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无法解决贫富差距的一种理论解释

  摘要                   本文对拉美背景下的贫困的本质进行了研究，特别谈到围绕资源禀赋和社会排斥与社会融合之间关系展开的争论。其研究方式是对一种特别的方法，即秘鲁经济学家阿道弗•菲格罗亚的社会排斥理论进行概述和评价。本文简要概述了菲格罗亚的∑社会模式对在秘鲁这样的发展中社会中持续存在的二重性、不平等和贫穷做出的解释。这种理论模式对经济学的不同寻常之处在于，它认为二重性和不平等内生于∑社会模式。这是由于秘鲁的精英群体热衷于创造地位差异和文化障碍，以保卫不平等的权力关系。∑社会模式告诫，要防止错误的乐观主义，即经济增长可以解决导致贫困和不公反复出现的结构性动态。本文除了对这一模式进行阐述之外，还认为一个比较现实的框架承认关系协商方面具有较大的灵活性，而不是认为关系是人的资源的固化职能。本文是《发展中国家的福利》一书第九章的修订稿。该书即将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编辑是伊恩•高夫和阿里斯特•迈克格雷格。                   关键词：秘鲁 不平等 贫穷 排斥 二重性                   1.          引言                            关于发展问题的争论很大程度上都围绕人们是看重物资资源还是看重社会关系而展开，二者既是目的又是手段。当一个人或组织寻求帮助他人的时候，这些争论就特别明显。比如，有人将食品转移斥责为施惠，也有人赞扬这是社会保护，这要看和食品转移相伴随的社会和象征性妥协而定。发展问题从来没有像看起来那样简单。任何一种行为的全部意义都只能作为一个更宏大的分析框架——即贫穷和其他福利是如何在特定时间、特定地点产生的——的一部分进行评估。虽然从根本上来说，本文关注的是如何最有效地确定减少贫困行动的（公共和私人）机遇这些普遍性问题，不过在研究范围上还是比较适度的。本文首先概述一种贫困结构分析方法（比如秘鲁经济学家阿道弗•菲格罗亚的社会排斥理论），然后对这种方法提出建设性的批评。这样做是力图有助于全面认识：厘清资源禀赋存量和分析因资源禀赋的利用而导致排斥/融合的过程一样有用。                   拉丁美洲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传统，即强调以物质发展为核心的关系维度的重要性，信奉依附理论、结构主义、解放神学、弗莱雷的受压迫者教育学和后发展主义理论。在一个由国际劳工组织发起的研究中，菲格罗亚、阿尔塔米拉诺、苏尔蒙特（2001）将社会排斥思想应用于秘鲁，进一步强化了这一传统。他们根据人们占有的人力、物资、政治和文化资源对其进行分类。随后他们又作了一番探索，研究社会排斥过程如何影响利用资源来获取文化、政治和经济等福利结果的方式。他们认为，文化排斥——因种族和民族语言的界线而产生——在秘鲁显得尤其重要，它为社会网络的横向/等级分层提供了基础。社会网络分层反过来增强了对那些非天生说西班牙语的人的政治排斥。这些人无法享受充分的社会保护和正规教育，而这反过来又强化了经济排斥，尤其是在劳动市场上。                   菲格罗亚（2001a，2002b，2003）将这种方法加以扩展，应用到一种更正式、更具普遍性的经济发展理论中。本文第二部分对该理论的其中一个模式（即∑社会模式）进行了非技术性概述，解释了持续的不平等和相对贫困陷入低水平均衡陷阱的原因。∑模式的理论创新在于证明经济二重性可以内生于一般均衡模式。该模式假定所有的行为人在追求物质利益方面都是理性而自私自利的。作为实证分析的一次运用，∑模式获得的主要实验性结论，是它不仅能够解释秘鲁，而且能够解释其他拉美国家，甚或拉美之外的其他国家持续存在严重不平等的原因。同样，这一模式反驳了大多数（尤其是西方）发展经济学家的乐观假定，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的冲击不可避免地削弱经济的二重性和其他形式的市场分割；认为可以充分地利用经济发展来独立分析社会发展。