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语境下胡适与马克思主义的合离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4-0050-03
本文基于五四时期胡适与马克思主义关系的发展脉络，来探索此阶段胡适对马克思主义的认知与反应，马克思主义者对胡适的认同与分歧，分析其合离的表现及动因，审视胡适与马克思主义关系及其发展走向。
一、文学革命下的相遇与认知
（一）相遇的态势
1917年年仅二十六岁的胡适满怀“如今我们回来了，你们就看不同吧！”的救国壮志归国，但“到了上海，看见了出版界的孤寂，教育界的沉寂，我方才下定20年不谈政治的决心，要想在思想文艺界为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1]125于是投入到新文化运动中去。
首先，胡适以进化论为基础，强调文字、文学也应当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倡导文学革命。他先后在《新青年》上发表《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等，主张文学变革。一系列新观念给知识界带来了新鲜的空气，适应了新文化运动“廓清蒙昧，启发理智”，从梦寐状态中解放出来的要求。其次，推崇个性解放，倡导“易卜生主义”。他创作话剧《终身大事》，提倡婚姻自由，批判男子专制的贞操论，提倡女子自立。当封建主义还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占支配地位的时候，对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提倡，在客观上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最后，宣扬实验主义，鼓励大胆地去实践。他讲授中国哲学，截断众流，以“中国哲学结胎的时代”为首章，从周宣王以后讲起，使得青年学生顾颉刚、傅斯年等内心震动。
此时，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主要是从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去寻求思想武器。于是胡适新颖的理论方法、高超的学术成就、归国学者的代表、文学革命的倡导者、新文化运动的代言人，以及某种外国的奇异魅力，深深吸引了当时的青年知识分子，于是出现了胡适“晕轮效应”。
胡适归国之际，恰逢第一次世界大战终结。战争使国人看到了西方文明的罅隙，一部分人更加保守，坚信中国传统文明才是救国之药；也使得另一部分人开始突破对西方的崇拜，探寻新的道路。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人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使彷徨与苦闷之中的先进分子看到了民族解放的希望――走俄国的路，这就是结论。李大钊率先举起了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旗帜，老舍也在《每周评论》上发表《共产党的宣言》，陈溥贤（渊泉）发表《近代社会主义鼻祖马克思之奋斗生涯》。从此，揭开了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序幕。
（二）胡适对马克思主义的认知
文学革命所掀起的思想启蒙的功效，使胡适坚信文化救国的真谛，他认为“二十年里的各种改革，弄到结果，总是‘葫芦题’，这都源于不是根本改革。若是以思想的力量改造社会，再以社会的力量改造政治，便好得多了――这是根本改革。”[2]与此同时，对于同僚李大钊在《新青年》发表的一系列有关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以及新潮社成员傅斯年宣扬俄国十月革命的意义，胡适并未置可否。他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认知也是从属于对鱼龙混杂的主义的整体见解。他立足于实验主义哲学，认为西哲“并不能施诸四海而皆准，也不能推诸万世而不悖，更不能胡乱供给中国今日的政客作言论的根据”[3]。以致养成“奴性的逻辑”。
胡适对西哲的批判，在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与高元辩论时得到认同，“吾辈立言，不察中国今日之情形，不审西洋哲人之时境，甲引丙以驳乙，乙又引丁以驳甲，盲人瞎马，梦中说梦，殊虑犯胡适之先生所谓‘奴性逻辑’之嫌，此为今日立言之大忌。”[4]198
