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管理差异的文化根源探析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12-07-28
摘要： 从中西方管理差异的表现出发，分析探究中西方文化深层的起源和根基，在管理规律、管理方式和管理技巧与艺术方面提出独特的见解，目的在于管理实践中不断改进和完善“中国式管理制度”，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模式。遵循自然发展规律，才能真正实现中国标准与西方理论的内在融合。
关键词： 管理差异； 文化根源； 中国； 西方。
蔡一先生在其所著的《华夏管理精粹》自序中指出： “中国式现代管理模式的形成要有三要素： 立足现实中国国情，借鉴外国管理经验的科学成分，吸收中国传统管理文化的精华。”即中国国情包括现实国情和文化传统［1］。
一方水土孕育一方文化，文化的差异必然导致管理的差异。中西方文化存在着差异，由此产生了不同的管理方式和不同的管理心理［2］。历代研究者曾挖掘在中国传统文化典籍和中国古代学者思想中的管理心理学的思想资源。例如，对孙子兵法中的管理心理学思想的考察［3］，对墨家的人力资源管理心理思想的研究［4］。基于上述对中西方文化根源探究的论述，相应地，管理思想在各个国家的发展面对着各自的生产环境、社会背景、发展目标，会发生不同的管理实践和管理结果，形成各自相对应的管理学说和管理模式与方法。
一、管理之“整体模式”不同来源于中西方文化的起源根基的差异。
1. 管理之“整体模式”差异的具体表现。西方管理注重个性培养，以激发个体动机为主，满足员工个人需要为主。重视生产效率、科学制度、个人成就的管理风格。激励手段以强调物质的满足、鼓励创新与挑战。西方管理侧重于有奖有罚、分工明确、标准作业，很少开会动员、集思广益。中国式管理特点具有培养和重视员工集体主义精神和团体合作精神，激励方式建立在共同目标的实现，从而获得个人价值的体现和各类需要的满足。强调群体意识，协商共识，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家庭为根。集中式管理最为突出的表现是上传下达、层层动员，用动员会、誓师会等方式突显集体力量和智慧，统一思想、群策群力。
2. 管理之“整体模式”不同来源于中西文化的起源根基不同。西方文化源于商业社会，属商业文化。商人“重利轻情”，于物于人都不易产生感情，他们对手中的货物产生不了农民对土地那样的深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是稍纵即逝，不能长久，奉行个人主义的原则。因此形成了强调个人努力，用成功与致富证明自己是“上帝的选民”，这必然导致对个人独立性和个人主义的尊重与互助精神的并存。管理激励手段同样以个人的物质激励为主。
中国传统文化源于农业社会，人和土地的关系密切，很少迁徙，人情味较浓。同时，人们更加注重人与自然的关系。“天人合一”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即认为人与自然、人性与自然性是有机统一的，遵循着同样的规律，“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 吉凶”［6］。中国古代思想家认为“所有万物和谐协作，都是构成宇宙和有机体的统一体的组成部分，它们所服从的正是其自然界的内在指令”［7］。“天人合一”包含对人生意义与价值的认识，是中国文化的核心内容，是和谐统一文化的根源，是集体主义思想的基础。以上文化起源，形成了中国式管理特点的重人情管理、重集体主义思想培训、重和谐统一的企业文化氛围。
二、管理之“对象”不同来源于中西方文化对人性的解读的差异。
1. 管理之“对象”差异的具体表现。西方管理中“人性本恶”的管理思想让西方的管理者眼中的管理对象是对恶的管理。侧重于有奖有罚、分工明确、标准作业，西方企业管理认为人的发展价值大于物质发展，主张遵循组织平等的前提下发挥人的创造性，人本管理与科学管理相互补充和修正，人际氛围中以平等互利为突出表现。
与之相反，中国儒家文化中有一个重要的主张就是性善论，由此产生了一种由德引导为主的管理方式，因此，东方社会重人治、重感化； 轻法治、轻惩戒。中国式管理侧重员工是可以教化的，管理对象是能被感悟的。关系和面子相对于法律法规对员工的约束力更强大。管理所关注的就是人际的和谐关系。
