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白文历史评价的变迁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07-01-29
文学接受史上经常有这样的现象，某些作品在它的那个时代曾经风行一时，洛阳纸贵，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光环逐渐褪色，它就开始淡出人们的视野，不再是万众瞩目的中心，乃至淹没无闻。研究这些作品，可以拂去历史的尘埃，让它重新放射光芒，展现自身价值，丰富文学遗产的宝藏。而研究这些作品在历史长河中的浮沉显晦，则能够觇知文学风气的变化，深化对文学史的理解，进而获得某些认识方法上的启示。元白的散文曾经光彩夺目，而终归黯然失色，在历史上的地位经历了大幅度的跌落，正是我们分析这类接受史现象的极好个案。
一 元白文略说
元稹、白居易文章有些是纯粹的骈文，有些则是在散体中包含许多浅显明白的骈句，形成富艳浅易的风格特征，与当时的流行文风比较接近，在当时享有盛誉。（注：关于唐代流行文风，请参考王运熙先生《韩愈散文的风格特征和他的文学好尚》，收入《王运熙自选集》，安徽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诗赋、策论和判是唐代科举考试采用的主要文体，也是流行文风的重要领域。这四种文体元白都非常擅长，元白诗的富艳平易已是众所周知，不必讨论。元白的律赋也非常富艳，李调元《赋话》：“唐时律赋，字有定限，鲜有过四百者，驰骋才情，不拘绳尺，亦惟元白为然。”（注：李调元《赋话》卷四，乾隆刻本。）《唐摭言》卷三：“乐天时年二十七，省试《性习相近远赋》、《玉水记方流诗》，携之谒李凉公逢吉。公时为校书郎，于时将他适，白遽造之，逢吉行携行看，初不以为意；及览赋头曰……，逢吉大奇之，遂写二十余本，其日，十七本都出。”（注：王定保《唐摭言》卷三，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元稹当年应制科为第一，他的策论被《旧唐书》认为堪与王维、杜甫的诗歌相提并论，是唐代文苑的代表作（注：《旧唐书·文苑传序》，中华书局点校本。）。《唐文归》认为元稹的对策远在张说之上，在整个唐代都是首屈一指的杰作（注：朱东观《唐文归》卷十八，古香斋刻本。）。白居易与元稹同年应制科，入乙等。《新唐书·艺文四》有《元和制策》三卷，就是专收元稹、白居易、独孤郁三人的对策，可见元白的对策在当时很有影响。判文是唐代的一种重要应用性文体。唐代士子经过礼部考试，取得做官的资格，然后还要通过吏部的考查，方能授予官职。吏部考查的主要项目是身（长相风度）、言（语言表达）、书（书法）、判，其中判最为重要。（注：关于唐代判文的情况，参见吴承学《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第七章《唐代判文》，中山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白居易的判文在唐代最负盛名，据白居易自己称：“日者又闻亲友间说礼吏部举选人，多以仆私试赋判传为准的。”（注：《与元九书》，朱金城《白居易集笺校》卷四十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元稹也说：“明年，（白居易）拔萃甲科。由是《性习相近远》《求玄珠》《斩白蛇》等赋，及百道判，新进士竞相传于京师矣。”（注：《白氏长庆集序》、《元稹集》卷五十一。）