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战争对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影响
中国是联合国的创始会员国和安理会的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新中国成立后，退踞台湾的国民党集团已根本无权代表中国，但在美国的支持下仍占据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新中国成立伊始，即开始了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努力。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只要中国顺利解放台湾，或中美关系有所缓和，或中国在国际上特别是在联合国安理会内得到更多国家的外交支持，中国在联合国席位问题都可迎刃而解。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突然爆发。美国的武力干预使新中国的国家安全受到极大威胁。地缘政治现实和意识形态因素决定了中国无法置身事外，中国被迫卷入朝鲜战争。在冷战的国际背景下，朝鲜战争打断了中国解放台湾的历史进程，加剧了中美在联合国内的对立，延缓了中国的外交拓展。受此影响，中国无奈错过了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有利时机，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问题被长期化。
一、朝鲜战争打断了中国解放台湾的历史进程
随着解放战争的顺利推进，解放台湾问题被提上了议事日程。早在1949年3月15日，新华社在发表的时评《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中指出：“中国人民包括台湾人民将绝对不能容忍美国帝国主义对台湾或任何其他中国领土的非法侵犯，同样地亦绝对不能容忍国民党反动派把台湾作为挣扎的根据地。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任务就是解放全中国，直到解放台湾、海南岛和属于中国的最后一寸土地为止。”[1]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党就着手进行解放台湾的军事部署。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开始进行攻台准备。6月21日，中共中央、毛泽东电示华东局及粟裕等人，华东局几个月内有四件大的工作，其中之一即是“准备占领台湾”.[2]8月2日，毛泽东在给华东局复电中再次强调：“你们积极准备攻台湾是正确的。”[2]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这是一个有着临时宪法性质的文件，其中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必须负责将人民解放战争进行到底，解放中国全部领土，完成统一中国的事业。”[3]12月31日，中共中央发布《告前线将士和全国同胞书》指出，中国人民的光荣任务“就是解放台湾、海南岛和西藏……完成统一中国的事业。”[4]1950年4月30日，海南岛全境解放。5月18日，又攻克舟山群岛。6月6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中说，“我们当前总的方针是什么呢？就是肃清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推翻地主阶级，解放台湾、西藏，跟帝国主义斗争到底。”[3]258随着大陆领土的基本解放，人民解放军的战略重心逐渐转高台湾，台湾的解放指日可待。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总统杜鲁门即命令美国第七舰队军事介入台海地区，在东北和东南两个战略方向上同时对中国安全形成巨大威胁。1950年6月28日，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我国全体人民，必将万众一心，为从美国侵略者手中解放台湾而奋斗到底。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和美国帝国主义走狗蒋介石的中国人民，必能胜利地驱逐美国侵略者，收复台湾和一切属于中国的领土。”[5]19新中国刚成立不久，尚不具备在两个战略方向上同时反击外来军事威胁的实力。在进行外交谴责的同时，中国理性地对待局势的变化，现实地进行战略调整，决定改变解放台湾的战略部署，将主要的军事力量向东北方向转移，支援朝鲜人民抗美救国，同时，保卫东北的边境安全。7月7日，中央军委即决定组建东北边防军。7月13日，中央军委下达了《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
1950年8月上旬，随着朝鲜战局发生不利于朝鲜人民军的变化，党中央开始加紧在东北的军事部署。8月5日，毛泽东电示高岗：“边防军各部现已集中，八月内可能没有作战任务，但应准备于九月上旬能作战”,[6]179要求东北边防军就在月内完成一切作战准备。同时，中国将东南沿海地区以进攻为主的解放战略调整为以防御为主的防卫战略，推迟解放台湾的时间。8月11日，毛泽东在关于华东军区工作的指示中，明确指示“台湾决定一九五一年不打，待一九五二年看情况再作决定。金门岛可决定在一九五一年四月以前不打，四月以后待命再打。”[6]181在8月26日的检查和讨论东北边防军准备工作会议上，周恩来作了《充分准备，出手即胜》的讲话，第一次明确提出：“朝鲜战争爆发，给了我们新的课题：支援朝鲜人民，推迟解放台湾。”[7]43中国随后开始向东北大规模集结军队，着手加强东北的防空力量，将军事力量的配置和战略重心向东北方向倾斜。
