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金融危机时代的青年就业问题及政策建议
［摘要］后金融危机时代，由于劳动力总体供大于求，劳动者充分就业的需求与劳动力总量过大致使失业和就业方面的矛盾突出。目前，我国面临着高校毕业生就业、城镇新增劳动力就业、农村劳动力转移、体制转轨中遗留的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退役军人和失地农民就业等众多问题。笔者在对大学毕业生、青年农民工和青年白领三个群体的就业现状及问题研究的基础上，认为政府的经济和相关就业政策是缓解当前就业压力的重要手段。政府不能包办青年就业，但有创造公平就业环境的当然责任。
金融危机导致的大规模的失业属于“周期性失业”，一般情况下，经济增长一个百分点，可以创造一百万个就业岗位，也就是说2009年我国依靠经济增长为社会创造了800万个就业岗位，相对于2400万劳动供给数量来说，劳动力市场上出现了严重的供大于求的现象。中国社会科学院预测2010年全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速度约达到9.9%，经济增长所创造的就业岗位仍远不能满足社会需求。当前，大学毕业生就业困难、青年农民工就业不稳和青年白领就业压力已成为当前青年就业的主要问题，必须引起重视。
一、当前青年的就业现状及问题。
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造成的不利影响有一个“滞后期”，由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由外向型企业向各类企业，由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向规模以上企业，由农民工向城镇劳动力特别是高校毕业生蔓延，劳动供给数量与劳动需求数量上严重不平衡将进一步扩大。很多单位都不招人、少招人，就五百强企业高校招聘会而言，岗位减少40%，大学毕业生就业问题凸显出来。青年人失业（包括待业）占失业总数相当大比率，是我国历年存在的问题。特别是传统的就业制度被打破之后，这一问题显得尤为严峻，改革开放后的20多年基本呈上升趋势。
1978年失业青年人数为249.1万人，占城镇失业人数的47.0%，1988年245.3万人，占城镇失业人数的82.8%，与10年前相比几乎增加了一倍；1997年失业青年人占城镇失业人数的68.9%，与10年前相比虽有所下降，但仍高于1978年的水平。由于第三次生育高峰时期出生的人口开始逐步进入劳动年龄，中国劳动力资源呈持续上升趋势。“十五”期间增加5697.23万人，即每年平均增长千余万人，2006年为1603万人。城镇每年新增的1000万左右劳动力中，绝大多数是青年。农村有1.5亿～2亿富余劳动力需要向非农产业转移，大多数也是青年。高等教育连续扩招，大学毕业生人数连续上升，而我国2009年大学毕业生的初次就业率达到74%。［1］1.大学毕业生就业形势严峻，派生出新的问题。现在，全球经济虽然出现了逐渐复苏的迹象，但是全面复苏仍是一个缓慢而复杂的过程。国内经济资源在人为因素影响下，片面流向重型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与大学生就业相匹配的知识型服务业则长期低迷。这种产业结构所对应的人才需求状况，就是低端岗位需求旺盛。我国很多企业处于产业链的低端，需要的只是生产工人和技术工人，所以金融危机给大学毕业生就业带来了很大压力，而且还要持续几年。
在我国，高等教育连续扩招，大学毕业生人数连续上升，2007年和2008年毕业的大学生分别还有100万人和150万人没有找到工作，他们与2009年610万应届高校毕业生一起竞争工作，加在一起有860万人。根据以往大学毕业生的就业比例，估计有约36%的人能找到工作，还有约500万人面临就业的困难。
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给我国实体经济带来的冲击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海外市场业务的缩减，二是国内市场需求的低迷。劳动力市场上，劳动供求数量矛盾突出。不少应届大学毕业生被迫选择考研，国家也在扩大研究生的招生人数以延缓就业。大学生就业难派生出新的问题：一是大学毕业生就业困难群体已经形成。这是由于高等教育中一个重要的转变是大学毕业生就业分配制度改革将大学毕业生推向了市场，作为一种资源，大学毕业生也要受价值规律的作用和影响，同样要通过使用价值和价值来判断，和供求关系紧密相连。就业状况的变化对培养大学生的高等学校提出了新的要求，也是对大学生及家庭的一种考验。目前，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流入就业困难群体。这一群体的教育程度普遍较高，容易冲动，有可能成为社会冲突的制造者。二是加大受教育不平等。目前，我国的高等教育对于贫困家庭绝对是高投资，如果投资没有产生回报，势必影响人们对教育的投入，由就业问题引发公众教育投资的进一步拉大，会加大受教育的不平等，产生一系列社会问题。
