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视矫正对象的帮助保护
关键词： 矫正对象 帮助保护 人性关怀
在我国社区矫正作为一项刑罚执行制度的改革,目前正处于试点阶段,很多工作理念和做法还处于借鉴学习和探索实践阶段。“法律是一种文化的表现形式，如果不经过某种本土化的过程，它便不可能轻易地从一种文化移植到另一种文化。”［1］我国社会、文化和经济发展的状况与西方国家存在很大的差异，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从中国的国情出发，积极开展探索研究和实践创新活动，坚持少说空话,多做实事,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完善新机制，努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区矫正制度。
社区矫正执行环境的开放性和行刑资源的社会化，要求我们在对社区矫正对象执行刑罚的前提下，要积极渗透社会工作方法，尽量体现对其人性的关怀与道义的帮助，启发其感悟人身价值,把满足服刑人员的基本需要作为社区矫正工作的重要内容处理好，为顺利推进社区矫正试点和完成矫正对象的再社会化创造良好的基础条件。
一、社区矫正对象帮助保护的立论依据
（一）社区矫正对象帮助保护是实施社区矫正的必要条件
根据《监狱法》第50条、第51条、第53条、第54条之规定监禁刑罪犯的生活、被服、居住和医疗保健均由国家保障。而社区矫正对象服刑的环境在社区，其生存保障就完全依靠罪犯自己及其家庭经济来支撑，如果没有生活来源又没有就业其生存问题就会成为一大难题。尤其对于丧失劳动能力又无法定赡养人、扶养人和基本生活来源的矫正对象就更需要社区矫正组织采取积极的措施和办法加以帮助与保护。矫正对象犯罪大部分因贫穷而引发，况且回到社区大多数人还要承担家庭生活的重任，不解决他们的生活出路、就业谋生等紧迫的问题，社区矫正行刑工作不仅难以开展也难有成效，甚至还会导致矫正对象重新犯罪。
根据社区矫正试点以来的工作实践，进入社区服刑的矫正对象在诸多方面遭受极大的考验，他们的名誉、信用丧失，社区群众不敢和他们接近，过去有职业的人大多数因受刑而失业，有财产的人大多数亦因受刑而破产，原在学校读书者也因受刑而失去学籍，尤其是从监狱服刑转到社区矫正的对象面临就业困难、拖累家庭、社会歧视等三方面突出的困境。这些因素往往导致社区矫正对象心理脆弱，尽管他们中绝大多数有诚心悔过、重新做人的决心和愿望，但回归社会后如果不能得到妥善安置，没有生活出路，重新犯罪的可能性极大。从客观上讲对矫正对象的帮助和保护是其自力更生的基础，因为与守法的社会公民甚至刑释解教人员相比他们在事实上已沦为弱势群体，仅靠其自身的力量回归社会、立足社会难度是较大的。因此，从社区矫正刑罚执行效果和预防犯罪的角度来看对社区矫正对象的帮助与保护不仅是一种手段,而且也不仅是一种功利目的,相反,它应是判断功利目的与手段是否合理与正义的尺度。
（二）社区矫正对象帮助保护的人性需要
对矫正对象的帮助与保护不仅是为了社会的需要，也是为了满足矫正对象自身的需要。根据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人的基本需要分为五个层次，由低级到高依次是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和爱的需要、自尊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2］矫正对象也是人，也具备这五个层次的基本需要。人道主义理念要求社区行刑中应满足矫正对象各个层次的正当、合理的需要。根据国外社区矫正的长期实践和研究资料表明，社区矫正条件下矫正对象面临的最普遍问题好象是就业、经济、感情、家庭、社会、酗酒、住房和教育方面的问题。》［3］有鉴于此,我国社区矫正试点工作中应采取有效措施帮助矫正对象克服基本物质生活条件及治病的困难，尊重和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保障矫正对象的生命健康安全，不虐待、不歧视矫正对象等，这些是最基本的人道主义，也是改造矫正对象的最基础的条件。在此基础上,再通过社区矫正活动提升他们人格需要的层次,帮助其进入自我实现的需要层次,使其重新得到社会承认、尊重和接纳,进而达到也跟其他社会成员一样,实现个性的全面发展,这不仅是刑罚的目的使然，也是最高的人道主义。社区矫正正是充分考虑了矫正对象的人性需要,才在进行刑罚惩罚的同时,对其施以积极的以德报恶、以善导善的物质、精神上的救治和扶助。
越是充满人文关怀的法的价值追求，越能调动民智，发挥民力，为人全面张扬个性特点营造自由、公平、开放的环境，而人的需求得以满足后，对良法的执行又起到了良性循环作用。［4］因此，对矫正对象的帮助保护饱含着人文关怀的制度与需求的应合、人与法的协调。
