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制度经济史学的历史演进：评价与思考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08-01-05
当然，新制度经济史学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与缺陷，其中最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由于新制度经济史学在从事制度分析时，主要使用了交易成本和产权理论。这就把它的主要研究领域，限定在了以产权为核心的由国家界定并实施的制度上，而对于无国家和中央法律体系强调的自我实施制度，没有也无法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特别是在其现有的理论框架内，它无法解释国家（本身作为一种制度）的起源。其二，尽管诺思等人意识到了文化传统和意识形态的重要作用，但始终没有找到适用的理论框架和分析工具，因此，他们没有也不可能对这些非经济的社会和文化因素对制度选择和路径依赖的影响，作出深入的理论分析和具体翔实的历史考察。而这一点，一直令诺思感到无能为力和遗憾。
四、历史制度分析
历史制度分析起源于80年代末90年代初，其主要代表人物是美国斯坦福大学的艾夫纳·格瑞夫(Avner Greif)教授。从80年代末起，格瑞夫开始研究中世纪末期商业革命中的制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问题。在这一过程中，他发现了诺思新制度经济史学的缺陷与不足，引发了他对新制度经济史学的再思考。他认为：“新制度经济史对经济史中有关制度的研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这是勿庸置疑的。它引起了人们对国家界定并加以实施的产权、规则、规制，它们形成的政治过程，及其交易成本的重要性的普通关注。然而，它所依赖的交易成本经济学、产权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意味着它只能考察由国家界定并实施的制度。这些理论框架妨碍了它对‘自我实施’制度（如国家本身），对影响制度与组织发展走上特定轨迹的非法律因素，对非经济的社会和文化因素对制度选择和路径依赖的影响的考察。”因此，必须从理论、方法和研究内容上对新制度经济史学进行全方位的创新。
格瑞夫认为，要建立一种全新的理论和方法，首先也是最为重要的，就是要超越新制度经济史学把国家作为制度的唯一来源的分析范式，重新给制度下一个更为宽泛的定义。为了弥补新制度经济史学的不足，历史制度分析有针对性地把制度被定义为：本身“是自我实施的对行为的非技术决定的约束。”
历史制度分析在方法论上的最大特征，就是开创性地运用了博弈论和历史经验的归纳性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由于历史制度分析把制度定义为非技术决定的自我实施制度，就为博弈论广泛地应用于制度经济史研究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自我实施制度的一个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它的自发产生和自我实施的性质。与那些由国家和法律强制实施的制度不同，自我实施制度必须是参加者各方经过协商、谈判、讨价还价后自愿达成一致的结果。因此，历史制度分析将自我实施制度视为特定历史条件下制度博弈的一种均衡状态或均衡结果。自我实施制度产生的过程，也就是制度博弈者各方在特定的战略局势中，根据自己各自不同的目标与对手进行博弈，自主地选择各自的最优策略，最后求得均衡的过程。自我实施制度所具有的自发产生和自我实施的基本属性，说明了它对博弈论分析框架的特殊适用性。
然而，把博弈论框架应用于历史制度分析也面临着挑战。在很多种战略局势中，存在着多重均衡的可能性，这意味着结果并不是唯一确定的。博弈论本身所具有的这种有关均衡结果的非确切性和非结论性的特征，极大地限制了它在以往的制度分析中的应用范围。而历史制度分析则通过博弈论与历史经验的归纳性分析相结合的办法，较好地解决了这一难题。格瑞夫指出，正是博弈论分析结果的这种非确切性和非结论性的特征，内在地规定了它与历史经验研究相结合的必要性。历史发展的结果依赖于历史发展的逻辑、过程和细节，即具有历史的路径依赖性。因此，博弈论的这种（均衡）结果的不确定性问题，只有在历史的逻辑和进程中才能得到解决。也就是说，博弈者是如何从他所面临的多重均衡结果中选择了历史和现实中的这个唯一结果，只有通过历史的经验分析才能予以说明。在研究的实践中，格瑞夫通过“特殊历史相关性模型”(A context-specific model)较好地解决了博弈论分析结论的非确定性问题。
在给出了制度的明确定义，找到了适用的理论框架和分析方法后，格瑞夫对历史上的经济、政治、文化制度和影响制度选择、制度变迁与路径依赖的各种因素，进行了深入严谨的理论分析和具体翔实的经验研究，对一系列有关制度经济史的重大问题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格瑞夫是以11-14世纪欧洲“商业革命”时期的意大利城市热那亚和地处北非地中海沿岸的马格里布为典型案例，展开历史制度分析的。之所以选择这两个地区为典型，是因为它们在中世纪晚期虽然同样经历了商业革命的经济贸易繁荣，但在后来长期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中却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以热那亚为代表的意大利实现了贸易和经济的长期增长，成为西方世界兴起的发源地；而以马格里布为代表的穆斯林世界却从此进入了经济的长期衰落。格瑞夫十分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本身所具有的特殊重要意义。他指出：“对西方世界与穆斯林世界制度发展的比较分析，可能会揭示出导致这两个社会出现截然不同的制度轨迹的诸多因素，并且揭示出制度路径依赖的根源。”