2.青年农民工基数大，就业的稳定性不强国家统计局农村司的监测调查报告指出，2009年内我国外出从业6个月以上的外出农民工为14533万人，在本乡镇以内从业6个月以上的本地农民工为8445万人。据预测，未来几年，城镇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劳动力每年都将达到1000万人以上。
随着城镇化建设的推进，大规模转移农村劳动力是中国解决“三农”问题、推进经济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十一五”期间，从农村劳动力供给看，虽然乡镇企业和进城务工转移了2亿人，由于土地容纳的农业劳动力有限，按1.7亿计算，则农村富余劳动力还有1.2亿以上。有资料显示，2010年，中国农民将减少至7亿人左右，这就意味着至少有近2亿农民要转移到城镇；另外，目前中国人均0.3亩以下包括完全失地的农民已接近5000万人，而且每年以百万级的数量在增加，这部分人的就业问题也是一个现实的压力。随着我国城市化、工业化进程的加快，我国大量的农村富余劳动力需转移到非农领域，向城镇转移的规模会不断增加，而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大多为青年人。
由于找不到工作的农民工是不会长期滞留于城市中，并且农民工对条件较差的工作大多也可以接受，所以，相对于大学毕业生来说，青年农民工的就业率较高，但是就业质量不好，就业的稳定性不高，作为城市的一个边缘群体，他们属地位较低的收入阶层。农民工作为城市发展中的一支生力军，承担着城市中的很大一部分基础设施建设、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工作，为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已经逐渐成为城市生活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群体。然而，现实表明，由于种种因素，他们始终被排斥在城市社会的边缘，无法平等享有和城市居民同等的权利和待遇，无法顺利融入城市社会，成为真正的“城市人”。这不仅不利于城市社会的发展，而且严重地阻碍了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影响到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发展。目前，农民工群体的人口特征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就是农民工群体内部代际分化已经形成，主要表现为青年农民工群体已成为农民工群体的主体，他们占整个农村流动劳动力中的大部分，是农村劳动力中的高素质人员，更是未来城市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的后备劳动力资源。
监测显示［2］，农民工外出务工目的地仍以东部地区为主，但在中西部地区的比重提高。经调查，进城务工青年年龄大多在18—28岁之间，文化程度普遍不高，以初中及以下学历为多。进城打工的主要目的就是想多挣点钱，增加家庭收入。据上海市金山区团委对来沪青年农民工的调查，［3］青年农民工就业存在的主要问题在于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青年农民工求职渠道基本依靠熟人介绍。
74%的青年农民工是通过亲戚朋友和老乡的介绍找到“目前这份工作”的，并且学历越低越是依靠这种关系（P=0），初中以下学历占80.6%，没有文化的农民工更是占到100%。通过分析发现，这一现象同来沪时间的长短没有关系，而同跳槽的次数、所从事的行业和工种有直接有关（P=0.008、P=0.000、P=0.000）。也就是说，跳槽的次数越多越是依靠熟人，反之，也是因为熟人之间的强关系，促使跳槽增多，工作环境和待遇逐步改善。
二是青年农民工的工作时间普遍较长。本次调查显示，外来务工青年平均每天工作时间在8小时及以下占少数，工作8小时以上的占绝大多数。
延长工作时间在农民工这里是较普遍的，每月的工作日在20以下的仅占13%。
三是青年农民工最大的烦恼来自于经济收入少。数据显示，农民工的收入大多在1000—2000元之间（77.8%），没有文化的农民工更是100%在2000元以下，1000元以下的占6.4%，虽然长三角地区规定了最低工资标准，可是目前来说全覆盖还需要一个过程和相关部门的监管。
四是青年农民工的社会融入度还有待提高。
关于“如果让您对目前的身份做一下定位，以下那种说法最符合您”的问题，选择“半个上海人”的比例为16.2%，选择“新上海人”的比例高达21.8%，选择“外地人”的比例为51.9%。关于“您离开家乡外出工作多久了”的问题，选择“四年以上”的比例高达41.6%，选择“三年左右”的比例为14.9%，选择“两年左右”的比例为18.6%，选择“一年左右”的比例为16.5%，选择“半年左右”的比例为8.4%。根据人口学关于居住在一个城市的时间达到半年以上的为常住人口，可以认为务工青年倾向于长期在上海生存的意愿和能力都是非常强的。