制诰由于其代言的特殊性质，在唐代非常受重视。元白都曾任翰林学士，掌制诰。元和末，二人一起对制诰的写作进行改革，提倡自然流畅内容充实的风格，但并没有改变用骈体写作的惯例，相反，他们有的制诰还是非常精致的骈文，如元稹《许刘总出家制》，就被收入挑选非常严格的《唐宋文举要》乙编（注：参见高步瀛《唐宋文举要》乙编，中华书局1963年版。）。元白的制诰当时影响很大，白居易编成《白朴》，专门传授制诰作法，人们“求访宝重，过于《六典》”（注：元稹《酬乐天余思未尽加为六韵》，《元稹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策、判、制诰都是唐代非常重要的文体，也是那种富艳浅易的流行文风的主要载体，判要求用骈体来写作，制诰自魏晋以来就经过骈化，主要也是用骈体来写作，策论是为了考查考生对政治问题的认识能力，但长期以来受时代写作风气的影响，考生在文字表述时，为了增强表达效果，经常插入大段的骈句。元白在这些领域享有盛誉，主要就是因为他们的这类文章有大量浅显的骈句，或者干脆就是骈文，与时下流行文风相吻合，本身就构成流行文风的一部分。
如果说策、判、制诰都是公文，元白在写作时必须遵守当时的规则，他们这类文章表现出的富艳浅易的风格还有可能是出于对惯例的尊重，是一种被动的表现，那么他们另外一些较为私人化，因而也更能体现写作个性的文章就能够充分地说明这种文风是否出于他们自觉自愿的选择和追求。
让我们先来考察白居易的情况，请看以下例子：
矧兄遇疾于路，路无药石；归全于家，家无金帛。环堵之室，不容客；稚齿之子，未知哀戚。（《祭符离六兄文》）
其四旁耳目杖履可及者，春有锦绣谷花，夏有石门涧云，秋有虎溪月，冬有炉峰雪，阴晴显晦，昏旦含吐，千变万状，不可殚记。（《草堂记》）
竹似贤，何哉？竹本固，固以树德，君子见其本，则思善建不拔者；竹性直，直以立身，君子见其性，则思中立不倚者；竹心空，空以体道，君子见其心，则思应用虚受者；竹节贞，贞以立志，君子见其节，则思砥砺名行，夷险一致者。夫如是，君子人多树之为庭实焉。（《养竹记》）
呜呼微之，始以诗交，终以诗决。弦笔两绝，其今日乎？呜呼微之，三界之间，孰不生死？四海之内，谁无交朋？然以我尔之身，为终天之别。既往者已矣，未死者如何？（《祭元微之文》）
这些段落都是用浅显的骈句来铺陈，句式整齐，极少用典，一、三两例甚至还采用了类似于民间歌谣中顶针的修辞手法。在白居易的散文中，经常出现大段大段的骈句。以上四例，从写作手段来看，分别是叙事、写景、议论和抒情。从时间跨度来看，第一篇写于贞元年间，中间两篇写于元和年间，最后一篇写于大和年间，分别是白居易早、中、晚年的作品。可见这种文风贯穿白居易一生，体现在他的创作整体中。《旧唐书》评论白居易云：“文笔富艳，尤精于诗笔”，（注：《旧唐书·白居易传》，中华书局点校本。）拈出富艳二字来形容白居易的风格，是非常准确的。
同样的情形也出现在元稹的创作中。《诲侄书》虽是主要以散体写成，但其中穿插了许多骈句，如“吾窃见吾兄，自二十年来，以下士之禄，持窘绝之家，其间半是乞丐羁游，以相给足”，“及今思之，上不能及乌鸟之报复，下不能减亲戚之饥寒”，“吾自为御史来，效职无避祸之心，临事有致命之志”等等。这些骈句非常简单，句意显豁，用典极少也极平常，穿插在散体中形成富艳的效果。