格瑞夫首先探求解决的问题是，是什么因素导致了热那亚和马格里布的经济与社会发展走上了不同的道路？经过严谨缜密的历史考察和理论分析后，格瑞夫得出结论：是不同的制度选择把热那亚和马格里布的经济与社会引上了不同的发展轨道。历史事实清楚地表明，在中世纪晚期诸多事关未来长期经济增长的制度安排上，热那亚和马格里布人都作出了截然不同的选择。然而，在相同的环境和条件下，为什么热那亚和马格里布人会作出如此不同的制度选择？是什么因素决定了这种选择呢？经过深入细致的比较研究，格瑞夫指出，是马格里布人和热那亚人不同的文化遗产以及他们在文化方面表现出来的巨大差异性决定了他们对制度的不同选择。历史事实表明，到中世纪晚期的商业革命时期，不同的社会历史发展进程，已经使热那亚和马格里布分别形成了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文化传统。而不同的文化传统，对热那亚和马格里布人的经济政治制度选择和变迁产生了截然不同的深刻影响。
在建立海外贸易代表关系过程中，热那亚人的文化传统使他们选择了以“个人主义”惩罚机制为基础的第二方实施制度。而马格里布人却选择了以“集体主义”的惩罚机制为基础的第三方实施制度。在海外贸易扩张的过程中，热那亚商人采取了无社区限制的“开放”的方式扩大海外贸易代理关系。而马格里布商人则采取了仅限社区内的“封闭”的方式来扩大海外贸易代理关系。此外，在社会内部代理关系模式的选择上，热那亚人采用的是“纵向”的代理模式；而马格里布人则采用了“横向”的代理模式。经过论证，格瑞夫进一步指出，热那亚的第二方实施制度、开放型的扩大贸易方式和社会内部的纵向代理模式，对于一个社会的长期经济增长是十分有利的；与此相反，马格里布的第三方实施制度、封闭型的扩大贸易方式和社会内部横向的代理模式，对经济的长期增长则是不利的。
文化传统也影响了相关市场制度的建立与发展。马格里布人没能建立起提货单制度，是因为他们通过非正式的集体主义实施机制已经解决了相关的制度保障问题。而热那亚商人缺乏同样的非正式实施机制，他们只好通过使用提货单、通知单及其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来解决与海运货物相联系的组织问题。另外，马格里布的集体主义文化提倡社会成员之间的互助精神。而热那亚的个人主义社会，商人们不会指望得到这种互助。于是，意大利人发明了保险制度。再有，在热那亚的个人主义社会中，商人们迫切希望提 高雇佣代理商的安全性。这样，家族企业这种具有无限生命期和较低破产可能性的组织形式便在热那亚应运而生了。而随着家族企业形式的发展完善，它开始向非家族成员出售股份，同时产生了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相关信息的传递以及会计程序的完善等问题。显然，这孕育了股票市场、股份制和现代公司制度的最初形式。而马格里布商人在从事贸易活动相当长的时间后，仍没有建立类似的组织和相应的制度。
文化传统也对国家和法律制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简单地说，在热那亚这种个人主义社会中，由于缺乏经济上能够自我实施的集体主义惩罚机制和传递通畅的信息网络，非正式的经济强制水平又相对较低，为了促进交换、支持集体主义行为和减轻搭便车问题，以国家权威为基础的法律体系就是必需的。而在一个集体主义的社会中，有效的集体主义惩罚机制完全能够对潜在的违约者形成强有力的约束，并对现实的违约者实施有效的惩罚，当然也就不再需要国家和法律的强制力了。
从上面理论分析和史实描述中不难看出，文化信仰对经济和政治制度的选择和变迁产生了持久的影响，而后者的发展状况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轨迹。格瑞夫指出，“历史制度分析揭示了一个社会内部经济、文化、社会特征之间关系的复杂性。例如，支配热那亚和马格里布人代理关系的不同的制度，在很大程度归结于他们不同的社会和文化特征，而这些特征又反过来进一步强化了其经济制度。在马格里布人中间，集体主义的文化信仰和与此相联系的经济上的自我实施的集体惩罚，导致了一种水平式的社会结构（即商人一身兼商人和代理人二职），社会的封闭，和集体的社会信息通讯网。在热那亚人中间，个人主义的文化信仰，则导致了具有一种垂直并融合的社会结构以及相对比较低水平的信息联络的个人主义的社会。”正是这种差异性，导致了两个地区的长期经济发展走上完全不同的道路。
最后，格瑞夫指出，马格里布人的制度结构与当代发展中国家的制度结构相类似，而热那亚人的社会组织与当代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组织相类似。这表明，制度的路径依赖在这些社会的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历史上看，中世纪基督教的个人主义社会或许已播下“西方世界兴起”的种子，而集体主义的文化传统可能是发展中国家长期落后的根源。
