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音乐中乐段的比较分析
乐段是在19世纪初，从西方社会引进的一个名词，它在中国传统民族民间音乐的运用中又具有诸多不同之处，首先我们对中西乐段的形式进行比较。
一、中西乐段之比较
东方音乐和西方音乐都各成体系，是两种相互独立的音乐形式。从古至今，由于各自所形成的社会文化上的巨大差异，这两种音乐体系并没有深入融合，但却以各种方式相互接触、影响和交流。文化艺术本无高低优劣之分，但在不同时期，由于经济实力的强弱，音乐领域也不可避免受到影响，也就表现出了音乐文化上的强弱之分，因此，这种双向的交流也呈现不同状态。自近代以来，中国音乐确实在很多方面借鉴学习西方音乐元素，而传统的中国音乐文化也得到更多西方音乐人士的了解与认可。但由于各自根植于其深厚的传统文化，因而在音乐结构上仍有诸多不同。我们就从曲式结构中最简单的乐段进行初步的分析。
中国民间音乐的形式很多，虽然从表面上看特点各异，但其本质规律却有很多相似之处，特别是曲体结构方面，在戏曲、曲艺和民间歌曲等音乐形式上却有着异曲同工的结构特性。总结起来主要有起承转合、循环层递、分合对应、起平落等结构模式，而作为最简单曲体结构形式的乐段成为各自不同民族民间音乐尤为明显的区别之一。
在不同时代和不同民族的不同音乐作品中，乐段也有不同的表现。比如音乐作品中乐段的调式调性和节奏，在不一样的民族中所表现出的差异，还有细部结构和发展手法方面的差异等。例如：我国民歌中最为常见的是由“起承转合”四乐句组成的乐段和用“展衍”的旋律发展手法构成的乐段；而不断循环反复一个乐节和“双重成对”的结构则是俄罗斯和东欧民歌的典型。
下面我们从几个方面比较分析两者的不同之处：
（一）结构上的不同
1.两句体乐段：两句体乐段是最为简单乐段模式，在中国的民间音乐作品中方整与非方整，平行与对比都是较为普遍的。而西方音乐中运用更多的是平行结构。前面提到的对比其实也是曲式中的一种习惯性称谓，两句体乐段更多的是要求协调统一，所以从音乐的发展上来说定义为展衍更准确，小型曲式的统一性要强于对比性。
非方整的两乐句乐段大多由于第二句的扩充所造成。中国民族音乐的扩充自由随性，表现力丰富。而西方音乐更喜欢将音乐元素以反复、模进的方式扩充发展，或者将音乐局部零碎化的元素扩大。
2.四乐句乐段：“起承转合”的四乐句乐段在我国的民间音乐当中极为常见，是广泛运用的一种结构，在这样的四个乐句乐段中，四个乐句既没有明显对比，也没有向西方音乐那样的单纯重复，而是按照“展衍”的形式逐渐加进新的旋律素材，四个乐句从头到尾一气呵成。“转”句是变化最大的一句，但调式调性依然稳定，不稳定主要体现在第三乐句结束在调式内部不稳定音上。
西方音乐的四乐句其发展手法多是不断反复一个乐节和“双重成对”（由两个相同动机或乐句加另外两个相同动机、乐节或乐句构成）的结构，其最终还是为求得统一。其形式主要包括：aabc、aabb、abcb、abbc、abac、abcd等。
3.多乐句乐段：我们以五乐句乐段为例，中国有五句子歌等特殊形式（穿五句、赶五句）；西方则只是由四乐句乐段简单扩充而来的，这里的扩充仍是动机、乐节的重复、模进等。
（二）发展手法的不同
中国音乐和西方音乐中的乐段，比较常见的发展手法是结构的展开，但由于受不同社会环境和文化的影响，主题中一些民族性的元素以及多方面展示的手段又有着显著的不同。中国民间音乐旋律变化发展的手法是展衍，在此基础上导出新材料，形成新的旋律走向，从听觉上能够强烈的感受到音乐的协调统一，但从谱面上看又是明显不一样。而西方音乐则以典型的曲式结构和主题材料为基础，以动机为核心，逐步分裂展开，运用反复或变化反复、变奏、模进等技术手段，使音乐内容扩展开来。
（三）音乐调式的差异