3.青年白领的职业压力大，对生存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当前，青年白领（本研究所调查的对象为工作3—5年的大学毕业生）在就业上的困惑与压力众所周知，作为扩招后的大学毕业生，在经历选择与被选择的矛盾冲突后，无论满意与否，最终都要选定某一职业，迈向社会，这无疑是人生的一大转折。大学毕业生由“自由人”向“职业人”的角色转换成功与否直接影响着他们的事业成败和价值定位。
在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形势下，大学毕业生在职场能拚得一席之地已属不易，面对金融危机加剧下格外严峻的就业行情，早两年已就业的大学生更感庆幸。但是，生存压力普遍较大，不同群体存在较大差距，渴望破解发展瓶颈愿望强烈。作为高知识群体，当前白领青年的压力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社会上庞大的大学毕业生求职群体的压力。我国目前估计有约500万大学毕业生面临就业的困难。以上海为例，2009年上海高校共有毕业生15.8万人，而上海高校毕业生就业岗位需要数目的同期降幅超过20%，其中以金融、航运、国内贸易和部分制造业的降幅尤为明显，部分上海金融财经类、外语外贸类毕业生的需要数目同期降幅甚至超过了30%。社会上存在大量的待就业人员，对已就业的大学生来说会产生很大的压力，一些人有被后来者取代的危险，所以，不管目前工作如何，必须加倍珍惜，不能失去，而有跳槽打算的人就更会慎重，大多持保守态度。
二是用人单位工资持续走低的压力。在高校扩招后，随着大学生数量的大幅度增加，大学生就业供给大于需求。在供需定律的推动下，必然导致大学生的工资价格降低。上海团市委于2010年1月对毕业3－5年的大学生进行抽样调查显示，月工资在1000—2000元的占13.2%，2000—3000元的占21.1%。目前，毕业生工资中位数为2492元/月。据媒体测算，一个无房上海大学生要维持基本的生活水平，每月开销大概需要2000元左右。而在上海安家置业简直就是一个“遥不可及”
的梦想。可想而知，在中国一线城市，一个刚毕业大学生的经济状况可谓捉襟见肘。
三是就业稳定性下降的压力。大学生就业稳定性主要源于高等院校的培养机制，学校没有遵照市场为导向的原则培养大学生，致使学校教授的专业与劳动力市场的需求脱节。尤其是2003年以来，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稳定性呈现了持续下降的态势。另一方面，当前“先就业后择业”的就业导向，可能会导致大学生在首份工作选择上的轻率和盲目，降低了大学毕业生对专业对口的关注和重视。
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共同导致了就业中的专业不对口问题，从而影响就业的稳定性。
二、促进青年就业的政策建议。
今后几年，城镇需要就业的人数每年仍将保持在2400万人以上。劳动力供大于求的基本格局长期存在。而在现有经济结构条件下，按经济增长保持8%的速度计算，新增岗位和补充自然减员只有1100万人，供大于求缺口在1300万人左右，矛盾十分尖锐。国际贸易摩擦、人民币升值压力等国际和国内宏观经济的变数，也将对一些地区和行业的就业产生影响。青年就业应得到格外的重视。政府部门首先要采取措施，缓解社会就业压力，促进青年成长。
1.加大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力度。
大学生就业难，技校生职场走俏，九成未毕业就被预订一空。但技校、职校不可能替代大学教育，当大学毕业生纷纷回潮读技校寻找就业出路时，拷问的就不止是教育体制，更深层次折射的是当前经济结构的问题。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中国一些重要产业目前仍停留在资本与劳动双密集阶段，接纳的劳动力是大批蓝领工人，对大学生需求有限。白领岗位需求不足，主要是因为我国的产业结构特别是第三产业不够发达造成的。第三产业特别是像金融、法律、理财、高级家政、高科技还有中高档的服务岗位需求不够，第三产业只占到全部GDP的36%－38%，而一般市场经济发达国家达到60%，甚至70%。从长远来说，只有一个完整的产业链才能解决更多大学生就业问题，当我们的产业不再高度依赖于外向型，形成自己完整的产业链，大学生的就业压力或许能缓解很多。
2.相应提高青年农民工工资水平和工作稳定度。
外来人口的就业情况直接决定了他们的经济地位。城市居民的工资与福利一直由政府有关部门做出规定，由用工单位强制执行。而外来人口则没有这样的规定，他们的工资完全由企业主说了算。由于中国现存巨大的就业压力以及企业主的短期行为，很多外来务工青年只能接受低薪。同时他们也没有城市工人合法的劳动权益，超时间工作、超强度劳动是城市农民工的普遍际遇。