历史制度分析是20世纪90年代才刚刚在西方兴起的一种学说。虽然它产生的时间不长，但其独特新颖的研究视角、富有创造性的研究方法、别其一格的理论框架、灵活实用的分析工具以及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已经引起了国际上经济学和经济史学界越来越密切的关注。第一，历史制度分析把研究的重点放在了自我实施制度上，弥补了制度经济史研究的一大空白，极大地拓展了制度经济史的研究领域和范围，给制度经济史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第二，历史制度分析在如何综合运用多种方法，尤其是运用博弈论与历史经验的归纳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研究历史中的制度问题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也取得了显著的成就。通过探索，格瑞夫不仅为博弈论在制度经济史研究中的大规模应用找到了较为有效的途径，而且为博弈论本身从这一应用中获得新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和可能。第三，历史制度分析在如何在制度分析中发挥历史的作用，尤其是发挥历史的检验功能方面，进行了可贵的尝试，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新进展。第四，对制度经济史研究中的若干重大问题（同时也是制度经济学研究的重大问题），进行了严谨缜密的理论分析和确凿翔实的经验论证，并据此提出了一系列精辟独到的观点和发人深思的结论，推动了制度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史研究的发展。
当然，历史制度分析毕竟是一个刚刚兴起的新学说，还处于不断的发展和完善当中，必然存在着某些不足与局限。第一，历史制度分析对“自我实施制度”概念的界定尚不清晰，对其基本内涵和本质特征也缺少充分的论述，这就容易引起了概念上的模糊和歧义，也给理论上的分析带来了不便。第二，研究领域和范围还过于狭窄，还有待于进一步扩展。从目前的研究领域和范围看，历史制度分析只是对中世纪晚期的地中海国家，主要是热那亚和马格里布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历史制度分析。虽然格瑞夫已经清醒地认识到，并且也在努力通过这些具体的个别的案例研究来发掘出更一般的规律，但就现有研究的广度和深度而言，其对制度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及其规律性的认识，还只是刚刚起步，还有待于不断地加深与拓展。第三，博弈论与制度经济史研究的结合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探索和发展。在博弈论与经济理论、与经济史研究、尤其是与历史制度分析的结合上，仍然有很多需要进一步研究和解决的问题。例如，模型的假设条件与历史的关系问题，对博弈论模型的检验问题，以及博弈论模型在制度经济史研究的一个更大的领域内的普遍适用性问题，等等。
五、启示与思考
纵观西方制度经济史学产生与发展的历程，我们可以得到以下两点启示：其一，西方制度经济史学在其发展历程中所取得的每一次重大进步，都与经济学理论上的重大突破与创新以及新的理论、方法和分析工具在经济史研究中的应用紧密联系在一起。例如，新古典经济理论与方法同经济史研究的结合，导致了新古典制度经济史学的产生；新制度经济学理论方法在经济史研究中的大规模运用，促成了新制度经济史学的出现；而历史制度分析的崛起，更是得益于博弈论、信息经济学等新理论新方法的大规模引入。其二，西方制度经济史学产生与发展的历史也表明，经济史学的发展仅仅依赖于经济理论的创新与发展是不够的，还要（或者说更主要地）依靠自身的实力去赢得发展的机会和空间。进一步说，经济史学的发展不仅需要从理论经济学中汲取动力和营养，积极引进和借用经济学的理论、方法和工具，更要以自己所特有的高质量、高水平的研究成果来推动和促进经济理论的发展，来证实自己对经济理论发展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只要这样，经济史学才能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才能真正地融入经济学的主流。西方制度经济史学能取得今天的发展成就，能有今天的学术地位，与新制度经济史学对新制度经济学发展所产生的重要推动作用，与历史制度分析对博弈论、信息经济学和现代契约理论所做出的重大贡献，都是分不开的。
目前，我国经济史学的进一步发展面临着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许多经济史学界同仁认为，制约我国经济史学发展的“瓶颈”是缺少一个更好的发展环境和更大的发展空间。而我以为，如何使我国的经济史研究提高到一个新水平、上一个新台阶，才是我们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一个更好的发展环境和更大的发展空间无疑是重要的，但好的发展环境和更大的发展空间不能靠别人的“施舍”与“恩赐”，不能依赖四处呼吁去乞求别人的重视和更多的倾斜政策，而是要靠自己学科所特有的研究方法、独具的研究视角、尤其是自己与众不同的研究成果，去证明经济史研究对于我国社会科学乃至社会经济的发展所具有的特殊重要地位和作用，去赢得社会和学术界（尤其是理论经济学界）的认可和重视。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得到一个更好的发展环境和更大的发展空间。而要做到这一点，当务之急是使我国的经济史研究在理论和方法上实现新的突破与创新。在这方面，需要我们做好两项工作：一是要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法，二是要学习和借鉴外国先进的研究成果。目前看来，对后一工作更缺乏重视与投入，更需要大力加强与提高。这，也正是本文的目的之所在。