2. 管理之“对象”不同来源于中西方文化对人性的解读不同。西方文化强调人的“认知属性”和“自然属性”。西方管理中一直流行着经济人、社会人、文化人等人性假设，几种人性假设中更多地以个人需求的满足为主导思想。“经济人”假设主张多数人天生懒惰，厌恶工作，胸无大志，不愿负责，缺乏抱负，管理重点是提高生产率； “社会人”假设关心人的生活，利用物质的、精神的手段和方式激励职工，充分调动人的劳动积极性； “文化人”假设认为价值观和行为方式是人格塑造的最核心因素，群体效率依赖于成员共同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着眼点在于管理模式的建构，与培育职工价值观念和树立企业形象这两方面的工作可说是同一事情［8］。
中国文化注重人的“社会属性”和“道德属性”。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人性”的解读是以儒、道、佛思想为主线。中国传统人性论最具代表性的儒家思想承认人的可教化性，坚持人性是可塑的。既然员工的人性道德是可塑的，以“德”管理的思想让管理者关注企业文化对员工的道德教化作用，管理者自身要具有良好的道德修养，“其身正，不令而行”。“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主要就是因为被自身利欲私好所困扰、左右着而不能自拔［8］。
三、管理之“情理法”不同来源于中西方文化伦理观念的差异。
1. 管理之“情理法”差异的具体表现。西方式管理重程序、重法理，其关注程度顺序是： 法、理、情［9］。不存在说情和关系管理，以管理国家的方式来管理企业和家庭。
中国习惯以管理家庭的方式来管理企业和国家，重态度、重情理，其关注程度顺序是： 情、理、法；中国企业管理模式中传统权威主义是重要方向，“关系管理”和“人情管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企业的人际氛围，等级和权威在一定范围内是管理模式的主流，“三分做事七分关系”的思想在员工行为中不为罕见，感情管理和人情关系在企业中广为存在。
2. 管理之“情理法”不同来源于中西文化的伦理原则不同。西方社会看重的原则是法律法制和市场规范。以商业文化为特点，各种行为以法律规范为准绳，人们对法律非常尊重，法律涉及政治、经济、教育、婚姻、公众福利和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10］536。
一方面，美国社会中人们之间的人际关系是建立在契约型关系基础上的，市场规范原则下，人们平等竞争，以成文的规定为行为原则，尊重法律和法规是主要的价值倾向。另一方面，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也正是法律法规的作用所在，如果某个人通过对法律条文和社会道德规范中相对不够完善的部分而获利，只为个人获利而妨害别人的利益自由，这就要求从另一侧面必须完善法律，来匡正每个人的行为，尽可能公平获利。所以，法律法规更加严密与精细，西方社会的法制建设才更加完善。西方伦理突出平等与尊重，相信个体的独立权利。等级观念较差，不太论资排辈、人人平等没有权威，家庭背景在人的成长中起不了多大作用。
中国儒家思想的伦理道德观主张： 礼、忠、恕。建立在亲缘的感情纽带基础上的中国人更相信： 为了达到整体的和谐和利益，而要克服和牺牲个人的私利和欲望。中国人等级观念较强，论资排辈、绝对权威，家庭背景在人的成长中仍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中国的文化重视“人情”轻视法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遵从礼、忠、恕的原则。“礼”就是人际尊敬，构建人际关系的和谐氛围。“忠”就是人际忠诚，像对待自己一样地对待他人。论语上说：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论语·雍也》） ，就是讲忠的内涵。“恕”就是人际原则，每个人都按此和平相处的原则行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论语·颜渊》） ”。三个原则的思想让中国人讲关系，讲情理，虽然不是明文规定的，但却成为制约和支配人的日常行为的“潜规范”或者“潜规则”。
四、管理之“企业文化”的不同来源于中西方文化思想背景和价值取向的差异。
1. 管理之“企业文化”差异的具体表现。西方管理的最终目标是“只有个体的成长才能带动了组织的发展”； 中国管理的最佳效果是“在组织的和谐发展中个体价值得到实现”。因此，西方管理中的企业文化崇尚尊重自我、尊重创新和尊重自由的个人主义文化； 中国文化是以公众利益为主的群体文化，主张精诚合作、中庸和谐、无私奉献、谦虚谨慎，强调群体意识，协商共识等来突显集体力量和智慧。