从以上所举的骈句，我们已经可以看出元白文的平易特征。实际上，平易是元白文的整体风格，尤其表现在构思和用字方面。从构思方面来看，元白文立意浅显明白，结构清楚简单。如白居易的《草堂记》先以草堂为中心，写经营草堂的经过和草堂生活的舒适，然后推扩到草堂周围的美景，最后发表适意知足的人生感慨。又如元稹《叙诗寄乐天书》，先回顾自己创作经历，然后叙述编纂诗集的原因，最后说明编纂去取的原则。这种构思有自然平易的优点，但有时不免显得比较平弱。这与韩愈古文的特点正好相反。韩愈古文通过倒插、铺垫、转折等安排，显得构思新警，虽然有时不免费解、做作，但读者在阅读时的确能体会到那种“如赤手捕长蛇”（注：孙樵《与王霖秀才书》，《孙樵集》卷二，四部丛刊本。）般因险见能的审美愉悦。从用字来看，韩愈古文有时因喜欢用奇字重字而流于怪僻晦涩（注：详细的分析见《韩愈散文的风格特征和他的文学好尚》。），而元白文则避免了这种弊病，所用的字词都是十分常见的，有时甚至是非常通俗的，如白居易《祭李侍郎文》“大开口笑，满酌酒吃”，元稹《永福寺石壁法华经记》“僧之徒误以予为名声人，相与日夜攻刺史白，乞予文”等句中的吃、名声人等。
以上讨论的都是比较私人化的文章，涉及的题材都不是那种重大严肃的社会题材，这些文章表现出的依然是那种富艳浅易的文风，这说明元白受到时代风气的影响是非常深刻的，这种文风是他们创作个性的真实体现。对于自己的这种文风，元白自身也有所体会，白居易《和答诗叙》云：“顷者在科试间常与足下（指元稹）同笔砚。每下笔时，辄相顾语，患其意太切，而理太周。理太周则词繁，意太切则言激。然与足下为文，所长在于此，所病亦在于此。足下来序果有词犯文繁之说”，富艳正是文繁的表现之一。总之，元白的散文受骈文的影响非常深，是当时流行文风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 元白文历史地位的变迁
元白的散文当时非常显赫，一些重要文章如制诰、策论、判、律赋等都是士子们竞相模仿的对象，引领一时的风气，是文坛上重要的领袖人物。但也有人对他们颇有微辞。韩愈与元白同时，元白对韩愈都非常尊敬，但韩愈对元白散文的巨大影响却不置一词。韩愈提倡古文，反对骈文，尤其鄙薄科场文体，他说：“及来京师，见有举进士者，人多贵之，仆诚乐之，就求其术，或出礼部所试赋诗策等以相示，仆以为可无学而能，……闻吏部有博学弘辞选者，人尤谓之才，且得美仕，就求其术，或出所试文章，亦礼部之类，私怪其故，然犹乐其名，因又诣州府求举，凡二试于吏部，一既得之，而又黜于中书，虽不得仕，人或谓之能焉。推自取所试读之，乃类于俳优之词，颜忸怩而心不宁者数月。”（注：《答崔立之书》，《韩昌黎文集校注》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而元白正是以科场文章出名，他们的策赋判等都是当时士子们模仿的范本。虽然韩愈写此文时元白尚未成名，但他对元白散文的态度就由此可知。高彦休《唐阙史》卷上载：“裴度再修福先佛寺，危楼飞阁，琼砌璇题，就有日矣。将致书于秘监白乐天，请为刻珉之词。值正郎（皇甫ｓｈí＠①）在坐，忽发怒曰：近舍某而远征白，信获ｙǐ＠②于门下矣。且某之文方白之作，自谓瑶琴宝瑟而比桑间濮上之音也。然何门不可以曳长裾，某自此请长揖而退。座客旁观，靡不股栗，公婉辞敬谢之。”（注：高彦休《唐阙史》卷上，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皇甫ｓｈí＠①是韩愈的弟子，他的态度反映了当时古文一派对元白文的态度。
但是古文运动在当时的影响并不大，他们对元白文的不满并没有改变人们对元白文的追慕，无法消除元白文的影响。因此，五代时修撰的《旧唐书》仍对元白推崇无比，极尽赞扬之能事：
