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人口转变时期中国人口政策的思考
摘要： 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也是最具决定性的因素。人口形势决定一个国家一定时期的宏观决策。中国因执行“一胎化”计划生育政策，30 年间少生了 4 亿人口，不仅有效扼制了人口过快增长，且为后来经济发展奇迹打下了坚实基础。但该政策也累积了严重的负效应，给人口安全、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带来一定隐患。如果继续推行该政策，生育率会持续下降，且再难以逆转，负效应会更加凸显。面对后人口转变时期的人口趋势，中国当前应在坚持“计划”生育的同时，尽早把握时机，调整生育政策，在未来 30 年间，从允许生育二胎向鼓励生育二胎转变，从控制人口数量向提升人口质量转变，以使人口与经济、社会能够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 计划生育； 人口政策； 后人口转变理论； 可持续发展； 放松生育政策。
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可追溯到 1971 年。由于 1970 年中国总人口突破了 8 亿，使建国以来努力积累的经济增长成果被人口的迅速增长所吞噬。1971 年国务院首次将控制人口增长纳入国民经济发展计划，“提倡一对夫妇生育子女数量最好一个，最多两个”。1980 年国家又把人口政策上升到战略性高度，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30 年来，“一胎化”生育政策使中国少生了 4 亿多人口，使世界 70 亿人口日推迟了 5 年，这是该政策为中国、为世界做出的最大贡献。中国当初实施计划生育政策，是因当时中国经济背负着沉重的人口包袱，不得已而为之。1980 年党中央在《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中提到： “到 30 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如今，30年期限已过，人口增长的势头已基本得到控制，中国也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当今世界各国面对人口老龄化、劳动力不足等新的人口危机，不得不动用各种办法鼓励生育均不奏效的情况下，我们有必要认真思考后人口转变时期的中国人口政策。
一、“一胎化”计划生育政策的负效应。
（ 一） 生育率和人口增长率大幅下降，影响人口安全。
2011 年 4 月底公布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大陆人口已达 133972 万人，与“五普”相比，10 年共增 7390 万人，年均增长率仅 0. 57% ，增速相当于 1990 － 2000 年间年均增长率 1. 04% 的一半； 中国 0－ 14 岁人口只有 16. 6% ，接近发达国家 16. 5% 的水平，而目前世界这一数据平均是 26. 8% ; 中国妇女总和生育率已降到 1. 4 ～1. 5 之间，低于 2. 1 的正常更替水平。这是一组极端危险的数字。根据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出台的《2008 年亚洲及太平洋统计年鉴》，一旦妇女总和生育率降至维持稳定人口水平所需的人口替换率即 2. 1 标准以下，就代表该地区人口数量开始下降。更令人担忧的是，由于长期受计划生育政策的约束机制和诱导机制影响，以及中国现实生养成本的约束，再加上适龄青年中的丁克现象及单身、晚育、不孕不育现象，中国未来的生育率可能更低。过低的生育率最终将导致人口长期惯性负增长，这在宏观层面上会对国家经济发展、社会结构乃至民族生存造成冲击，在微观层面上也影响每个家庭和个人的幸福。人类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有两个支柱，一是物质再生产，二是人口再生产。若按目前生育率，中国人口负增长为时不晚。
人口安全意味着要保证代际永续发展，过低的生育率可能危及整个中华民族的兴衰。
（ 二） 劳动年龄人口增速减缓，危及国家经济安全。