2. 管理之“企业文化”不同来源于中西方文化思想背景的不同。西方管理的企业文化，来源于 17世纪和 18 世纪相继提出的有关人权思想的“权力请愿书”和“天赋人权”，以及美国《独立宣言》： “一切人生来都是平等的”等思想根源。以往的欧洲文化源于文艺复兴人文主义，而人权观念正是其产物，都体现西方管理更重视个体的价值实现。西方具备雄厚的经济基础，其表层文化是典型的消费文化，追求舒适与享受是物质文化生活的体现。客观上主张“物质至上”，追求新奇，标新立异，表现自我，张扬个性。
中国文化主要源于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中国有漫长的封建社会，在衣食住行方面的物质所求均以“储存”文化为主，以“节约至上”为消费主张，个性表现不突出，而是“随大流”地消费流行趋势。崇尚艰苦工作、知足常乐、勤俭、节制等观念。儒家哲学注重自身修养，和谐融合。对长辈要尊敬，对朋友要诚信，为官者要清廉，做人要自知。统治者要仁政，对待他人要博爱。“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孟子·梁惠王上》）； “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论语·八佾》）； “父母在，不远游”（ 《论语·里仁》） 。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思想讲“清静无为”： “有为”意味着矛盾、冲突，会破坏人的和谐，“无为”才能防止对立，防止矛盾的产生。中国文化中最高尚的情操———爱的奉献，“助人为乐”是中国人为之高歌的一种美德，因此，中国人有种“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达则兼济天下”的境界。
3. 管理之“企业文化”不同还来源于中西方文化价值取向的不同。西方价值观的核心是个人主义，以个人拥有物质财富的多少作为衡量一个人的成功与失败。这就激励了个人努力。只有积极地、主动地参与社会竞争，才能收获更多的物质。社会也为个人提供了一个有利于竞争的公平环境： 机会均等和个人自由是实现自我成功的基本保障，而竞争是实现个人价值的根本途径。强调自我支配和自我控制，从追求实际、追求成功、追求物质的思想逐渐发展为实用主义。当然，相应地，这种实用主义反作用于西方人，使得大家更加重视科学、尊重实验、反对盲从、注重标新立异的竞争风尚。
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是集体主义。主张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强调个人服从集体，集体服从国家。儒家思想提倡的“忠”乃是“献身”之意，忠于集体、忠于社会、忠于责任是每个个体仁德的体现，帮助别人是个人的责任，是崇高精神的体现。价值取向是团结合作、乐于助人、和谐共处，为了集体和国家而贡献青春与力量一直是人们的精神主旨，正是集体利益高于一切的思想，使中国人的群体意识更强烈。在管理领域，个人服从组织，以大局为重； 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冲突时以集体为重。因此，容易抹杀、牺牲个人权益。中国式管理更重视和谐统一的集体氛围。
20 世纪 70 年代，霍福斯泰德（ 荷兰学者） 在一项有关“个人—集体”价值观对比尺度的调查研究成果中显示出美国、澳大利亚、英国和加拿大在 56个参与调查的国家和地区中排在前四名，而中国的香港和台湾，分别是第 48 位和第 52 位［12］58。这不难看出西方人以个人主义价值观为主，而中国以集体主义价值观为主。另外，西方人的个人主义主要是褒义，包含有自力更生、自我完善、实现自我等价值，是西方价值观的基础，如自立、机会均等、竞争、物质享受和勤奋工作都建立在其之上［12］205。西方人十分珍视个人自由，独往独行，喜欢冒险运动、随心所欲，不愿受限制。每个人生存方式及生存质量都取决于自己的能力，因此，每个人都必须自我奋斗。
与此相反，中国人常常考虑的是“个人对社会贡献的多少”，个人价值又在“为人民服务”当中体现出来。中文的个人主义是贬义，它是集体主义的对立面，等同于利己主义，它有侵犯他人和公共利益的思想内涵。行为方式则更多地强调“合群”，主张牺牲“小我”以“公有”利益为主，崇尚“大河有水小河满”，主张同甘共苦，精诚团结。传统的中国文化最有特点的行为准则要求人们凡事能够以“和”为贵，走中庸之道，“枪打出头鸟”的思想让中国人不去冒险，保持步调一致。
五、管理方式之“发展进程”不同来源于中西方文化本质特征的差异。
1. 管理方式之“发展进程”不同的具体表现。
从进程上看，中国企业真正的市场化发展进程只有短短的 30 年。如果说西方的企业管理在一百多年间经历了经验管理、科学（ 制度） 管理和人本管理三个阶段的话，那么中国企业的管理其实还处在由经验管理向科学管理的过渡阶段。当前，中国式管理的方向应“硬化”科学管理制度建设“软化”权威性，这样才能加快赶超西方管理的进程。
