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语言学的发展与未来展望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07-03-21
第四，“语篇理解”的研究而论，基本上可概括为3个方面：(1)语篇连贯和理解策略的研究；(2)语篇记忆的研究；(3)语篇处理的研究。就语篇连贯的研究而论，由韩礼德和海森(Halliday & Hasan,1976)提出的“上指”(anaphora)和“下指”(cataphor)成为语篇连贯研究的一大主题。杰基米克和格兰博格(Jakimik & Glenberg,1990)在言语感知的研究中也将“上指”和“下指”视为语言理解的重要前题。但无论是“上指”还是“下指”，讲的都是语句紧密连结与语篇连贯的关系。在语篇理解策略的研究方面，由克拉克和海威兰德(Clark & Haviland,1977)提出的语篇信息的“已知／未知策略”、“直接匹配策略”、“搭桥策略”以及“回顾已知信息策略”成为讨论语篇理解的重要思考线索。有关语篇记忆方面的探索，由巴特莱特(Bartlett,1932)提出的有关人类认知系统的“组织计划构架”仍影响着当今心理语言学有关语篇记忆的研究。他认为，记忆是活跃的、有创建性的，是有计划的。就语篇的记忆而言，“命题”和“推理”成为研究的中心。心理语言学家认为，不仅话题的辨认和句子的组合与语篇记忆密切相关，语篇理解也有助于语篇记忆。在语篇处理的研究方面，“语篇处理模型”成为研究语篇理解的中心内容。诸如“语境模型”、“连接主义模型”、“建构与结合模型”等，均从各个角度阐述了语篇理解的过程。
五、心理语言学的研究成果
心理语言学研究成果的大量涌现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从目前已出版的作品来看，仅在1975～1997短短的21年间，已问世的有关心理语言学研究的专著和论文就多达600多种。在这些专著和论文中，除了回顾乔姆斯基、里奇、布隆菲尔德和韩礼德语言学理论以及20世纪70年代以前其他语言学家有关语音学、语言符号学、语法、语义学、语言逻辑学等方面的研究和回顾巴甫洛夫、桑代克、斯金纳、艾里克森、皮亚杰、托尔曼、奥苏贝尔等心理学家的研究的专著和论文之外，出现了一大批专门研究和探索心理语言学有关“言语感知”、“语言理解”、“语言产生”、“语言习得”、“言语错误”、“语言记忆”、“话语分析”、“语言本质”以及“语言的生物和心理基础”和“语言信息”等方面的专著和论文。
1.有关言语感知的研究及成果
首先，在“言语感知”的研究方面，Lindblom就“听觉语音学”的问题专门探索了听觉模型用于解释语音学的应用问题，并于1984年发表了题为“论声音形式中离散性和恒定性的起源与目的”一文。两年后，即1986年，Ohala就言语感知的听觉研究发表了“驳言语感知的直接现实观”的文章，提出5种证据并以此支持有关“听觉客体”的论说。此外，Liberman(1971)、Samuel(1981)、Remez(1987)、Jusczyk(1986)、Klatt(1989)、J.L.Miller、(1990)、Stevens(1991)和Nygaard(1993)等人出版了相关的著作或发表了论文，从各个角度阐述了言语感知研究中有关声音和语音听辨的不同立场。在言语感知模式的研究方面，Liberman(1973)、Fowler(1980)、Massaro & Hary(1984)、Fowler & Rosenblum(1991)和Eimas & Miller(1992)相继发表文章，阐述他们有关视觉、听觉、感观和直觉方面影响言语感知的言语形式。在言语感知的组织的研究方面，Bregman & Campbell(1971)、Laekner & Goldstein(1974)、Dorman,Cutting & Raphael(1975)、Gould & Lewontin(1979)和Steiger & Bregman(1981,1985,1990)等人均从格式塔心理学、认知心理学、声学、语音学、发音语言学等角度阐述了他们有关言语感知的组织的研究及论点。在言语感知的组织策略的研究方面，Goldstein和Bregman两人的研究成果可谓是“鹤立鸡群”，而在言语感知研究领域最具影响力的人包括Bernstein、Bregman、Fowler、Liberman、Remez、Stevens、Massaro、Marslen-Wilson和Elman。