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仿和反讽:论《围城》的小说艺术
一
钱钟书，作为学识渊博、学贯中西的大学者，除了《管锥编》《谈艺录》《宋诗选注》等文艺论著外，最能代表其对语言的追求的恐怕就是小说《围城》了。自发表以来历经数次沉浮，《围城》至今葆有长盛不衰的生命力，堪称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艺苑奇葩。
二
小说《围城》以方鸿渐为叙述中心，全文围绕他的有关教育、爱情、事业和婚姻家庭人生追求四部曲的渐次失败而展开。小说中没有什么英雄人物，写的都是极平凡的人。如序言中所说：“我想写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写这类人，我没忘记他们是人类，只是人类，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这也为小说极尽戏仿和反讽说明了缘由，不同于传统讽刺小说，《围城》是对人性的讽刺，表达对人生和现实的体验和感受。在小说中，读者领略到的不是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因为作为一部具有现代性品格的小说，它的一大特征就是故事性的弱化。摒弃情节、场面等因素之外，《围城》最主要的也就是语言、文字的表达技巧了。而作者用文字表达的技巧也只能从文字里追求，毕竟技巧在故事之外。这种追求如巴赫金所说是一种狂欢化和世俗化的文本策略。“所谓的的狂欢形象是力图在自身中能包括事物形成中的两极，或对照事物中的双方，把他们结合起来，如诞生――死亡、少年――老年、
上――下、正面――背面、夸赞――斥骂、肯定――否定、悲剧性――喜剧性等；同时还汇聚两级，如崇高与低俗，死亡与更生，使之具有滑稽、诙谐的性质，这种诙谐是正反同体的，它是欢快狂喜的，同时也是冷嘲热讽的，它既肯定又否定，它既埋葬又再生。”
该小说作品中的背景世界日益变得混乱、荒诞，难以认识，但小说既没有描写知识分子追求革命的理想，也没有写他们的抗日斗争，它所描写的只是抗日战争时期一部分知识分子及其留洋海归的琐细生活。全书充满丰富的讽喻，其“戏仿”和“反讽”的运用功不可没，本文以这两个手法为切入点，分析小说中的叙事艺术技巧，以体现作者对隐藏在破碎的世界、荒谬的现实中人对自身命运的不可把握，对知识分子生存状态、精神危机和未来命运的思索。
三
在《戏仿理论：20世纪艺术形式的讲座》中，琳达?哈琴对戏仿做了这样的解释：“戏仿，是有变化的重复。在被模仿的背景文本和新的综合作品之间蕴含着重要的差异性，这种差异通常通过讽刺来传递，但这种讽刺可以是贬低的，也可以是幽默的；可以是极其消极的，也可以是非常积极的。戏仿讽刺的愉悦并不特别来自幽默，而是来自于读者在接近和疏远之间参与互文活动的程度。”
而钱先生在结撰《围城》的时候，除了普遍的语言表达技巧之外，找到了自己更为独特的言说方式，在艺术创作过程中最大限度地把言辞与自动化、日常化语言相脱离，将其“变形”与“突出”。这样，词句的前后衔接不再自然平淡，句子中出现了语义的跳跃、突破。它们挣脱了一般语言交流的条件限制，成为了“有意味”的语言的一部分。这些语言，能指与所指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空隙，“意味”就产生在这空隙之中。越是优秀的文本，越能激发起读者填充能指与所指之间空隙的兴趣，越能给予读者填充空隙巨大的弹性，给读者再创造的空间。
在《围城》中，戏仿叙事手法的运用赋予了作品丰富的内涵。通过巧妙地运用戏仿的手法对古代经史子集或外国典籍中的材料进行了模仿，对学者形象和知识分子群体进行了戏仿，经过作者精心的安排，原有的故事或隐藏着的叙事秘密都被揭露，从多方面渗透自己的文学意义，充分表达了作者解构原有故事框架的目的，摆脱了传统的写作思维模式，实现了富有特性的艺术创新。
王卫平说：“正是以对人生的怀疑和否定为前提，《围城》对现存的一切，政治、经济、外教、文化、伦理、道德、哲学、宗教等进行全面的毫无保留的嘲弄。这也和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全面反击社会不谋而合，最终将矛头指向人的存在本身。”小说以方鸿渐等留学归来的知识分子和三闾大学的教授学者来隐射一个虚伪的学者世界和当时道德理想失落的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在戏仿和反讽中逐渐退去传统知识分子身上的神圣感。小说通过对“最新式”的文人，也就是主要通过一些留学生或海归知识分子形象的塑造来对落后的传统文化进行反省与批判。