【参考文献】
1 Greif,Avner (1993a)."Reputation and Coalitions in Medieval Trade:Evidence on the
Maghribi Traders."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49(4) (December):pp.857-882.
2 (1993b). "Contract Enforceability and Economic Institutio-ns in Early Trade:the Maghribi Trades' coali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83 (3)(June):pp.525-48.
3 (1994a). "Trading Institution and Commercial Revolution in Medieval Europe," in
Abel Aganbegyan, Oleg Bogomolov,and Mic-heal Kaser.Eds.,Economics in a changing world.Vol.1.London:Macmillan,pp.115-25.
4 (1994b). "Cultural Beliefs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Societ-y:A Historical and Theoretical Reflection on Collectivist andIndividualist Societie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02(5) (October):pp.912-50.
5 (1997a): "Microtheory and Resent Developments in the Stud-y of Institutions Through Economic History,"in David M.Kerps and Kenneth F.Wallis,
eds.,Advances in economic theory,vol.11.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1997.
6 (1997b) "Economic History and Game Theory:a Survey",Worki-ng Paper,Stanford University.
7 (1997c): "On the Interrelations and Economic Implications of Economic,Social,
Political, and Normative Factors: Reflectio-ns from Two Late Medieval Societies", In "The Frontiers of 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 by Drobak,New York,c1997.
8 (1997d)."Self-Enforcing Political System and Economic Gro-wth:Late Medieval Genoa." Working paper,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9 (1997e). "On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Social Founda-tions of Institutions that Facilitate Impersonal Exchange."Wo-rking paper,Stanford University.
10 (1998).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Institutional Analys-i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May,1998. p,80-84.
11 North, Douglass C(1981).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New York:Norton.中文版，上海三联，1994年版。
12 (1990).Institutions,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中文版，上海三联1994年版。
13 North,Douglass C.and Thomas,R.(1973).The Rise of the Wes-tern World.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中文版，华夏出版社，1999年。
- 上一篇：经济全球化热点问题辨析
- 下一篇：东南亚国家经济的两次衰退与复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