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国小康社会的政治前提和道德预设
内容提要：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首先必须全面理解什么是小康社会。小康社会与大同社会是中国长期以来的社会理想。从政治哲学的角度考虑，中国小康社会的政治前提在于它是一个制度社会，道德预设在于它是一个功利社会。制度社会与功利社会二者有着内在的逻辑一致性，共同统一于小康社会。只有把握制度社会和功利社会，才能很好地理解小康社会。
关键词：小康社会 政治哲学 制度社会 功利社会
小康社会的提法，原先是和大同社会相对而言的，其明确的表述，最早出于《礼记》。[1] 小康社会是传统儒家知识分子梦寐以求的三代社会的写照，在邓小平那里又有一种着眼于当代中国所处的历史阶段而进行的新阐发，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建设的第二步战略目标。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既是对传统中国社会理想及邓小平理论的继承，也是针对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新阶段、新形势所提出的新目标，小康社会由此获得了时代所赋予的新内涵。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首先必须全面理解什么是小康社会。人们往往倾向于用经济指标来衡量小康水平，然而，这只是小康社会的一个方面。为此，本文试图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探讨中国小康社会的政治前提和道德预设。本文提出如下两个基本命题：第一、小康社会的政治前提，在于它是一个制度社会；第二、小康社会的道德预设，在于它是一个功利社会。
一、制度社会：小康社会的政治前提
制度（institution）的定义，在不同的学者那里往往有不同的表述。例如，制度主义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凡布伦将制度定义为“在一个时期里所通行的思维习惯”；康芒斯认为制度是“控制个人行动的集体行动”[2]；德国经济学家史漫飞、柯武刚给制度下的定义是：“制度是人类相互交往的规则。”[3]本文所说的制度，和上面列出的几种说法有一致之处，它是指一种广义上所说的制度，泛指一切规则和约束，不仅包括有形的、正式、成文的约束，如成文法、规章，还包括无形的、非正式的、不成文的约束，如道德习俗，意识形态。制度一词，字面上理解，便是“限制在某个合适的度以内”，便是“制”事于“度”内，“制”人于“度”内，可见，“限制”乃是制度的最基本的要义，制度是要给人们提供一种行为的规范。这种行为规范，可能是在人类社会实践中长期演化而逐步形成的，也可能是通过人类的理性构建产生。制度的作用在于限制欲望的无限扩张，在于限制权力的滥用，在于制止任意行为和机会主义行为，在于给人们提供一个可以预期的行动空间，从而调整规范自己的行为，促进社会的协调，化解人与人之间的冲突，降低和节约交易成本，由此形成良好的社会秩序。制度影响人的预期，而预期则影响人的行为，人的行为进而影响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在这个意义上讲，制度是社会的命门，制度的缺损和崩溃，预示着社会的解体。
制度是制度主义经济学的中心词汇，无论是以凡布伦、康芒斯为代表的旧制度主义，还是以科斯、诺斯为代表的新制度主义，都十分重视制度的价值。现代化理论也一致主张将制度化能力和程度的高低，作为政治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指标[4]。政治生活中的制度，更是事关天下兴旺、国运兴衰。[5]这正如《商君书》中所讲的那样：“凡将立国，制度不可不察也。”
各个社会、各个国家在各个不同的时期，都有着特定的制度，其表现形态，千差万别。但是，有制度的社会，并不等于本文所说的制度社会，我们所说的制度社会，是小康社会本身所具有的特殊内涵。这要从小康社会的历史阶段去理解。小康社会，不同于传统的皇权社会、宗族社会，而是现代社会，具有现代性（modernity）这一最根本的特质，它不同与传统的人治社会，也不同于未来的共产主义无国家无阶级的“自由人联合体”式的社会，它是法治社会，其背后体现的是一种理性主义的精神。所以本文提出，现在我们所奋斗的小康社会，其政治前提，正在于它是一个制度社会，这就是说，政治权威的制度化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在社会政治结构层面的关键所在。政治权威制度化的过程，也是一个从传统向现代过渡的过程，用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话来讲，便是政治权威从“卡里斯玛型”、“传统型”向“理性型”转变的过程，其间最根本的一条，便是政治权威的制度化、非人格化、理性化。韦伯区分了三种理想类型的政治统治方式，在他看来，“卡里斯玛型”统治依靠的是领袖个人所具有的超凡魅力，“传统型”统治（如家长制、长老制），依靠的是历来适用的传统，而“理性型”统治依靠的则是“非个人的制度”。[6]韦伯没有言明的是，他所谓的“理性型”统治权威，实际上也就是宪政中的政治权威。因为只有在宪政制度下，统治者的行为和权力才可以得到有效的监督制约，统治者才能克服随意性，按规章行事。
小康社会在古人那里，就明确地包含了“制度社会”的含义。《礼记》中写道：“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智勇，以功为己。”[7]“以设制度”，道出了小康社会的本质方面。《礼记》在另外一处地方还写道：“天子有田以处其子孙，诸侯有国以处其子孙，大夫有采以处其子孙，是谓制度。”[8]在古人看来，有了制度，然后才有君臣父子的秩序。当然，古人所谓的制度，不仅包括分封建制，还包括社会礼制，甚至还包括田产制度，所谓“以设田里”，正是此意。“以设田里”，已表明古人对土地产权制度的重视。实际上，孟子也有类似的论述，他说：“夫仁政，必自经界始。”[9]经济学家盛洪的解释是：“好的治国方略，是从界定产权开始的。”[10]尽管孟子当时指的是井田制这一特定的制度，但从这里我们也确实可以窥见，我国古代哲人很早就有了某种产权意识、制度意识。不过，我国古代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儒家思想对制度的重视，还是体现在对“礼”的重视上。孔子动辄提倡克己复礼，而恢复周礼，实际上就是要“恢复小康社会的制度”，因为孔子认为夏、商、周三代便是小康社会。儒家既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秩序构建为其政治理想，便必然要重视对个人行为的制度约束。当孔子说“君使臣以礼”[11]时，用今天的话来说，也就是提醒君主要在制度的范围内活动。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儒家思想发展到宋明理学后，则更加重视个人的修身养性，对制度似乎很少关注。因此有学者主张对“制度儒学”与“心性儒学”进行区分，对“政治儒学”与“生命儒学”进行区分[12]。再者，儒家的“礼治”思想，离现代社会的“法治”思想相较，虽然都包含了对制度的尊重，还是有本质区别的，前者是传统性的，而后者则是现代性的。
