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四库七阁”看清代皇家藏书楼的社会功能
中图分类号：G259.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4）43-0082-03
《四库全书》是清乾隆帝下令纂修的我国历史上卷帙最大的一部丛书，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正式开设四库全书馆进行编纂工作，历时14年，于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完成。“四库七阁”就是收藏《四库全书》的七座藏书楼的总称。《四库全书》编成后，先是缮写四部，分藏于承德避暑山庄内的文津阁（1775年建成）、北京圆明园内的文源阁（稍晚于文津阁）、紫禁城内的文渊阁（1776年建成）和盛京（今沈阳）故宫内的文溯阁（1782年建成）。因这四阁都在宫禁之中，故称“内廷四阁”或“北四阁”，所收藏的《四库全书》主要供皇室使用。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乾隆帝下令续缮三份全书，分藏于扬州的文汇阁、镇江的文宗阁和杭州的文澜阁。从乾隆五十二年至五十五年（1787～1790年）陆续将《四库全书》运送至此，史称“江浙三阁”或“南三阁”。乾隆帝明令“该省士子，有愿读中秘书者，许其呈明到阁抄阅”，因而江浙三阁《四库全书》可以公开阅览，发挥了“嘉惠士林”的作用。本文拟就“四库七阁”的社会功能谈一下自己的浅见，以就教于方家。
“图书馆”作为外来词，是由梁启超在1896年根据日语翻译而来。现代意义上的图书馆，其社会功能如吴慰慈等在《图书馆学概论》中提出的：“图书馆是搜集、整理、保管和利用书刊资料，为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服务的文化教育机构。”在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图书馆产生以前的数千年的历史里，扮演着与西方的“图书馆”相近角色的是藏书楼，它作为收藏和阅览图书用的专用建筑，最早出现于春秋战国时期，但其最早多见于宫廷，宋朝以后，随着造纸术的普及和印刷书的改进，民间也建造藏书楼。
中国古代的藏书楼，一般只重视书籍的收藏和保护，很少对民众和社会开放，因此具有封闭性和保守性的特点。从某种意义上说，藏书楼更像是一种私有财产，其藏书多是珍藏秘籍，绝不轻易借人，实施严格的封闭管理。私家藏书楼自不必多言，比如位于浙江宁波的中国现存最早的私家藏书楼――天一阁，自明代中期退隐的兵部右侍郎范钦创建以来，便规定了“代不分书，书不出阁”的族训，范氏后人恪守范钦遗志，管理更加严格，凡阁门和书橱门的锁钥分房掌管，非各房到齐不得开锁，并规定子孙不得无故开门入阁，更不得私领亲友入阁。甚至对珍贵的图书，用锁链系在桌子上，称为“锁藏图书”（chained book）。因此，有幸看过天一阁藏书的，不过黄宗羲等寥寥数人而已。
那么，“四库七阁”就其本质而言属于什么性质呢？本文认为它是属于宫廷性质，或曰皇家性质。其理由如下：
“北四阁”（或“内廷四阁”）《四库全书》深藏宫中，秘不示外，其皇家性质不言而喻。即便是大学士这样的重臣，要入阁阅读《四库全书》，也需要严格的手续。乾隆帝在一份谕旨中还特地命大学士舒赫德等会同吏部、翰林院制定出已分别阅览的章程，这份章程中关于官员和翰林入阁读书的部分是：“如翰林及大臣官员内欲观秘书者，准其告之领阁事，赴署请阅。有愿持笔扎就署抄录者，亦听之。其司籍之员，随时存记档册，点明帙数，不许私携出院，致有遗缺。”阁中有人专门负责藏书目录并管理阁书，翰林和官员在获得领阁事准许后，可以入阁读书，并自带笔墨抄录，但是不许携带出阁。
而对于“南三阁”来讲，分别位于扬州、镇江和杭州，都位于京杭大运河的重要位置，在乾隆帝下江南期间解决阅读《四库全书》之需；另外三座城市又都拥有著名的古寺和乾隆帝的行宫，如文宗阁所在的金山寺和文汇阁所在的天宁寺，都是东南名刹。
综上，我们可以说，清代的“四库七阁”都具有皇家藏书楼的性质。但对于“北四阁”和“南三阁”的社会功能进行细致的比较之后，两者还是存在着一些显著的差异的。
要论述“四库七阁”的社会功能，首先要从乾隆帝纂修《四库全书》的目的说起。其目的有二：一是加强文治，二是“寓禁于征”。现分述如下：
