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未来记》之政治思想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4）23-0007-02
一、前言
1898年，维新变法失败后的梁启超亡命日本，在日本接触到新兴的文学类型――政治小说，“未来记”是日本明治时期政治小说常见的形式，这一形式既满足了梁启超“专欲发表区区政见，以就正于爱国达识之君子”①的政治热情，又配合着其“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②之文学理念，成为其启蒙大众、改良社会的一部工具。
《新中国未来记》在形式上明显地受到英国小说《百年一觉》（《回头看》）和日本小说《雪中梅》的影响，在文体上梁启超清醒地认识到“似说部非说部，似裨史非裨史，似论著非论著，不知成何种文体”。但内中包涵有其“欲发表政见，商榷国计”③的政治热情，以法律、章程、演说、论文等形式展现未来的中国发展图景的设想，虽然是未完稿，仍可一窥其时梁启超的政治思想。
二、《新中国未来记》之政治思想
《新中国未来记》是梁启超连载于一九?二年十一月至一九?三年一月的《新小说》（第一期至第三期）杂志上的政治小说，开篇即指出“话表孔子降生后二千五百一十三年，即公历二千零六十二年”，以六十年后的“新中国”为叙写对象，采用传统之章回体，共连载五个回目。④虽然是未完稿，但在仅有的五回中，梁启超为我们简单勾勒了他对整个社会政治和生活制度的想象，小说预言了六十年后“新中国”繁荣雄飞的景象：2062年⑤，值此中国维新成功五十年大祝典之际，诸友邦均遣使前来庆贺，上海大博览会上，全国教育会会长文学大博士孔觉民开坛讲授“中国近六十年史”，详述新中国发展所历经的六个时代。小说四个回目的叙述仍停留在第一个时代――预备时代的开端。以黄克强和李去病二人的往复辩驳反映同时代下较具有代表性的两种不同政治呼声。
（一）君主立宪制
小说中舌战的两人黄克强和李去病，“生同里，少同学，长同游，壮同事”，李去病是黄克强父黄群的得意门生，两人一同游学英国，周游列国，积极寻求政治改革良策改造旧中国。黄克强君考察各国政治制度，钟情于英国、日本的君主立宪制，追求“平和的自由”和“秩序的平等”，主张渐进式改良，在民智未开、民力未充的时候主张藉助专制政体中的圣王与贤臣，“大行干涉政策，风行雷厉，把这民间事业整顿得件件整齐，桩桩发达”，缓慢推进制度改革，防止革命的流血牺牲，保障民权，让权于民。这种政治体制正是梁启超所追求和提倡的。
在小说第二回中，梁启超借孔觉民之口道出新中国产生之基础――“立宪期成同盟党”（简称“宪政党”）的创立，表现出了对为“新中国”奠定基础的“宪政党”的法律运作的支持，他把宪政党看作是建立“新中国”第一要素，“这宪政党为再造中国第一功臣”。宪政党认为立宪乃拯救中国于殖民压迫的不二法门，他们积极学习西方先进宪政理念，网罗各路有志之士，包容多种政见，主张三权分立，实行议会民主选举制，拥护国民自由平等之权利，主张先推行地方自治而后扩展至全国，展现了梁启超所设想出的公平温和的国家运作秩序的面貌。
我们今日得拥这般的国势，享这般的光荣，有三件事是必要致谢的：第一件事外国侵凌，压迫已甚，唤起人民的爱国心；第二件是民间志士，为国忘身，百折不回，卒成大业；第三件是前皇英明，能审时势，排群议，让权与民。这三件事便算是我这部六十年史的前提了。⑥
此段孔觉民博士代梁启超归纳了立宪的前提，即民智开、志士勇、君王明。在梁启超生活的时代，外国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人民为了一己私利，不惜奴颜婢膝，阿谀外人，出卖国家民族，显然不具备民智开之前提；而议论时势，结党营社的爱国志士不在少数，政见各异，旨归却都是要让人民享有自由平等之权利，摆脱专制统治束缚，其中持激进的革命情愫的志士不惜抛头颅、洒热血，在国家的变革过程中牺牲自我以达其目的，这又是梁启超所不乐见的流血的破坏；唯有贤明的君主，利用手中之大权，锐意改革，以专制手段徐开国会，让权与民，此乃变革最文明、最平和之手段，也是梁启超最为推崇的“无血的破坏”。
