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语境与历史叙事的民族本土立场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07-11-14
然而，明清鼎革与近代转型虽然有着民族文化心理上的相似处，但满清入关与近代殖民化毕竟不可同日而语。对满清，传统知识分子仍可保持高度文化优越感。清入关后的迅速汉化说明了中国文化的溶解力量，也使满汉的文化危机得以缓解。但近代殖民化历程一俟启动，传统文化却再也不能保持它 “天朝”的心态了。这次的异质文化也迥异于历史上多次发生的异族入侵，它从民族冲突上升到种族冲突，从军事优势上升到现代文化对封建传统文化的全面对峙。由之，《曾国藩》、《旷代逸才》、《张之洞》等作品，便着力描写曾国藩、杨度、张之洞等在西方文化与传统桎锢间的挣扎，写他们以积极的人生历程回应着他们身处的时代，但仍逃不脱悲剧性的失败命运。这种失败不是个人的失败，而是代表了传统文化在西方文化进攻面前的全面退却。作家以巨大的同情写他们“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个人奋斗，以此弘扬历史人物身上济世拯国的精神力量，因而虽败却发人深思。曾国藩可以成功地维护备受太平天国打击的儒家传统，却在标志着中外文化冲突的天津教案中内愧神明、外惭清议；张之洞的渐进式改革如搅动一塘搅不动的稠水，其文化自救失败也正是当代知识分子文化忧患的真实写照。作家们对这些历史人事的选择，反映了历史小说从政治爱国主题向文化反省主题转换的创作走向。
按照史家的观点，中国近代殖民化实际上也就是全球化在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初的“初级阶段”启动。⑦这一阶段是以欧洲实现对全世界的统治为实质内容的。西方现代文化以凌厉的攻势袭击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文化，成就了他们在十九世纪的辉煌。但与西方人眼里全球化的胜利不同，东方视角下的这场全球化却充满血泪与耻辱。由于代际裂变和文化鼎革，这种状况迫使一些知识分子滑出了旧有的政治体制之外，或是游移在体制崩溃的间隙睁眼看世界。《白门柳》中的黄宗羲、《张之洞》中的张之洞就是站在这种体制的空白点上，展现了独立思考的文化人格。作家写他们在“天崩地解”社会巨变中从举兵抗清到著述民主思想，从以清流立身到办洋务运动，孜孜以求地思考和实践“中体西用”这样一个时代课题。这里既交织了小说主人公艰难多舛的探索，同时也融涵作家对文化自救的深沉思考。当然，也有一些知识分子试图在旧体制内修修补补，寻找出路。如唐浩明笔下的另外二个人物：《曾国藩》中的王闿运和《旷代逸才》中的杨度，他们热衷传统的帝王术而拒绝现代变革，结果一生穷途末路，扮演悲剧的角色。这说明传统文化不经过彻底的涤除与转换，是不可能成为建设性的文化因子的。王闿运、杨度的道路，在近代知识分子中具有相当的代表性，他们面临的挑战，也就是“传统的书院文化面临的挑战”；而他们悲剧性的失败，更是“中华文化的历史命运。”⑧由此，唐浩明的文化批判也就指向了更为深刻的体制原因；当然在这之中，他也隐隐地流露出对传统文化不由自主的情感依恋，从而使同情与理解成为小说叙述的基调。
其实岂止是唐浩明，几乎所有的当下历史小说的软肋都源于这种理性批判与情感依赖的矛盾状态。作家们之所如此热衷明清题材的书写，包括影视作品中之所清宫戏层出不穷，在很大程度上就可归因于对传统文化的这种挥之不去的“天朝”情结以及对这些近代精英人物的倾心赞许。因为他们此时继承了传统文化的菁华，而且做出了顺应时代潮流的卓绝表演；他们的探索失败，浓缩了几代人的悲剧命运，凝聚了国家和民族难以言传的历史创伤，这就很容易触发我们的民族情感。而相对而言，近代民主转型，除了陈军的《北大之父——蔡元培》和唐浩明的《旷代逸才》之外，写的不多，成功的就更少。这里分析起来，自然有可以理解的客观因素：如题材有较强的意识形态性，古今关系处理难度较大，对纷繁复杂的近代人事把握不准等，但同时恐怕也与恋古的民族文化思维惯性不无有关。不少作家还是抱持比较陈旧的历史观，没有树立起真正的“近代”意识，更没充分认识它在中西古今文化冲突和转换中的特殊意义。这说明，面对全球化的新语境特别是面对西方文化的挑战，历史小说的确亟需以开放的胸襟和视角在自身的内在文化结构方面进行调整。割断对传统的温情留恋也许是痛苦的，但它却是文化新生的必要前提。而这是需要我们站在现代理性的高度，用文化批判的眼光进行冷静审视的。
