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乐死在我国的立法探讨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07-07-27
[摘要]安乐死是一个争议已久的问题，一直困扰着理论界和司法界。不过，安乐死的合法化作为一种价值选择的趋势，已逐渐为各国人们所接受。本文通过对安乐死的本质、立法目的以及在我国进行立法的必要性及可能性等几个方面的分析和论证后，认为我国应通过法律程序确立安乐死。
泰戈尔曾经写道：“使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这是生的境界，也是死的境界，只有真正尊重生命，才能正确地把握。生的快乐与死的安详，是人类对于生命的理想追求。
一、安乐死的定义及其实质
安乐死一词源于希腊文Euthanasia，其原意为“没有痛苦的死亡”。而安乐死的现代含义则是指“对于现代医学条件下无可挽救其生命的濒死病人，医生在患者本人或者其近亲属真诚委托的前提下，为减少病人难以忍受的剧烈痛苦而采取适当措施，提前结束病人生命的行为”。[1]
根据这一概念，笔者认为，安乐死问题实际上是接受死亡法则的生命处置问题。这类行为实质上是以生命终结法则为基础的针对生命终结方式的处置。故可以将安乐死的实质界定为“生命终结的处置行为”，而不能将涉及生命处置行为作为研究对象，安乐死主要针对如何选择生命终结方式，而不是针对生命处置方式。因为生命处置方式包括的两层意思：一者为挽救生命，一者为终结生命。而安乐死不是在生命处置方式这一层面上去选择是挽救还是终结生命。它仅仅是在已无法挽救生命的前提下去选择采用何种最佳方式去终结生命。因此安乐死的实质是“生命终结的处置行为”，甚至可以说是一种“优死”行为。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明确以下几个观点：第一，安乐死是一种死亡状态，不是死亡原因，故它不能与自然病亡、病理死亡和意外死亡这三种死亡原因并列为第四种独立的死亡原因；第二，安乐死的对象是当代医学上无可挽救其生命的痛苦的濒死者；第三，安乐死是人工控制的死亡状态，其目的重在使病人“安乐”，不在使病人“死亡”。
安乐死的本质是死亡过程的文明化，科学化，主张“安乐死”是对于医学无法挽救的濒临死亡者的死亡过程进行科学调节以减轻或消除死亡的痛苦，使死亡状态安乐化。安乐死的本质不是授人以死，而是授死者以安乐。不是解决生还是死的问题，而是要保证死的质量。不是从生向死的转化，而是从痛苦向安乐的转化。是在患者自愿前提下通过科学的方法对人的死亡过程进行优化调节，使人在死亡过程中避免精神和肉体上的折磨，优化死亡状态，使死亡安乐化。现代文明社会应尊重患者的生命权与个人选择自由，对患者以临终关怀。安乐死有其法理上的立法依据，安乐死的实施从刑法角度分析也是不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法律不应回避安乐死，安乐死应该有自己合法的地位。
二、安乐死立法的目的和立法依据
（一）我国安乐死立法之目的
立法首先须明确的是，将要诞生的这部法律的目的和意图。安乐死合法化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就是依法实施安乐死的行为人受到法律保护，而阻却实施安乐死行为的犯罪性的根本因素是病人享有在特定情形下自愿选择死亡的权利，所以安乐死立法之首要目的应当是确认病人享有这样的一项基本权利：他有选择或不选择安乐死的权利。这是一项基本人权，一种基本自由。人权的基础是生存权，生存权即属于生命权；人权的核心是自由权，即包括对生命的自由支配权。在当今文明时代，人权不仅仅是生存权，更重要的还有自由权、尊严权、自决权。最基本的自由权是人身自由权，最基本的尊严权是对人格尊严的自主判断和自由追求，自决权是保障性的权利，没有自主决定的权利，其他权利的实现则无从谈起。
