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现代性的建构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07-05-29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促进了中国文化传统的创造性转换 从文化层面上分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蕴含着两方面内涵：第一，马克思主义与以儒家为主干的中国文化传统具有精神上的相通性； 第二，马克思主义符合中国文化传统当代转换的内在要求。马克思主义在西方标示着一种信仰的转型，即从有神论转变为无神论，对神的崇拜让位于人的自我肯定，从存在的形上学转变为生存的形上学。马克思通过这样一种极端的反叛方式终结了西方传统，并开创了西方思想文化的现代性。马克思深刻地洞察到，资本主义的商品拜物教已经事实上取代了上帝，但商品拜物教同样要让位于人自身的解放与历史性建构，对于马克思而言，现代性一经确立，必然是自身的不断持续和完善，现代性的历程与人的自我解放的历史道路是同一的，这也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题中应有之义。基于此，有理由把马克思主义看成是无神论时代的信仰确证方式。这一信仰确证方式在一定程度上的确遇到了受一神论深深影响着的西方文化传统的拒斥，但却被东方社会、特别是中国这一无神论或多神论精神的文化传统所接受。以儒家为主干的中国文化接受马克思主义并不奇怪，马克思主义与儒家都强调实践，并以超越自我、变革社会并实现人与社会的全面发展为己任。儒家作为一种本土化的信仰方式，显然有自身民族性的限制，但20 世纪恰恰也是儒家通过诉诸于某种具有世界意义的入世哲学为依托、从而获得现代性意义的时代，由此，儒家与马克思主义两种入世的信仰体验方式发生了一种“视界融合”。儒家与马克思主义的相遇，成就了儒家化的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与儒家，并不是冲突对立的关系，而是融通共进的关系。历史已经表明，否定儒家文化的马克思主义不可能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根接气，而排斥马克思主义的儒家也会失去对当代中国的解释力进而失去时代的生命力。马克思主义与儒家，二者共同体认和承担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传统的现当代命运，推进了中国文化传统的创造性转换，并积极地参与了全球现代性的重建①。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持续不懈的努力背后，体现了中国文化传统生生不息的生命力。因此，中国文化传统的现代转型，绝不是用马克思主义替代儒家文化，不是造成中国文化传统的断裂，而是要在代表着人类现代性方向的马克思主义的引导下，使作为代表中国民族性的儒家获得现代性，进而促使整个中国文化传统形成现代性的生长机制与内涵。 现代性包含着一套相应的社会思想观念，其特征是：接受现代社会已经形成的领域分化的社会系统，并形成一套组织化的和物化的理论解释系统。马克思则在区分经济、政治与文化等社会领域的基础上，建立起了包括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等社会要素及其辩证关系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从而直接确立和阐释了组织化的社会构成系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特别是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和弘扬，则直接带来了当代中国面向现代性社会的观念变革与制度建构。在中国传统的社会框架及意识形态中，道德、宗教、艺术等文化领域与经济及政治领域是分离的，抽掉了经济关系后的意识形态，在解释思想观念与现实的关系时，必然表现出虚假性。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所要批判的正是这种意识形态，马克思要求从人们的经济活动及其关系入手，并把道德的批判转变为社会政治批判，因而，“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态，以及与它们相适应的意识形式便不再保留独立性的外观了。”这实际上是深刻地揭示了中国传统二元社会结构的秘密。在更大的意义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已初步形成了一种具有现代性意义的意识形态观念：政治不是由道德决定的，而是由经济决定的，道德观念、政治制度，都要求还原为相应的经济关系，社会发展的动因归结于经济增长与经济变革，而整个社会系统的变革与发展，都是经济增长与经济变革的必然要求，科学技术则作为第一位的生产力得到强有力的肯定。上述观念已经显示出一定的组织化与物化特征，并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以及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观念支撑与功能整合作用，也是中国现代性得以实现自我超越和完善的观念基础。 四、中国现代性建构的根本目标是促进人与社会的全面进步与发展 中国现代性的建构首先是一个政治性任务，其目的是确立实现国家现代化目标的独立自主的国家制度，包括面向现代性的民族启蒙与自觉。服务于这一任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要表现为对现存世界、特别是西方世界的反叛与否定，并且形成了一套以革命为核心观念、以政治解放为主旨的话语系统。这一话语系统历史性地引导了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并确定了中国现代性的起点。接下来的工作就是要从经济、科技、社会、文化与环境等各个方面展开中国现代性的全面建构，包括政治现代性的自身变革、人的全面启蒙等等，以形成能够最大限度保证人与社会全面发展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与精神文明，与之对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任务就是要求确立以建设为核心观念、以促进人与社会的全面发展为主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话语系统，并构造一整套符合全球时代要求、有利于中华民族的复兴及长治久安、并具有自检与防御机制及能力的开放性的社会、政治与文化体系。 