三、文化整合与人类大同的浪漫构想
从某种意义上，十九世纪西方的殖民扩张与当下基于文化趋同态势下的全球化，乃是工业大生产后发起的两轮异形同质的人类文明的冲突与整合过程。与赤裸血腥的殖民掠夺不同，今日的“文化”全球化更隐蔽，也更危险。历史叙事中的明清题材，恰是第一轮全球化的全面启动；而叙述历史的今日，则是又一轮全球化的开端。站在开端，以文化整合的包容与大度来追忆过去，作家对民族文化身份认同的焦虑往往籍借对明清历史的理想文学书写来获得缓释。凌力的“百年辉煌”系列与她的新作《梦断关河》，正是在这种体认下完成浪漫大同构想的。
《倾城倾国》、《少年天子》、《暮鼓晨钟》反映的是清朝初入关到巩固其统治的近百年的历史。皇太极、布木布泰(即后来的庄太后)、福临与玄烨祖孙三代人，以“敬天法祖、勤政爱民”为座右铭，乱世求治，努力实现中国传统文化长期提倡和颂扬的“仁政”，开创了清代前期百年多的和平与繁荣的盛世局面。在他们围绕求治革新进行激烈权力争斗的背后，是满汉民族矛盾。而这种民族矛盾，说到底就是“传统的党同伐异的种族观念和族群认同”在作崇：“许多最极端的‘我群’、‘他群’之分别，主要是建立在主观的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差异上。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敌对关系,并未发生于生物性的种族差异上，而是在文化、政治和经济的冲突方面。生物的种族差异只是附属的原因,甚至可能还是文化差异的结果。”⑨在守旧的满族大臣眼里，汉文化的精致优美是奢侈糜烂的亡国之征。简亲王济度在目睹两个前明宰相的子孙手无缚鸡之力，陷入穷困潦倒中后，越发认定顺治皇帝的学习前明制度，尊崇儒教、重视文士、渐习汉俗，分明是要把满族子孙送上前明败落的老路。鰲拜为首的四辅臣，恢复满洲旧制，大肆镇压汉官，抵制玄烨亲政，也都是为了维护崇武尚力的淳厚祖风。济度、鰲拜以及后宫里的康妃、谨贵人，能以大义凛然的姿态谋逆、劝谏甚至加害皇四子及皇帝本人，都不是为的自身的争权，而是为了满清旧制和祖宗家风。这是满汉一体的民族融合理想与颟顸守旧的民族仇视心理之间的矛盾冲突。因此，凌力在描写福临、玄烨的政治事业，在写其对立面济度谋乱、鰲拜擅权之时，就有效地跳出了狭隘的权谋文化的视角，而获得了深邃的文化观照力量。
为了强化满汉民族的文化整合，凌力还有意在小说中凸显了独特的“第三只眼”。这“第三只眼”就是贯穿小说始终并联结亲汉亲满两派的一个重要人物——汤若望。汤若望作为传教士，以宗教的平等博爱和西方文化第三只眼的独立视角，对满汉两个民族施以不分彼此的关怀；但正是因此，他才有可能对彼时满汉民族的文化差异作出较为客观公正的评价：满族的杀戮是嗜血的鸷鹰，关闭了他们自己通向上帝的大门；汉族文化的精致优雅和悠远流长的道德教化，却对汤若望充满了吸引力。汤若望也就是据此才劝导福临和玄烨采用汉制、施行仁政，从而遭到满族贵戚的忌恨和残酷迫害，成为亲汉派与守旧派争斗的砝码及其彼此拉锯交锋的牺牲品。汤若望的视角，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就是作家的视角，它赋予传统的满汉民族冲突以专制愚昧与现代文明冲突的新内涵，而具有广博的人类学视野。当然，满族被强大的汉文化同化的同时，它也为以汉文化为中心的整个中华文化重构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当中心文化发生合理化和失去创造力的时候，往往有一些形质特异的、创造力充溢的边缘文化或民间文化崛起，……在文化调整和重构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生机蓬勃的边缘文化的救济和补充，给它输入了一种充满活力的新鲜血液。”⑩对此，作家也有相当生动而精彩的描写，并将它与汉文化由于自身的高度成熟走向封闭僵化和满族文化野蛮愚昧的另一面融为一体，纳入到满族兴起到入关统治的“百年辉煌”之中。作家借书中人物对话发出的有关“大明骨、大金肉”的民族新生的构想，特别是用优美笔调书写的乌云珠、费耀色、冰月、孙幼蘩等优秀人物形象，都成为小说温馨浪漫的抒情篇章，这也是凌力开放开阔的现代民族观的形象显现。