2. 管理方式之“发展进程”不同来源于中西方文化本质目标的差异。西方文化的本质是注重“科学”的文化，也是竞争的文化。其本质取向是功利性的，人与自然的对立关系让管理更加关心人对自然的索取，以个人至上的功利为本质。在管理中，充分发挥个人的聪明才智，挑战与竞争意识强烈，才推进了西方管理的科学化进程。而科学的管理本质，导致人权观念盛行。美国人极力主张自由平等，认为一切人生来都是平等的。人们的行为、工作、娱乐、语言、政治等无不体现平等观念，父子、师生、不同职位的人并无尊卑之别。
中国文化属“人文”文化，更是“纲常”文化，其本质显现“等级权威”，追求人与自然的同一性、和谐性、共生性，把人与自然看成浑然一体［10］536。中国的等级观念强烈。它造就了中国式管理进程中科学进程缓慢，权威性更强的特点。自秦始皇统一封建帝国以来，历代统治阶级从自身利益考虑，需要用伦理教导人们忠君爱国，以利于巩固政治局面，维持社会稳定。这是造成中国文化中等级观念较强的根本原因，也是传统社会正常运作的根本保证。孟子称，舜“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 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妻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孟子·腾文公上》） 。最著名的儒家伦理三纲： 父为子纲，君为臣纲，夫为妻纲，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作用和指导着中国人的社会行为，深远的影响并构成了人们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判断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这种较强的等级观念在管理中的反映是： 领导层、管理层和员工层排列顺序不是任意的，一般是按由尊到卑、由主到次、由大到小的次序排列的，权利由大到小，等级由高到低，员工对上层领导充分尊重，对权威充分尊重。这种特点，使得中国的管理进程不及西方的发展速度。
六、管理之“流程”不同来源于中西方文化思维模式的差异。
1. 管理之“流程”存在差异的表现。西方管理系统中习惯使用“物化”模块的管理流程图，这种物化模块式管理图，使得每项任务变成了人为分割的各个不同时间阶段、各个不同的组织架构、各个不同的发展目标……然后，再依据“物化模块”将人和原料安排进去，当每一个模块完成了，最终的任务就全部结束。因而，西方管理理论认为管理之“道”在于： 安排人与物，以推进模块式管理流程，同时给以相应的物质激励与刺激，从而完成所有模块，最后达到输出最大化。
中国的管理强调： 人与人协作、人与物联系，人的精神对物质的能动作用。尤其是管理流程中更强调因地制宜，不会墨守流程，往往因为突发情况而改变既定工作政策，以求得人与物的和谐，最后再达到效益最大的结果。
2. 管理之“流程”不同来源于中西方文化思维方式的差异。西方传统思维追求精确性，重视理性逻辑。这种思维方式认为任何事情或对或错，没有中间选择，而与我们的“对立统一性”正好相反，无中间性，属“非此即彼”思维。西方管理的“重物轻人”文化特征，使得管理者常常把管理系统分为“物化”管理过程，清楚地推算和放置是西方管理之“道”，因而，西方重实验验证，重归纳和演绎。爱因斯坦把西方科学思维归结为形式逻辑和实验。
中国人强调矛盾对立统一的辩证思维，重内省顿悟，重类比推理，重视经验悟性直觉思维，即先直觉到某一真理，然后再用多种具体比较和形象寓意来阐述。其中“模糊性”是最典型的特征。中国人对事物的认识力求中庸之道，无为而治，往往极少像西方那样先对其进行严格的定义和界说，明确其内涵和外延，然后再分析、判断、推理，得出结论。中国管理思想认为宇宙万物是和谐统一的，所有人和物的要素和功能之间不是分割的个体，而是普遍联系的、对立统一的。重人轻物使中国管理思想的战术是“安人”，要求管理者要“作之君，作之亲，作之师”。相应地，在管理中以“德”化人、培养一批德才兼备的员工、创造一个团结高效的集体、鼓舞一份斗志昂扬的团队精神便是中国管理之“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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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王克婴，等。 从中西方文化差异谈中国企业“以人为本”管理［J］。 经营与管理，2010，（ 5） .