在确认了这项基本权利以后，基于病人的自愿授权，他人即享有了实施安乐死行为的资格。所以，立法的第二大目的是确认他人有接受或者不接受的病人授权的自由。否则，病人自愿选择死亡的权利就是一纸空言。而这一点的必然逻辑结论便是：确认在符合法定条件下实施的安乐死行为是合法行为，行为人不因该行为而受到非法追究法律责任。
权利和自由不是绝对无条件的。我们现有的伦理观不能容忍随意地实施安乐死。所以立法的第三大目的是要规定出必要的、合理的法定情形和限制条件，以规范实施安乐死的行为，更好地维护病人的合法权益。
既然有法律上的特定情形和条件，就意味着行使这些权利是有限制的，这些限制便是应当遵循的义务，包括不作为和作为。不履行义务，就要受到法律的制裁。所以接下来的第四大目的便是规定对哪些非法实施安乐死的行为人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以维护法律所保护的社会关系。
马克思说得好：“法典是人民自由的圣经。”这些自由权利必须为法律所保护确认，超越社会所能容忍限度的自由则必须受到限制，滥用权力的行为必须予以制裁——所以我们需要一部“安乐死法”。
二、我国安乐死立法依据
安乐死合法化的关键首先在于有无自主选择安乐死的权利。我国宪法尚未明确规定生命权，未明确规定公民本身生命的权利，但我国宪法第三十七条规定我国公民享有人身自由的权利。每个人在享受自由权的时候都有义务尊重其他每个人的自由死亡的权利本身体现的是一种人格利益。而这种死亡方式也是一种无害于他人的行为。反对安乐死论者认为生命的价值在于社会，这种死亡方式是有害于社会的。诚然生命的价值在于社会，因为价值本身就是一个社会概念，价值只能在社会中才能得以体现。而生命的价值并不是指生命本身，价值属于社会而生命是个人的。病危患者要求安乐死，基于法律的空白而被拒绝，被迫痛苦的生存下来是自由吗？自杀被认为是于他人有害的行为，那么法律是不是应该给自杀而又未果的行为给予法律的制裁让其承担法律上的责任呢。既然法律没有，就承认了生命属于个人，自杀行为于他人的危害，不足以要求法律的禁止。[2]我国《民法通则》第九十八条规定，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生命健康权的内容包括“生命安全维护权”，即维护生命安全，禁止别人非法剥夺人的生命的权利：“生命利益支配权”，即意味着生命权的主体是不是可以随意处分自己生命的问题。传统的民法理论对生命利益支配权持否定态度。例如一些国家都曾规定自杀是法律所不允许的，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我国未作出此类规定则是一种默许的方式承认了生命利益支配权。也就承认了生命属于个人，个人有权处分自己的生命。
安乐死合法化符合我国立法原则吗？首先，对安乐死立法符合立法的民主性原则。《立法法》第五条规定：“立法应当体现人民的意志，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保障人民通过多种途径参与立法活动”。现阶段，安乐死合法化深入民心，是人心所向，是人民的意志，对安乐死立法，才能更好的体现社会主义民主，更多的让人民参与到立法中来。再次，对安乐死立法符合立法的科学性原则，立法的科学性体现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以各地的实际情况出发进行地方立法。安乐死合法化涉及诸多方面，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笔者认为可以在特定地区以地方法规的形式对安乐死首先立法。最后，安乐死合法化体现对各种利益的均衡。在某些地区先为安乐死立法体现了对整体利益和局部利益，长远利益和短期利益的均衡。我国现阶段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具备安乐死合法化条件的经济，政治，文化发达的地区并不多，在这些地方首先实现要安乐死合法化解决了局部利益的“呼吁”；并且，对安乐死的局部立法是实现短期利益，而长远利益是在全国范围内的合法化。