本质地看，从以政治解放为主旨的马克思主义话语系统到以人与社会全面发展为主旨的马克思主义话语系统的转变，是一种内在的理论转换过程。前者是手段，后者是目的，马克思所谋划的正是通过政治解放、并将政治解放扬弃于人类解放的现代化之路。只有当人意识到自己作为“类存在物”的“原有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成为社会力量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当做政治力量跟自己分开的时候，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类解放才能完成。”政治力量转化为社会力量，需要主体将阶级意识转换或提升为社会与人类意识，需要从哲学人类学的高度进行社会化建设。现代性不是空中楼阁，而是与物质、精神与制度的现代化状况紧密关联在一起的，通过革命以获得现代性的身份需要付出艰苦卓绝的努力，而现代性的全面建构，则是更为繁重而复杂的历史任务，这就要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处理好革命与建设的关系。应当说，新中国以后头三十年、特别是文革十年，中国一直受制于以革命为核心观念的马克思主义话语系统的束缚，政治任务代替了经济任务与文化任务，阶级启蒙代替甚至抹煞了人的全面启蒙，致使国家的现代化建设事业受到严重贻误。而中国二十多年所取得的巨大成绩，关键就在于毅然摆脱了以革命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话语系统的束缚，从实践上抓住了现代化建设这一中心任务，初步确立并坚持了以建设为核心观念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话语系统，建构起自主的、开放性的、具有中国特色与气派的现代性，具体表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确立与逐步完善。邓小平关于“发展是硬道理”以及“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有关论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新一代中央集体提出并推行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新时期中国人民为改革开放及现代化事业所展开的伟大实践活动，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与实践成果，也都凝聚着中国现代性建构的不懈探索与追求。 中国现代性的全面建构，不仅是政治与社会实践方面的探索，也需要理论上的创新与探索。但相比之下，理论创新远远落后于实践，比如，目前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解与叙述，包括现代性启蒙，基本上还只是局限于政治解放层面，在唯物史观影响下所形成的现代性社会思想观念，也过多地受制于惟经济决定论，缺乏现代性应有的张力与弹性。如何从中国现代性全面建构以及人与社会全面发展的历史使命出发，展开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的创新，推进现代性社会观念与意识形态的成熟与完善，是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界面临的重要课题。 五、中国现代性的全面建构与公民社会理论及机制的建立 中国现代性的全面建构，面临着多方面的任务。其中，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建立一个与中国现代性的全面建构相适应的公民社会。这是一项重大的时代课题，牵涉到从理论到实践方方面面的问题，目前在理论上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理解马克思的公民社会理论。 公民社会是现代性社会的基本社会构成形式，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题中应有之义，也在于克服西方资本主义市民社会的弊端，完成中国社会的转型，实现由传统社会向现代公民社会的转换。不过，目前人们对公民社会的认知与接受，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停留于资产阶级市民社会，对马克思思想中蕴含的现代公民社会理论的重视还很不够。我们知道，对市民社会作为基本的社会存在或社会事实的揭示，正是马克思提出唯物史观的入口：“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理论的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马克思针对的是黑格尔的国家决定市民社会的观念，马克思所批评的市民社会，也特指以法兰西第三等级为典型的资本主义市民社会( burgher society) 。正是通过这种批判，马克思使得作为“物质交往关系”或“经济交往关系”的市民社会获得了自身的独立性，进而为与国家分离开来的现代市民社会或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 奠定了理论基础。正如将现代性与资本主义区分开不是要抛弃现代性，而是要发展和完善现代性一样，马克思扬弃资产阶级市民社会理论，其目的并不是要否定市民社会的存在，而是要建构一个更合理、更人道的公民社会。在《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指出：“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 这里，“市民社会”即资产阶级市民社会，而“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正是马克思构建的现代公民社会，也是马克思本人所强调的共同体主义的实质。马克思之所以要在现实关系上将人的本质看成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其目的就在于确立起个人、共同体以及人类社会协调统一的现代公民社会，这样一种公民社会当然有理由成为当代中国的实践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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