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世价值与中国文化复兴
六、文化复兴的先例 所谓文化复兴，便是一个文化体系中的后代，出于社会发展的需要，以当代价值取向为指导，在本文化传统中发现足以推动当前社会进步的文化价值，由文化自觉而引发的社会心理和社会风尚的更新。这样的社会运动，便是文化复兴运动。在欧洲语言中，有一个源于中古法语的词：renaissance（意为rebirth, “再生”，中国通常译为“文艺复兴”，不确。）便是指的这种文化复兴。其核心是文化价值的更新，也就是对人和人的价值的看法的转变。欧洲早期的文化复兴是八九世纪时，局限于法兰克王查理曼宫廷内外的一次文化运动。当时的历史背景是，经历了几个世纪的动乱，除修道院而外欧洲几乎消灭了文化的基地。此时查里曼统一了法兰克，建立了宫廷学校和大教堂学校（即后来中世纪大学的前身），延请保存古典文化水准较高的不列颠学者前来任教，讲授希腊罗马哲学和修辞学。然而此次运动在地域、时间、影响方面皆有局限性。欧洲历史上影响最大的文化复兴运动是由十四世纪持续至十六世纪而横扫全欧洲的所谓文艺复兴（La Renaissance, The Renaissance, Die Renaissance都是开首大写而带定冠词的专有名词）。此次复兴的文化价值便是所谓人文主义humanisme。有趣的是，这个词迟至十九世纪才出现（1859年法国历史家George Voigt的著作Le premièr siècle d’humanisme：《人文主义的第一个世纪》）。而远在十三世纪在意大利的大学中已经流传它的源词（意大利文）：umanista，意为讲授古典语言的教授。中世纪早期（六世纪）教皇格里高利一世大力倡导圣经拉丁文，从此优雅清晰的古典拉丁文遂被取代。一旦简陋的圣经拉丁文普及全欧，人们也就被教会的权力话语征服了。十三世纪随着城市文化、市民社会和大学的兴起，风气为之一变，西塞罗、利维、维吉尔的优美而自由的拉丁文再度受人瞩目，umanisti的机会来了。他们讲授的学问就是studia humanitatis（拉丁文，意为“关于人的学问”，就是后世所谓人文学术。）。人的价值的再发现，便是起始于对古典语言的重新欣赏和学习。语言是人类意识的形式。社会意识的转变，往往从语言的变化起始。
七、中国怎么办？ 辛亥革命不久，中国便发生了白话文运动，乃是近代中国社会意识大变动的表征。然而此次运动没有转向人的价值和普世价值的发现，而仅仅着眼于国家的“富强”。这与当时国内国际的特定环境，也与共和成立伊始新知识阶层尚未成熟有关。清末签订的各色不平等条约，负载着民族的奇耻大辱，如一座大山般压在每一个有良知的知识者心头。列强仍在贪婪地割据祖国的领土，日本军国主义者甚至妄图灭亡中国。而军阀只顾自家地盘和利益，混战不已，难望统一。有识之士多求速强，引颈西望，欲得速强之术，遂醉心引入外国主义，而无暇顾及欧洲近代历史的一个通则：推动现代化的乃是十四至十六世纪的文化复兴、十七世纪的宗教改革、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以及工业革命带来的国际市场，而这一切背后的推动力则是人的价值的发现。不管列强的政客对此的理解是多么表浅，十九至二十世纪初期列强政府的政策是多么自私贪婪，但近代西方历史的推动力确在于此，二战后福利国家和经济全球化的出现也仍在于此。所谓“现代性”这个词，常被德国学人及其中国追随者赋予形而上的涵义，其实现代与前现代的真正区别乃在于人的面貌变了。现代人未必比前人有更多更好的理论或主义。现代人只不过是有谈判和博弈能力，因而也是对自己行为负责的契约主体，因此不那么听话和容易受骗了而已。这种现代人的面貌，可以解释一切现代制度、风俗和语言习惯。这种现代人的面貌的背后，便是人的自由选择能力和权利，即普世价值。当年蔡元培曾指称五四运动为“中国的文艺复兴”，实为misnamer（用词不当）。五四运动不但没有复兴中国的传统文化，反而大加挞伐以孔子为假想敌的“国粹”。尤有甚者，五四运动根本没有认识到什么是普世价值，以及发扬传统文化中的普世价值之必要性和紧迫性。这是五四先贤的重大失误，也是中国走了近百年弯路的根本原因。如果将历史更往前推移二百多年，远在明朝末年，中国已经发生过类似启蒙运动的社会嬗变。撇开东林党人的“学生运动”不提，明末江南的市民运动常常演为暴力事件，乃至罢市、抗盐、盗矿和暴动。而儒者中的异端由对朝廷的批评已经上升为非君非圣，指向王朝政治制度及其意识形态，而且批判“科举抄撮之学，陷溺人心”了。以致唐甄称“凡为帝王者皆贼也！”黄宗羲说“向使无君，人各得自利。”顾炎武主张“政教风俗，苟非尽善，即许庶人之议。”李卓吾谓“私者，人之心也。”王夫之说“六经责我开生面。”稍后的全祖望则以为“自有舍经学以言理学者，而邪说以起。”朱舜水云“百姓者，分而听之则愚，合而听之则神，其心既变，川决山崩！”傅青主谓“理学家法，一味版拗。”宋儒“落得奴才混帐！”此时，人的自由价值的发现，已然近在眼前，只待一种新语言的出现。然而曾几何时，腐朽的明朝土崩瓦解，而一个久居边塞、文化上不成熟的少数民族乘机入关，取得政权，严行闭关自守，焚书兴狱，禁锢思想，自居道统，遂使我国失去现代化的第一机遇。五四的选择失误，则导致第二次错过良机。五四时代寻求速强的知识阶层，往往借鉴于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而实际上不自觉地沿袭中国固有的动乱传统。明末的市民运动也是如此。启蒙运动总有高扬理性标准、无情批判传统的激烈性质。文化复兴则是和平舒缓，以传统中的普世价值为出发点，以发扬人性中固有的主体性为标的，于不知不觉中更新人的面貌的悠长历史过程。在中国近代史中，一切总是那么紧迫，我们的前人似乎没有这种余暇，也没有这种视野，来思考什么是文化复兴运动。
现在不同了。百年来一切有良知的中国人梦寐以求的祖国的独立统一已经实现，经济发展已经启动。虽然建立有效正义体制仍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严峻问题，但不应忘记，制度总是由人来执行的，如果人的面貌与制度的性质是南辕北辙，那么尽管有了理想的制度，也无从实现。制度的建设与人的建树，需要同步进行。尤其重要的是，不应忘记，无论制度的建设还是人的建树，乃至经济的发展，皆必以特定的价值取向为引导。建设也好，发展也好，这些运作，好比火车的发动机和机车，可以推动前进，但必须有轨道和方向，才能真正前进，那就是价值取向。自近代以来，人类面临的根本问题就是选择正确的方向。那是什么呢？就是普世价值。我国近现代史上一次一次的失误，没有别的，只有一个根源，就是没有弄明白什么是适用于一切文化体系的普世价值，因而深深体认到，这就是人类历史的主流和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