史臣曰：举才选士之法尚矣，自汉策贤良，隋加诗赋，罢中正之法，委铨选之司。由是务争雕虫，罕趋函丈。矫首皆希于屈宋，驾肩并拟于风骚，或侔《箴阙》之篇，或学《补亡》之句。咸欲缁铢《采葛》，糠秕《怀沙》。较丽澡于《碧鸡》，斗新奇于《白凤》，暨编之简牍，播在管弦，未逃季绪之诋诃，孰望子虚之称赏？迨今千载，不乏辞人。统论六义之源，较其三变之体，如二班者盖寡，类七子者几何？至潘陆情致之文，鲍谢清便之作，迨于徐庚，踵丽增华，纂组成而耀以珠玑，瑶台构而间以金碧。国初开文馆，高宗礼茂才，虞许擅价于前，苏李驰声于前，或位升台鼎，学际天人，润色之文，咸布编集，然而向古者伤于太僻，徇华者或至不经，龌龊者局于宫商，放纵者流于郑卫，若品调律度，扬榷古今，贤不肖皆赏其文，未如元白之盛也。昔建安才子，始定霸于曹刘，永明词宗，先让功于沈谢。元和主盟，微之、乐天而已。臣观元之制策，白之奏议，极文章之奥，尽治乱之根ｇáｉ＠③，非徒谣颂之片言，盘盂之小说。赞曰：文章新体，建安永明。沈谢既往，元白挺生。但留金石，长有茎英。不习孙吴，焉知用兵。（注：《旧唐书·白居易传》，中华书局点校本。）
这段文字从人才选拔制度对文学的影响谈起，认为元白的文学成就（包括散文和诗歌）远迈往古，雄视一代，是元和文坛的盟主。还将元白与建安的曹刘和永明的沈谢并称，认为他们都是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的关键人物。值得注意的是，文中特别强调元白的作品兼收古今之长，律度严谨，让各种文化程度的人都能欣赏。可见，文章是着眼于骈偶丽对，欣赏元白的富艳浅易。这固然是因为《旧唐书》的作者乃史家，他的首要任务是真实地记录历史，自然不会无视元白文在当时的影响。更主要的原因则是《旧唐书》的作者生活在五代，正是骈俪文风盛行的时代，他们深受时代文学风气的影响，《旧唐书》的论赞就是用骈文写成，（注：关于《旧唐书》的文学观，参考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第五篇《隋唐五代》第三章《复古运动的消沉时期》第四节，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王运熙、杨明《隋唐五代文学批评史》第三编《晚唐五代的文学批评》，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对元白的极力推崇就是这种影响下的自然结果。
一 元白文略说
元稹、白居易文章有些是纯粹的骈文，有些则是在散体中包含许多浅显明白的骈句，形成富艳浅易的风格特征，与当时的流行文风比较接近，在当时享有盛誉。（注：关于唐代流行文风，请参考王运熙先生《韩愈散文的风格特征和他的文学好尚》，收入《王运熙自选集》，安徽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诗赋、策论和判是唐代科举考试采用的主要文体，也是流行文风的重要领域。这四种文体元白都非常擅长，元白诗的富艳平易已是众所周知，不必讨论。元白的律赋也非常富艳，李调元《赋话》：“唐时律赋，字有定限，鲜有过四百者，驰骋才情，不拘绳尺，亦惟元白为然。”（注：李调元《赋话》卷四，乾隆刻本。）《唐摭言》卷三：“乐天时年二十七，省试《性习相近远赋》、《玉水记方流诗》，携之谒李凉公逢吉。公时为校书郎，于时将他适，白遽造之，逢吉行携行看，初不以为意；及览赋头曰……，逢吉大奇之，遂写二十余本，其日，十七本都出。”（注：王定保《唐摭言》卷三，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元稹当年应制科为第一，他的策论被《旧唐书》认为堪与王维、杜甫的诗歌相提并论，是唐代文苑的代表作（注：《旧唐书·文苑传序》，中华书局点校本。）。《唐文归》认为元稹的对策远在张说之上，在整个唐代都是首屈一指的杰作（注：朱东观《唐文归》卷十八，古香斋刻本。）