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嵇康的人生哲学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15-04-19

嵇康的人生哲学

  中图分类号:B23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6X(2013)03-0000-01

  嵇康,字叔夜。是三国曹魏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和音乐家。司马氏当权后,隐居不仕,以示不满,与阮籍等人结为“竹林之游”,为竹林七贤之一。这位“家世儒学,少有俊才,旷迈不群,高亮任性,不修名誉,宽简有大量,学不师授,博洽多闻”(《三国志?魏志》卷二十一,王粲传注)的才子,青年时代“常以为忠信笃敬,直道而行之。可以居九夷,游八蛮,浮沧海,践河源,甲兵不足忌,猛兽不为患”(《嵇康集》,页45)。嵇康禀有道德精神,信奉“老谦无悔,忠信可久安”(《嵇康集》,页22)。关于人生哲学,冯友兰认为儒家是“中道”的,道,路也。儒家说天及性,与道家所说道德颇同,但以仁义礼智,亦为人性之自然。亚里士多德继柏拉图之后,也说概念,但以为概念即在感觉世界之中,此世界诸物之生长变化,即所以实现概念。宋、元、明哲学家,颇受“二氏”之影响,但不于寂灭中求静定,而谓静定即在日用酬酢之中。

  困惑在嵇康的身上发生了,深谙秘密性王道政治之术的“司马氏集团”用暴力和政治之手段夺取政权,嵇康目睹了篡位的全部过程,深深的体会到了王道和政治的残酷、虚妄、不义,体会到人生的荒诞性和祸福难测。嵇康没有像屈原一样自杀,正是因为他在性情上“好老庄”,老庄的道理能让嵇康在残酷、虚妄、不义的世界中活着。《嵇康集》中对老庄的道理作这样的理解:“是以君子知形恃神以立,神须形以存。悟生理之易失,知一过之害生。故修性以保神,安心以全身,爱憎不栖于情,忧喜不留于意。泊然无感,而体气和平。又呼吸吐纳,服食养身,使形神相亲,表里俱济也。”(《嵇康集》,页48)

  老庄的道理就是“保真”。获得这种新鲜的“真”的途径是什么?在嵇康看来,只有通过中止主体心意的价值牵挂,即所谓是非不容于心,爱憎不移于情,忧喜不留于意,从价值关怀状态返回非价值的本然状态。如果说在儒家那里,人义论是道德性的,在道家精神那里,人义论变成自然性的,这种人义论的基础就是自然的虚无。嵇康崇尚自然,率心高远,不与世俗同流合污,不为名利诱惑,追求精神的自由和人性的解放,这都体现了他傲立天地之间,独标远致的独立人格。他在“吕安”之罪牵连入狱后,初衷不改,愤然而做《幽愤诗》,“任其所尚”、“托好老庄”,表明他坚决不与司马氏合作的立场。嵇康纵有放达不拘的心怀,因任自然的办法却只能归于“养生”的自然之术。面对人生短暂、忧虑重重的种种困境,庄子哲学提出了一套自己的精神疗法。他不主张人们主动地改造人生困顿的现状,而是“安时处顺,哀乐不能入也”(《养生主》),“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人间世》)。在庄子看来,人世的哀乐荣辱生老病死都是“时”、“命”,在他无力去改变的时候,他选择的就是“时”、“命”等现状的“安”,这样庄子就很容易在精神上得到满足。尽管嵇康和庄子对于战乱、疾病等人生中的不义表现出豁达的胸怀,但从他们对养生的兴趣可以看出,他们同时对“生”怀有无限的眷恋。嵇康以为神仙“似特受异气,禀之自然,非积学所能致也。至于导养得理,以尽性命,上获千余岁,下可数百年,可有之耳”(《养生论》),他认为的“理”就是“修性以保神,安心以全身”,嵇康以为只有“保神”即“爱憎不栖于情,忧喜不留于意,泊然无感,而体气和平”。嵇康认为人生最大的快乐就是游山泽,观鱼鸟,在自然山水中自得其乐,而“作吏”是所“惧”的事,因为“人伦有礼,朝廷有法,自惟至熟,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他很熟悉官场规则,一入官场,那些规则对他而言就让他“不堪”,他的个性也会让他有所“不可”,所以面对官场的入场券,嵇康选择了放弃,和庄子的风格极为相似,他们将精神的自由看得比一切都重要。