夏志清在其《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对《围城》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认为“是中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和最用心经营的小说，可能亦是最伟大的一部。作为讽刺文学，它令人想起像《儒林外史》那一类的著名中国古典小说。但是，它比它们优胜，因为它有统一的结构和更丰富的喜剧性”。而这种结构和喜剧性的营造是戏仿和反讽技巧的拿手功夫。
文本从一开始鲍小姐的亮相就让这种戏仿式反讽大展风采，“她只穿半霞色抹胸，海蓝色贴肉短裤，满空白皮鞋里露出涂红的指甲”，因为穿着暴露，所以“那些男学生看得心头起火，口角流水……有人叫她‘熟食铺子’，因为只有熟食店会把那许多颜色暖热的肉公开陈列；又有人叫她‘真理’，因为据说‘真理是赤裸裸的’。鲍小姐并未一丝不挂，所以他们修正为‘局部的真理’”。小说将“熟食铺子”“真理”这些毫不相干的词语被有意识地重新并置，对“真理是赤裸裸的”这一至理名言进行颠覆性的改造和分析性超越性的模仿，变成令人忍俊不禁的“局部的真理”，这样不协调的陈述使反讽效果更加强烈。
其次日常话语对政治话语的戏仿也提供了反讽之源。方鸿渐从一个爱尔兰人手上弄得一张博士文凭，爱尔兰人收到定金后寄给鸿渐一张假冒的大学文凭并催他缴纳余款。方鸿渐回信道，经详细调查，美国并无这个学校，文凭等于废纸，姑念初犯，不予追究，希望悔过自新，汇上十美金聊充改行的本钱。爱尔兰人气得咒骂个不停，喝醉了酒，红着眼睛要找中国人打架。这事也许是中国自有外交或订商约以来唯一的胜利。中国近代史上耻辱的政治外交成为戏仿对象，在委曲求全签订下各种外交条约的年代里，方鸿渐却“战胜”了骗取钱财的爱尔兰人。在此，方鸿渐购买假博士文凭中间的不光彩小插曲与严肃的政治事件相提并论，有效地形成一种喜剧性的氛围，然而人们的笑声又无法像享受幽默一样自然欢畅，言辞间透过戏仿的浅俗表面隐藏着某些荒诞的东西。 文本中苦苦追求苏文纨的赵辛楣将方鸿渐误认为是情敌，他对方鸿渐的敌意通过政治大人物的关系来表现，“他的傲慢无礼，是学墨索里尼和希特勒与小国外交代表展开谈判时的态度。他想把这种独裁者的威风，压倒和吓退鸿渐”。文本中的赵辛楣与苏文纨两家本是世交，而且他本人是在美国留过学，原来在外交公署当处长，本要随机关内迁，因病未能去，所以在华美新闻社做政治编辑。而方鸿渐没有任何辉煌的历史，只有在小小的“点金银行”做事一条经历，与赵一比自然相形见绌，在赵辛楣看来“好像鸿渐是页一览而尽的大字幼稚园读本”，眼睛里压根就没有这人。这种日常交际中人与人之间的轻视，用政治外交中霸权主义大国欺凌小国的言语辞令来阐释，非政治语境戏仿政治话语，对于人性弱点的反讽不言自明。
戏仿和被戏仿的对象之间相互作用并产生借鉴，从而非常自然地形成矛盾统一的喜剧效果。小说中戏仿的运用，使整部小说就像一张编织的复杂的网，表现出现实的不确定性和偶然性，人的孤独和不可沟通性，充分说明了生活的复杂多变和偶然性。
四
反讽不仅是一种辞格，也是一种认识和看待世界的哲学态度，是一种调解人自身内部冲突的方法，也是人类在面对与自身矛盾冲突的外部世界时一种“清醒
的愚狂”。《围城》中的反讽手法不仅仅揭示了方鸿渐人生的虚无和荒诞，而且发展出宏观的作品全局性反讽，以貌似超然的客观叙述者来担当“嘲弄者”的角色，而事实上我们看到的是整个人生的虚无和偶然，而“围
城”现象就是方鸿渐和整个人类命运的反讽怪圈。人类无限接近他梦寐以求的终点却总是失之交臂，这是荒诞的世界对人类命运的无情嘲讽。
五
由于“戏仿”和“反讽”手法的成功运用，《围城》堪称一部解构传统、揭露人性、建构历史的后现代主义经典之作。戏仿的意义在于其讽刺性和批判性，目的在于揭示其被模仿对象的荒谬性，通过对政治界商界学术界等社会群体的戏仿，《围城》一阵见血地揭示了小说
的主题，这种叙事手法丰富了作品的思想内涵，体现出浓厚的后现代主义色彩，在各场景的戏仿中，将小说的主题以隐喻及讽刺的方式完全展示出来，并进一步延
伸到更为广阔的意识形态领域，使读者深思人类的生存现状及未来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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