。白居易与元稹同年应制科，入乙等。《新唐书·艺文四》有《元和制策》三卷，就是专收元稹、白居易、独孤郁三人的对策，可见元白的对策在当时很有影响。判文是唐代的一种重要应用性文体。唐代士子经过礼部考试，取得做官的资格，然后还要通过吏部的考查，方能授予官职。吏部考查的主要项目是身（长相风度）、言（语言表达）、书（书法）、判，其中判最为重要。（注：关于唐代判文的情况，参见吴承学《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第七章《唐代判文》，中山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白居易的判文在唐代最负盛名，据白居易自己称：“日者又闻亲友间说礼吏部举选人，多以仆私试赋判传为准的。”（注：《与元九书》，朱金城《白居易集笺校》卷四十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元稹也说：“明年，（白居易）拔萃甲科。由是《性习相近远》《求玄珠》《斩白蛇》等赋，及百道判，新进士竞相传于京师矣。”（注：《白氏长庆集序》、《元稹集》卷五十一。）制诰由于其代言的特殊性质，在唐代非常受重视。元白都曾任翰林学士，掌制诰。元和末，二人一起对制诰的写作进行改革，提倡自然流畅内容充实的风格，但并没有改变用骈体写作的惯例，相反，他们有的制诰还是非常精致的骈文，如元稹《许刘总出家制》，就被收入挑选非常严格的《唐宋文举要》乙编（注：参见高步瀛《唐宋文举要》乙编，中华书局1963年版。）。元白的制诰当时影响很大，白居易编成《白朴》，专门传授制诰作法，人们“求访宝重，过于《六典》”（注：元稹《酬乐天余思未尽加为六韵》，《元稹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策、判、制诰都是唐代非常重要的文体，也是那种富艳浅易的流行文风的主要载体，判要求用骈体来写作，制诰自魏晋以来就经过骈化，主要也是用骈体来写作，策论是为了考查考生对政治问题的认识能力，但长期以来受时代写作风气的影响，考生在文字表述时，为了增强表达效果，经常插入大段的骈句。元白在这些领域享有盛誉，主要就是因为他们的这类文章有大量浅显的骈句，或者干脆就是骈文，与时下流行文风相吻合，本身就构成流行文风的一部分。
如果说策、判、制诰都是公文，元白在写作时必须遵守当时的规则，他们这类文章表现出的富艳浅易的风格还有可能是出于对惯例的尊重，是一种被动的表现，那么他们另外一些较为私人化，因而也更能体现写作个性的文章就能够充分地说明这种文风是否出于他们自觉自愿的选择和追求。
让我们先来考察白居易的情况，请看以下例子：
矧兄遇疾于路，路无药石；归全于家，家无金帛。环堵之室，不容客；稚齿之子，未知哀戚。（《祭符离六兄文》）
其四旁耳目杖履可及者，春有锦绣谷花，夏有石门涧云，秋有虎溪月，冬有炉峰雪，阴晴显晦，昏旦含吐，千变万状，不可殚记。（《草堂记》）
竹似贤，何哉？竹本固，固以树德，君子见其本，则思善建不拔者；竹性直，直以立身，君子见其性，则思中立不倚者；竹心空，空以体道，君子见其心，则思应用虚受者；竹节贞，贞以立志，君子见其节，则思砥砺名行，夷险一致者。夫如是，君子人多树之为庭实焉。（《养竹记》）
呜呼微之，始以诗交，终以诗决。弦笔两绝，其今日乎？呜呼微之，三界之间，孰不生死？四海之内，谁无交朋？然以我尔之身，为终天之别。既往者已矣，未死者如何？（《祭元微之文》）
