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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思想史研究方法的演进

作者:未知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07-05-16
提要: 本文探讨了什么是思想史,以及如何去研究思想史的问题。着重就西方思想史研究方法的演进作了勾勒。认为洛维乔易的观念史研究注重的是对经典文本的解读;剑桥学派将语境方法引入思想史研究,提出了历史的研究方法。新社会文化史的兴起为思想史的研究开拓了新的空间,思想史研究更多地与社会史结合在一起,即思想史研究的“社会史转向”。这种转向并不表明思想史研究在衰落。新社会文化史的挑战开拓了思想史研究的新领域,更加丰富和发展了思想史的研究。 关键词: 思想史 观念史  多年来,在我从事思想史的研究中,一直心存着什么是思想史,以及如何去研究思想史这样的一些问题。尽管读到过一些学者对此的论述,但始终还是未能解决我心中的存疑。随着研究的深入,愈发觉得这一问题的重要,不解决思想史上的这一“元”问题,我们也就很难在一种自觉的状态下进行着我们的思想史实践。因而,本文拟对此作一初步的探讨。 一 在西方学术界,思想史一般被称为“IntellectualHistory”或“HistoryofIdeas”,为什么要分为这样两个名词,对此,非常有必要进行一番仔细地辨析。一般来讲,前者主要是指心智、知识、精神等等内容,知识分子就是这一词汇(Intellectual);而后者更多地指“思想”(thought)这样的观念性的内容。似乎是前者的面宽,而后者稍窄,但实际上,它们之间存在着内在的一致性,指代的都是一种超越现实实践层面的精神上的观念力量。思想史家们认为,观念的创造导致现实的变化,因而,观念的力量要超出于物质的力量,观念的力量可以成为比物质的力量更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变化动力。以法国大革命为例,就像拿破仑曾经说过的那样,法国大革命就是由启蒙运动的观念而引发的。路易十六在阅读了伏尔泰和卢梭的著作后,叹息道:“伏尔泰和卢梭亡了法国”。法国历史学家饶勒斯在分析大革命的原因时也说:“社会革命将并不仅仅依靠事物的力量来实现,它要依靠意识和意志的活力。”①这只是思想史研究的一个意义,追踪事物的原因。就思想史研究本身来说,它还包含着另一层意义,即探寻“价值”。探讨世界的真理、价值和意义。而这对于人类社会来说更有意义。如果说对原因的探讨是追溯过去的话,那么,这种对“价值”的探讨则将引领人们走向未来。(注释:①转引自王养冲:《十八世纪法国的启蒙运动》,《历史研究》1984年第2期。) 思想史,又称为观念史(HistoryofIdeas)的这一概念最早的起源可以上溯到十八世纪的法国启蒙运动,伏尔泰曾把理性的成长与进步联系在一起。但对观念史的研究只是在十九世纪末才出现。①为什么这时会在原先已有的“思想史”(IntellectualHistory)概念之外,而另创观念史(HistoryofIdeas)这一新概念呢?思想史家保曼作了这样的分析:他认为,当时,从事文化史和政治史研究的历史学家们之间展开了争辩,文化史学家不满意于历史研究只限于政治史,想要突破政治史的局限,把历史研究扩展并包括着文明、思想、物质和政治,其代表性人物为雅各布·布可哈特和阿克顿。阿克顿在1880年写道,在理解历史中,一个伟大的课题就是洞察和把握隐藏在人们之后的观念,观念有着自己的传统,从古至今以它们自己的方式在发展,在这一演进中,观念远远超过法律父母的地位,扮演着教父和教母的角色。1895年,阿克顿成为剑桥大学钦定近代史讲座教授,他在所作的首次演讲中说道:“我们的任务是把握观念的演进,观念不是公共事件的结果而是原因。”②他在主编剑桥近代史时突出了这一主题。在德国,哲学家威廉·狄尔泰被称为近代历史观念史之父,在1882年成为柏林大学的黑格尔讲座教授后,他通过努力把历史观念史确立成为历史研究中的重要领域,并建立起了历史观念史研究的方法论。在他看来,观念史不只是研究人的理性的思想,它还应包括非理性的一面,如意志、想象等方面。这时观念史出现的另一原因是,这些历史学家们反对实证主义,反对科学决定论,他们坚持认为,在人类行为中,观念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观念体现和影响着人类的行为。这样,对观念的重视直接促进了观念史研究的兴起。 从一个学科的角度来说,历史观念史的真正建立并成为人们的普遍兴趣是在20世纪。一大批历史学家、哲学家和社会学家投入了观念史的研究。