这似乎是一个相当悲观的发现，不过同样可以更积极地看待这一发现，将其视作标明经济发展和减少不公对文化和政治动员（尤其是通过鼓吹人权）的依赖程度的一种方法。这同经济学家比较普遍的假定截然相反：人权之改善更有可能是经济发展的结果而不是经济发展的前提。                   第三部分用更加批判性的眼光看待菲格罗亚的∑模式。该模式的部分问题是，为达到经济学家的苛刻标准，它引入了许多简化的假定来搪塞其他社会科学家。结论的展示似乎也要排除潜在的重大变革的可能性。我认为在一个更广泛、更开放的融合/排斥框架内存在重塑这一模式的空间。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表明同菲格罗亚等人最初的解释相背离。不过，本文还是运用了基于∑模式的六种评估方法。                   第四部分简单评价了融合/排斥方法对发展政策和发展实践的潜在意义。我认为，这一方法的比较消极和现实的特性有助于确定潜在的“压力点”和“变革动因”，二者均考虑到他人的系统利益和发展机构自身的局限性。文中展示的一个简单的图表模式，目的就是突出这些压力点。更为精确地来说，我认为∑模式，尽管存在诸多缺陷，但仍然表明，以人权为本的发展途径的智力基础不仅植根于道德哲学，而且源于冷静地分析如何应对经济发展的主要结构性障碍。                   2.菲格罗亚关于社会排斥的“∑经济”模式                   除了解释几个国家的严重不公何以持续存在之外，菲格罗亚（2001a，2002b，2003）还热衷于阐明不同国家间的人均收入缓慢聚中的原因。为实现这一目标，菲格罗亚在国家层次上构建了三种不同的资本主义模式。Ε经济拥有同质性的熟练劳动力，不过失业仍然是规制工人的一种手段（夏皮罗&斯蒂格利茨，1984）。Ω 经济的特点是劳动力供应过剩，或为资本家直接雇用，或者失业，或者在获取金融服务受限制的非正规部门中自主就业。∑经济有两种类型的劳动力：Y工人是技术工人，和Ω 经济一样分属于三种就业形式；而Z工人缺乏获取高生产力的工作的技术，因此只能通过自主就业获取收入，另外由于缺乏技术，Z工人往往从事比Y工人普遍低的生产活动（见表1）。那些不能在高生产力部门找到工作的Y工人或者继续失业或者选择自主就业。Z工人的生存就业完全是个别的。                                                                 图表1：菲格罗亚的∑模型                                       本文主要关注的是∑模式，因为它是三个模式中最详尽的一个。菲格罗亚认为∑模式符合秘鲁及具有相似殖民历史的国家存在持续不平等的状况。如此，两个问题随之产生。首先，是什么因素阻止Y工人获得工作技能并因此成为Y工人？换而言之，是什么因素阻止∑经济转变成Ω 经济？其次，是什么因素阻止资本积累发展到全部的Y工人或者失业或者在高生产力领域就业的那个点？也就说，是什么因素在阻止Ω 经济变成Ε 经济？                   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有必要更全面地描述∑经济模式。针对某一资产的分配和一系列目标的分类而对收入和就业进行分配和分类，被首次应用到静态均衡中，随后通过思考这种静态均衡如何同资本积累，以及各种外来冲击发生（比如货币供应量增加，贸易自由化程度提高）一致性变化来研究经济发展的动态性。∑经济包括四大利益相关者：资本家、政治家、Y工人（技术劳动力）和Z工人（非技术劳动力）。资本家追逐利润。因此，只要不面临可能被逐出资本家阶级的巨大失败，他们为此甘冒风险。政治家追求政治权力的最大化。工人的效用同收入正相关而同劳动的繁琐和乏味呈负相关。资本家，自主就业的Y工人和自主就业的Z工人都生产了一种标准产品：B。