综上所述，无论在外国还是我国，无论以情理分析，还是以法理分析，安乐死合法化都是可行的。但是，任何事都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我们要以积极的态度把“安乐死”纳入法制轨道。从目前我国整体的经济发展水平，法律建设状况和医疗保障水准等方面看，现在为安乐死全面立法的确有些不现实，我们不妨报着积极的态度，为安乐死立法创造条件。[3]我们可以在我国东部一些经济，科技，文化发达的城市做一些“试点”工作之后，先为安乐死“打开半扇门”，在人们可以接受的程度内为安乐死部分立法，确定哪些安乐死可以允许，哪些应当禁止，并随着社会的发展给予其修订与改正，等待我国东西部经济差距缩小，再把该结果推向全国。
三、安乐死在我国合法化的必要性及其可能性
从1992年起，在每年的中国全国人大代表大会上，提案组每年都会收到有关安乐死的提案，要求我国立法。[4]
（一） 安乐死在中国合法化的必要性
1、 国际安乐死运动的不断壮大 安乐死作为一种零星的社会现象古已有之，但作为一个社会问题被提出和研究，却是在进入现代社会，随着科技和社会的进步才开始的。并在以后的岁月中愈演愈烈，发展成为一项新的人权运动——安乐死运动。
从20世纪30年代起，西方国家就有人开始要求在法律上允许安乐死，并由此引发了安乐死应否合法化的大论战。从30年代到50年代，尽管英国、美国、瑞典等一些国家有人发起成立了“自愿安乐死协会”或向国会提出允许安乐死的议案。但是，由于对安乐死问题的认识不清，并且担心被人利用而导致“合法杀人”，社会上绝大部分民众反对安乐死。二战以后，随着时代的发展、科技的进步、观念的更新，赞成安乐死的观点开始呈上升趋势，有关安乐死的民间运动和立法运动也日益增多。1967年美国建立了安乐死教育学会。1969年英国国会辩论安乐死立法法案。1976年日本举行了“国际安乐死的讨论会”，宣称要尊重人“尊严的死”的权利。1993年2月，荷兰通过了一项关于“没有希望治愈的病人有权要求结束自己生命”的法案，成为世界上第一个通过安乐死立法的国家。其后两年，澳大利亚北部地区也通过了类似法案。据有关民意测验统计，进入90年代，美、法两国支持安乐死的比率分别为90%和85%.荷兰立下患致命疾病时授权医生实施安乐死遗嘱的已有10万人。而日本、瑞士等国家支持安乐死合法化的人也与日俱增。可见在一些发达国家，民众对安乐死已由不理解到理解，由反对转而支持。安乐死作为人的权利在世界范围都具有普遍意义，为其立法的工作也是势在必行。[5]
2、 我国对生命保护法律体系欠佳的现实
法律作为一种规范社会的工具，是应社会的要求产生的。就死亡过程而言，只要社会提出了明确要求，则法律就应该认真对待，尊重社会的要求。而安乐死之所以在我国作为一个问题出现，就在于它已成为社会需求的强烈表现。但是，出于我国目前还没有一部专门的法律来对其进行规范，从而导致了对生命保护的不力。尽管在目前司法实践中将安乐死作为犯罪来处理，以此防止因实施安乐死而导致的各种弊端。但是这种"一杆打死"的做法并不符合社会要求，从而也不能使人们自觉遵守，而只是导致人们对其规避。
在现实生活中，各种半公开的或隐蔽的对病人采用类似安乐死的做法虽然比比皆是，但法律由于自身的不完善，各种制度还没有建立，故对此却显得无能为力。例如，我国大多数医院公开规定拒收晚期癌症病人，放弃对其救治，这实际就是一种不作为的安乐死方式。我国卫生部关于对晚期癌症病人一再放宽使用麻醉药物限度的规定也是在一定范围内对安乐死变相的认可。另外，我国许多地区特别是经济不发达地区，医院因缺乏必要的昂贵医用器械或药品而停止对病人积极地救治而导致其死亡，或者病人家属因费用太高而根本不送病人入院治疗而放任其死亡的情况也时常发生。这些现象虽然普遍存在，但是由于社会关注不够，法律规范和监督不力，人们往往对此习以为常，很少有人对此提出疑议，至于追究当事人的法律责任就更不用提了。这种因立法空白导致的社会实际操作上对生命处置的放任不利于对人们生命的保护。因此，在我国制定一部有关安乐死的法律，完善对生命保护的法律体系，加大对生命保护的力度，不但具有理论上的可行性，也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泰戈尔曾经写道：“使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这是生的境界，也是死的境界，只有真正尊重生命，才能正确地把握。生的快乐与死的安详，是人类对于生命的理想追求。