可见，此时期胡适与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对于“中国今日之情形”的判定是相通的。
二、“问题与主义”的融合与分歧
（一）因区分而交流
五四运动以后，随着社会改造呼声的高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法兰西哲学等各种思潮纷纷涌入中国，1919年7月20日，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开篇则言：安福部也来高谈民生主义了。主义的区分似乎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胡适所要做的首先是将安福系与所有的“新舆论家”的“主义”划开。胡适指出：“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和王揖唐的社会主义不同；你的社会主义，和我的社会主义不同。”大家都谈社会主义，“同用一个名词，中间也许隔开七八个世纪，也许隔开两三万里路，然而你和我和王揖唐都可自称社会主义家。”[5]94由于各种“主义”的充斥、复杂、模糊不清，再加上空谈好听的主义、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偏向纸上的主义的种种弊端，则回过头来研究具体“问题”或不失为一种最佳选择。
胡适对当下主义“无心插柳”的种种区分引起了李大钊的迅速回应。他“承认我们最近发表的言论，偏于纸上空谈的多，涉及实际问题的少。以后誓向实际的方面去作。”[6]304-310但同时也把马克思主义与胡适所言“主义”进行了区分：（1）对于胡适所要求的多研究些问题，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并不否认要“研究问题”，但是“问题”与“主义”有着不可分离的关系。（2）对于胡适所称的“过激主义“，李大钊认为应该研究、介绍布尔什维克主义，把它当做材料、工具，用于实际运动，解决具体问题。（3）对于胡适所倡导的一点一滴地解决问题，李大钊认为马克思主义不是只讲“根本解决”，在根本解决以前，还需要有相当的准备活动。
可见，李大钊几乎每次回应都是在基本认同胡适理论、观点的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说明。而胡适所言“我们这班新舆论家”与“新舆论界的同志”则表现出了清晰的群体认同意识。
（二）戏台里喝彩的认同
看到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观点的阐明后，胡适接着发表《三论问题与主义》，开篇则言李大钊同志“同我讨论，把我的一点意思，发挥得更透彻明了，还有许多匡正的地方”，并对此表示感激。对于李大钊关于“用主义学理作解决问题的工具，和参考材料”的观点，胡适表示两人意见相合。对于胡适所倡导的“多研究些问题”的主张，李大钊也认为要从研究中国社会上、政治上种种具体问题下手。 胡适为了进一步表明自己对于“主义”的态度及看法，他特意补写《四论问题与主义》，把李大钊所言的马克思主义作为例子，进行了观点表达。他首先申明，反对空谈抽象的主义，但是对于外来的主义与思潮不应拒之门外，而是作为应该输入的学理来研究它、应用它。对于李大钊所言的马克思主义学说是我们可以输入的对象，我们要研究这一学说发生时的时势情景，注意作者的生平事实和他所受的学术影响以及这种学说已经产生的效果。因为“凡是有生命的学说，都是时代的产儿，都是当时的某种不满意的情形所发生的”。[6]98-104其次，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两块基石：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学说，胡适除了对阶级斗争表示担心和疑虑之外，则高度赞扬了唯物主义历史观。对于基于这种历史观之上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实现问题，胡适认为“现在已不成问题”。
胡适肯定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科学性与现实性的同时，后来还把《三论》《四论》收入了《胡适文存》让大家知道他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见解。李大钊、毛泽东等人则践行了胡适“多研究些问题”的主张。李大钊针对“帝国社会主义”、“皇家中心社会主义”、“军国民教育社会主义”等众多新鲜名词泛滥的现象，发表了《北京市民应该要求的新生活》，提出税收监督、公共教育、贫民救助、妓女改造、道路交通、公共卫生等20项需要研究和改良的社会“问题”。毛泽东在长沙长沙成立了“问题研究会”，起草了组织章程，提出了当下需要研究的71项、140余个问题，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教育、劳工、国际事务以及如何团结民众、社会主义可能性、孔教等方面。