换句话说，∑经济模式忽视了生产的具体规格。                   有三种类型的经济资产：物质资本，技术型人力资本，非技术型人力资本；两种类型的社会资产：政治资本和文化资本。政治资本由对政府的征税、开支和监管等权力施加的影响组成。文化资本主要由等级社会网络构成——可以通过这一网络动员、保护和利用政治资本。文化资本同民族、种族和语言这些随时间而改变的个体属性紧密相联。毫无疑问，这些属性既无法对换，也不能转让给他人。                   最初秉承的社会和政治资产被视作历史的或基础的冲击的结果，典型的是殖民特质（沿种族界线）融入全球资本主义。资本家拥有最多的物质资本，并从利润中获得他们的大部分收入。资本家还拥有丰富的政治和文化资本。Y工人虽然只有很少的物质资本，不过都具一定技能。Y工人的政治和文化资本禀赋少于资本家，不过却多于Z工人——其拥有的人力资本、物质资本、政治资本和文化资本都是最少的。                   可以分两个阶段来研究每组利益相关者在静态均衡中位置。首先，菲格罗亚对他所称的劳动、资本和保险这些基本市场进行评述。其次，他对准市场——权力市场做一番思考，政治家在这一市场中扮演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权力掮客。在劳动市场上，培训Z工人的个人边际成本超过了资本家获得的个人边际收益。结果，Z工人被排除在工资就业之外，而只能在相对低的生产力水平上自主就业。这样，Y工人面临三种可能性，这一点我们已经简单讨论并以图表标示过。他们的第一选择是按照效率工资W为资本家工作。W的设定要高于可能排除Y工人市场的工资。第二，Y工人可以自主就业，获取与其边际产出相等的收入。Y工人获取资本的能力有限，同时受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制约。第三，他们可以选择失业不过仍然有资本家提供的工作可做。在Y工人市场实现均衡的条件，是W乘以获取工资的概率必须等于Y工人自主就业获取的边际产出。                   Z工人自主就业并生产出B，不过生产效率不高，而且同样受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支配。Z工人之所以不能转变为Y工人主要是缺乏教育（见表2），另一个原因是受到排斥，无法在资本主义部门和Y工人的小企业内部获得利用就业边做边学的机会。迁移，正如哈里斯—托达罗增长模式所定论的那样，伴随着农村—城市间和部门—部门间的流动。不过，∑模式中的二重性主要是社会性的而不是地域性的。Z工人可以大规模地流向城市，从农业流向服务业，不过，他们仍然面临获取技能型工作的巨大障碍——这些准入壁垒可能在Y工人建立起来的同时就为Z工人所摧毁[②]。                   现在转到资本市场。受雇于小企业的Y和Z工人获得信贷的可能性非常低，因为相对于向他们提供信贷的固定成本而言，他们的还本付息的能力不足。这就大大降低了私人部门供应商获得的风险调整后的净收益。Y工人和Z工人也没有多少攒钱的手段和机会。正式的保险市场的分割也是极其重要的。资本家有足够的财富和收入至少可以部分购买保险来防范风险投资的失败。结果，资本家不仅投资较多，而且能够向高风险、高回报的项目投资。相反，自主就业的工人，其风险投资的能力有限，他们担心失去所拥有的为数不多的物质资本。无力获取金融服务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自主就业的产出比资本家的工资就业的产出少。缺乏物质资本和技能低下可以部分解释Z工人的生产力低的原因。                   倘若被排除在资本家控制的信贷和保险市场之外，Y工人和Z工人都寻求其个人的、非正式、相互联系的信贷和保障形式。由于无法获得其他机构的帮助，这些互惠机构就成为集体社会保护的一种有效形式，不过“互惠和再分配”的规则限制了个人资本积累的空间（菲格罗亚，2001b）。金融的这种二重性，其本质是复杂的，它因文化资产的分配而增强。