  嵇康的追求出世的一面,表现在形而上学的层面上。在嵇康看来,现实世界与精神世界都应该可以超然宁静,自由自在,只要努力修养就可以达到精神与现实相结合的逍遥人生境界。嵇康的自然观基于“元气”,万物由此产生,推演出人本于自然,人性要顺从自然的人生哲学的理论基石,《老子》中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嵇康则有所不同,他坚持自然主义人性论,认为天道自然,性命自然,人性自然,这一的观念犹如一条主线,贯穿于嵇康的人生。嵇康过激地评价礼教:“非汤武而薄周孔,”他抨击伪名教是为了真名教,为了“自然”的人生境界。在嵇康看来,“自然”才是人的真性。而获得自然的东西不必通过六经,要保全自己的本性,并不需要用规范、礼法。于是从欲为真,抑引为伪。人喜欢随心所欲,而不喜欢受礼法的管教,这是必然之理,所以“不学未必为长夜,六经未必为太阳”,当然这主要是针对司马氏鼓吹的名教而提出的,体现出嵇康“以从欲为欢”、“任自然”的人性观念。但从养生的角度看,放纵情感,贪图享乐,同样也背离人性并使人生命受害:“夫嗜欲虽出于人,而非道之正。犹木之有蝎,虽木之所生,而非木之所宜也。故蝎生则木朽,欲胜则身枯。然则欲与生并不久,名与身不俱存,略可知矣。而世末之悟,以顺欲为得生,虽有后生之情,而不识生生之理,故动之死也。”嵇康举例说明了并非顺从人的情欲就是自然的道理,人的欲望就像树木中的蛀虫一样,虽然蛀虫是树木生出来的但不是树木所适宜的,“欲虽出于人,而非道之正”。如果任情纵欲,就会损害身体健康,是不利于养生之道的。若以人的欲望满足为逍遥自由,那么人的自然性中残余的动物性,或者说兽性,就会有合理释放的机会。“今若以从欲为得性,则渴酌者非病,淫湎者非过,桀跖之徒皆得自然。”嵇康认为如果欲为天性,那干渴饮酒的人都不是有病,沉湎酒色的人无过失,夏桀、盗跖这种人则符合自然本性。这并不合自然。所以,必须找到养生的合理途径,才能真正获得自然。由此可见,嵇康的养生论出发点,都是自然为本、自然无为的基本思想。他的养生是顺应自然之命,人是必死的动物,只是外在的喜怒、声色、名利诱惑,纲常名教的束缚损害了人的自然之命。所以应剔除“累心”的外物,以及人本身欲望中的不健康成分,形体上就能“外物以累心不存,神气以醇白独著,旷然无忧患,寂然无思虑”,直至“无为自得,体妙玄心”的自由之境。

  在性体论上确立起来的是一种无智无情、以享乐为唯一目的的生存理想和朴质真性的世界根据。“夫民之性,好安而恶劳。故不忧,则其愿得,不逼,则其志从。昔荒之世,大朴未亏,君无文于上,民无竞于下,物全理则,莫不自得。饱则安寝,饥则求食。恬然鼓腹,不知为至德之世也。若此,则安之仁义之端,礼律之父?(《嵇康集》,页92-93)仁义之教和礼律之法都是为了抑制世间的残酷和恶。嵇康认为“至德之世”是为抑制残酷和恶设计出来的,但如果人人都“恬然鼓腹”,哪里会有什么现世的恶需要整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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