这种观念代表了晚清一部分爱国人士“立宪运动”的基本要求，图谋君主将大权让渡给国会，由国会产生内阁政府，由封建的专制统治慢慢转变为有宪的有君主的立宪政体，这是晚清社会的集体想象之一种。
（二）激进的社会革命
舌战的另一主人公李去病在游学中深受法兰西革命的影响，他认为，黄克强君的君主立宪制政体不能够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只能维护少数人的权力，主张推翻专制统治，以仁制暴，施行代表多数人利益行使权力的代议制度。在民智未开的时代，腐败的专制统治、人民的奴颜婢膝、外族入侵压迫三者制约着国家的进化发展，于是，李去病君以澎湃的血性支持“文明者购之于血”的暴力革命，破坏现有的制度，建立起符合国家大多数人利益的理想国度。
对于李去病的政治观念，辩驳者黄克强并未一味用讽刺或反对的口吻批驳，反而流露出一种激赏和赞成。两人对于民贼和民智的认识和态度如出一辙，区别只在于建立民主国家的手段，一温和，一激进。
“第三节本党以拥护全国国民应享之权利，求得全国平和完全之宪法为目的。其宪法不论为君主的，为民主的，为联邦的，但求出于国民公意，成于国民公议，本会便认为完全宪法。”⑦
黄克强部分认同李去病的观点：黄克强热烈赞颂立宪党，但并不排斥必要时使用暴力手段。其立宪的最终目的是建立一个完全出于国民公意的国家，为达目的不排除使用暴力革命的手段。
在李去病个人，暴力革命的变革态度除了对民贼的不信任和民智未开的现实考虑，还来源于排满的情绪，这就牵涉到民族主义的问题。黄克强采用中西比较的方式，认为中国人所享有的自由相较于其他异族统治的国家要优越许多，对待异族的态度相对宽容善意，而具有较强民族意识的李去病看到清政府的窳败自然而然想要以暴力革命的方式推翻满族统治，建立符合大多数汉人利益的新政权。 这种观念代表了晚清另外一部分激进爱国人士的呼声，图谋通过暴力的革命推翻现有的腐朽统治，开辟全新的国家发展路径，先破坏再建立，废除少数人的专制统治，建立代表最多数人利益的政权。这是晚清社会的集体想象之另一种。
三、结语
《新中国未来记》中，梁启超藉助小说这一文学体式来完成他对于国家的政治诉求与法律制度的言说，以预言的方式来呈现他对晚清社会走向这一宏大叙事的想象，浓缩地展示了晚清知识分子宏大而迥异的未来家国想象。
小说中，梁启超并未设置一个统一的政治立场，而是透过黄李二人的辩驳与讲演者孔觉民的评论、插播、实时点评等再现了晚清社会中的不同声浪。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正是对国家未来的一种想象性的建构，是晚清众多知识分子对未来国家的一种集体性想象的投影，在这一投影中，君主立宪和激进革命之间并不存在高下较量，而是各有利弊，或多或少融进志士的思想之中，使我们得以看到其时知识分子的国家想象的矛盾与复杂性。可惜这部小说只提供了晚清政治想象的浮光掠影，在第四回目戛然而止。
注释：
①梁启超著.新中国未来记.中国历史演义全集.台北：远流出版社，民国69年，987页.
②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新小说，1902年第1期.
③同注①，988页.
④关于小说第五个回目的作者问题，文学界一直存有异议.夏志清认为作者从第四回开始就“灵感枯竭……放弃了原先的演说格式，开始用叙述手法”.本文所使用的远流出版社之版本，加上楔子，共收录四个回目，想必编者李敖并不认同第五回出自梁启超之手.
⑤小说主要叙述者孔觉民的讲演从“光绪二十八年壬寅讲起，讲到今年壬寅，可不是刚足六十年吗”，光绪二十八年即1902年，后推一甲子为1962年，此处梁启超多算了100年.
⑥同注①，993-994页.
⑦同注①，99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