一、安乐死的定义及其实质
安乐死一词源于希腊文Euthanasia，其原意为“没有痛苦的死亡”。而安乐死的现代含义则是指“对于现代医学条件下无可挽救其生命的濒死病人，医生在患者本人或者其近亲属真诚委托的前提下，为减少病人难以忍受的剧烈痛苦而采取适当措施，提前结束病人生命的行为”。[1]
根据这一概念，笔者认为，安乐死问题实际上是接受死亡法则的生命处置问题。这类行为实质上是以生命终结法则为基础的针对生命终结方式的处置。故可以将安乐死的实质界定为“生命终结的处置行为”，而不能将涉及生命处置行为作为研究对象，安乐死主要针对如何选择生命终结方式，而不是针对生命处置方式。因为生命处置方式包括的两层意思：一者为挽救生命，一者为终结生命。而安乐死不是在生命处置方式这一层面上去选择是挽救还是终结生命。它仅仅是在已无法挽救生命的前提下去选择采用何种最佳方式去终结生命。因此安乐死的实质是“生命终结的处置行为”，甚至可以说是一种“优死”行为。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明确以下几个观点：第一，安乐死是一种死亡状态，不是死亡原因，故它不能与自然病亡、病理死亡和意外死亡这三种死亡原因并列为第四种独立的死亡原因；第二，安乐死的对象是当代医学上无可挽救其生命的痛苦的濒死者；第三，安乐死是人工控制的死亡状态，其目的重在使病人“安乐”，不在使病人“死亡”。
安乐死的本质是死亡过程的文明化，科学化，主张“安乐死”是对于医学无法挽救的濒临死亡者的死亡过程进行科学调节以减轻或消除死亡的痛苦，使死亡状态安乐化。安乐死的本质不是授人以死，而是授死者以安乐。不是解决生还是死的问题，而是要保证死的质量。不是从生向死的转化，而是从痛苦向安乐的转化。是在患者自愿前提下通过科学的方法对人的死亡过程进行优化调节，使人在死亡过程中避免精神和肉体上的折磨，优化死亡状态，使死亡安乐化。现代文明社会应尊重患者的生命权与个人选择自由，对患者以临终关怀。安乐死有其法理上的立法依据，安乐死的实施从刑法角度分析也是不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法律不应回避安乐死，安乐死应该有自己合法的地位。
二、安乐死立法的目的和立法依据
（一）我国安乐死立法之目的
立法首先须明确的是，将要诞生的这部法律的目的和意图。安乐死合法化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就是依法实施安乐死的行为人受到法律保护，而阻却实施安乐死行为的犯罪性的根本因素是病人享有在特定情形下自愿选择死亡的权利，所以安乐死立法之首要目的应当是确认病人享有这样的一项基本权利：他有选择或不选择安乐死的权利。这是一项基本人权，一种基本自由。人权的基础是生存权，生存权即属于生命权；人权的核心是自由权，即包括对生命的自由支配权。在当今文明时代，人权不仅仅是生存权，更重要的还有自由权、尊严权、自决权。最基本的自由权是人身自由权，最基本的尊严权是对人格尊严的自主判断和自由追求，自决权是保障性的权利，没有自主决定的权利，其他权利的实现则无从谈起。
在确认了这项基本权利以后，基于病人的自愿授权，他人即享有了实施安乐死行为的资格。所以，立法的第二大目的是确认他人有接受或者不接受的病人授权的自由。否则，病人自愿选择死亡的权利就是一纸空言。而这一点的必然逻辑结论便是：确认在符合法定条件下实施的安乐死行为是合法行为，行为人不因该行为而受到非法追究法律责任。