迄今为止，Liberman在言语感知研究方面于1970年提出的“肌动模型”、由Stevens及其同事已于1967年提出的“合成分析模型”、由Massaro于1987年提出的“模糊逻辑模型”、由Marslen-Wilson于1987年提出的“交股模型”和由Elman和McClelland于1984年提出的“轨迹模型”都成了心理语言学在言语感知研究方面的经典。当然，上面所列出的人名单只能算是从事言语感知研究并成绩卓著者队伍中的“凤毛麟角”，诸如Blumstein、Borden、R.A.Cole、H.Dudley、J.L.Miller和W.Strange等一大批的学者在言语感知的研究方法、言语感知模型、言语感知合成以及在语言经历和言语感知的关系等的研究方面，其成就是巨大的。他们都为言语感知的研究与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
2.有关言语产生的研究及成果
在言语产生的研究方面，其成果主要表现在言语产生的研究方法、言语失误分析、言语计划和言语产生模型4个方面。对言语产生的研究方法和言语失误分析做出突出贡献的人包括Fromkin(1973)、Butterworth(1980)、Cutler(1982)、Garrett(1988)、Shattuck-Huffnagel(1986)、Garnham(1985)以及Lashley(1983)、Levelt(1983)和Maclay(1959)等人。研究言语产生，主要数据来自对言语失误的观察和分析。Fromkin之所以在言语失误的研究方面大名鼎鼎，一是由于他首先从心理语言学的角度来研究言语失误；二是由于他建立了“语料库”；三是由于他提出了“重音也可以错位”的独特看法。Fromkin的研究成果累累，仅1973～1988年间，他就出版了《言语失误的语证》(Speech Errors as Linguistic Evidence)并发表了诸如“造成言语失误的语法面面观”等8篇学术论文，在言语失误的研究方面颇具影响力。Butterworth是研究语言产生和言语失误的专家。仅在1980～1982年的3年间，他就发表了3篇较有影响力的学术论文：一篇是有关“语言产生模型”的研究，两篇是关于“言语失误”的研究。但他的最大贡献在于他对语料所采用的自然的观察方法，这就使言语产生的研究摆脱了语言理解研究常采用的实验研究方法的束缚。Cutler是研究重音和口误的专家。仅在1979～1982年间，他就发表了有关“言语失误”和“言语的音系和超音系表现”等4篇学术论文并编辑出版了《口误与语言产生》(1982)一书。1980年，Cutler在其“重音和语调失误”一文中指出，不仅词缀词素在说话时会产生移位现象，原词、动词的人称变化和名词所有格也会发生移位现象并扭曲词组的原形。Garrett是研究句子加工和语言产生的专家。仅在1975～1988年间，他就有7篇学术论文分别被7本较有影响力的学术著作所收入。此外，他和Shattuck-Huffnagel在研究言语失误方面所建立的“MIT语料库”为研究言语失误现象提供了很多宝贵的第一手资料。Garnham的著述虽不像Fromkin和Cutler那样丰富，但他提出的“现代语音格律理论”(1988)为统一语言学理论和心理语言学理论在关键问题上保持的一致性却做出了不小的贡献。更值得提及的是，Garrett对在言语失误4个方面有规律的特征的归纳不但为其后的言语失误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思考途径。在言语失误的研究领域，另外三两个值得提及的人是Lashley、Levelt和Maclay，因为他们分别在“语言行为与大脑构造”、“言语失误的监察与自我更正”和“言语支吾和口吃现象”等的研究方面都有其各自的独到见解。特别是Maclay有关“首字母对调”(spoonerism)的研究和发现，为后来的言语失误研究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参考。当然，Levelt的贡献不仅在于他在言语失误的自动更正方面的卓有成效的探索，他在“言语计划”和“言语信息生成”的阶段划分方面也作了具有开创性的探究，其成果已成为心理语言学研究领域中的一颗不小的璀璨明珠。