四音音列是西方音乐体系调式构成的基础，其实本质是七声性的，对于相对复杂、丰富、精致的内容有很好的表现；中国民族音乐的旋律构成要素是若干三音组的组合，是建立在五声音阶基础上的，对于比较单纯、质朴、简洁的内容有很好的表现。中国民族音乐一般寻求在同一调性中陈述音乐，虽然缺少了调性的对比变化，但五声调式的最大优势是每个音都可以成为主音，为了音乐内容的陈述需要，可以简短结束，也可以复杂扩大。西方音乐陈述复杂多变内容时，一般通过调性的转换对比来实现。
（四）音乐织体的差异
所谓织体，是指多声部乐曲内部的结构形式，也称“声部结构”。在这一方面，中西方音乐也有着明显的不同。
在西方音乐作品的创作思维中，纵向的和声性立体创作思维是其音乐的本质特征，强调以旋律声部为核心的多声部的和谐进行，因此，西方音乐作品中的乐段，是以一种织网的形式编织起来的。中国民族音乐的创作思维更多的表现在横向线性发展，特别是旋律声部的发展，因此，中国的多声音乐发展相对缓慢，特别是没有建立完整的和声体系。
（五）音乐节奏的差异
节奏体现了音的长短以及强弱关系，是作为音乐骨架的一种内在的律动，不同的节奏形态必然造成音乐结构的不同。对此，笔者对中西音乐进行了简单的分析对比：由于审美观念的影响，中国民族音乐多开始于强拍，也会运用“功能性均分律动”，但很多时候又会形成很多节奏形态上的变化甚至是节奏律动规律的变化，音乐的开始和结尾经常会大量使用散板，规律化的强弱拍时常会改变，有时每一小节的强弱拍位置都不一样，也就是说首拍不一定是强拍，而是每拍中强弱的位置忽前忽后，变化多端。西方音乐在弱起的运用上更普遍，一般会严格形成节奏的“功能性均分律动”，在这样严格的音乐创作思维中，散板很少使用，强弱拍很少会发生位置上的变化，保持同一规律化模式贯穿始终，肯定并强调强拍的作用和地位，一般情况下都是小节第一拍为强拍。 （六）与歌词结合
西方音乐经常和文学中的很多内容相通，比如诗歌中的韵脚，西方语言文字的特点是强弱音节的体现，中国则强调音调；强弱音节的交替形成了西方音乐中节拍强弱规律的重要表现。而音调的强调则形成了中国民族音乐中独特的句逗特点。
二、中国民间音乐乐段的结构特征
从以上的总结分析我们看出，中西乐段形式确实有诸多不同，而从节奏发展的规律来看，我国的语言的特点长期处于单音体阶段，但也正是由于长期处于单音体阶段，而使以此语言为基础的音乐的发展异常的充分和庞大，从而形成独特的我国民间音乐乐段。
具体地说，在和声、旋律、节奏三大音乐要素中，和声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而是走上了充分发展节奏以加强旋律表现力的道路，其结构特征表现为：
（一）灵活性
1.中国的传统文学与民间音乐在结构上彼此有不少的影响，很多时候，音乐结构在受歌词语言结构的影响。从古至今，我国歌曲以字为单位，从一字配一音发展到运用衬字、垛句、长短句等，后增字越多，最后演变成一字多音腔调，产生独特的拖腔运用进而影响到乐段形式的变化。
2.同样受歌词影响，民间还有被称作“穿号子”、“穿歌子”等一类的音乐，主要流传在湖北西部和四川东部一带，其歌词分为号子和主歌两部分，主歌歌词多为七字句，号子歌词多为五字句，两者相互穿插，形成穿五句，构成我国乐段形式中特有的五句式结构。
（二）自由性
音乐不同于文学，这种艺术形式更加随性、自由，以上内容虽然我们总结中国民族音乐的一些独特性，但其表现形式并没有一种绝对的样式设计，特别是乐段这种小型结构体裁，不同民族、不同地域更多表现的是不定型、不完整的创作思维形态，这与我国的文化传统也是息息相关的。中国的文化艺术讲究意境，不追求表面形式的模式化、规律化，意到为是、以简要为上，以留更多的空间余地令人遐想，即所谓“言有尽意无穷”、“音逝而韵存”，从而达到乐段结构形式的自由体现。
基金项目：
本文为宝鸡文理学院校级项目，项目编号：YK14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