关键词： 管理差异； 文化根源； 中国； 西方。
蔡一先生在其所著的《华夏管理精粹》自序中指出： “中国式现代管理模式的形成要有三要素： 立足现实中国国情，借鉴外国管理经验的科学成分，吸收中国传统管理文化的精华。”即中国国情包括现实国情和文化传统［1］。
一方水土孕育一方文化，文化的差异必然导致管理的差异。中西方文化存在着差异，由此产生了不同的管理方式和不同的管理心理［2］。历代研究者曾挖掘在中国传统文化典籍和中国古代学者思想中的管理心理学的思想资源。例如，对孙子兵法中的管理心理学思想的考察［3］，对墨家的人力资源管理心理思想的研究［4］。基于上述对中西方文化根源探究的论述，相应地，管理思想在各个国家的发展面对着各自的生产环境、社会背景、发展目标，会发生不同的管理实践和管理结果，形成各自相对应的管理学说和管理模式与方法。
一、管理之“整体模式”不同来源于中西方文化的起源根基的差异。
1. 管理之“整体模式”差异的具体表现。西方管理注重个性培养，以激发个体动机为主，满足员工个人需要为主。重视生产效率、科学制度、个人成就的管理风格。激励手段以强调物质的满足、鼓励创新与挑战。西方管理侧重于有奖有罚、分工明确、标准作业，很少开会动员、集思广益。中国式管理特点具有培养和重视员工集体主义精神和团体合作精神，激励方式建立在共同目标的实现，从而获得个人价值的体现和各类需要的满足。强调群体意识，协商共识，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家庭为根。集中式管理最为突出的表现是上传下达、层层动员，用动员会、誓师会等方式突显集体力量和智慧，统一思想、群策群力。
2. 管理之“整体模式”不同来源于中西文化的起源根基不同。西方文化源于商业社会，属商业文化。商人“重利轻情”，于物于人都不易产生感情，他们对手中的货物产生不了农民对土地那样的深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是稍纵即逝，不能长久，奉行个人主义的原则。因此形成了强调个人努力，用成功与致富证明自己是“上帝的选民”，这必然导致对个人独立性和个人主义的尊重与互助精神的并存。管理激励手段同样以个人的物质激励为主。
中国传统文化源于农业社会，人和土地的关系密切，很少迁徙，人情味较浓。同时，人们更加注重人与自然的关系。“天人合一”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即认为人与自然、人性与自然性是有机统一的，遵循着同样的规律，“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 吉凶”［6］。中国古代思想家认为“所有万物和谐协作，都是构成宇宙和有机体的统一体的组成部分，它们所服从的正是其自然界的内在指令”［7］。“天人合一”包含对人生意义与价值的认识，是中国文化的核心内容，是和谐统一文化的根源，是集体主义思想的基础。以上文化起源，形成了中国式管理特点的重人情管理、重集体主义思想培训、重和谐统一的企业文化氛围。
二、管理之“对象”不同来源于中西方文化对人性的解读的差异。
1. 管理之“对象”差异的具体表现。西方管理中“人性本恶”的管理思想让西方的管理者眼中的管理对象是对恶的管理。侧重于有奖有罚、分工明确、标准作业，西方企业管理认为人的发展价值大于物质发展，主张遵循组织平等的前提下发挥人的创造性，人本管理与科学管理相互补充和修正，人际氛围中以平等互利为突出表现。
与之相反，中国儒家文化中有一个重要的主张就是性善论，由此产生了一种由德引导为主的管理方式，因此，东方社会重人治、重感化； 轻法治、轻惩戒。中国式管理侧重员工是可以教化的，管理对象是能被感悟的。关系和面子相对于法律法规对员工的约束力更强大。管理所关注的就是人际的和谐关系。
2. 管理之“对象”不同来源于中西方文化对人性的解读不同。西方文化强调人的“认知属性”和“自然属性”。西方管理中一直流行着经济人、社会人、文化人等人性假设，几种人性假设中更多地以个人需求的满足为主导思想。“经济人”假设主张多数人天生懒惰，厌恶工作，胸无大志，不愿负责，缺乏抱负，管理重点是提高生产率； “社会人”假设关心人的生活，利用物质的、精神的手段和方式激励职工，充分调动人的劳动积极性； “文化人”假设认为价值观和行为方式是人格塑造的最核心因素，群体效率依赖于成员共同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着眼点在于管理模式的建构，与培育职工价值观念和树立企业形象这两方面的工作可说是同一事情［8］。
