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权主义作家汤亭亭的社会变革武器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4）02-0178-005
长期以来，父权制和种族主义统治并压迫着人类社会，破坏了人类之间平等的社会关系。因此，呼吁社会变革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女权主义者们从多元化角度提出了社会变革的建议，一部分文化批评女权主义者提出理想主义的社会变革理论认为，主流文化的文本所具有的规范性和约束力使得文化具备了霸权和社会约束的特征，从而影响了人类的社会经验和行为规范，导致人类产生不同的规范、价值观和思考模式，因此文化霸权主义必须受到质疑。同时，他们将文化视为动态和开放的载体，认为现有的文化霸权系统是可以被解构和重构的，在此过程中，人们可以学习到新的世界观，获得不同的人类经验和观察未来世界的另类视角，学会如何与其他种族进行有意义的联系与交往。
华裔美国文学的领军人物汤亭亭（Maxine Hong Kingston，1940―）的作品多以华裔美国人的生活为创作素材，关注美国华裔女性的生存状态和命运，反映华裔女性的失语状况和思维困惑，渴望美国主流社会对华裔女性文化身份和族裔身份的认同，表达在中西文化冲突和共存中寻求种族平等、男女平等、和平自由的愿望。在她的代表作《女勇士：一个女孩在群鬼中的生活记忆》（The Woman Warrior：Memoirs of a Girlhood among Ghosts，1976）（以下简称《女勇士》）的创作时期，美国的妇女解放运动在黑人民权运动的冲击下掀起一波波高潮，其重点集中于“探索性别歧视的思想、文化与社会心理根源以及父权社会深层机构的运作机制”[1]。汤亭亭的社会变革思想对基于自我的、具有竞争特征的西方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概念表示质疑，她认为，当自我概念被置于首位时，人类之间相互依存、团结合作的集体精神就会受到忽略。汤亭亭所设想及构建的人类社会应该是更加民主，更加有利于人类和谐的模式。因此，从这点来说，《女勇士》的创作意义在于允许人们在超越人与人之间个体差异的基础上，对这些差异进行实践验证。
汤亭亭在《女勇士》的“白虎山学道”（The Tiger）一章中采用神话叙事修辞的手法来表达其理想社会的变革思想，其意义有三：首先，从方法论上讲，作品提出的非西方视角，超越了西方女权主义文论中性别相同/差异二元对立的概念，为女权主义理论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其次，在道德观层面上，汤亭亭一再重申公正、平等和自由的民主原则，不仅为倡导社会变革发出了强大的社会批评舆论声音，也提出了纲领性的远景，为读者提供了超越性别角色限制和种族权利限制的和谐的、民主的、进步的生活经验；再次，从修辞的角度来看，作品将抽象的和未知的价值观付诸具体的社会经验中，为社会变革的可行性提供了空间，为读者提供了认知理想社会模式的感官视角。作品充满了巧妙的构思和艺术再创作。[2]
一、 叙事文体与神话叙事
（一）作为修辞的叙事文体
叙事，作为人类天性的特征之一，代表了人类意识中最常见的媒介。通过叙事，人类的价值观和目的得以传播。作为文本体裁之一的叙事出现于人类书面文学的初期。早在古希腊和罗马时期，亚里士多德和昆体良都曾进行过叙事创作。由于叙事在社会活动和人类事务中的普遍性，修辞学者将视野逐渐转向研究其如何在公众舆论、国家认同、政治情感、价值系统，以及集体文化经验等方面产生政治、文化和社会影响。
叙事也是一种修辞，其作用是为了使作者创造出的事物更加形象生动，更加容易让人接受，同时带有浓厚的文学艺术色彩，令读者达到与作者感同身受的目的。世界上不论哪个国家的文学作品，它们都必然会使用叙事这一最基本的表达方式；不管是小说、散文，还是戏剧，作者们都会使用叙事来完成创作，让自己的作品得到读者的欣赏，实现作品的创作价值。
（二）作为修辞的神话叙事