（三）新思潮的因应
五四政治运动后，许多知识分子投身到现实政治中去，而胡适坚持思想改造救国的路径，做出了旨在再造文明的努力。此时，胡适发表了《新思潮的意义》，把“研究问题”和“输入学理”作为“新思潮的手段”，我们可将其视为问题与主义争论的继续。胡适特别把共产党的宣传刊物《新青年》中的“易卜生号”和“马克思号”作为输入学理方面的例子，指出：“学理的输入往往可以帮助问题的研究。”[7]105-112他虽然认为马克思的盈余价值论没有产生实际意义，但仍表示“可以在研究问题里面做点输入学理的事业，或用学理来解释问题的意义，或从学理上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斟酌其言，可看出胡适之意并不在于遏制马克思主义，而是在坚持自己“研究问题”的看法时，试图尽量容纳“主义”一边的主张，给从事马克思主义事业的人士提供了一种建议。
此时李大钊仍在实行其致胡适信中“誓向实际方面去做”的主张，且行文的口气也与胡适的相似。他连续写了《被裁的兵士》、《归国的工人》和《青年厌世自杀问题》等文章，指出了社会群体所面临的一些具体社会问题，呼吁官僚式的政客、新闻记者先生们，花一点工夫来研究研究。关于青年自杀的问题，他坚持胡适“自杀的情形因各个事件而有不同，我们不能够泛就自杀而下笼统的判断”的论调；同时，他也意识到自杀现象的根本原因是社会文明与制度的缺陷，所以主张进行社会制度的改革。
可见，胡适与李大钊对于“问题和主义”的观点是在区别之下互相呼应的。李大钊所说的“我们谈主义”和“我们非主义”一语更能印证双方意见虽有不同却并未分裂。并且对于“问题”与“主义”，不少时人认为两者是可以兼顾、共存的。
三、五四话语的移交与分途
胡适的实验主义一方面提供了部分马克思主义者从事共产主义尝试的信心。他们把俄国的社会主义移植到中国，将其作为一种“试验”。陈启民在论证为何赞成俄国方式时，就说：“世界上有许多人提出改造方法，只有俄国所采的办法可受试验的缘故。”[8]23另一方面开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剂药方：以研究中国实际问题为出发点，与中国实际相结合。1920年，陈独秀仍呼应胡适主张，认为“我们中国人不注重实质上实际的运动，专喜欢在名词上打笔墨官司”，提醒要“从实际的事业上一步一步地开步走，一件一件的创造出来”。李大钊在一次关于社会主义的演讲中也指出：“社会主义的理想，因各地、各时之情形不同，务求其适合者行之”[9]5-6。所以中国的社会主义将与俄国会有所不同。可见，渐已明确身份认同的马克思主义者仍多少分享着胡适的观念，直到1922年一些中共党人联名在少年中国学会发起旨在推动“革命的德谟克拉西”的提案中仍呼吁“我们现在不谈任何主义，我们只研究中国目前的事实问题”。
但是，随着“互助”试验的失败，导致一部分激进青年学生急切转向社会根本变革或革命。俄国革命政府放弃在华特权的对华宣言、维经斯基来华似乎暗示着革命的意义被多数人认可。陈独秀公开反对那些不主张实行暴力革命的人，即修正主义者。蔡和森等人明确提出了要走俄国革命道路，通过暴力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毛泽东虽把实验主义仍列为“现在亟须研究”的范围，但仅作为“研究学术”的一部分。至于具体方法，则极赞成采用俄式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此后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中共早期党组织、利群书社等纷纷成立；《劳动界》、《劳动者》、《<晨报>副刊》、《星期评论》、《解放与改造》等报刊的宣传；机器工人工会、机器工人夜校等工人运动的开展极大地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阵地。
面对马克思主义者如火如荼的革命理论宣传与群众运动，胡适仍认为思想体系的改变是最根本的变革，是政治、社会、经济变革的根源。所以，他相信政治活动中的理性力量，认为大家最终会回到文化救国、点滴改良这条路上来。当然，在激进化的语境下，是来不及给人以思考的空间。处在“断裂”、“真空”状态的中国，强大的社会主义借助胡适在思想文化界所开拓的最初收获，登上了历史舞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