其中最重要的学者则是弗里德里希·梅尼克,他扩展和深化了狄尔泰的研究方法,并把这种研究方法运用于政治思想史研究。而在美国,则是阿瑟·洛维乔易教授,作为约翰·霍布金斯大学的哲学教授,他致力于观念史的研究,并把它发展成为一个学科,使观念史研究有了自己的研究对象和方法。随后,美国很多大学都相继开设了观念史课程,并且制定了教学大纲和教材。观念史甚至也开始有了自己的杂志,1940年,“历史观念史”杂志创刊于纽约,同年,观念史词典也开始出版。值得注意的是,当观念史研究在美国迅速发展之时,但欧洲各国却并未步其后尘。在法国,就不存在着观念史这样一个概念,更谈不上成为一个学科,有关内容常常被称为心态史、心理史学、社会观念史和社会文化史等。欧洲虽然也出现了一批观念史家,如伯哈德·格罗休伊森、费德里克·查保德、丹尼尔·莫奈特、保罗·哈泽德、赫伯特·巴特菲尔德和巴兹尔·威利等人,实际上观念史这一内容在欧洲各国有着不同的指称。正像法国历史学家罗杰尔·夏蒂埃所说,在法国,观念史(histoiredesidees)很难立足,在德国是思想史(Geistesgeschiechet)占统治地位,而在意大利,思想史(Storiaintellectual)则没有出现。③ 尽管观念史概念已经出现,并在学术界取得了一席之地,但各国学者对观念史内涵的理解仍存在着很大的分歧,无法形成共识,使之得到明确一致地定义。正像洛维乔易所说,对观念史中的观念指示着什么有着很大的分歧。④保曼认为,观念史指的是人们的观念,思想的内在世界,但观念也可以指从少数精英的思想到普通人的思想。在这一意义上,观念史界于哲学史和文化史之间,它比哲学史更宽,但没有大众文化宽泛。观念史并不仅仅研究少数精英的思想,这些内容通常是哲学史研究的内容,而文化史通常要研究大众的行为、习惯、信仰和所有人的观念。至于思想史,它是观念史中重要的内容。(注释:①②④ FranklinL·Baumer,ModernEuropeanThought:ContinuityandChangeinIdea,1600—1950,MacmillanPublishingCo.,Inc.1977,pp.3,2,6.  ③DominickLaCapraandSrtevenL.KapeanIntellectualHistory:ReappraisalsandNewPerspec tives,CornellUniversityPress,1982,p.13.)观念史关注于思想史的内容,因为思想史体现和代表了把在社会中广为传播的某些观念和信仰进行加工和提炼以及表达的作用。例如,思想者们通过文章、诗歌、戏剧和绘画等方式来宣传和表达其他人明白他们所经历的和想要表达的东西。所以,思想者呼应了其他人的观念,并进行了加工和提炼。① 那么,两者间的区别到底在那里,思想史家琼·埃哈德认为历史观念史包括三种类型的历史:一为大的世界体系中的个人历史,由观念所体现和代表的集体和不同的现实的历史,思想和情感样式的结构史。而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历史学家罗伯特·达恩顿则认为思想史包括着“历史观念史”(常常在哲学的阐述上系统地研究思想),思想史自身(研究非正规的思想,观念的氛围和知识的演进),社会观念(研究意识形态和观念的传播)和文化史(在人类学的意义上研究文化,包括对世界的观念和集体心态)等内容。达恩顿还认为,这四个不同的层面体现着从“高”到“低”的递进,因此,他用“高”和“低”的两个中心概念来概括思想史所研究的全部内容。②罗杰尔·夏蒂埃认为,思想史领域的研究范围事实上为所有的思想样式。③ 二 这里,我们不需要在思想史研究对象这一问题上长久驻足,我想专门就思想史研究方法的演进作一勾勒。 在20世纪30年代,以阿瑟·洛维乔易为代表的一些学者提出并开始了观念史研究,他因此而被称为“历史观念史的主要创始者”。④1936年,他出版了《人类观念的伟大环节》(TheGreatChainOfBeing)一书,⑤他的研究不像以往那样只是简单地追踪思想体系的哲学史的研究,而是聚焦于“观念的单元”(UnitIdeas)。“观念的单元”意指西方思想传统中那些基本的和经久不变的观念。虽然这些观念可以被分开和重新组织,但一般来说,西方社会的人们都不假思索地继承了这些观念。在人类思想的演进中,这些基本的观念就成为了基本的存在,成为了思想演进发展的“伟大环节”,影响或者决定着人类思想的发展。此后,洛维乔易还发表了“观念的历史编纂学”(1938年)、“现在的观点和过去的历史”(1939年)、“历史观念史的反思”(1940年)等文,从方法论上进一步阐述了历史观念史的研究。 对于洛维乔易的观念史研究,有些学者指出,过去的思想家们并没有创造或者谈论过“人类的伟大环节”这一概念,它是由洛维乔易自己所建构的。