这些段落都是用浅显的骈句来铺陈，句式整齐，极少用典，一、三两例甚至还采用了类似于民间歌谣中顶针的修辞手法。在白居易的散文中，经常出现大段大段的骈句。以上四例，从写作手段来看，分别是叙事、写景、议论和抒情。从时间跨度来看，第一篇写于贞元年间，中间两篇写于元和年间，最后一篇写于大和年间，分别是白居易早、中、晚年的作品。可见这种文风贯穿白居易一生，体现在他的创作整体中。《旧唐书》评论白居易云：“文笔富艳，尤精于诗笔”，（注：《旧唐书·白居易传》，中华书局点校本。）拈出富艳二字来形容白居易的风格，是非常准确的。
同样的情形也出现在元稹的创作中。《诲侄书》虽是主要以散体写成，但其中穿插了许多骈句，如“吾窃见吾兄，自二十年来，以下士之禄，持窘绝之家，其间半是乞丐羁游，以相给足”，“及今思之，上不能及乌鸟之报复，下不能减亲戚之饥寒”，“吾自为御史来，效职无避祸之心，临事有致命之志”等等。这些骈句非常简单，句意显豁，用典极少也极平常，穿插在散体中形成富艳的效果。
从以上所举的骈句，我们已经可以看出元白文的平易特征。实际上，平易是元白文的整体风格，尤其表现在构思和用字方面。从构思方面来看，元白文立意浅显明白，结构清楚简单。如白居易的《草堂记》先以草堂为中心，写经营草堂的经过和草堂生活的舒适，然后推扩到草堂周围的美景，最后发表适意知足的人生感慨。又如元稹《叙诗寄乐天书》，先回顾自己创作经历，然后叙述编纂诗集的原因，最后说明编纂去取的原则。这种构思有自然平易的优点，但有时不免显得比较平弱。这与韩愈古文的特点正好相反。韩愈古文通过倒插、铺垫、转折等安排，显得构思新警，虽然有时不免费解、做作，但读者在阅读时的确能体会到那种“如赤手捕长蛇”（注：孙樵《与王霖秀才书》，《孙樵集》卷二，四部丛刊本。）般因险见能的审美愉悦。从用字来看，韩愈古文有时因喜欢用奇字重字而流于怪僻晦涩（注：详细的分析见《韩愈散文的风格特征和他的文学好尚》。），而元白文则避免了这种弊病，所用的字词都是十分常见的，有时甚至是非常通俗的，如白居易《祭李侍郎文》“大开口笑，满酌酒吃”，元稹《永福寺石壁法华经记》“僧之徒误以予为名声人，相与日夜攻刺史白，乞予文”等句中的吃、名声人等。
以上讨论的都是比较私人化的文章，涉及的题材都不是那种重大严肃的社会题材，这些文章表现出的依然是那种富艳浅易的文风，这说明元白受到时代风气的影响是非常深刻的，这种文风是他们创作个性的真实体现。对于自己的这种文风，元白自身也有所体会，白居易《和答诗叙》云：“顷者在科试间常与足下（指元稹）同笔砚。每下笔时，辄相顾语，患其意太切，而理太周。理太周则词繁，意太切则言激。然与足下为文，所长在于此，所病亦在于此。足下来序果有词犯文繁之说”，富艳正是文繁的表现之一。总之，元白的散文受骈文的影响非常深，是当时流行文风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 元白文历史地位的变迁
元白的散文当时非常显赫，一些重要文章如制诰、策论、判、律赋等都是士子们竞相模仿的对象，引领一时的风气，是文坛上重要的领袖人物。但也有人对他们颇有微辞。韩愈与元白同时，元白对韩愈都非常尊敬，但韩愈对元白散文的巨大影响却不置一词。韩愈提倡古文，反对骈文，尤其鄙薄科场文体，他说：“及来京师，见有举进士者，人多贵之，仆诚乐之，就求其术，或出礼部所试赋诗策等以相示，仆以为可无学而能，……闻吏部有博学弘辞选者，人尤谓之才，且得美仕，就求其术，或出所试文章，亦礼部之类，私怪其故，然犹乐其名，因又诣州府求举，凡二试于吏部，一既得之，而又黜于中书，虽不得仕，人或谓之能焉。推自取所试读之，乃类于俳优之词，颜忸怩而心不宁者数月。”（注：《答崔立之书》，《韩昌黎文集校注》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而元白正是以科场文章出名，他们的策赋判等都是当时士子们模仿的范本。