权利和自由不是绝对无条件的。我们现有的伦理观不能容忍随意地实施安乐死。所以立法的第三大目的是要规定出必要的、合理的法定情形和限制条件，以规范实施安乐死的行为，更好地维护病人的合法权益。
既然有法律上的特定情形和条件，就意味着行使这些权利是有限制的，这些限制便是应当遵循的义务，包括不作为和作为。不履行义务，就要受到法律的制裁。所以接下来的第四大目的便是规定对哪些非法实施安乐死的行为人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以维护法律所保护的社会关系。
马克思说得好：“法典是人民自由的圣经。”这些自由权利必须为法律所保护确认，超越社会所能容忍限度的自由则必须受到限制，滥用权力的行为必须予以制裁——所以我们需要一部“安乐死法”。
二、我国安乐死立法依据
安乐死合法化的关键首先在于有无自主选择安乐死的权利。我国宪法尚未明确规定生命权，未明确规定公民本身生命的权利，但我国宪法第三十七条规定我国公民享有人身自由的权利。每个人在享受自由权的时候都有义务尊重其他每个人的自由死亡的权利本身体现的是一种人格利益。而这种死亡方式也是一种无害于他人的行为。反对安乐死论者认为生命的价值在于社会，这种死亡方式是有害于社会的。诚然生命的价值在于社会，因为价值本身就是一个社会概念，价值只能在社会中才能得以体现。而生命的价值并不是指生命本身，价值属于社会而生命是个人的。病危患者要求安乐死，基于法律的空白而被拒绝，被迫痛苦的生存下来是自由吗？自杀被认为是于他人有害的行为，那么法律是不是应该给自杀而又未果的行为给予法律的制裁让其承担法律上的责任呢。既然法律没有，就承认了生命属于个人，自杀行为于他人的危害，不足以要求法律的禁止。[2]我国《民法通则》第九十八条规定，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生命健康权的内容包括“生命安全维护权”，即维护生命安全，禁止别人非法剥夺人的生命的权利：“生命利益支配权”，即意味着生命权的主体是不是可以随意处分自己生命的问题。传统的民法理论对生命利益支配权持否定态度。例如一些国家都曾规定自杀是法律所不允许的，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我国未作出此类规定则是一种默许的方式承认了生命利益支配权。也就承认了生命属于个人，个人有权处分自己的生命。
安乐死合法化符合我国立法原则吗？首先，对安乐死立法符合立法的民主性原则。《立法法》第五条规定：“立法应当体现人民的意志，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保障人民通过多种途径参与立法活动”。现阶段，安乐死合法化深入民心，是人心所向，是人民的意志，对安乐死立法，才能更好的体现社会主义民主，更多的让人民参与到立法中来。再次，对安乐死立法符合立法的科学性原则，立法的科学性体现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以各地的实际情况出发进行地方立法。安乐死合法化涉及诸多方面，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笔者认为可以在特定地区以地方法规的形式对安乐死首先立法。最后，安乐死合法化体现对各种利益的均衡。在某些地区先为安乐死立法体现了对整体利益和局部利益，长远利益和短期利益的均衡。我国现阶段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具备安乐死合法化条件的经济，政治，文化发达的地区并不多，在这些地方首先实现要安乐死合法化解决了局部利益的“呼吁”；并且，对安乐死的局部立法是实现短期利益，而长远利益是在全国范围内的合法化。综上所述，无论在外国还是我国，无论以情理分析，还是以法理分析，安乐死合法化都是可行的。但是，任何事都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我们要以积极的态度把“安乐死”纳入法制轨道。从目前我国整体的经济发展水平，法律建设状况和医疗保障水准等方面看，现在为安乐死全面立法的确有些不现实，我们不妨报着积极的态度，为安乐死立法创造条件。[3]我们可以在我国东部一些经济，科技，文化发达的城市做一些“试点”工作之后，先为安乐死“打开半扇门”，在人们可以接受的程度内为安乐死部分立法，确定哪些安乐死可以允许，哪些应当禁止，并随着社会的发展给予其修订与改正，等待我国东西部经济差距缩小，再把该结果推向全国。