中国文化注重人的“社会属性”和“道德属性”。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人性”的解读是以儒、道、佛思想为主线。中国传统人性论最具代表性的儒家思想承认人的可教化性，坚持人性是可塑的。既然员工的人性道德是可塑的，以“德”管理的思想让管理者关注企业文化对员工的道德教化作用，管理者自身要具有良好的道德修养，“其身正，不令而行”。“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主要就是因为被自身利欲私好所困扰、左右着而不能自拔［8］。
三、管理之“情理法”不同来源于中西方文化伦理观念的差异。
1. 管理之“情理法”差异的具体表现。西方式管理重程序、重法理，其关注程度顺序是： 法、理、情［9］。不存在说情和关系管理，以管理国家的方式来管理企业和家庭。
中国习惯以管理家庭的方式来管理企业和国家，重态度、重情理，其关注程度顺序是： 情、理、法；中国企业管理模式中传统权威主义是重要方向，“关系管理”和“人情管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企业的人际氛围，等级和权威在一定范围内是管理模式的主流，“三分做事七分关系”的思想在员工行为中不为罕见，感情管理和人情关系在企业中广为存在。
2. 管理之“情理法”不同来源于中西文化的伦理原则不同。西方社会看重的原则是法律法制和市场规范。以商业文化为特点，各种行为以法律规范为准绳，人们对法律非常尊重，法律涉及政治、经济、教育、婚姻、公众福利和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10］536。
一方面，美国社会中人们之间的人际关系是建立在契约型关系基础上的，市场规范原则下，人们平等竞争，以成文的规定为行为原则，尊重法律和法规是主要的价值倾向。另一方面，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也正是法律法规的作用所在，如果某个人通过对法律条文和社会道德规范中相对不够完善的部分而获利，只为个人获利而妨害别人的利益自由，这就要求从另一侧面必须完善法律，来匡正每个人的行为，尽可能公平获利。所以，法律法规更加严密与精细，西方社会的法制建设才更加完善。西方伦理突出平等与尊重，相信个体的独立权利。等级观念较差，不太论资排辈、人人平等没有权威，家庭背景在人的成长中起不了多大作用。
中国儒家思想的伦理道德观主张： 礼、忠、恕。建立在亲缘的感情纽带基础上的中国人更相信： 为了达到整体的和谐和利益，而要克服和牺牲个人的私利和欲望。中国人等级观念较强，论资排辈、绝对权威，家庭背景在人的成长中仍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中国的文化重视“人情”轻视法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遵从礼、忠、恕的原则。“礼”就是人际尊敬，构建人际关系的和谐氛围。“忠”就是人际忠诚，像对待自己一样地对待他人。论语上说：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论语·雍也》） ，就是讲忠的内涵。“恕”就是人际原则，每个人都按此和平相处的原则行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论语·颜渊》） ”。三个原则的思想让中国人讲关系，讲情理，虽然不是明文规定的，但却成为制约和支配人的日常行为的“潜规范”或者“潜规则”。
四、管理之“企业文化”的不同来源于中西方文化思想背景和价值取向的差异。
1. 管理之“企业文化”差异的具体表现。西方管理的最终目标是“只有个体的成长才能带动了组织的发展”； 中国管理的最佳效果是“在组织的和谐发展中个体价值得到实现”。因此，西方管理中的企业文化崇尚尊重自我、尊重创新和尊重自由的个人主义文化； 中国文化是以公众利益为主的群体文化，主张精诚合作、中庸和谐、无私奉献、谦虚谨慎，强调群体意识，协商共识等来突显集体力量和智慧。
2. 管理之“企业文化”不同来源于中西方文化思想背景的不同。西方管理的企业文化，来源于 17世纪和 18 世纪相继提出的有关人权思想的“权力请愿书”和“天赋人权”，以及美国《独立宣言》： “一切人生来都是平等的”等思想根源。以往的欧洲文化源于文艺复兴人文主义，而人权观念正是其产物，都体现西方管理更重视个体的价值实现。西方具备雄厚的经济基础，其表层文化是典型的消费文化，追求舒适与享受是物质文化生活的体现。客观上主张“物质至上”，追求新奇，标新立异，表现自我，张扬个性。