在计划生育初期，生产性人口结构使中国拥有充足的劳动力，促成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但随着该政策继续执行，劳动年龄人口增速放缓。“五普”15 －59 岁人口占比 66. 78%，“六普”占 70. 14%，10 年间仅增3. 36 个百分点。联合国预测，到 2015 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将达 10 亿左右峰值，随后将停止增长并逐渐下降，这与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的结果比较接近。劳动力增速放缓，使此前维持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引擎———廉价劳动力数量优势即将消耗殆尽，劳动力供需状况即将出现历史性拐点。实际上，自 2004 年以来，中国劳动力供需矛盾已显端倪，就业人口的年净增量一直低于对劳动力的年增需求量。随着时间的推移，两者差距还会扩大，今后中国将面临严重的人口负债。一个社会的发展需要适当的人力资源支持，越来越低的人口增长率将难以支撑一个国家社会经济可持续地健康发展。日本的情况就是如此。由于人口生育率低老龄化程度高，日本产业竞争力以及综合国力已难以为继。另据权威部门预测，印度 15 －59 岁人口最迟在 2025 年将超过中国，届时，印度劳动人口要比中国多出 2. 44 亿人［1］，这会让未来的中国连“制造业”的国际竞争优势都将失去，中国经济增长的人口优势将不复存在，国家经济安全将受到影响。
（ 三） “未富先老”的人口老龄化，使养老成为社会难题。
人口老龄化是人口转变过程中必然出现的现象，也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然而“一胎化”
生育政策加速了中国老龄化进程。当初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时，估计老龄化现象最快在其后 40 年即 2020 年才会出现。而事实是，国家统计局 1999 年 10 月就宣布中国 65 岁以上人口已达 6. 96%，初步进入了老龄化社会，这一结果比预计提前了20 年。据“六普”数据，2010 年中国65 岁及以上人口达8. 87%，而世界平均水平只有 7. 6%。中国的老龄化进程是世界有史以来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这与中国的城市化、工业化以及经济发展程度远未同步，即“未富先老”。据中国社科院权威发布，2011 年后的 30 年，中国人口老龄化将呈加速发展态势； 到 2030 年，65 岁以上人口占比将超过日本，成为全球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 到 2050 年，中国将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2］。“未富先老”的人口老龄化，对社会养老与医疗保障提出严峻挑战。目前中国60 岁以上的老年人有 1. 78 亿，其中只有城市的 4000 多万老人享有基本社会养老保险。尽管自 2009 年中国开始试行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2011 年又建立了城镇居民养老保险，但这两险水平明显偏低。持续较低的生育率将导致持续的人口老龄化，如再不采取有效措施干预，社会养老机制将陷于瘫痪，导致严重的社会问题。
（ 四） 独生子女家庭风险严重，社会风险加大。
独生子女家庭本质上是风险家庭，一方面是独生子女存在成长成才风险。据不完全统计，我国 14 岁以下儿童每年约有 20 万人因意外伤害死亡［3］，平均每天有 548 名儿童因意外事故离开人世，再加上伤残、疾病等情况，我国已有近百万家庭失去了唯一的孩子。而且“独柴难烧、独子难教”。由于父母和家庭的爱过分聚集，期望过高，导致独生子女养教方式并不科学，无法保证优生、优育、优教。另外，所有家庭可能遭遇的问题和变故独生子女家庭也一样可能遭遇，由于缺少兄弟姊妹的相互支撑，独生子女的生活、学习和工作都将受到严重影响，独生子女家庭都比较脆弱。家庭是社会的细胞，由存在众多风险的独生子女家庭构成的社会，必然存在众多风险。另一方面是独生子女父母的赡养成为现实社会难题。养老不仅需要经济保障，还需要服务保障、精神保障。当被娇宠惯了的独生子女成年后，面临“上要养老，下要育小”的角色转变以及自身工作生存双重挤压，很多人将无所适从，有些干脆选择逃避。子女的唯一性弱化了家庭养老风险的分散功能，老龄父母在生活照料和情感慰藉方面出现缺位。独生子女的生命存活风险、异地流动、经济能力以及道德风险都可能直接引发独生子女父母的赡养风险。
（ 五） 性别比严重失衡，影响正常社会秩序。
根据人类社会发展经验，男孩的死亡率高于女孩。因此，联合国设定了女孩和男孩性别的适当比例为100: 103 － 107，即每出生 100 个女孩，相应要出生 103 至 107 个男孩，只有这样，到了婚育年龄，男女数量才会趋于均等。1980 年之前中国出生性别比为 105 左右，一直比较正常。但从 1980 年代后，独生子女政策以及偏爱男孩的社会传统导致女胎往往被人为堕胎，致使出生性别比不断攀升。据国家统计局人口资料推算，现时中国0 －19 岁年龄段人口中，男性比女性多出2377 万，女男比例为100: 120。这意味着，未来10 年甚至更长时间，上千万适婚男性可能面临找不到伴侣的窘境。男性比例过高，还有可能加剧性犯罪、卖淫嫖娼、拐卖妇女儿童等现象，部分家庭会不稳固。出生性别比严重的、普遍的和持续的失衡已威胁到了人口的健康发展和社会秩序的平衡，给人口安全和社会稳定带来一定隐患。
二、人口转变理论的发展。
（ 一） 传统人口转变理论受到挑战。
