会党分子，要时人的话就是“孙逸仙的左右，可以说多半是会党中人。”1895年的广州之役，1900年的惠州之役，1903年的广州起义和同一时期的黄兴领导的长沙起义，都是以会党为起义的主力。随后成立的中国同盟会盟书所用的年号——“天运”也是来源于会党，根据冯自由在《革命逸史》中的记载：“同盟会盟书所用‘天运’年号，在当日各同志宣誓时皆不知此年号之出处。。。。。。以余所知，则‘天运’二字实为洪门三合会之年号。。。。。。以洪门文告所用”天运“二字，富有种族上之意义，遂开始采用，。。。。。。总理所举之理由有二：‘（一）语云，胡人无百年之运，满族占据华夏将三百年，其应以告终，此后即为汉族中兴之运，天运二字既汉兴满亡之表示，其意义极为深远。（二）明亡后，中国秘密会堂，如天地会，哥老会，三合诸会，均沿用此年号，由来已久’，此足证明天运二字实为洪门历代人士所用之传统年号，同盟会特袭用耳。” （8）在辛亥革命中起着非常大作用的新军其实也多是会党中人。
五、辛亥革命的“排满”民族主义思想的宣传
胡汉民在总结辛亥革命成功的经验时，认为辛亥革命的成功主要有两条经验：其一是策反新军为“成功革命之重要因素”，其二即为“排满宣传战胜一时之思想者，实为根本之成功”。（9）辛亥革命的“排满”民族主义的宣传有来两个层面，一个是理性的层面，一是感性的层面。理性的层面主要用与知识水平较高之中等社会，其做法大抵是把西方传的民族主义理论于中国传统的“夷夏之辩”结合在一起，《民报》等革命喉舌与立 派的激烈论战的大快文章，都可以列出此类。但是下曾社会大多数都未曾受过教育，即令是少数粗识文字者也读不懂那些艰深的民族主义论著，因此对于中国大多数的民众而言，要想让他们明了“排满”民族主义之道理，使他们拥护“排满”革命，只有通过感性的文章，感性的宣传方可以收到效果。辛亥革命时期，在革命运动迅速高涨的时候，动员社会群众最为简便而且易于收效的方法还是民族感情的激发与民族仇恨的煽动，在民族危机与社会危机非常严重的时期，这样的情绪煽动的能够在短期内收到很好的效果，感情的倾注往往胜与理性的诉求，所以任凭梁启超等如何大谈“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反而不如陈天华，邹容的“排满”小册更易于流传。更易于赢得人心。对于这点作为反对革命的杨宽的看法很有代表性，他说：“一切法理论，政治论之复杂，终非人所能尽知，必其操术简单，而后人人能喻，此‘排满革命’四字，所以应于社会程度，而几成为无理由之宗教也。”他又说：“排满革命之理由，各异其言，有曰报仇者，有曰争政权者……，凡理由甚简单而办法甚发复杂者，虽智者不易寻其条理，凡理由甚复杂而办法甚简单者，虽愚者亦能知之，能言之，能行之，范围反较为大，势力反较益增也。” （10）因此辛亥革命的“排满”民族主义的宣传主要是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宣扬中国“亡国论”，认为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非异族所得之中国。中国是汉人的中国，而满人不是中国人，自满族入关之时，中国便已经亡国，现在要恢复汉人国家，就必须将满人驱逐出中国的领土。孙中山在这方面的论述比较具体，他认为：“中国几千年以来，受到政治上的压迫以至于完全亡国，已有了两次，一次是元朝，一次是清朝。” （11）在他看来，在中国只有实行汉人主政，才能算是中国，满人本是塞外东胡，是异种，异族，本不该入主中原。满州未建国前为中国的“羁靡州”不同于中国主权直接覆盖的领土，且未曾在明代取得中国的国籍，满族既不是中国人，清朝取代明朝，便非为一般意义上的皇室更替的改朝换代，而是中国为异族所灭。另一革命鼓动家说的更为露骨：“中国立国以来，皆吾汉人之本土。吾汉族生于斯，长于斯，聚国于斯，自有历史以来，数千年于兹。中国之上地，即吾汉族之家产物，而断不容他族盗袭之，以高距吾之主权也，中国自建国以来，蒙古时中国全亡，五胡辽金时中国亡一半，燕云十六州之割，中国之亡非亡，定于汉人之主与否。”所以章太炎在1920年召开“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邹容在《革命军》中写道“皇汉民族亡国后之二百六十年”。雷铁崖的《中国已亡之铁案说》中说的更为坦率和露骨“故夫中国之亡非亡，定于汉人之为主与否。历朝易姓而汉人不易，故中国不亡，若中国之君为异族，则中国决定为亡国，次直截了当之言，一见而解，无须援拒法理。”（12）因此要“驱除鞑虏，恢复中华”。
