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刑建议权的司法化探索
在辩诉交易中，检察官和辩护律师在审判开始之前就被告人的定罪和量刑进行协商，协商的内容之一就是检察官以减轻量刑请求为有利条件，换取被告人作出有罪答辩。协议一旦达成，审判过程就大大简化，如无特别情形，法官一般都会按照检察官建议的刑罚作出判决。基于辩诉交易在提高诉讼效益上的优越性，大陆法系国家也参照美国的辩诉交易确立了自己的特别简易程序，德国叫作诉讼协商，意大利叫作依当事人请求适用刑罚的程序，这两种程序中，检察官都有明确的量刑建议权。当然，在这一类简易程序中，法官不受检察官的量刑建议约束，也是明确的效力规则。在通行于大陆法系国家的处罚令程序中，检察官的量刑建议权也是清楚而明确的。如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407条规定，检察官在适用处罚令的申请中“应当写明要求判处的法律处分”。如果对各方面都不存在疑虑，法官通常会按照检察官建议的处罚内容发布处罚令，如果法官认为有问题，则可以拒绝发布处罚令或决定开庭审判。当然，基于简易程序的特定性，在法官不采纳检察官的量刑建议时，检察官是不能以此为由提出上诉的。[3]
三、量刑建议权的司法操作
第一，量刑建议权的行使阶段。一种意见认为“应当是在法庭调查之后、法庭辩论之初提出量刑建议。”4理由是：根据我国目前的诉讼进程安排，经过法庭调查，检察官和被告方对对方出示的证据进行了充分的质证之后，被告人的犯罪事实、量刑情节已经基本上能够显现出其本来面目，此时检察官提出量刑建议，是立足于充分的证据证明之上的，应该具有足够的说服力，也比较客观、正确，易为法官接受；同时，由于有接下来的法庭辩论阶段，辩护方有足够的机会对检察官的量刑建议提出异议，为己方的合法权益进行辩论。另一种意见认为从指控的完整性上考虑，应当在起诉书中提出概括性的量刑意见。同时，考虑到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公诉人一般不出席法庭，而且被指控的事实清楚、简单，且系轻罪，适用普通程序简易审理的案件，事实清楚且犯罪嫌疑人作有罪答辩，因此，在这两类案件的起诉书中可以尝试提出较为明确的量刑建议。在庭审阶段，在经历了法庭调查及法庭辩论之后，案件的事实及情节已经明了，公诉人应当在论证犯罪成立的基础上发表较为明确具体的量刑建议，供法庭裁量刑罚时参考。[5]笔者赞同第二种意见，从起诉书提出量刑意见到庭审时发表具体的量刑意见，可以更好的使量刑建议这一诉讼活动得到司法功能的最大化。
第二，关于量刑建议的种类以及法官如何对待量刑建议。一是概括性量刑建议，即前述体现于起诉书中的量刑建议。此类建议的幅度跨度最大，就是在起诉书中指明量刑时应当直接适用刑法的条与款即可。二是相对确定的量刑建议，即在法定刑幅度内进一步压缩量刑空间，但要有一定的幅度。三是绝对确定的量刑建议。按照一般量刑标准可以确定量刑意见的案件，在可适用的刑罚种类较为单一或者符合免于刑事处罚、缓刑、死缓条件的情况下，可以发表绝对确定的量刑建议。同时也应该明确，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权不是量刑裁判，就其本质而言，只是一种建议，为法官最终的裁判提供参考，对法官作出量刑裁判没有约束力，从这个意义上讲，量刑建议并无法定效力，也不是法官量刑的基础，并不妨碍法官运用自己的能力、知识和经验正确适用刑罚。
第三，关于提出量刑建议的主体以及如何保障辩护方的量刑异议权。从检察机关内部而言，在法庭上根据庭审情况发表量刑建议的主体一般只能是公诉人。在庭审前特别是在提起公诉前，决定并提出量刑建议的主体要结合现行的公诉体制来确定。按照传统体制办案的公诉人，其定罪及量刑建议皆由检察机关集体决定；按照主诉检察官制度办案的公诉人，量刑建议一般可由主诉检察官决定并提出。同时也应该注意到，辩护方的量刑辩护权并不受检察官的量刑建议权的限制，理论上量刑异议权应当具有以下特点方能得到有力保障：（1）即时性。检察官提出量刑建议之后，辩护方有权利即时进行反驳，向法庭提出自己的量刑意见。（2）平等性。法官对于辩护方所提出的异议或者其所提出的量刑意见，应当给予与检察官的量刑建议同等的重视，而不能等闲视之、置之不理。
注释：
[1] 参见陈革、谢军：《浅议量刑建议探索中的几个问题》，载《人民检察》2003年第8期。
[2] 参见殷俊、郑承华：《西方国家量刑建议制度的实践研究》，载《理论界》2006年第1期。
[3] 参见张雪妲：《国外量刑建议制度比较》，原载《法制日报》。
[4] 参见汪建成：《专家谈量刑建议制度》，原载《检察日报》。
[5] 参见苗生明：《专家谈量刑建议制度》，原载《检察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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