传统人口学理论通常将人口再生产划分为三种类型，即： “高高低”的原始人口再生产类型（ 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 ; “高低高”的传统人口再生产类型（ 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 ; “低低低”的现代人口再生产类型（ 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 。人口再生产从一种形态过渡到另一种形态，被称为人口转变。根据传统人口学理论，当生育率收敛于更替水平（ 2. 1） 时，人口转变结束，人口结构回归到稳定人口状态； 在预期寿命稳定增长的条件下，人口老龄化水平趋于平稳； 当预期寿命增长到极限值时，人口老龄化过程将会停止。
传统人口转变理论中的自然增长率无论高低，都属于人口正增长。“高高低”类型已成为历史，“高低高”类型在有些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还在进行和延续，而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在维持多年“低低低”状态后，有的已出现人口零增长，甚至负增长。世界人口转变的结果表明，生育率并未如该理论所预想的那样收敛于更替水平，传统的人口转变理论遇到挑战，无法用来解释和指导当前及今后人口发展的实践，需要发展、创新和突破。
（ 二） 后人口转变理论的提出。
基于生育率及人口发展的实践并未如传统人口转变理论所言，会收敛于更替水平的事实，早在 1987 年，联合国人口基金技术与评估处的人口学家 Richard Leete 博士就提出了“后人口转变”理论。根据该理论，在正常情况下，生育率只要降到一定水平并持续一定时间不再有持续的反弹，就被视为处于“后人口转变”时期。中国的人口生育率自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一直处于较低水平，且没再出现反弹，从不同来源的统计数据都证明了这一点，据此中国人口再生产已完成了传统的转变过程，进入了“后人口转变”时期。尽管中国的人口转变是在政府强制性生育政策下“被迫”实现的，还有人为因素，因此说还不成熟，但用“后人口转变时期”描述当前中国的人口状态，已无可非议［4］。
孙文忠（ 2008） 提出新的人口转变理论，即人口量质发展理论［5］。该理论从宏观层面将人口发展划为两大阶段，一是以人口数量增长为主要特征的人口数量扩张阶段，二是以提高人口质量为显著特征的人口质量内敛阶段。该理论认为，人口数量变化和人口素质的积累、传承始终贯穿于人口发展的全过程，只是两者在不同的阶段发挥作用大小和所处的地位不同。随着人口发展，两者的作用、地位会逐渐转换。如果说第一次人口转变是从原始人口再生产类型向传统类型转变，第二次是传统类型向现代类型转变，那么第三次人口转变就是人口从数量扩张阶段向质量内敛阶段的实质性转变，是人口发展进程中的历史性飞跃，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由原来的主要依靠人口数量增长转变为主要依靠人口素质提高为显著特征的一次突变。
（ 三） 后人口转变时期人口生育特征。
与第一、二次人口转变相比，第三次人口转变有以下特征。一是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智力劳动更多地替代体力劳动成为创造社会价值和提高人们生活水平和质量的主要手段，社会主体的人获得了更大的人身自由。二是生育行为发生明显改变。人们更重视提高自身素质，实现自我价值，在生育上更倾向于少生、优生，甚至不生。三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发生重大转变，由人口数量扩张阶段的“人进物退”，人们征服、改造、破坏自然向“人退物进”、人们更加充分地保护和合理利用自然的过程转变，人与自然的关系趋向和谐。从第三次人口转变的表征看，中国的人口再生产虽没有完全进入第三次转变，但也正处于向第三次人口转变的进程中。一是社会生产力在很大程度上解放了劳动力，但还没有完全解放，智力劳动还没有完全取代体力劳动成为创造社会和家庭财富的主要手段； 二是生育行为已发生明显改变，人们更重视实现自我价值及子女素质的提高，注重少生、优生； 人与自然的关系已从“破坏”自然向“保护”自然转变，虽在行动上有一定滞后，但已开始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
总之，无论用谁的人口转变理论来衡量，中国的人口再生产都已处在较低生育率的“后人口转变”时期，该时期的人口特征及生育行为在中国都有所体现。虽然低生育水平是每个国家都要经历的历史阶段，如欧洲和日本等发达国家没有采取控制人口的强制性措施，也都相继于上世纪 60 年代后进入了老龄化社会，且生育率持续下降，但问题是，一旦生育率降到一定程度后，再回头不易。这些国家的先验说明，在后人口转变时期，中国政府即使不干预生育行为，生育水平也会下降，只不过速度相对慢些而已。
三、影响中国未来生育政策的因素分析。
（ 一） 资源论已占不住脚。