尽管如此,当时洛维乔易所提出的观点对思想史研究还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里,我们必须记住,无论是新开辟的“观念史”研究,还是原先传统的“思想史”研究,在其研究方法上,或者说居于主导地位的解释方法仍然都还是注重对经典文本的理解,特别是一些“伟大思想家”的经典文本。所以,一谈到思想史的研究,就必然是对这些经典文本的解读。正如剑桥大学的斯金纳教授所说,一些主要的经典文本被广泛地视为政治思想史唯一的研究对象。按照这样的研究方法,历史学家的任务主要是把每个人的政治思想系统化,并从中推演出一些结论或他们对某些基本观念的态度。(注释:①FranklinL·Baumer,ModernEuropeanThought:ContinuityandChangeinIdea,1600—1950,MacmillanPublishingCo., Inc.1977,pp.7-8.  ②MichaelKammen(ed),ThePastbeforeUs:ContemporaryHistoricalWritingintheUniteStates,CornellUniversityPress,1980,p.337.FranklinL·Baumer,ModernEuropeanThought:ContinuityandChangeinIdea,1600—1950,MacmillanPublishingCo.,Inc.1977,pp.7-8.  ③DominickLaCapraandSrtevenL.Kaplan(eds),ModernEuropeanIntellectualHistory:ReappraisalsandNewPerspectives,  CornellUniversityPress,1982,p.14.  ④PrestonKing(ed),TheHistoryofIdeas:AnIntroductiontoMethod,CroomHelm,1983,p.8.   ⑤此书(TheGreatChainofBeing———AStudyoftheHistorfanIdea)已被译成中文,名为《存在巨链———对一个观念的历史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然后,历史学家便对这几位思想家进行比较,不管他们是否关心同一理论抽象层次的问题。他们的相似之处或“共同观念”都被当作历史延续性的表现;而他们的不同之处则被看成是历史变化或发展。政治思想史因而变成了一些基本观念的历史,并被归结为一种单一的、发生在高度抽象层次的历史。①同时,在历史学家对思想史的解释中还隐含着这样的意义,政治理论仅仅充任着在事后赋予政治行为合理性的作用。因此,对经典文本理论的研究将能够解答政治行动和政治思想史上的很多问题。这里,涉及到政治理论或观念与政治行动的关系问题,是先有政治观念还是先有政治行动。英国历史学家纳米尔认为,政治行为只是在其行为之后才被政治观念和政治理论赋予其合法性,或作了论证。并且伟大的经典文本是那个时代影响最大并在人类思想史的演进过程中具有标志性的文本,只有理解了它,才能够很好的理解历史上的那些思想和观念。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在西方,特别是在英国,一些历史学家当然主要是思想史家开始挑战这一占据主导性的传统观点。以剑桥大学的思想史家波科克为先导,斯金纳和达恩继之。经过他们的努力,终于把剑桥大学发展成为新的思想史研究的重要阵地,他们也在学术界被称为剑桥学派或历史语境主义。 在思想史研究中,我们首先遇到这样一个问题,是否经典思想家们所表达的那些概念其意义总是固定不变的,就像洛维乔易所称的“观念的单元”。对此,剑桥学派认为,没有脱离语境的无时间限制的真理的存在,包括那些“伟大的”经典文本也并不存在无时间限制的绝对真理。因此,必须从产生经典文本的社会和知识背景下研究这些思想。剑桥学派认为,思考政治理论不仅仅是去研究公认的经典文本,还应在更宽广的范围探究每个社会都在谈论的不断变化的政治语言。只有置于这种大背景下,或不同的语境下,才能更好的理解这些思想。由此,反思传统的政治思想史研究,其明显的缺陷就是其研究方法是非历史性的。波科克对此作了很好的概括:“首先,思想家变成了一个个孤立个体,被从他们所属的具体社会中分离出来,好像他们身处一切时代,在对一切时代的人发议论;他们的作品也被置于其特殊的体现。再者,传统历史学家往往以哲学的方法去分析政治作品,把它们放在一种作者与过去的读者都可能未曾达到的抽象层次去研究,强加给它们一种它们实际上并未获得的逻辑连贯性。这样做,从哲学的角度看是无可非议的,但从历史的角度看很成问题。