神话叙事通过创造性和策略性地运用象征物及神话人物，极大地影响、说服及控制了人类思想和行为，起到教化读者的作用。通过阅读神话作品，读者可以将自己从常规的生活经历、固有的社会身份、性别角色和社会关系中解脱出来，来到神话世界，邂逅神话英雄，体验人类更高层次的存在方式和未知的生活感受。在神话世界中，俗世生活中的社会问题被置于一个虚构的时空下，因此，人们可以摆脱思想束缚，运用全新的方式对这些问题进行再认知，尝试不同的解决方案，从而使社会变革成为一种可能。从这一意义上来说，神话可以重塑世界。
神话叙事的功能性价值在于：第一、心理调适功能。神话故事通过艺术设计的方式来调适人们在现实生活中遭受的心理挫折。H. N. Schneider认为神话对于群体的作用正如梦境对于个体的作用――它们将欲望和恐惧，尤其是冲突和矛盾，转换为人们可以面对和处理的心理模式。第二、社会批评功能。神话是一种存在于人类情感和洞察力中的具体化视角，英雄正是通过神话故事来挑战现有的社会弊病，解决社会问题。
二、 “四段式”神话之旅及其修辞策略分析
法国诗人谢阁兰（Victor Segalen）说：“神话不过是一些组合起来的词语，只有拆解神话，从中引出新的碰撞或新的和谐，它才有价值。”[3]。汤亭亭是华裔美国文学作家中对中国传统神话进行解构和改写的代表性作家之一。她在《女勇士》中采用的跨文化书写策略使中国文化在美国的文化土壤中获得了新生的机会，在与异质文化的交融过程中产生了艺术魅力，体现出不同文化，无论强弱，可以平等对话的和谐趋势。
“白虎山学道”一章讲述了生活在唐人街的主人公小女孩马可辛因为不满现实生活中来自白人主流社会的种族主义和来自华人社会内部的男权压迫的双重统治，幻想自己变为中国神话故事中的木兰，遁入深山拜师学艺的一段神话之旅。这段旅行不仅使主人公的生理特征和精神世界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而且通过小马可辛这一角色将实现民主、平等和自由社会可能性的信息反馈给现实生活中的人，表达出女权主义作家汤亭亭的社会改革愿望和思想。 在探究民主平等的社会模式过程中，汤亭亭成功地将读者及社会的关注点引向人类最基本的特征――共同的“人性”。作家运用叙事修辞的手法，通过四段式的神话之旅结构，不仅对父权制和种族主义提出挑战，而且成功地表达出建立基于“人性”的民主和自由社会的构想。
（一）逃离有弊病的世俗社会
小女孩马可辛的第一段旅程就是把自己幻想成为母亲口中中国故事里的女英雄形象“木兰”。她在一只“人”字形大鸟的指引下，跋山涉水，来到白虎山中，受到一对老夫妻的欢迎和款待。老人希望将她训练成为一名女勇士，帮助人们解脱苦难。“木兰”这一角色被赋予了美国文学作品中浓重的英雄主义色彩，她曾经目睹过地主对村民们的欺凌和压榨，将替村民报仇视为己任，于是决定留在山中接受勇士训练。
汤亭亭通过赋予方位词汇和颜色词汇特殊的象征意义这一方式，凸显出世俗社会和理想社会之间的差异。具体来说，她采用“向上爬”一词来描述木兰离开俗世前往神话世界。山脚与山峰的距离象征着俗世和理想社会之间的差异和距离。作家将理想社会设置在“山顶”，预示着小马可辛必须从较低水平的、限制其视野和经历的现实社会换位到一个有利于学习和成长的更高所在。此外，丰富的颜色词汇被用来形象化地对比世俗社会和理想社会。“灰色”、“黑暗”、“黑色”和“可怕的黑暗”等词喻指小马可辛所生活的现实社会，而“黄色、温暖的明媚世界”[4]则指代作家构想的充满祥和平等关系的人类理想社会。“冷”与“暖”、“黑暗”与“光明”之间的对立关系不仅表达了作家的社会批判态度，也寄托着她对理想社会模式的期盼。总之，小马可辛离开家乡的行为标志着神话之旅的开始，她将超越现时现地，进入神话世界，借此获得两种不同的生活经历，并对之进行比较和判断。
（二）面对内心的黑暗――精神净化
在神话之旅的第二阶段，作家让主人公历练苦难和困惑，唤醒了她内心深处对弱者的同情，激起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从而达到了净化其精神世界的目的。为此，作者运用了两个隐喻：濒死体验和自我牺牲。在山中的第七年，木兰被老人送到鸟兽绝迹的白虎山山顶，接受野外生存训练。某个夜幕降临后，她吃下了仅余的食物，用剩下的柴禾生起一堆火，孤独、虚弱、寒冷和强烈的饥饿感紧紧地包裹着她，死亡和沉默在“锲而不舍”地靠近。突然，一只神秘的白兔从天而降，跳进了火堆，将自己献身为一份特殊的礼物奉献给她。木兰怀着惊讶和感恩之心吃下兔肉，浑身立刻充满了温暖和力量，靠着这份力量，最终走出了死亡地带。