9月15日，美军在仁川登陆，朝鲜战局急转直下。面对国家安全形势的急剧变化，中央领导层也无法预计何时可以恢复实施在东南沿海的进攻性军事战略。9月29日，毛泽东指示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以后请注意，只说要打台湾西藏，不说任何时间。”[6]2249月30日，正值建国一周年之际，周恩来在阐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政策时说：“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是为了保卫和平，从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5]24周恩来的讲话清楚地表明了中国准备介入朝鲜战争的决心。美军不顾中国的警告，于10月7日越过三八线北侵。10月8日，毛泽东发布命令，“着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6]235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11月11日，中央人民政府人民军事委员会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向中央报告，请求明示华东解除来年攻打金门的任务，毛泽东批示“:同意，但在福建的三个军不能减少。”[6]34411月17日，毛泽东进一步指示：“华东一切工作要以美国和蒋介石登陆进犯为假想的基础去作布置。”[6]356至此，因为朝鲜战争的影响，中国的东南沿海军事战略完全由进攻转入防御，中国解放台湾的历史进程被迫中断。
二、朝鲜战争加剧了中美在联合国内的对立
美国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一直采取敌视中国革命的政策。新中国成立后，美国在对华政策上持等待尘埃落定的观望态度。对于中国在联合国席位问题，美国论文格式以外交承认为借口，反对新中国取代国民党集团享有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决定军事干预朝鲜局势，还武力侵入台湾海峡，阻挠中国解放台湾的统一进程。事关中国的国家安全和尊严，中国被迫卷入朝鲜战争。朝鲜战争加剧了中美两国的对立，美国利用其在联合国内的主导地位，不断变换策略阻碍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成为中国解决联合国合法席位问题的最大障碍。
新中国成立后，便开始了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外交努力。1949年11月15日，在新中国外交部正式成立的当日，周恩来即以外长身份致电联合国秘书长赖伊，声明人民解放战争业已获得了决定性的全国胜利，正式要求联合国立即取消“中国国民政府代表团”参加联合国的一切权力。[8]11在美国的干预下，赖伊以电文并非来自联合国会员国为借口，拒绝向大会散发电文副本。在苏联的建议下，中国政府在策略上作了调整，决定由否定国民党集团授权的蒋延黻在联合国的代表资格入手。1950年1月8日，周恩来以外长身份，将毛泽东亲自起草的电报发给联合国秘书长及安理会，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认为中国国民党反动派残余集团的代表留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是非法的，并主张将其从安全理事会开除出去。”[9]2211月10日，苏联代表马立克在安理会上宣读周恩来的电报，并提出将国民党集团的代表从安理会开除出去的提案。美国代表以美国承认授权蒋延黻出席安理会的政府为由反对苏联提案，但表示美将不行使否决权。1月12日，美国驻联合国副代表葛罗斯在安理会声明：“美国政府认为，苏联的议决草案给安理会提出了一个涉及成员国授权证书的程序问题。因此，即使假定有7个安理会成员投票赞成这一动议，我国政府的反对票不能视为否决票。我希望说明的是，当有7个成员投票赞成时，我的政府将接受安理会就此事作出的决定。”[10]2391月13日，安理会进行表决。苏联、印度、南斯拉夫赞成，英国、挪威弃权，其余反对（蒋延黻参与了投票），苏联的提案被否决。为表示对新中国的支持，苏联代表马立克发表声明，在台湾当局的代表被开除出安理会之前，苏联代表将不参加安理会的工作。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在台湾海峡以武力阻止中国解放台湾，在东北威胁中国边境安全，周恩来称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危险的敌人”.[5]23中美两国虽然没有公开宣战，但在朝鲜战场的直接军事对抗，使两国关系事实上处于完全敌对状态。1950年6月27日，美国主导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关于武装干涉朝鲜的决议。如果没有国民党代表的支持，决议就会因赞成票不足7票而无法通过。因此，在对待中国在联合国席位问题上，美国的态度更趋明朗，坚决阻挠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7月3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指示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奥斯汀：“在朝鲜危机期间，我们更不愿意看到中国代表权变更。”[10]2478月4日，艾奇逊致函英国驻美大使弗兰克斯：“在目前情况下，我们反对给予北平政府在联合国的席位，并将以任何合适的方式强调我们的观点。朝鲜事件及北平对朝鲜的政策加剧了我们对他们进入联合国的反对。”[10]258.