回顾“一胎化政策”出台的历史背景，在很大程度上是受马寅初人口论的影响，认为中国没有足够的土地和资源养活庞大的人口。事实上，“人口决定论”并不是一条学术界公认的原理，它不过是学术界争议极大的一个理论假说。实际上，无论传统经济学还是发展经济学，都一直把人口作为一项投资。从整个人的生命周期来看，个人平均创造的社会财富都要高于其个人消费量。近万年的人类文明史也证明，经济增长以及人均收入的提高，总是与人口增长相伴。这是因为，随着人类科学技术的进步，可用资源的增加一直快于人口增长。从中国的实际发展情况看也是如此。同样是在中国大地上，几千年的封建农耕社会，吃饱饭这一最基本的生存问题一直是普通百姓为之奋斗和政府为之纠结的大问题，而那时的人口最多时也才不过 4 亿。
而自上世纪 80 年代土地制度改革后短短几年，中国就解决了困扰中国几千年来的吃饭问题。如今，在人口已超过 13 亿，耕地面积相对来说已大量缩减的情况下，中国的粮食依然能够满足当前人口需要。这说明，在全球化背景下，经过政府科学决策，依靠教育发展、技术进步和科技创新，中国完全有能力和办法协调并解决好人口发展与资源环境约束之间的关系，那种单纯希望通过减少人口来提升人均生活水平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
（ 二） 生育和教育的成本越来越高。
西方经典的生育率理论以成本收益比较为分析框架，认为家庭通过成本收益比较做出生育选择。在《生育率革命》一书中，伊斯特林指出，生育率转变是通过教育水平、城市化等现代化因素，以及信仰、生育观等文化因素，作用于生育成本、需求和供给三个核心变量而实现的。在中国，自上世纪 90 年代起，高等教育大众化，大学开始收费，毕业生不再包分配而是自主择业。父母为了独子在未来的市场竞争中有一定优势，在子女的教育成本上大量投资，教育支出不断攀升。2005 年上海社科院徐安琪研究员的调查报告指出，在中国养育一个孩子的直接经济成本，0 －16 岁要 25 万元左右； 如把高等教育算在内，最低需 48 万元； 如按中国传统习惯，直到把子女成家立业都安排妥当才算父母完成任务的话，还要考虑为子女购房、婚娶，甚至为其就业或创业提供资金支持等因素，最低得需 100 万。正因如此，83. 4%以上的中国家长感到抚养孩子经济压力太大［6］。生育成本的上升，促使计划生育已由最初被动地靠国家政策控制转化为现在的主动由家庭生育决策推动。
（ 三） 社会生存压力加大。
现代人的社会和工作生活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是社会生活节奏加快，工作和职场竞争加剧，增大了人们生理和心理压力。二是购房和结婚成本上升，使有些年轻人不敢面对或干脆选择“逃避”婚姻。调查显示，城市青年中，七成不愿租房结婚，二成因住房压力“推迟结婚”或“推迟生育”［7］。三是近年离婚率的升高及其负面效应也使年轻人对婚育持谨慎态度。四是教育水平和养育成本的提高也导致晚婚晚育和终身不婚比例的提高。五是随着女性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女性与男性一样参与职场竞争，压力越大，越有可能晚婚或不婚。年轻人不断推迟婚育年龄，甚至不婚，最终错过了最佳生育期。资料显示，近年来我国已婚人群中不孕不育比例持续上升且呈年轻化。20 年前，育龄人群不孕不育比例只有 2% ～ 5%，但近年已升至 10% ～15% ，其中，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情况尤甚［8］。另外，随着我国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富人因忙于赚钱和享受而无暇或不愿生育，穷人因养不起而不敢生育，也导致生育率大幅下降［8］。
（ 四） 少育文化难以逆转。
人是文化的生物，生育具有文化惯性。在人口发展过程中，有一种看似无形但却决定生育内在的、坚韧的重要力量，即“婚育文化”。生育率由高转低，是现代化进程中农业社会的多育文化向工业社会少育文化的变迁，是生育价值观念的转变［9］。在生育决策过程中，生育意愿是决定性因素，其它诸如社会、经济、文化、生理、心理等复杂因素也同时发生作用。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中国在加快工业化、城市化和全球化的进程中，人们生活水平得到较大提高，生活方式也发生很大变化，尤其是年轻人对生活目标和生活品质有更高的追求，他们需要更多时间去实现个人价值。同时，随着中国教育事业广泛发展，女性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其经济和人格的独立性增强，传统社会与家庭分工的观念也在发生根本转变。少育文化一经形成，任何外部力量很难将其扭转。如为阻止人口下降趋势，近年俄罗斯对生育四个及以上孩子的妇女授予“英雄母亲”称号，甚至在考虑征收无子女税，以期通过税收杠杆来促使已婚未育家庭积极繁衍后代，但都无济于事，每年人口缩减仍在 70 万左右。因此，任何生育政策都要充分考虑文化适应性问题，否则，不仅政策缺乏可操作性，若强制推行，还要付出沉重代价。
（ 五） 现行政策影响力有限。