所有这些都使Z工人深陷于由非市场交换规则所主导的微观经济中，而对Y工人的某种庇护深化了这些规则。Y工人的文化资本使其既能够获得相互的社会保护，又能获得资本家和政府的施惠[③]。                   为什么政府没有提高对富人的税收，以应对上文所确认的市场失灵？一个简单（实质性）的解释是，可能因为对底层群体的种族偏见而被压制。然而，菲格罗亚还热衷于根据理性的利己主义来阐释这样一个结论。有三大政策建议可以考虑。第一，政府提供免费教育，将没有技术的工人培训成有技术的工人。第二，政府提供金融服务援助。第三，政府提供社会保护系统。图表2首先是从每个利益相关者的角度观察其中的每项政策建议的。                   图表2：从利益相关者角度分析降低经济排斥的政策选择

	提供免费教育	提供金融服务援助	提供社会保护
Z工人	在每一种情况下，Z工人都会是主要的受益人。不过，菲格罗亚强调Z工人无力将数量优势转变成政治资本。这至少是基于两个原因。首先，除了满足即时的物质需要之外，贫困限制了他们从事其他工作的动力（马斯洛，1970）。其次，他们面临普遍的集体行动问题：不为获取资源而发起斗争，打便车是一种理性行为（利奇巴齐，1998；奥尔森，1965）。
Y工人	基于财政费用而持反对态度。另外担心自己的就业机会受到削弱（劳工贵族论）	就可能提高他们的自主就业前景和低水平的资本积累的意义上持支持态度。不过，对于那些福利可能超过财政费用的补偿的人来说则持反对态度。
资本家	就存在技术短缺、增加技术工人的供应从而降低工资的意义上来说持支持态度。	从自主就业能力的增强提高劳动力的机会成本，进而提高工资，降低利润的意义上来说持反对态度。对于某些资本家来说，这还可能破坏他们的庇护权力。

        Z工人应该得益于对每种市场的政治干预。然而，菲格罗亚指出，Z工人鼓动大众支持向政治家施压的能力削弱了，原因是任何个人都专注于物质需求而没有动力领导这样一场运动。在提供免费教育的情形中，Z工人还面临Y工人发起的反对活动。这些Y工人最有可能因为作为技术岗位的准入壁垒的教育逐渐削弱而面临竞争。在提供金融服务和社会保护的情形下，反对活动是由资本家领导的，他们担心这种政策会随之导致技术工人的机会成本上升，因此导致工资上涨。资本家和Y工人这两大群体拥有比Z工人更多的政治和文化资源来保证政治家对其诉求做出反应。假如这种政策代表工人利益索取过多的话，国际资本家可能还以撤资相威胁。这些观点表明政府解决经济和社会排斥的任何计划都可能遭遇难以应付的政治障碍。                   菲格罗亚从比较静态的分析转向动态分析，他假定资本家的利润在下一个时期全部重新投入，而且有充分的能力抵消资本折旧。投入到高生产力活动的资本存量的增加可能由于技术进步而进一步增强。由此带来的经济增长对Z工人没有产生任何影响，不过Y工人从工资就业的增加中获益。随着过剩的技术工人被吸纳，Y工人的工资也会上涨，而且技术进步还可能提高效益工资的溢价。不过，这种影响可能因为自主就业的Y工人的替代而延迟（理查德的机器效应）。对收入不公的总体影响是不确定的，它有赖于对Y工人的收入产生的“致富和扩散效应”是否超过Z工人下降的收入。                   不对某一背景进行比较详尽的说明和分析，就无法预测收入分配的这些变化带来的政治反应。不过，甚至这一简单的分析也说明，任何一种收入的相对变化都给当前的社会秩序带来威胁。这种论断造成一个潜在的恶性循环：资本主义的发展打乱收入分配，收入分配变化扰乱政治秩序、降低资本家的投资信心，因而资本积累逐渐停止。接下来的一个关键问题是，政府能否通过降低收入分配变化带来的失稳效应继续维持经济增长。还有一个需要深深地追问：为什么某些国家的政治精英能够成功地建立减少不公的政治制度，而其他国家常常诉诸暴力镇压（巴丹2001；伍德&高夫，2004；诺斯，1990；鲍威尔逊，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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