濒死经验和白兔的献身精神使她对自身人性和脆弱的认识发生了质的变化，从而在精神上获得了重生。带着一颗得到了净化和升华的心灵走出深山时，木兰的眼前出现了奇幻的景象：相貌平平的老夫妇变成了翩翩起舞的金人，他们越来越年轻高大，最后幻化为一对洁白的天使。猛然间她悟出了“耕耘劳作与舞蹈并无不同，农民的破衣烂衫像皇帝的金冠玉带一样金碧辉煌”[5]。由己及彼，濒死体验让她认识到，理想社会的核心要素应该是包容、谦虚、感恩、公平和忍耐。
约瑟夫?坎贝尔（Joseph Campbell）认为，苦难是内在生活的一部分，因为只有经历苦难，才能唤起人类内心的人性。[6]显然，作家设计主人公经受磨难这一节的目的意在唤醒读者内心深处的觉醒和人性中的同情、理解、宽容。
此外，白兔的纵身一跃不仅证明了其存在的价值，而且体现了生命的延续性。白兔并未死去，它的生命在木兰身上实现了延伸。新的生命从旧的生命身上实现繁衍，不仅是自然界得以生存延续的最根本方式，也足以证明在女孩身上，痛苦和困惑正逐渐消亡，而慈悲和宽容等美好的人类情感正得到重生。
（三）面对外部的黑暗――与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作战
神话之旅的第三阶段讲述了木兰武艺学成之后，下山回家替父从军，征战沙场的故事。作家致力于打破性别歧视和种族隔离的壁垒，表达出建构有利于人类和谐关系和发展的新社会模式的美好愿望，并充分展示了其在运用修辞手法方面的天赋和创造性。
首先，她运用矛盾的修辞手法，赋予主人公多重相悖的社会身份。从文化传统和历史沿袭的角度来看，战争通常具备的是男性属性，将军的角色往往和男权联系在一起。然而，汤亭亭笔下的将军既是勇士，又是女人；既是勇士，又是妻子；既是勇士，又是母亲；既是勇士，又是富有同情心的人。她不仅仅是忙活于家务劳动勤劳善良的普通妇女，还可以是驰骋沙场、威风凛凛的女将军、女勇士。
其次，作家采用相悖的主题来对照两种不同版本的人类社会。通常，战争是杀戮、死亡、毁灭、混乱、格斗和仇恨的缩影。然而，汤亭亭将和谐生活的主题成功地移植到战场上，颠覆了读者对战争的传统性认识。木兰和丈夫在战场的相聚象征着人性和生命的意义战胜了非人道的战争。帐篷里的夫妻欢爱映照着帐篷外无谓的杀戮。孩子的诞生标志着对生命消亡的反对。将军/勇士的孔武之力反衬着母亲的敏感之心，木兰将军的母性在孕育生命之后变得如此强烈，以至于她会和敌方战亡将士的母亲和妻子一起悲伤哭泣。孩子满月之后，她让丈夫带着孩子离开动荡的战场返回家乡。尽管她看上去重新变得年轻苗条、光彩照人，然而，缺少丈夫和孩子的帐篷却让她的内心倍感孤独。她的外表虽然表现出威风凛凛将军的强大气场，其内在却充盈着女性的柔弱本能以及对愚蠢的暴力和战争的嫌恶。
最后，作家通过相悖的神话人物的塑造，进一步打破了性别歧视的壁垒。故事开始时，小女孩称在山中遇到的老夫妻为“老汉”和“老太太”。随着旅程的延伸，她渐渐学会了超越性别和年龄概念。最终，她彻底去除了老夫妇身上的性别和年龄标签，而将他们通称为“人”。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作家特意没有给她的任何神话角色取名，这预示着俗世社会的霸权主义在“人”的身上毫无作用和影响，因为“人”就是“人”，是内心自由，不受约束，有价值有尊严的生命形式。[7]
（四）带着“人性”重返俗世
四个阶段的神话之旅被汤亭亭设计为“轮回”结构。主人公的旅程以“家”为起点，又以“家”为终点，然而这个“轮回”结构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循环，而是螺旋式的上升，在此过程中，主人公的认知和精神世界得到了升华。在故事的第四阶段，战争终于结束，勇士木兰凯旋归乡。卸下将军的盔甲和战争的责任后，她重新回归丈夫的妻子、孩子的母亲和父母的女儿角色，生活上实现了安宁祥和。在现实生活中，小马可辛的生理特征和精神世界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濒死体验中得到的精神净化和启蒙让她认识到，从刻意强调性别、年龄和种族差异中产生的特权阶层和霸权主义是违背人道主义精神的行为，每一个生命，不论性别、肤色、种族、年龄、社会身份，都应当得到同等的尊重。这段经历的象征性意义在于，小马可辛从一个内心充满困惑，对社会抱怨、不满的华裔小女孩成长为一个“人”，一个能够在差异和矛盾中寻求内心自由、平衡发展的“人”，她的心灵变得博大，能够容纳各种各样的悖论。[8] “轮回”结构也体现了社会变革的信息。小马可辛重返俗世暴露出基于性别和种族歧视的俗世社会的局限性，也预示了建立和谐共处的理想社会的可能性。“轮回”结构还启示读者，理想的社会模式不能只靠凭空想象而来，人类只有通过经历痛苦、磨难和融合，树立目标和信心，共同努力，才能够将理想社会变为现实。