首先，现行计划生育政策实际受限人数并非所有育龄妇女，也并非所有家庭都被要求绝对一胎化。现行政策规定，夫妇双方都是独生子女、农村第一胎是女孩、已有子女有残疾的，都允许生二胎； 少数民族的生育限制更为宽松。如把这些因素去除，估计最多只有 60%的育龄妇女受限于一胎化政策。如果再考虑到现代年轻人不婚、晚婚、晚育、不育以及主动选择丁克家庭生活方式的话，受限人数更少。其次，从让人们比较担心的农村人口来看，个别偏远地区超生现象确实还存在，但比例已很低。8 亿农民中除去老人和未成年人口，生育人口不过三四亿，这部分人又大多在城市打工，是未来城市化的主要对象。他们不仅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谋求一份稳定的工作，还要为能在城市结婚、安家考虑，这些民生问题压在在城市白手起家的这些也曾是独生子女的年轻人身上，他们的生育愿望可能比城市人口还低。再次，比较严格执行一胎政策的江苏和允许在个别情况下生育二胎的浙江两个相邻省份的出生率就会发现，由于经济发展的抑制作用，实际两省的生育率相差无几。同样，政府从 25 年前在山西翼城试验两胎模式，结果该县 25 年间人口只增长了20. 7% ，比中国平均水平还低近 5 个百分点，生育率也略低于其它地区。
四、计划仍需坚持，政策需做调整。
（ 一） 重新理解“计划生育”的内涵。
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计划”生育，而是“强制性”生育政策。真正意义上的计划生育，应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充分考虑其社会、经济、政治、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基础上，从国家宏观战略角度，既考虑人口系统内部的数量、质量、结构和分布，又要统筹考虑人口与经济、社会、生态系统的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同时还要考虑到大多数国民的接受程度以及政策运行的文化适应性等问题，最终对其人口的生育行为采取的正确态度。总体来说，计划生育不应只是控制人口数量，还应包括追求人口质量。社会的发展离不开人口的发展，单纯对人口数量进行控制，必然会影响整个社会进步的正常节奏。同时，生育繁衍也是所有生命都要遵循的自然规律，人类也无法抗拒。未来 30 年，中国的人口战略应由控制人口数量向稳定人口数量，同时逐渐向有计划地提升人口质量方面转变，在稳定人口数量的同时，不断地提高人口素质，从而保证和促进人口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 二） 把握当前有利时机，调整生育政策。
我国过去是一个多育文化浓厚的农业人口大国，“养儿防老”、“多子多福”等生育观念根深蒂固。从 70年代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以来，生育率从形式上看已由高水平转向低水平，但是生育观念在局部地区还没有发生革命性的转变，存在不稳定和不彻底性。因此，不少专家学者尤其是决策者担心放松生育政策有可能导致生育率反弹，因此主张再严格实施现行政策几十年再做调整。事实上，这种认识不仅忽略了生育率转变的不可逆性，也夸大了计划生育的作用。事实上，中国作为世界人口大国，每年出生 2000 万以上人口才可能防止人口锐减。按目前人口年均增长不足 800 万来看，“大国空巢”在所难免。因此，如果放松生育政策，在一小部分群体内出现一定程度的补偿性生育，引起生育率一定程度的反弹，不仅是正常的、可控的，而且并非就是坏事。中国的人口政策不能因一小部分群体还有比较乐观的生育愿望就影响整个国家未来 30 年的人口战略安排。人口再生产本身具有很强的惯性，如果等到生育率已完成根本性转变，再放松生育政策，恐难奏效。当前是我国调整生育政策的最好时机。
（ 三） 逐渐放松人口政策，保证人口安全。
人口问题是长期积累的结果，调整人口政策也必须采取长远策略。本人认为，过去的 30 年，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战略目标主要是控制人口数量； 未来的 30 年，计划生育政策的战略目标应定位在在稳定人口数量的基础上，提升人口素质。因此，我们必须抓住当前这个时机，在生育观念还没有彻底转变之前，适当放松生育政策，首先自现在起至 2025 年用大约 15 年的时间，允许有条件的家庭生育二胎； 从 2025 年至 2040 年的15 年，再提倡和鼓励生育二胎，从而实现从“一胎化”向“两胎化”的软着陆转变。只有这样，才能使调节生育水平的计划生育政策，继续有效发挥作用； 从人口生育角度，稳定人口数量，保证人口安全，实现人口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否则如仍继续推行“一胎化”政策，不仅会使计划生育政策失去意义，也必将会使人口发展走向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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