青年农民工对于增加收入的期望很高，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增加农民工工资的迫切性。数据表明：收入不能完全维持生活的青年农民工比例较高，［4］因此，有必要适当地提高工资水平。具体的工资提高过程可以依照两个指标进行，一是农村以及小城镇生活水平提高幅度，二是国家经济的发展速度，客观上也要求劳动者的工资水平有所增加。
发展和完善政府部门等正规就业渠道，规范农民工非正规就业渠道，是促进青年农民工工作稳定的重要手段。对上海郊区的调查表明，青年农民工进城务工多是通过“亲朋好友介绍”、“偶然找到”、第三才是“职业介绍所”，要依靠法律规范非正规就业渠道，发展正规的农民工就业渠道。要建立全国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网，尽快完善农民工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措施，使他们在国内任何一个地方都能够享受到公民待遇。其一是畅通就业信息渠道，在各地设立就业咨询中心，凡有用工必须提前发布公告，招工信息要透明，并开通全国联网，以帮助农民工有序流动，减少不必要的“盲流”。其二必须保证每一个公民有个人的社会保障账户，并实行全国通联制度，便于农民工的职业变动。总之，政府有责任采取有效措施规范就业市场，而不能把问题都推给市场。
3.建立大学毕业生最低工资制度。
大学生由于对市场缺乏足够认识，容易“眼高手低”。在职业搜寻的过程中，当意识到工作机会正在一个一个流失而竞争人数却在不断增加的时候，又丧失了冷静和理性，不顾一切地把自己“卖出”，这就天然地为用人单位降低薪水创造了条件。然而，政策空白也是大学毕业生起薪降低的原因之一。现在不少城市针对农民工制定了最低工资标准，对大学毕业生却没有相关规定，尽管上海制定了针对大学毕业生的工资指导价，但并未引起用人单位的重视，也不具有法律上的强制性。因此，建议制定大学毕业生最低工资制度，为大学毕业生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和事业发展的基础，增强大学生的社会认同感和融入度。有人认为工资由市场决定，只要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就无可厚非，但为了约束企业的恶意行为，政府应有所作为。
4.鼓励灵活就业和异地就业。
近年来，国内的就业方式呈多样化发展趋势，灵活就业的比重不断上升，出现了非全日制就业、短期就业、季节性就业、家庭就业、派遣就业、远程就业、自营就业、临时就业等多种形式。这些相对灵活的就业形式主要吸纳的是青年群体。灵活就业方式在欧美得到承认和保护，并享受到多重优惠。而国内，目前的优惠政策偏重于解决下岗失业人员的再就业问题，对于诸如大学生自主创业和其他新增劳动力、灵活就业从业者的问题考虑较少。
应对吸纳失业人员或实现新增就业岗位的企业提供优惠政策，对青年非全日制就业、临时性就业、季节性就业等灵活就业形式，政府给予一定的暂时性补贴，以缓解青年就业问题。比如，上海的父母很不希望孩子出去，但是，如果政府能给他们一个保障，就是如果出去，户籍还可以保留，可以来去自由，这样他们就可以放心地出去工作。对于到中小城市、甚至到乡镇、农村，到基层去锻炼的大学生，几年后再回到上海再就业时有关部门可以提供优惠政策，以促进就业。
5.大学生创业的扶持工作还要加强。
大学生创业是缓解就业困难的有效方法，然而，现实的情况是大学生创业成功率非常低。问题在于：一是大学生创业有热情没信心，真正创业的大学生少。大学生创业热情来自于国家的大力支持和高校举办各种创业讲堂、创业比赛。可是，由于他们缺乏社会经验，创业高成本、风险又大，所以真正实现创业的大学生并不多。二是，大学生创业有氛围缺教育，多数大学生是没有创业经历的，急需一批创业指导老师，大学生创业有政策，但由于大学生对创业了解不多，申请时困难多。三是，大学生创业注重高科技轻“草根”。这是源于创业资金的申请门槛仍然较高，还得有科技含量等硬性条件，这导致了大学生创业不得不注重高科技而轻“草根”的现状。所以，加强大学生创业教育是当前急需要做的事情。通过创业教育使学生树立创业意识，有助于他们在初次就业时保持良好的心态，充分了解市场，寻找创业机会。要建立专门的创业指导机构，有专业的创业讲师队伍。要调整创业政策，更加切实可行，要多扶持立足于社区服务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大学生创业。发挥大学校区科研园区的优势，降低大学生创业的风险和成本。
注释：
［1］教育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新闻中心－中国网news.china.com.cn，2010－3－2.
［2］国家统计局报告。新华社北京2010年3月23日电（记者刘铮）。
［3］［4］曾燕波，杨健楠。外来务工青年城市融入与发展研究［J］。中国青年研究，2010，（12）：75－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