中国文化主要源于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中国有漫长的封建社会，在衣食住行方面的物质所求均以“储存”文化为主，以“节约至上”为消费主张，个性表现不突出，而是“随大流”地消费流行趋势。崇尚艰苦工作、知足常乐、勤俭、节制等观念。儒家哲学注重自身修养，和谐融合。对长辈要尊敬，对朋友要诚信，为官者要清廉，做人要自知。统治者要仁政，对待他人要博爱。“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孟子·梁惠王上》）； “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论语·八佾》）； “父母在，不远游”（ 《论语·里仁》） 。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思想讲“清静无为”： “有为”意味着矛盾、冲突，会破坏人的和谐，“无为”才能防止对立，防止矛盾的产生。中国文化中最高尚的情操———爱的奉献，“助人为乐”是中国人为之高歌的一种美德，因此，中国人有种“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达则兼济天下”的境界。
3. 管理之“企业文化”不同还来源于中西方文化价值取向的不同。西方价值观的核心是个人主义，以个人拥有物质财富的多少作为衡量一个人的成功与失败。这就激励了个人努力。只有积极地、主动地参与社会竞争，才能收获更多的物质。社会也为个人提供了一个有利于竞争的公平环境： 机会均等和个人自由是实现自我成功的基本保障，而竞争是实现个人价值的根本途径。强调自我支配和自我控制，从追求实际、追求成功、追求物质的思想逐渐发展为实用主义。当然，相应地，这种实用主义反作用于西方人，使得大家更加重视科学、尊重实验、反对盲从、注重标新立异的竞争风尚。
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是集体主义。主张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强调个人服从集体，集体服从国家。儒家思想提倡的“忠”乃是“献身”之意，忠于集体、忠于社会、忠于责任是每个个体仁德的体现，帮助别人是个人的责任，是崇高精神的体现。价值取向是团结合作、乐于助人、和谐共处，为了集体和国家而贡献青春与力量一直是人们的精神主旨，正是集体利益高于一切的思想，使中国人的群体意识更强烈。在管理领域，个人服从组织，以大局为重； 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冲突时以集体为重。因此，容易抹杀、牺牲个人权益。中国式管理更重视和谐统一的集体氛围。
20 世纪 70 年代，霍福斯泰德（ 荷兰学者） 在一项有关“个人—集体”价值观对比尺度的调查研究成果中显示出美国、澳大利亚、英国和加拿大在 56个参与调查的国家和地区中排在前四名，而中国的香港和台湾，分别是第 48 位和第 52 位［12］58。这不难看出西方人以个人主义价值观为主，而中国以集体主义价值观为主。另外，西方人的个人主义主要是褒义，包含有自力更生、自我完善、实现自我等价值，是西方价值观的基础，如自立、机会均等、竞争、物质享受和勤奋工作都建立在其之上［12］205。西方人十分珍视个人自由，独往独行，喜欢冒险运动、随心所欲，不愿受限制。每个人生存方式及生存质量都取决于自己的能力，因此，每个人都必须自我奋斗。
与此相反，中国人常常考虑的是“个人对社会贡献的多少”，个人价值又在“为人民服务”当中体现出来。中文的个人主义是贬义，它是集体主义的对立面，等同于利己主义，它有侵犯他人和公共利益的思想内涵。行为方式则更多地强调“合群”，主张牺牲“小我”以“公有”利益为主，崇尚“大河有水小河满”，主张同甘共苦，精诚团结。传统的中国文化最有特点的行为准则要求人们凡事能够以“和”为贵，走中庸之道，“枪打出头鸟”的思想让中国人不去冒险，保持步调一致。
五、管理方式之“发展进程”不同来源于中西方文化本质特征的差异。
1. 管理方式之“发展进程”不同的具体表现。
从进程上看，中国企业真正的市场化发展进程只有短短的 30 年。如果说西方的企业管理在一百多年间经历了经验管理、科学（ 制度） 管理和人本管理三个阶段的话，那么中国企业的管理其实还处在由经验管理向科学管理的过渡阶段。当前，中国式管理的方向应“硬化”科学管理制度建设“软化”权威性，这样才能加快赶超西方管理的进程。