三、 神话叙事推动社会变革
民主的概念及其解放目标是当代种族政治和性别政治的一个最重要的共同特征。 民主原则的基本特质是平等、自由、人权和人类的尊严。显然，种族歧视和性别不平等违反了民主原则的最基本价值观。真正民主的反种族主义进程和女权主义运动应该更加富有包容性、参与性和对话性。
受民主原则的激励，汤亭亭采用神话叙事修辞的方式，创造性地使创建理想社会模式的变革要求成为可能。为了引导读者在两种不同的社会模式之间作出选择，她在描述神话之旅的过程中加大了强调社会变革的力量。换言之，她的神话叙事强调了对不民主的俗世社会的否定，和对基于“共同人性”的人类理想社会的肯定。具体来说，在描绘过小女孩的濒死体验之后，汤亭亭引导读者和小女孩一起勇敢地审视自己的内心世界，以及自身存在的人性弱点。脆弱、孤独、绝望的小女孩处于死亡的边界，她的内心是一颗赤裸的灵魂，缺少力量，不抱希望，听天由命，唯有等待死神的到来。阅读濒死体验也是对读者的社会态度的一种挑战，让读者重新考虑霸权主义和特权阶层凌驾于他人之上的合理性。
主人公多重矛盾的身份凸显了性别和种族问题的重要性。为了打破世俗社会中的性别歧视和种族隔离、颠覆男权统治和霸权主义，作家在神话之旅中特意抹去了因性别不同而导致的社会差异。主人公木兰不停地在勇士和女性两种所谓的“对立”的角色之间切换身份。一方面，她为自己为人妻为人母的女性角色感到骄傲和自豪；另一方面，她也拥有足够的道德勇气和精神力量与种族主义者和性别歧视者抗衡。相互交替的多重角色不仅颠覆了以肤色和性别为身份识别标准的思想，也挑战了男性/女性二分对立的女权主义概念。主人公在神话世界里穿行时，也和谐自如地穿梭于多重的社会身份之间，因此，她是人类多重身份的理想统一体。
神话是一种精神指导。将主人公小马可辛置换到神话世界，变身为女勇士木兰，体验未知世界，探究生活意义，寻找社会真理，是汤亭亭用来肯定理想社会模式的方式，也是她对支离破碎的、充满排斥和歧视的现实社会开展批评的基础。G. S. Kirk 强调说，神话的目的就是去建立一个可以去调和人类矛盾的理想模式。[9]汤亭亭的目的就是帮助读者建立一个认知结构，让他们有能力去想象一个经过认知和重组的理想世界。
在白虎山顶接受过身心洗礼的木兰回到老夫妻身边时，目睹了一场舞蹈，这幕场景体现了汤亭亭平等、团结、和谐及多元化的民主观：
我的眼前出现了一对金人儿，在那里跳着大地之舞。他俩旋舞得很美，见者就像地球旋转的轴心。他们是光，是荣华的金子在流变――一忽儿是中国狮子舞，一忽儿又跳起非洲狮子舞。我似乎听到了清脆的爪哇钟声，转而变得低沉，听上去又像印度人和印第安人的钟声。……随后，这对金人儿又挑起了预示未来的舞蹈――是未来的机器时代。[10]
对汤亭亭而言，“人”不应该受性别和种族的束缚，神话世界里的舞者既可以是男人也可以是女人，既可以是欧洲人、美国人，也可以是中国人、印度人或者非洲人，他们都是具有共性的，单纯意义上的“人”。
结 论
受到民主原则公平、平等、自由思想的激励，汤亭亭利用神话叙事的手法表达了建立民主社会的诉求。她打破了俗世社会中华人女性的刻板形象，带领读者见证了女主人公战胜内心弱点、直面社会诟病，精神世界逐步成熟的过程，体验了前所未有的民主社会生活。在这个想象出来的理想社会中，人与人就像乐曲的不同音符一样，他们之间尽管存在差异，但是共有的人性却超越了这些差异，因此差异和共性不是相互排斥、对立的，而是启发人们更多地思考如何在差异中实现和谐平等相处之目的。
作为一位社会评论家和有远见的社会变革者，汤亭亭不仅为反抗以种族和性别为基础的俗世社会提供了强有力的社会批评，而且提出了源自于妇女解放运动视角、第三世界视角和寻根视角的女权主义视野。用坎贝尔的话说，面对考验，将可能性变为实践，给他人提供经历和经验的勇气，就是英雄的行为。[11]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汤亭亭本人也是一名挑战性别歧视和种族主义的女勇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