在“语言计划”和“语言产生的模型”的研究方面，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仍是Levelt(1989)、Fromkin(1971,1973)、Garrett(1975)以及Dell(1985,1986,1988)和McCkellandd & Elman(1986)等人。首先，在语言计划的研究方面，Levelt可算得上是“一代大师”。他在“意念的信息转换”、“信息向言语计划的转化”、“言语计划的执行”和“言语行为的自我监察和更正”的研究方面成绩显著。Levelt将交际中讲话人的意图作为执行语言计划的开始，因此他认为，一个人要想实施言语行为并达到预定的目标状态，他就必须首先对意图进行编码。这就涉及到“思想信息向言语计划的转化”或“言语计划的制订”过程了。言语计划的制订包括“宏计划的制订”和“微计划的制订”。宏计划的制订包括“计划的出发点和依据”、“语篇计划的制订”和“宏计划的信息资源控制”。在这方面，尽管Beattie(1980)提出了“信息传达周期与连贯语段的关系”并强调讲话人的言语行为呈新的信息传达目标→新的信息加工周期→新的连贯语段的模式，但Levelt则认为，如果一个说话人的注意力在宏计划和微计划之间波动，这些波动只有在宏计划起作用时才会导致轮换。在言语计划的执行的研究方面，“言语的肌动控制研究”和“自我监察”是讨论言语产生的两个重要的环节。首先，言语的肌动控制主要是指语言计划执行过程中的发音控制。发音包括词语音素的重读或弱读，还包括升调和降调。此外，语速也是言语肌动控制的研究对象。在言语计划执行过程中，自我监察是一种心理行为。讲话的人在进行语言交流时时常按照语言和社会标准对自己的言语进行监控。Levelt(1983)将这种行为称为“自我纠正”(seif-repair)。“自我监察”或“自我纠正”包括3个内容：一是发现言语失误；二是自行打断话题；三是插入新的语言内容。对此，Levelt(1983)将描述具体颜色的语言行为作为研究对象，结果证实了“自我监察”过程中的发现错误→中断话题→纠正话语的“自我纠正”模式的必然性。在“言语产生模型”的研究方面，Fromkin(1971,1993)提出了“话语生成器模型”，从而把言语产生分为6个阶段。尽管Garrett(1975)对Fromkin的“模型”多次作了补充，但Fromkin的“模型”已经成为言语产生研究领域中的一大“概念化”的突破。然而，就在Fromkin(1971)提出其“话语生成器模型”之后的不久，Dell(1985,1986,1988)、MacLay(1982,1987)和Stemberger(1985)等人提出了与“轨迹模型”相一致的“并行模型”。从而使言语产生模型的研究产生了两个不同的派别：串行模型派和并行模型派。
3.有关语言习得的研究及研究成果
“语言习得”是一个老的话题。在这方面，Fodor(1975)、Piaget(1926)、Whorf(1956)、Halliday(1977)、Brown(1958)、Chomsky(1968)、Lenneberg(1967)、Skinner(1957,1969)和Brunner(1966)都是来自心理学和语言学并共同从事“语言习得”理论研究的一代大师。直至今日，心理语言学在“语言习得”理论的研究方面仍时常提及上述心理学家和语言学家所作过的研究，特别是Skinner的“刺激—反射”或“可操作性条件反射”的行为主义理论和Piaget的“认知主义”理论，在当今的心理语言学研究中仍占有一席重要领地。
近30年来，出现了一大批研究“语言习得”理论的心理语言学家和学者。他们包括：Barrett(1995)、E.Bates(1976,1979,1995)、J.B.Cleason(1989)、R.N.Bernstein(1986,1987,1988,1993,1995)、L.Bloom(1970,1973,1991)、P.Bloom(1990,1993,1994)和B.MacWhinney(1978,1985,1991)等人。在他们当中，Barrett曾在1963年发表文章，专门论述儿童早期词汇的发展过程。然而，Bates(1976,1979,1985,1995)则从语用知识的获得、儿童认知与交际、儿童语言发展的认知假设、个体区别与语言发展等角度探讨儿童语言习得的规律。Cleason(1998)在其《心理语言学》（第二版）一书中则从发展心理语言学的角度探索了儿童语言习得的研究方法和儿童言语感知的发展过程。R.N.Bernstein是心理语言学在儿童语言习得研究领域著述颇丰的人。仅在1984～1995的11年间，他就发表了6篇专门讨论儿童语言习得理论的学术论文。除上述外，L.Bloom(1970)、P.Bloom(1990a,1990b,1993,1994a,1994b)分别从“语法与语义的连接”、“儿童的无主语语句”、“语言发展的语法连续性”等方面阐述了影响和决定儿童语言习得的主要因素。P.Bloom是研究儿童晚期词汇发展的专家。他不但在语言对比研究领域卓有建树，而且在儿童语言句法特征的研究方面也有独到的见解。他在1990年发表的题为“儿童语言中的句法区别”一文中提出“句法与语义映射”理论，为以后心理语言学在儿童语言习得理论研究方面提供了更进一步的参考。