2. 管理方式之“发展进程”不同来源于中西方文化本质目标的差异。西方文化的本质是注重“科学”的文化，也是竞争的文化。其本质取向是功利性的，人与自然的对立关系让管理更加关心人对自然的索取，以个人至上的功利为本质。在管理中，充分发挥个人的聪明才智，挑战与竞争意识强烈，才推进了西方管理的科学化进程。而科学的管理本质，导致人权观念盛行。美国人极力主张自由平等，认为一切人生来都是平等的。人们的行为、工作、娱乐、语言、政治等无不体现平等观念，父子、师生、不同职位的人并无尊卑之别。
中国文化属“人文”文化，更是“纲常”文化，其本质显现“等级权威”，追求人与自然的同一性、和谐性、共生性，把人与自然看成浑然一体［10］536。中国的等级观念强烈。它造就了中国式管理进程中科学进程缓慢，权威性更强的特点。自秦始皇统一封建帝国以来，历代统治阶级从自身利益考虑，需要用伦理教导人们忠君爱国，以利于巩固政治局面，维持社会稳定。这是造成中国文化中等级观念较强的根本原因，也是传统社会正常运作的根本保证。孟子称，舜“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 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妻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孟子·腾文公上》） 。最著名的儒家伦理三纲： 父为子纲，君为臣纲，夫为妻纲，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作用和指导着中国人的社会行为，深远的影响并构成了人们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判断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这种较强的等级观念在管理中的反映是： 领导层、管理层和员工层排列顺序不是任意的，一般是按由尊到卑、由主到次、由大到小的次序排列的，权利由大到小，等级由高到低，员工对上层领导充分尊重，对权威充分尊重。这种特点，使得中国的管理进程不及西方的发展速度。
六、管理之“流程”不同来源于中西方文化思维模式的差异。
1. 管理之“流程”存在差异的表现。西方管理系统中习惯使用“物化”模块的管理流程图，这种物化模块式管理图，使得每项任务变成了人为分割的各个不同时间阶段、各个不同的组织架构、各个不同的发展目标……然后，再依据“物化模块”将人和原料安排进去，当每一个模块完成了，最终的任务就全部结束。因而，西方管理理论认为管理之“道”在于： 安排人与物，以推进模块式管理流程，同时给以相应的物质激励与刺激，从而完成所有模块，最后达到输出最大化。
中国的管理强调： 人与人协作、人与物联系，人的精神对物质的能动作用。尤其是管理流程中更强调因地制宜，不会墨守流程，往往因为突发情况而改变既定工作政策，以求得人与物的和谐，最后再达到效益最大的结果。
2. 管理之“流程”不同来源于中西方文化思维方式的差异。西方传统思维追求精确性，重视理性逻辑。这种思维方式认为任何事情或对或错，没有中间选择，而与我们的“对立统一性”正好相反，无中间性，属“非此即彼”思维。西方管理的“重物轻人”文化特征，使得管理者常常把管理系统分为“物化”管理过程，清楚地推算和放置是西方管理之“道”，因而，西方重实验验证，重归纳和演绎。爱因斯坦把西方科学思维归结为形式逻辑和实验。
中国人强调矛盾对立统一的辩证思维，重内省顿悟，重类比推理，重视经验悟性直觉思维，即先直觉到某一真理，然后再用多种具体比较和形象寓意来阐述。其中“模糊性”是最典型的特征。中国人对事物的认识力求中庸之道，无为而治，往往极少像西方那样先对其进行严格的定义和界说，明确其内涵和外延，然后再分析、判断、推理，得出结论。中国管理思想认为宇宙万物是和谐统一的，所有人和物的要素和功能之间不是分割的个体，而是普遍联系的、对立统一的。重人轻物使中国管理思想的战术是“安人”，要求管理者要“作之君，作之亲，作之师”。相应地，在管理中以“德”化人、培养一批德才兼备的员工、创造一个团结高效的集体、鼓舞一份斗志昂扬的团队精神便是中国管理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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