（三）社区矫正对象帮助保护是其法律地位和权利保障的需要
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宪法修正案第一次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宪法。随着法治国家理念的确立和民主法制建设进程的加快，人权保障已成为我国当代刑事法律的主题对。服刑人员的权益保护正在日益加强，有关立法已经明确赋予罪犯权利主体的地位，社区矫正刑事执法机构和人员以及社会大众对于矫正对象不仅是人，而且是社会公民的意识在增强，矫正对象自身的权利意识也在普遍提高之中。
从国家责任的立场上考虑,既然国家在现阶段甚至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尚不能够消除犯罪,那么,国家就有责任和义务通过专门机关在民间组织、社会团体和志愿者的协助下,帮助这些人重返社会,共同发展。因此，代表国家行使行刑权的社区矫正机构理应承担一定的义务。矫正对象不是单纯的义务主体，矫正对象同样具有人的尊严，必须得到公正对待，他们应享有未被依法剥夺或限制的权利，诸如生命健康权、教育权利、财产权等等。在保证贯彻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前提下，给矫正对象一定的权利，并非仅仅体现人道主义，其意义还在于使其在社区矫正过程中获得相对主动的地位，以利于调动其参与矫正的积极性。这样，社区矫正机构和执法人员与矫正对象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就成了双边合力实现刑罚目标的法律基础，双方积极行使权力并认真履行义务的过程就是双边合作的过程，同时也是刑罚对矫正对象矫正功能实现的过程。所以，笔者以为，对矫正对象的帮助保护措施不力或不落实将阻碍社区矫正刑罚目标的顺利实现。
（四）社区矫正对象帮助保护是罪因多元论诉诸社会责任的体现
目前，我国刑法理论界已普遍认为犯罪是社会诸多矛盾因素相互作用的产物，社会一定量的犯罪存在具有某种必然性，甚至具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北京大学著名刑法学家储槐植教授指出，犯罪具有排污和激励两项促进功能，犯罪是一种社会代谢现象，微观上犯罪本身有害社会与宏观上犯罪伴生社会代谢、促进社会发展形成了千古悖论。［5］由此，我们对犯罪现象获得这样一种新的认识，即社会一定量的犯罪发生是不可避免的,而且犯罪的发生不仅仅是个人的主观意志的选择,同时也是社会中诸多不良因素交互作用的产物。犯罪现象是一个社会问题,因此，刑罚在追究犯罪人个人责任的同时，社会也应负有教育、挽救犯罪人、帮助其再社会化的责任，从而解决社会问题、消除社会对立、维护社会稳定，这正是社会力量对矫正对象帮助与保护的本意所在。
另外，根据法国连带主义法学家狄骥的社会连带理论，任何个人都不可能绝世而立，每个人与他人和社会必定要发生各种社会连带关系，社会的基础便是社会全体成员由于需要相同和劳动分工而产生的相互依存关系（连带关系）。［6］这种社会连带关系是一切社会规范的基础，也是法律规范的基础。它承认个人在社会中的权利，同时又要求社会对个人承担责任。社区矫正使得矫正对象与守法公民同处一个社区生活环境，因此，积极培育社会组织,整合社会各种资源,有助于对矫正对象的帮助与保护，也是社会基于这种连带关系而产生的一种义务。
二、社区矫正对象帮助保护面临的现状与挑战
（一）二元结构社会尚未成熟，非政府组织发展缓慢
当前，中国社会正处于传统走向现代、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历史时期，随着改革开放逐步深入，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相分离的二元社会结构正在悄然形成。二元社会结构的形成,既使社区矫正成为行刑发展的必然趋势,也为社区矫正提供了必要的社会基础，目前，我国正在进行的社区矫正试点工作中民间组织和社会团体正以积极的方式加强与国家专门力量的协作和配合正是这种原因的有力体现。国外长期社区矫正的实践已经证明，社区矫正行刑方式的存在与发展要以发育成熟的社区为依托。美、英、法等发达国家之所以能将大量罪犯置于社区进行矫正，重要原因之一是它们的社区具有充裕的资源和完备的功能，发达的非政府组织是社区的主要力量源泉。但是，我国社会尚处于转型过程中, 二元结构社会远未发育成熟,在国家权力从某些社会领域退出后,相应的社会自治机制没有及时跟进, 结果导致一定范围内出现了无序和失范的现象,使社区矫正实践面临暂时的困境。例如,由于国家政治控制的减弱和社会人口流动的加快,许多村（居）委会等传统的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处于涣散状态,功利和浮躁的风气弥漫于社会，热心从事社区矫正事业的公民很少，从而使社区矫正对象帮助保护措施的实施得不到民间力量的有力配合,行刑效果大受影响。