虽然韩愈写此文时元白尚未成名，但他对元白散文的态度就由此可知。高彦休《唐阙史》卷上载：“裴度再修福先佛寺，危楼飞阁，琼砌璇题，就有日矣。将致书于秘监白乐天，请为刻珉之词。值正郎（皇甫ｓｈí＠①）在坐，忽发怒曰：近舍某而远征白，信获ｙǐ＠②于门下矣。且某之文方白之作，自谓瑶琴宝瑟而比桑间濮上之音也。然何门不可以曳长裾，某自此请长揖而退。座客旁观，靡不股栗，公婉辞敬谢之。”（注：高彦休《唐阙史》卷上，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皇甫ｓｈí＠①是韩愈的弟子，他的态度反映了当时古文一派对元白文的态度。
但是古文运动在当时的影响并不大，他们对元白文的不满并没有改变人们对元白文的追慕，无法消除元白文的影响。因此，五代时修撰的《旧唐书》仍对元白推崇无比，极尽赞扬之能事：
史臣曰：举才选士之法尚矣，自汉策贤良，隋加诗赋，罢中正之法，委铨选之司。由是务争雕虫，罕趋函丈。矫首皆希于屈宋，驾肩并拟于风骚，或侔《箴阙》之篇，或学《补亡》之句。咸欲缁铢《采葛》，糠秕《怀沙》。较丽澡于《碧鸡》，斗新奇于《白凤》，暨编之简牍，播在管弦，未逃季绪之诋诃，孰望子虚之称赏？迨今千载，不乏辞人。统论六义之源，较其三变之体，如二班者盖寡，类七子者几何？至潘陆情致之文，鲍谢清便之作，迨于徐庚，踵丽增华，纂组成而耀以珠玑，瑶台构而间以金碧。国初开文馆，高宗礼茂才，虞许擅价于前，苏李驰声于前，或位升台鼎，学际天人，润色之文，咸布编集，然而向古者伤于太僻，徇华者或至不经，龌龊者局于宫商，放纵者流于郑卫，若品调律度，扬榷古今，贤不肖皆赏其文，未如元白之盛也。昔建安才子，始定霸于曹刘，永明词宗，先让功于沈谢。元和主盟，微之、乐天而已。臣观元之制策，白之奏议，极文章之奥，尽治乱之根ｇáｉ＠③，非徒谣颂之片言，盘盂之小说。赞曰：文章新体，建安永明。沈谢既往，元白挺生。但留金石，长有茎英。不习孙吴，焉知用兵。（注：《旧唐书·白居易传》，中华书局点校本。）
这段文字从人才选拔制度对文学的影响谈起，认为元白的文学成就（包括散文和诗歌）远迈往古，雄视一代，是元和文坛的盟主。还将元白与建安的曹刘和永明的沈谢并称，认为他们都是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的关键人物。值得注意的是，文中特别强调元白的作品兼收古今之长，律度严谨，让各种文化程度的人都能欣赏。可见，文章是着眼于骈偶丽对，欣赏元白的富艳浅易。这固然是因为《旧唐书》的作者乃史家，他的首要任务是真实地记录历史，自然不会无视元白文在当时的影响。更主要的原因则是《旧唐书》的作者生活在五代，正是骈俪文风盛行的时代，他们深受时代文学风气的影响，《旧唐书》的论赞就是用骈文写成，（注：关于《旧唐书》的文学观，参考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第五篇《隋唐五代》第三章《复古运动的消沉时期》第四节，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王运熙、杨明《隋唐五代文学批评史》第三编《晚唐五代的文学批评》，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对元白的极力推崇就是这种影响下的自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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