朝鲜战争爆发后，出于现实斗争的需要，1950年8月，苏联代表重返安理会并担任本月轮值主席。在8月1日的安理会会议上，苏联代表以主席身份裁定国民党集团所派遣代表的全权证书无效。美国代表立即提出议案，反对此问题由主席裁定，获得通过。8月26日，周恩来致电联合国秘书长，重申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的一贯立场，正式通知赖伊，中国政府已任命张闻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席联合国第五届大会的首席代表，要他立即办理中国的代表出席即将召开的第五届联大的一切手续。9月19日，第五届联大开幕。同日，联大第277次会议通过决议，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审议中国的席位问题，提具建议向大会报告，“并议决在大会就该特别委员会之报告书有所决定以前，中国国民政府之代表仍应出席大会，其权利与其他代表所享有者同。”[11]直至1950年12月22日，联大第321次会议才决定由加拿大、厄瓜多尔、印度等7国组成特别委员会。特别委员会经过讨论，向大会报告无法就中国席位问题提出具体建议，便不了了之。
美国为了压制新中国的国际空间，意欲长久地将新中国排斥在联合国之外，决定利用其在联合国的主导地位，将新中国推上“侵略者”的被告席。在联合国的51个创始会员国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占45个。到1950年底，为朝鲜战争提供直接和间接支援的国家达到42个，占联合国会员国的80%以上。[12]8在美国的影响下，1951年1月30日和2月1日，联大第一委员会、联合国大会相继通过美国提出的污蔑中国为“侵略者”的提案，“断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既直接援助与协助侵略朝鲜之人，并与联合国在朝鲜之军队作战，该政府已在朝鲜从事侵略。”[13]该提案的通过成为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巨大障碍，在整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美国都以此为借口，提出并操纵联大通过“暂缓”讨论苏联等国提出的恢复中国合法席位的提案，将中国在联合国席位问题搁置起来，极大地增加了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的难度。[LunWenData.Com]
三、朝鲜战争延缓了中国的外交拓展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迅速作出了武力干预的决定。中国一直采取克制的态度，随着事态的发展，中国的国家安全受到严重威胁。为了国家安全和民族尊严，也为了东方社会主义阵营的共同利益，三个多月后中国才正式决定介入朝鲜战争。出兵朝鲜是党中央作出的保卫国家安全的果敢决策，是保家卫国的正义战争，也是冷战格局下的必然选择。但在美苏冷战的两极格局之下，中国的正义之举无法得到当时由美国主导的国际社会的普遍理解，新中国的外交拓展遇到暂时的困难，对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首先，朝鲜战争加深了中国和西方国家的对立。在两极对峙的冷战格局之下，意识形态是国与国之间的基本分水岭。不可否认，中国被迫卷入朝鲜战争，主要是出于国家安全考虑，但也必然带有国际主义的色彩。1950年8月26日，周恩来在讲话中说：“美帝国主义企图在朝鲜打开一个缺口，准备世界大战的东方基地，……美国如果压服朝鲜，下一步必然对越南及其他原殖民地国家进行压服。因此，朝鲜战争至少是东方斗争的焦点。”[7]43-441951年4月2日，周恩来进一步明确指出：“朝鲜事件不过是个借口；不在朝鲜爆发，也将在其他地区爆发，台湾、越南都是可爆发的地方。”[7]181毛泽东在阐述中国出兵的必要性时，也强调说：“如果让整个朝鲜被美国占去了，朝鲜革命力量受到根本的失败，则美国侵略者将更为猖獗，于整个整个东方都是不利的。”[6]226美国在朝鲜的军事行动是打着联合国的旗号进行的，集聚了主要的西方国家的力量，随从美国出兵朝鲜的有英国、法国等十五个国家。在当时冷战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的出兵朝鲜即使没有意识形态的印记，西方社会也必然会以冷战思维看待中国介入朝鲜战争的行为，由此，增加了对中国的隔膜和仇视。当所谓的“联合国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正面对立的时候，这些参与军事行动的国家无疑进一步拉远了和中国的距离。