目前，北京、上海等社区矫正试点地区在培育非政府社区矫正组织方面作出了有益的探索与尝试，他们坚持“政府主导推动、社团自主运行、社会多方参与”的原则率先建立了阳光社区矫正中心和新航社区服务总站等民办非企业性质社团组织的矫正工作机构,依据法律、法规及其社团组织的章程组织社会工作者积极主动地对社区矫正对象实施具体的帮助保护措施。［7］但就全国十八个省市试点的总体情况来看，步子还是放不开，非政府社团的建立还要挂靠一定级别的政府机构，导致非政府组织发展缓慢，并多少带有行政化的倾向。因此，客观上我国目前非政府组织在社区矫正对象的帮助保护方面的作用还未得到很好的发挥。
（二）现实的就业形势和社会公平正义心理形成的阻力
市场经济从某种程度上讲就是竞争经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加剧了就业竞争，社会企业都有大量职工下岗或失业。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预计，“十五”期间，我国新成长的劳动力数量将升至峰值，加上现存的下岗失业人员，每年城镇需要安排的就业人数将达到2300万人左右，年度供大于求的缺口达1500万人。［8］同时，市场经济又是知识经济，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使社会更加需要知识与技能型人才，而社区矫正对象普遍文化层次低下，职业技能匮乏，加之社会上一部分人对他们持有疑心、抱有偏见，使他们参与社会就业的竞争能力大大下降。面对这样的就业形势和安置压力,如何保障矫正对象的生活、就业等等将是非常艰巨的难题。
社会公平正义心理和现实企业的效益也使矫正对象就业存在巨大阻力。虽然有关政策和社会舆论积极倡导要求矫正对象可以在原单位工作，［8］但是许多社区矫正对象原单位效益并不好，待岗人员本来就多，再加之有的单位还有安排刑释解教人员的任务，相比之下社区服刑人员在就业方面存在明显弱势，原单位大多数难以解决其就业问题。另外，1995年施行的《劳动法》第24条第四款规定，单位职工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这一规定无疑又增加了社区矫正对象就业的难度。
（三） 帮助保护工作经费缺乏保障
社区矫正经费应含三个部分：一是政府矫正机构的基本费用，包括办公机构设施筹建费用、矫正工作基本设施费用和运作费用、公务员工资、志愿者培训费用、志愿者及社会工作者的交通或误工补贴费用等；二是非政府矫正机构的部分运作费用，含民间组织和官民协作的非企业性质社团组织的部分运作费用等，如上海市的新航社区矫正服务中心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的方法参与社区矫正服务工作；三是矫正对象专门帮扶机构的费用。如，在部分试点地区拟筹办的“中途宿舍”、“过渡性就业基地”等的运作费用。［9］后两项费用中大部分费用将用于矫正对象的职业技术培训、就业指导、心理矫正以及生活、居住和疾病医疗等必要的救护。
社区矫正是与监禁行刑相对应的刑罚执行方式，原则上社区矫正工作的费用也应当与监狱经费一样由国家财政加以保障。而我国目前的客观状况是，监狱的行刑费用仍有一部分需要通过组织监狱生产予以弥补。因此，社区矫正的费用一下子由国家计划出大量的经费来予以保障，似乎是一个不轻松的话题。据了解，当前各试点地区的社区矫正经费尚未列入同级财政预算规划，还主要依靠政府的临时性拨款和司法行政机关工作经费的自行调剂，至于矫正对象的帮助保护资金更是难有着落。不少地方，给村（居）委会下达了社区矫正任务，甚至也聘请了志愿工作人员，但却未给承担任务的村（居）委会划拨任何费用。这些基层组织和志愿人员完全干起了义务矫正工作。据报道个别矫正机构的领导还自己掏钱救助生活上存在特殊困难的矫正对象及其家庭，当然这是一种值得大力提倡的行为，可是仅仅靠捐助不解决体制保障的问题显然不是长久之计。目前我国监狱经费是由国家和省级两级财政予以保障的，监狱管理体制基本上是中央和省两级管理，以省为主的格局，绝大多数监狱直接属于省一级的司法厅（局）领导。这种管理体制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导致了“中央管理弱化、省政府不堪重负和地、市、县级人民政府管理真空的状况”。》［10］受此思想的影响，部分试点市、县（市、区）党政部门的领导思想上也就习以为常地等待中央和省级政府拨付社区矫正费用,对支持社区矫正工作缺乏责任心和积极性。
另外，现行的财政包干体制导致在解决某一具体问题的工作经费时，地方政府和财政部门都寄希望于通过上级政府或部门拨款，地方按比例配套落实部分资金的方法来解决问题。这些倾向导致了现实中等、靠、要的思想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