如果说凌力上述的《倾城倾国》、《少年天子》、《暮鼓晨钟》有关满汉民族矛盾描写基本属于中华民族内部的兄弟阋墙，那么她的新作《梦断关河》展现的鸦片战争则明显具有中西文化冲突的时代新质。在这里，面对新的文化全球化(而不是原有的本土化)语境，凌力对民族冲突和融合问题作出了更为严肃而又充满浪漫构想的新思考。在这部以梨园戏子悲剧命运折射时代的长篇小说中，作家一方面坚守正义的民族立场，绝不回避这场战争的殖民侵略性质，另一方面也鞭辟入里地写出清王朝的腐朽昏愦才是战争失败的根本原因；一方面歌颂葛云飞、彭松年等人的民族节气，另一方面也指出他们以孙子兵法等传统战争方式来抵御现代战争，因而在摧枯拉朽的西洋火力下不堪一击。对满族地方官海龄，作家更是充满了基于历史辩证法的深入描写。镇江都统海龄出于强烈的民族歧视心理，视全体汉人为汉奸，闭城封门，禁止平民出城逃难，造成大量平民死亡。但同时她又用精细的笔墨显示，海龄此举同样也出于誓死保卫家园的心理，并借小说中海龄的仆女大香之口肯定了他率全体清兵以死殉国的壮怀激烈。正是在这样清醒的历史理性观照下，《梦断关河》对鸦片战争的言说，才跳出了以往的政治意识形态框架和民族正义感的狭隘视野，不再象《林则徐》、《火烧圆明园》和一些描写义和团的小说、电影那样，把二元对立的侵略与反侵略视作价值判断的底线；也不同于唐浩明在描写曾国藩晚年对天津教案举措失当蒙羞含垢的史事时，仍然局限于传统文化之内，未能提出应对西方强势文化的建设性思路；而是以全球化的大视野、大境界，重新思考和审视中华民族的近代鼎革和汲取外来文化菁华进行自我重构的问题。
更值得注意的是，小说还塑造了英国军医亨利的形象。他向往东方文化，对这场战争的正义性充满了怀疑，并冲破民族偏见，与自幼相识的童年伙伴天寿相爱而终成眷属。通过这一人物及其异国恋情的虚构描写，凌力为我们展现了一幅突破民族偏见的人类大同的理想图景。当然不必讳言，这种将全人类的文化大同模式化地寄托在异文化恋情上，多少也显得有些纤弱与理想化，少了些深邃凝重的历史气魄。从某种意义上，亨利形象其实就是“百年辉煌”中汤若望、荷兰教官可莱亚的延续。他们身为西方人，却醉心华夏文明。如果说福临、玄烨等满族统治阶级对汉文化的向往认同是低位文化对高位文化的自然倾慕的话，那么西方文化作为高位文化对处于低位的汉文化认同则有意无意地表明了汉民族在承认自身弱势的同时，却仍然坚守着文化上的优越心理。跨国恋情也好，文化倾慕也好，它们似乎都存在将文化整合的理想过于夸饰的倾向。这大概就是福临、玄烨等少年天子写得太浪漫化的根本原因所在。历史和现实证明，文化征服和民族冲突从来都是血泪斑斑的胜利者颂歌。不论是处于低位的满族文化，还是位居强势的西方文化，作家刻意描写其对华夏文明的醉心与倾慕，这之中是否也程度不同地隐含着某种本土自恋情结乃至天朝大国的心态呢？19世纪的全球化是建立在西方对第三世界国家殖民扩张的基础之上的，过于强调西方文化中的友爱成分，把民族文化新生的实现过多寄希于汤若望、享利等人的善良和友爱，是不切实际的，容易遮蔽了全球化背后潜在的反现代的问题和负面影响。第三世界的文化崛起只有依靠自身的强大与抗争，才能赢得与“他者”平等交流对话的可能，这是一个铁的事实。为此，我们历史小说在进行人类大同浪漫构想时，应该有必要冷峻地把历史书写还原到彼时残酷的文化殖民语境中去。惟有这样，其文化整合的浪漫构想方能闪烁出令人震憾的历史质感和美感。
①［加］谢少波：《抵抗的文化政治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35页。
②刘克：《全球化语境下的本土化生存——二月河清帝系列小说论略》，《当代文坛》2003年第5期。
③二月河：《二月河作者自选集》，河南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239—240页。
④熊召政：《闲话历史真实》，《理论与与创作》2003年第1期。
⑤⑧樊树志：《“全球化”视野下的晚明》，《复旦学报》2003年第1期。
⑥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64页。
⑦王斯德：《世界通史》前言，华东师大出版社2001年版。
⑨叶舒宪：《人类学与文学———知识全球化、跨文化生存与本土再阐释》，《文学评论》2002年第4期。
⑩杨义：《中国文学的文化地图及其动力原理》，《重绘中国文学地图——杨义学术讲演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93-9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