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与社会福利非均衡增长的考量
中图分类号：F222.3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409（2014）10-0006-05
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经济泡沫和环境恶化不断出现，经济与社会福利增长的可持续性再一次被推上了风口浪尖。就可持续本身而言包含诸多方面，从环境退化、资源消耗再到各种社会问题，使得对经济的可持续性评估成为当前研究的难点。事实上，学者们提出了很多反映可持续性的指标与评价工具，其中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标（ISEW）既能反映社会福利的变化又能反映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因此被大多数学者接受和应用。
虽然我国目前经济增速较快，但城乡差异、行业差异、区域差异正呈进一步扩大趋势，这三大差异中又以收入分配问题最为突出。当前，我国经济增长有效、迅速地把国民经济的“蛋糕”做大了，然而如何公平地分配“蛋糕”使社会整体福利最大化成为保证我国下一阶段经济稳定发展的关键点。因此急需一套普遍适用、能够反映社会经济与福利发展变化的指标来指导经济的运行。本文结合当前国情对我国ISEW进行了核算，在对ISEW进行贡献因子分析的基础上建立ISEW的联立方程模型对我国社会整体福利水平的增长状况进行实证研究，并对我国经济与社会福利发展进行合理评价，从而找出当前我国经济与社会福利非均衡增长的症结及使二者回到均衡路径上的突破口。
1文献综述
学者们普遍认同：经济增长会自发带来福利水平的提高。但经济福利指标的建立并非一蹴而就。Sametz早在1968年就提出在考虑经济增长收益与成本的基础上测算社会福利[1]，Nordhaus和Tobin则通过调整GDP账户中的经济和社会因素建立了一个经济福利的测算方法[2]，Zolotas使用的多方面经济福利指标进一步包括了环境和自然资源因素[3]，Max-Neef则提出“阀值效应”来描述当GDP增长到一定水平后将不会带来社会福利水平提高的现象[4]。
在这些福利指标中，ISEW是目前应用最多的指标之一，该指标由Daly和Cobb提出，明确区分了经济活动的损益与社会成本的福利损失，在加权个人消费基础上的调整项目主要包括：①经济方面把收入分配公平状况作为权重调整及对政府公共支出与资本折旧的调整；②将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环境成本从ISEW中扣除；③从家庭的角度核算了家庭行为的社会福利收益[5]。
ISEW指标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早期主要用于研究发达国家经济与福利的增长，如法国[6]等，这些研究普遍证实了Max-Neef的“阀值效应”，即当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到一定阶段后额外的经济增长不会带来社会福利的进一步增加。随后，ISEW也逐渐应用于发展中国家，如智利[7]、泰国[8]：智利和泰国都经历了一个经济高速增长的阶段，如果把自然资本和非市场服务的成本考虑在内，智利的经济增长处于不可持续的路径上；而对泰国的研究表明经济的进一步增长反而引起了福利回报的减少和恶化。
另外，ISEW也受到一些学者的质疑，Brennan认为ISEW的核算方法存在不足之处，包括权重设定、把可持续发展与福利放到一起衡量存在矛盾等[9]。Lawn在理论基础和组合问题上进行了辩解，认为ISEW、GPI等指标的理论基础是严谨的、权重设定是合理的，其广泛应用还需依赖进一步的稳健估计[10]。本文认为，从Daly和Cobb最初提出ISEW来看，他们试图在已取得的经济增长基础上扩大对社会福利增长的认识，因此从这一点来讲，Brennan指出的缺点不应该成为放弃ISEW的原因，而且福利增长也成为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至于经济可持续与福利可持续的双重考量问题，可以对ISEW进行修正以体现不同的侧重点。我国的收入分配问题一再凸显，社会福利改善成为当务之急，因此，通过对我国ISEW进行核算来评价经济增长、进而对我国经济运行做出正确指导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另外，对环境成本的估算，不管是现在还是将来都是ISEW精确核算中的难点，主要源于很多资源目前还处于非市场体系下和污染物还没有形成一致的排放价格，但可喜的是碳排放市场正在形成，这也为ISEW的日臻完善提供了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