因为当历史学家以这种方式去研究政治作品时,他所关心的与其说是作品在过去曾经经历过的,不如说是他自己在现在所能找到的东西。他因为热衷于找出作品中最大理论连贯性,往往添加给作者一些明确的意图,或把作者说成在做一些在其历史条件下不可能做的事。此外,把所有作品都当作政治哲学来对待,就是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政治思想实际上可以在许多层次发生(从实际鼓励到哲学思辨)。也就是说,政治讨论可以为哲学性的,也可以为雄辩性的。即使历史学家要加以哲学式分析的作品恰好是高度哲理性的,也不能因此就认为他的做法是历史性的。因为他提出的问题(更不用说解答)不是真正历史的问题, 诸如这一作品如何在历史中产生,如何置身于历史;或作者为什么要写它,以及为什么以这种方式去写它,等等。”②斯金纳指出,如果我们作为政治思想的研究者继续把我们的主要注意力放在那些以他们的任何同时代人都难以匹敌的那种抽象知识水平来讨论政治生活问题的人身上,我们怎么可能希望实现这种对历史的理解。因此,“我对传统的‘拘泥书本’的方法感到不满意的一点是:虽然这种方法的倡导者往往自称是撰写政治理论史的,但他们却很少能提供给我们真正的历史。”③ 我们是否能够得到一部真正的历史?在斯金纳看来,我们不是要得到真正的历史,而是要得到具有历史性质的政治理论史。这是两种不同的概念。对前者来说,这是一个历史学的元问题;而对后者来说,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为此,剑桥学派的学者们创造出了一种不同于以往的对待历史文本的研究和解释的特殊方式。(注释:①② 张执中:《从哲学方法到历史方法》,《世界历史》1990年第6期。 ③昆廷·斯金纳:《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4页。)具体而言,“不去专门研究主要的理论家,即经典作家,而是集中探讨产生他们作品的比较一般的社会和知识源泉”。①具体而言,即着重探讨在这些时代所出现的词汇,因为,“说明一个社会开始自觉地掌握一种新概念的最明确的迹象是:一套新的词汇开始出现,然后据此表现和议论这一概念。”②同时,“了解一个时代的政治语言……就等于把握了在该时代人们理解特定政治言论的方式方法。”因为,“从历史角度来看,‘政治语言’是该特定‘时代’(一个时代可持续两年到一千年不等)内人们用以表述对政治生活看法的语言”。这样,历史学家的任务是要找寻这种规定思想含义的“政治语言”或“含义的语言”的结构。研究重点应放在分析“语言,而不是运用这套语言的个人”上。于是,“‘思想的历史’便让位于语言、语汇、范式等思想单位的历史。剖析某个特定的思想家,可从构成其时代的特殊语言体系入手,进而发现他的真实的言论、动机和表述的结果”。③同时,“历史学家需要去懂得话语变化的历史并不是一种简单的直线式的连续,在这一过程中,新的话语模式克服和代替了旧的话语模式,相反,而是表现为一种复杂的语言,并抵抗着话语模式的转换。”④因此,斯金纳等人认为,越把文本看作为在更宽广的政治话语中的基本内容,它的内容随着变化的场景而变化,我们的研究也就越能把握住其主旨。由此,在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论上,他们把注意力从只关注经典文本,或思想的连续性转移到了语境。⑤ 在这里,实际上提出了一个问题,历史或思想观念演进的连续性和断裂的问题。注重对语境的关注实际上是在考察思想的演进中看到了断裂和差异。这种断裂体现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思想出现,而思想家们关注的重点也有所不同。如在17世纪的英国革命期间,思想家们谈论的是共和,而在19世纪,像托克维尔这样的思想家则重视民主与自由。因此,思想的演进在发展中呈现出其不同的特质,这就是历史的断裂。不仅如此,即使谈论同样的内容,由于处在不同的时代,思想家们也会对那些看似相同的内容进行增添和删减。即在不同的语境下其定义和含义或意旨已完全不同。斯金纳在研究马西利乌斯的权力分立理论时发现,当时的“分权”与两个世纪之后所流行的分权话题完全不同。后人在研究分权理论时不能将两种不同的“分权”概念相提并论。斯金纳通过建构马西利乌斯的观念形成的语境,证明了他不是权力分权理论的创始者。所以,剑桥学派的代表者都不赞同洛维乔易关于“观念的单元”的观点,认为那只是看到了历史的连续性,是用抽象出的“观念的单元”来体现和印证思想史发展的连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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