为加强文治，乾隆帝在《御制文渊阁图记》中所说：“国家荷天庥承佑命，重熙累洽，同轨同文，所谓礼乐百年而后兴，此其时也。而礼乐之兴，必藉崇儒重道，以会其条贯。儒与道，匪文莫阐，故予?四库之书，非徒博右文之名。盖如张子所云：‘为天地立心，为生命立道，为往圣继学，为万世开太平。’”简而言之，即所谓“稽古右文，以聿治理”。这是它的基本文化政策，亦即编纂《四库全书》的基本目的和要求。我国历代封建朝廷，都很重视典籍的搜集和庋藏。每当政权趋于稳固之时，都要征集天下遗书，以示太平盛世，稽古右文。乾隆帝当然也不例外，他也想通过搜访天下典籍，充实秘府之藏，在武功之外，博取“文治”之美名。因此，他在“御极之初，即诏中外搜访遗书，并令儒臣校勘《十三经》、《二十一史》，遍布黉宫，嘉惠后学。复开馆纂修《纲目三编》、《通鉴辑览》及《三通》诸书。凡艺林承学之士，所当户诵家弦者，既已荟萃略备”。加之乾隆帝自身雅好读书，喜作诗文，给人一种“文治休明”、“嘉惠艺林”的感觉。然而，从他的谕旨中可以看到，“稽古右文”是一种手段，而真正的目的在于“聿资治理”，以巩固其统治。通过《四库全书》的编纂，宣传封建道德文化，有益于封建统治的“世道人心”，禁锢民众思想，麻痹人民的反抗情绪，以达到巩固统治的目的。 另外，《四库全书》纂修也是“寓禁于征”，乾隆帝对所谓“违碍”、“悖逆”朝廷的书籍进行大清查、大扫荡，搞文字狱，迫使多数学者逃避政治迫害，埋头于训诂、声韵、考据、校勘、编目之中，使其文化学术向纵深发展。此外，《四库全书》纂修广征天下遗书，也直接促进了清代私人藏书大发展。乾隆帝嘉奖向四库馆进书者，从而鼓励调动了私人藏书的积极性，对私人藏书楼开放也产生一定的影响。
由此可见，“四库七阁”的最重要的社会功能就是通过文治和“寓禁于征”，达到思想控制即所谓“推广教化”的目的，尤其是“南三阁”对这一目的的体现更为淋漓尽致。因为清代“南三阁”所在的江南地区不仅是全国的经济中心，也是反抗清朝统治比较活跃的地区之一。在编纂《四库全书》过程中，乾隆帝注意到，江浙一带给四库馆进呈的书最多，江浙文人对《四库全书》的编纂做出的贡献堪称是最大的；同时，这里的藏书也是最多的，特别是这里的禁书多如牛毛，江浙文人中对清朝的抵触情绪也很强烈。因此，乾隆帝认为有必要在江浙一带重点推广教化，巩固清朝统治。他出于“寓禁于征”的目的，对江浙一带实施的禁毁政策最严，针对文人的处罚也最重。综上，我们可以说，乾隆帝增藏《四库全书》于南三阁，主要是出于清廷推广教化，实行文治的需要。
为了使“南三阁”的这一重要功能得以最大程度地发挥，乾隆帝便十分重视江南士子对《四库全书》的阅读和使用。围绕这方面的内容，乾隆帝曾经下过三道谕旨，一再强调“南三阁”中所藏之《四库全书》，要允许读书人阅读和传抄。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七月八日的上谕中说：“兹《四库全书》允宜广布流传，以光文治。如扬州大观堂之文汇阁、镇江口金山寺之文宗阁、杭州圣因寺行宫之文澜阁，皆有藏书之所。着交四库馆再缮写全书三份，安贮各该处，俾江浙士子得以就近观摩誊录，用昭我国家藏集美富、教思无穷之盛轨。”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二月，又谕旨南三阁之书准许士子领出传写，称：“原以嘉惠士林，……至意。”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五月二十三日，乾隆帝在谕旨里更加居图部署：“俟贮阁全书排架齐集后，谕令该省士子，有愿读中秘书者，许其呈明到阁抄阅，但不得任其私自携归，以致稍有遗失。”遵照乾隆帝的谕令，江浙两省的地方官员均选择专人掌管各阁书籍，允许当地士子进阁借阅抄写。所以，“南三阁”《四库全书》送藏之后，当地士子前往阁中看书、抄书的络绎不绝，盛况空前。
由此可见，如果说“北四阁”是只对特定人群开放阅览的皇家藏书楼，那么，“南三阁”便是向民间学子提供阅览誊录服务的皇家藏书楼。乾隆帝将“南三阁”的开放范围从翰林院学子和有机会进京的官员扩大到社会上一般的知识分子。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南三阁”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社会服务功能，部分地起到了后世人们所说的公共图书馆的作用。这是中国古代藏书史上的一个重大的突破，是古代藏书楼向近代图书馆迈进的重要一步，为乾嘉以后文人大夫的学术研究提供了不少便利，大大地促进了当地文化事业的发展。乾嘉以后，江南地区考据之风盛行，“南三阁”丰富的典籍资源为此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成为江南士人学者查询文献、校勘古籍的权威场所和学术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