三、安乐死在我国合法化的必要性及其可能性
从1992年起，在每年的中国全国人大代表大会上，提案组每年都会收到有关安乐死的提案，要求我国立法。[4]
（一） 安乐死在中国合法化的必要性
1、 国际安乐死运动的不断壮大 安乐死作为一种零星的社会现象古已有之，但作为一个社会问题被提出和研究，却是在进入现代社会，随着科技和社会的进步才开始的。并在以后的岁月中愈演愈烈，发展成为一项新的人权运动——安乐死运动。
从20世纪30年代起，西方国家就有人开始要求在法律上允许安乐死，并由此引发了安乐死应否合法化的大论战。从30年代到50年代，尽管英国、美国、瑞典等一些国家有人发起成立了“自愿安乐死协会”或向国会提出允许安乐死的议案。但是，由于对安乐死问题的认识不清，并且担心被人利用而导致“合法杀人”，社会上绝大部分民众反对安乐死。二战以后，随着时代的发展、科技的进步、观念的更新，赞成安乐死的观点开始呈上升趋势，有关安乐死的民间运动和立法运动也日益增多。1967年美国建立了安乐死教育学会。1969年英国国会辩论安乐死立法法案。1976年日本举行了“国际安乐死的讨论会”，宣称要尊重人“尊严的死”的权利。1993年2月，荷兰通过了一项关于“没有希望治愈的病人有权要求结束自己生命”的法案，成为世界上第一个通过安乐死立法的国家。其后两年，澳大利亚北部地区也通过了类似法案。据有关民意测验统计，进入90年代，美、法两国支持安乐死的比率分别为90%和85%.荷兰立下患致命疾病时授权医生实施安乐死遗嘱的已有10万人。而日本、瑞士等国家支持安乐死合法化的人也与日俱增。可见在一些发达国家，民众对安乐死已由不理解到理解，由反对转而支持。安乐死作为人的权利在世界范围都具有普遍意义，为其立法的工作也是势在必行。[5]
2、 我国对生命保护法律体系欠佳的现实
法律作为一种规范社会的工具，是应社会的要求产生的。就死亡过程而言，只要社会提出了明确要求，则法律就应该认真对待，尊重社会的要求。而安乐死之所以在我国作为一个问题出现，就在于它已成为社会需求的强烈表现。但是，出于我国目前还没有一部专门的法律来对其进行规范，从而导致了对生命保护的不力。尽管在目前司法实践中将安乐死作为犯罪来处理，以此防止因实施安乐死而导致的各种弊端。但是这种"一杆打死"的做法并不符合社会要求，从而也不能使人们自觉遵守，而只是导致人们对其规避。
在现实生活中，各种半公开的或隐蔽的对病人采用类似安乐死的做法虽然比比皆是，但法律由于自身的不完善，各种制度还没有建立，故对此却显得无能为力。例如，我国大多数医院公开规定拒收晚期癌症病人，放弃对其救治，这实际就是一种不作为的安乐死方式。我国卫生部关于对晚期癌症病人一再放宽使用麻醉药物限度的规定也是在一定范围内对安乐死变相的认可。另外，我国许多地区特别是经济不发达地区，医院因缺乏必要的昂贵医用器械或药品而停止对病人积极地救治而导致其死亡，或者病人家属因费用太高而根本不送病人入院治疗而放任其死亡的情况也时常发生。这些现象虽然普遍存在，但是由于社会关注不够，法律规范和监督不力，人们往往对此习以为常，很少有人对此提出疑议，至于追究当事人的法律责任就更不用提了。这种因立法空白导致的社会实际操作上对生命处置的放任不利于对人们生命的保护。因此，在我国制定一部有关安乐死的法律，完善对生命保护的法律体系，加大对生命保护的力度，不但具有理论上的可行性，也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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