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英明地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13]这句话是至理名言，值得我们反复思考和体会。邓小平提出三步走、第二步实现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号召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斗，同时又强调制度建设的重要性，这实际上也是小康社会、现代社会与制度社会的内在一致性的体现。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更是直接而明确地指出：“要着重加强制度建设，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14]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提到了大量的具体制度建设方面的问题。对制度建设的重视，可以说是十六大报告的精彩之处之一。
当然，对制度的理解应当是多层次的。不同层次、不同领域的制度纵横交错，构成一个社会的经纬，从而维系社会的正常运转。一个社会的构成要素，大致要包括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三个层面的制度，政治上要有一个权威得以维持的制度，在现代社会就是宪政国家；经济上要有一个资源配置和交换的制度，在现代社会就是市场；文化上则要有共同的信仰系统。这三个方面共同作用，构成一个社会的基本要素。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给我们提出了全面的要求。这就是说，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宪政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然则，如果我们进一步考察，还会发现，现代市场制度的建立，很大程度上也要依赖于国家和道德提供制度基础。这一见解早在现代市场经济制度的设计师亚当·斯密那里，就有充分的论述。[15]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现代化的过程，在一定意义上讲，就是制度化的过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必定同时也是有中国特色的“制度社会”。
既然小康社会的政治前提就是制度社会，那么，我国的制度社会应当如构建？笔者以为，当代中国制度社会构建最核心的基本问题，正如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的那样，就是如何“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16]。党的十六大英明地指出：“宪法和法律是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相统一的体现。必须严格依法办事，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允许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17]这句话可以说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宪政国家的指南。在这一意义上讲，制度社会也是一个平等、公正的社会，因为良好的现代制度的真谛在于其普适性，它要规范所有人的行为，包括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所以美国学者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说：“学问之道在于真，制度之道在于正。”[18]我们必须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借鉴古今中外一切人类政治文明中有价值的经验，为我所用，扬长避短，循序渐进，谨慎试验，锐意创新，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制度社会，推动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二、功利社会：小康社会的道德预设
每个时代和社会都有其特定的道德预设，道德发出指令和召唤，提醒人们应当如何为人处事，道德的约束是柔性的，其力量却不可小觑。小康社会的道德预设是什么？要回答这个问题，同样必须先弄清小康社会的特性。《礼记》中说的小康社会是“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而大同社会则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状况。这表明，小康社会中有明确的“私”的观念和“私”的现象的合理存在，而大同社会则是一个“公”的社会。大同社会天下为公，不分你我，道不拾遗，夜不闭户，相亲相爱，共同生产，何其美好，何其祥和！然而，美好的憧憬并不能代替严峻的现实，在“私”的存在尚具合理性的时代，我们就必须正视这一问题，而不是超越历史阶段去废除它。小康社会中“私”的存在既然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它所要求的道德体系，就不可能在完全公而无私、公而忘私的基础上构建。当然，需要注意的是，《礼记》中所描述的小康社会是一个传统私有制社会，而我们今日所说的“小康社会”，则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非私有制社会，有私有制存在，并不等于是私有制社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承认“私”的合理存在，承认个人的合理私利的存在，但决不是全盘私有化。当代中国小康社会所处的历史阶段决定了小康社会要在尊重私利的基础上构建一种社会主义功利道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