2，“刨清人种”，鼓吹满汉不同种，满族乃异族。邹容在《革命军》中专门列出一章，“革命必刨清人种”，认为“夫人之爱其种有，必内有所结，而外有所排”，他把汉族列为“中国人种”的主干，而把“满州人”列为“西伯利亚人种”蒙古族之一支脉。同时革命党人为增加汉族内部的凝聚力，并把满族异化为“外族”，他们大力黄帝轩辕氏为汉人之鼻祖，为中国人唯一的“始祖公公”，刘师培发表的《黄帝纪年论》中就明确宣告：“凡一民族，不得不溯其起源，为吾四百兆汉种之鼻祖者谁乎？是为黄帝轩辕氏。”因此“当自用黄帝降生为纪年始。” （13）用以否认满族在中国统治，使满族的君主年号流于空文。在此前后，《江苏》杂志第3期刊登了《中国民族始祖黄帝像》，并公开使用黄帝纪年，稍后又有《黄帝魂》和《黄帝书》的出版，天才革命鼓动家陈天华编写的《猛回头》《警世钟》两个小册子，热情洋溢地歌唱黄帝“始祖公公”。
3，鼓吹清朝“暴政”和民族压迫和歧视，详尽地揭露其祸国殃民的深重罪行。如孙中山所言的满族乘“中国多事，长驱直入，迫我汉人为其奴隶，有不从者，杀戮亿万”。《同盟会革命方略》中这样控诉满族“乘中国多事，长驱入关，灭我中国，据我政府，迫我汉人为其奴隶。” 在这方面革命报刊做了更多的工作，其中作为《民报》临时增刊的《天讨》的火力最集中，影响也最大，《天讨》收有军政府《讨满州檄》，《普告汉人檄》，《四川革命书》，《四川讨满檄》，《江苏革命书》，《河南讨满檄》等文章，这些文章大多结合各地区，各阶层的实际情况，以其切身利害为引爆物，调动大多数人对清朝政府的憎恶和反抗，如《四川革命书》列举满清治蜀苛政有六，即征粮，抽税，镶夺，迫捐，虐杀，筑路，结论是“舍排满而外，决无自全之策”。
六、辛亥革命“排满”民族主义的评价
辛亥革命的伟大胜利就是以“排满”民族主义为号召的，这个口号的提出是在中国特定的国情下产生的，革命派要推翻当时的君主专制，而当时的君主和皇室又是数百年前以武力入主中原并曾对汉人大肆屠杀的满人，为了减轻革命的阻力，他们当然不会放弃煽动汉人仇满情绪这一有力的手段，他们也很清楚“排满”其实只是推翻君主专制的宣传口号，因此尽管辛亥革命是在“排满”民族主义的口号下发动起来的，尽管汉人在人数以及其他许多方面对满族占有无可置疑的优势，但是在各省举行的武装起义并出现一定程度的混乱局面时，却没有发生世界上许多国家出现的那种狂热的大规模的民族仇杀，更不用说什么种族清洗了。其实理由很简单，辛亥革命的“排满”民族主义是从属于民族主义革命的范畴，孙中山早在１９０６年即以明确地宣告：革命派之所以主张“排满”，是因为“满州政府要实行排汉主义。我们推翻满州的政府，从驱除满人那一面来说，是民族革命，从颠覆君主政体那一面说，是政治革命，并不是把他分做两次来做。讲到那政治革命的结果，是建立民主立宪政体。照现在这样的政治论起来，就算是汉人为君主，也不能不革命。” （14）即令是曾被认为是“地主阶级反满派”的章太炎，也并非狂热的狭隘的种族复仇主义者，他向人们解释：“是故排满州者，排其皇帝也，排其官吏也，排起士卒也”，并不是要排斥甚至杀害一般的满族百姓，“所欲排者为满人在汉之政府，而今之政府，为满州所窃拒，人所共知，不须别有标目，故简略言之，则曰排满云尔。” （15）正是因为如此，“排满”民族主义才能赢得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众多的民众的人体，辛亥革命才会胜利，才不至于导向悲惨的民族仇杀和民族绝灭。
但是辛亥革命的“排满”民族主义却有着不可否认的缺陷，第一就是源远流长的大汉族主义和可能会导致国家分裂，因为辛亥革命的建国理论是十八行省，这必然要放弃其他民族的土地。第二辛亥革命的“排满”民族主义也是导致其革命不失败的原因因为辛亥革命时的一个心理弱点就是“排满等于革命”，满族的统治被斥为异族统治，因此要挽救当时深重的民族危机，就必须推翻清朝政府，结束满人在中国的同志，虽然资产阶级革命派从西方带来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政治方案和“天赋人权”的思想武器，革命领袖孙中山也创立了“三民主义”，但当时加入革命组织的大多数人，所觉悟到的主要是“排满”民族主义和“种族革命”，而对民主思想，共和制度的所知极少，还远未达到对其内容的真正理解，因此，因此一般的民众都因为“排满”就是“革命”，“革命”就是“排满”，只要把满人敢下了台，挂上共和的招牌，让汉人当上大总统，就是革命成功了，“就是极有思想的同志，赞成三民主义，在当时因为只要能够排满，民族主义就能够达到目的，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就能够自然跟上。” （16）在这样的心理支配下，先是把湖北军政府的都督硬塞给有“地方资望”的汉人官僚黎元洪，之后又把中华民国的大总统的位置流给为“中外所重”的汉族大吏袁世凯。用章太炎的话来说就是：“今之种族革命，若人人期于颠覆清廷而止，其后利害存亡，悉所不论，吾则顶礼膜拜于斯人矣。”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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