其次，朝鲜战争影响了一些中立国家对中国的公正态度。在冷战时期的国际强权政治之下，许多中立国家屈从美国的压力，无法采取公正的立场。中国人民志愿军发起第二次战役后，联合国军节节败退。面对中朝军队的迅速推进，在美国的授意下，联合国内出现了要求停火的声音。1950年12月5日，以印度为首的13个亚非国家的政府联名呼吁在朝鲜实现停火，然后举行相关各大国会议以便终止战争。印度等国在联合国的代表积极活动，提议建立由联合国大会主席等三人组成朝鲜停火委员会，在朝鲜先停火后谈判。这显然是对中国方面极不公平的倡议，在美国主导联合国的情况下，联合国根本无法让中国政府相信它会在停战谈判问题上持公正立场。12月13日，毛泽东电示彭德怀，“目前美英各国正要求我军停止于三八线以北，以利其整军再战。因此，我军必须越过三八线。如到三八线以北即停止，将给政治上以很大的不利。”[6]40812月22日，周恩来公开发表声明，宣布中国不会上联合国所谓停火方案的当，强调“除非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半岛，美国武装撤离台湾海峡，中国政府获得它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否则决不停止战斗。”[14]12月31日，志愿军发起第三次战役，大举越过三八线。1951年1月13日，联合国第一委员会又通过朝鲜停火三人委员会关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五步方案，要求立即实现停火。1月17日，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复电联合国第一委员会，再次重申了中国政府关于先行谈判规定好停战条件然后停战的原则立场，正式拒绝了联合国的停火建议。后来的事实证明，中国政府对美国玩弄停火花招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所谓的停火方案根本考虑不到中国的利益。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联合国为美国所左右，一些原本中立的国家在美国的压力下也失去了公正的立场，中国的原则态度自然不能得到他们的理解和支持。后来，中国被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污蔑为“侵略者”,更是对一些不明真相的尚未同中国建交的中立国家的对华态度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延缓了中国的外交拓展。从1950年10月到1954年9月整整四年时间里，只有朝鲜战争前已经宣布承认新中国的巴基斯坦，完成了和中国的建交谈判，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但不久，又倒向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
再次，朝鲜战争使中国的周边国家对中国产生误解。从历史的长远眼光来看，朝鲜战争对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起到了巨大的积极影响。正是通过朝鲜战争，新中国坚持正义、为维护国家安全不畏强权的精神，给当时的世界以强烈的震撼。此后，任何国家都不敢轻易以武力试探中国保卫国家安全的决心，为中国的建设事业提供了相对和平的环境。正如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所言：“自我志愿军入朝，取得两个战役的胜利以来，我国的地位提高了，说话响亮了，民主阵营的声势也增加了。”[15]68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的一些周边国家曾受到过中国旧政权的压制。在中国的和平诚意还没能得到这些国家充分理解的情况下，中国在朝鲜战场上的英勇表现却使一些周边国家产生了对中国是否会称霸一方的担忧。1956年11月4日，缅甸驻华大使吴拉茂在同毛泽东、周恩来谈话时还坦率地讲：“怕中国侵略，实在是有点怕。”[16]1256在战争进行期间，中国面临战争和建设的双重压力，无从了解周边国家的真实心态，也无暇顾及周边国家的情绪。直到朝鲜战争结束后，中国及时调整“一边倒”外交政策，实施全方位的和平外交政策，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关系才有了很大的发展。
在朝鲜战场上，中国无疑是正义的一方。但由于当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霸占了联合国讲台的话语权，在联合国的舞台上，中国又是很弱势的一方。在冷战的特殊历史条件下，正义的中国却在联合国内受到不公正的待遇。由于上述的三个方面的影响，朝鲜战争使中国无奈错过了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有利时机，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问题被长期化，直到1971年才得到最后解决。[论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