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现代性关系探讨
一、现代性问题与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现代性问题的讨论在90年代的后半期曾经是震动思想界的一件大事，所谓的现代性其实就是一个时间概念，现代性源于近代意义上的“启蒙”，它不同于现代化，现代性也可以看做是一种精神，它的外化的形式就是现代化。而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来说，这是中国一个悠久的意识形态问题，从马克思进入中国开始，老一辈的革命者就在不断地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的实际相融合，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成功的结晶。
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共历经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1992）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恢复阶段，由于先前的文革形势，马克思主义被全面的歪曲，成为封建反革命集团的工具，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强调实事求是一切向前看，重新确立对人的价值的追求，重新开始在制度内进行逐步的调整，适应变化了的世界形势。同时对市场经济的理解有了新的认识，认为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1992年之后为第二阶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深化阶段，开始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世纪之后“三个代表”也提出，讨论着“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根本问题。第三阶段是2005年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学科化阶段，2005年中央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中要求积极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研究，并设立“马克思主义”为一级学科，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展开研究来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并积极的推进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与此同时在后续文件《关于调整增设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及所属二级学科的通知》对各个二级学科的相关学科、业务范围、培养目标及课程设置进行了说明。
二、现代性问题与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
新时期以来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在不断地深入发展的，那么究竟和现代性问题又有什么关系呢？其实从深层次上看，新时期以来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在不断地践行某些现代性的内在特质，正在不断地推动现代性往前发展，从而逐步的实现现代化。
“现代性是现代的本质，是一种推动现代化的精神力量，包括感性层面、理性层面。”在感性层面，就是要强调人的自由，强调人的感性欲望，认为人追求财富等都是合理的，只要合法的都可以接受。正是因为启蒙时代以来人的感性欲望被释放出，所以才会出现了历次技术的变革，出现了哥伦布航海等，这是现代性的深层力量。现代性也包含着一种理性精神。理性具有制约感性的力量，理性精神包括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科学精神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破除迷信，让大家重新认识这个世界，人文精神建立以个体为价值的核心观念，促进民主制度的发展，以人的价值否定神的价值，其实在近代的社会中基本上都是理性精神在不断地推动西方走向现代社会。
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首先关注的就是这个萧条的社会，开始从制度层面上解决吃的问题，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将人的物质欲求放在了第一位。马克思主义要求实行的是集体的劳作，邓小平等人结合中国的实际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实相结合，实现了第二次的飞跃。与此同时，邓小平还在城市推动改革，将市场经济的问题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相剥离，实现了商品经济的发展，这些都是刺激了中国的商业消费。1992年南巡之后市场经济如火如荼的发展起来了，人们有了发财的欲望，开始通过各种方式勤劳致富，为中国的经济做出了重要贡献。可见邓小平结合中国的社会现实积极的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带来经济腾飞。这点和早期现代性的发展是一致的，只有刺激人的欲求才能为经济的发展提供深层动力。
而环顾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提出的“坚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和改旗易帜的邪路”“在改善民生和创新管理中加强社会建设”“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等一系列的“与时俱进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目标与方针，这些说明了我们中国当前面临的各种复杂形势，我们党只有继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践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能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其实也是在不断地发展现代性，发展经济满足人的基本欲求，实现民主法治，更好地保障人权，在思想上也在积极的实现多元化，容纳异质成分，二者在根本上是暗合的。
现代性是衡量一个国家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准，从长远上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只有与现代性内在结构相一致才能实现稳步的发展，正如有人说的那样：“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性建构在相互碰撞中试图生成中华民族的‘哲学自我’，这应该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原则。那种游离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世界’，忘却了中国建构现代性这一根本的事实本身的理论研究逃脱不了昙花一现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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