六、心理语言学发展前景展望
纵观目前美、德、俄、中等国心理语言学的研究现状，尽管德国的心理语言学研究学者（如Johannes Engelkamp）、前苏联的Vygotsky和Leontiev、我国的桂诗春等人均从各自母语（德语、俄语、汉语）的角度探讨了心理语言学中相关的问题。但是，目前的研究大都仍是基于美国心理语言学家以英语为研究客体所做的工作，而超出美国心理语言学研究框架的研究尚不很明显。特别是在“心智本质”和“语言理解”关系的深层研究方面，还有待更深入的探索。
首先，以“第二语言”和“第一语言”学习者语言行为的差异为例。英美人在单词和语句的理解方面，其信息加工和语言理解的过程和方式与其他国家学习英语的人的理解过程就存在明显的差异。仅以对The American Dream这一名词词组的理解为例。英美人听到这个词组时脑海中出现的“概念连接”或“意念联想”与中国学习英语的人的脑海中所出现的“连接”或“联想”就有很大程度的不同。如果有人说“这是因文化差异而致”的话，那么“文化”又是怎样影响人的语言理解呢？我们再以语言学和心理语言学所关心的“词素换位”或“词语换位”的现象为例。在英美人的言语中，他们有把car park说成par kark的，但中国人就很难犯这样的“错误”。这又是为什么呢？看来，要解释这些现象，心理语言学家仍有很多工作要做。
第二，语言感知、语言产生、语言理解均同语言习得紧密相关。我们知道，美国和澳大利亚的母语同是英语，然而，澳大利亚人讲的"I come today"常被美国人听成"I come to die"；北京人讲的“旮旯儿”很多南方人也听不懂，这是为什么呢？这不但牵涉到“语音”和“方言”的研究，同时也为心理语言学的研究提供了另一个发展的空间。赵元润先生是研究方言的大师，伍铁平是研究“模糊语言学”和汉语词源的大师，但心理语言学虽在言语感知的研究方面提到过“模糊逻辑模型”(Fuzzy Logical Model)，但尚未就“模糊语言”的习得和感知作深入的探索。要说心理语言学的发展，这不能不算是另一个“用武之地”。
第三，人类的“行为语言”有同有异。对此，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有些初次来中国旅游的美国人一见到中国人早上在大街上锻炼身体时打“太极拳”就认为中国人在准备“打仗”呢？此外，“哭”和“笑”也是语言，而且也是各文化几乎都在使用的语言形式。那么，人们是如何学会使用和理解这类的“非文字语言”的呢？为什么“点头”的动作在绝大多数的国家意指“同意”或“赞同”，而在有的国家则表示“不同意”或“不赞同”呢？这无疑也为未来的心理语言学研究提供了一条思路。
第四，心理语言学很多的研究成果具有指导语言实践、语言分析和语言研究的很高的“应用”价值。比如：心理语言学在“心理词汇”的研究方面所提出的“激活”理论在语言教学方面就有很高的指导意义，但遗憾的是，心理语言学家们尚无暇顾及对其理论应用价值进行宣传和推广。
总之，心理语言学要发展成为一门既能把心理学和语言学研究融为一体又有别于心理学和语言学研究的独立的新学科，还需深化人的思维和心智方面的研究。诚然，心理语言学所研究的“客体”是语言，但研究的实质不仅仅是心理学所关心的心理机制或语言学所关注的语言的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而是语言使用者的心理机制的运作过程和运作规律以及包括哲学在内的一切同语言相关的思维现象。我们相信，在近百年的心理学和语言学研究的基础之上，在人类上千年对“心”的研究启发之下，心理语言学一定能发展成为一个造福于人类发展的，既具有雄厚的理论基础，又有很高实践指导意义的新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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