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开发进程中当地村落居民贫困心理的实证分析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8-0073-03
一
随着旅游业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影响力渐增，各种矛盾和问题不断显露，特别是旅游业快速发展中出现的旅游地社区衰败和社会冲突以及当地居民生活困难等问题使得有必要深入探究旅游开发对当地居民社会生活的影响。既有的相关研究主要从心理、利益相关者、文化商品化和社会关系等角度展开，其中心理角度的研究偏重于对旅游开发中当地居民的感知和态度等心理特点进行考察（张文，2003；Gursoy，D & Rutherford，G.2004；江民锦，2008；谢婷，2010；梁旺兵等，2012），少量研究关注旅游地居民对生活的总体评价，如：满意度（卢松等，2009）、幸福感（景秀艳，2012）。国内新近有研究注意到居民心理与利益分配和社会公平的关系（李益斌，2011；彭建等，2012）。但总的来看，对旅游地居民贫困心理的研究还不多见。这局限了对中国旅游开发进程中居民生存状态和生活质量的认识。
本研究所选个案是海南省的代表性旅游地，1998年前后进行开发建设，迄今已有十多年的发展历史。为了学术规范的需要，个案的实名被隐去。根据研究问题和调研点的实际情况，本研究选择了访谈法为主要资料搜集方法，所获得的资料与其他方法所获得的资料相互比较和印证，以保证资料的客观有效性。景区开发所涉及的村落由于依傍红山且属于红山地区（“红山”为化名），本文称之为“红山村”，同时把旅游开发公司称为“红山公司”。本研究致力于通过个案分析探究旅游地开发进程中当地村落居民的贫困心理及其社会成因。
二
实地调研发现，随着旅游地开发过程的不断推进，村民中存在的贫困问题逐渐超越了物质层面，渗透到他们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等内在心理层面，使得贫困问题更具深刻性。当地居民的贫困心理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对改变贫困境况的无力感和无奈感
相当多的当地村民在1998年景区开发建设之后纷纷失去了土地，他们的生活因为得不到有效的资源支持而日益陷入贫困。他们为了争取权益和维持生计，与旅游开发公司和地方政府进行着长时间的矛盾冲突，村民曾多次组织集体行动来争取自己的权益，由于他们在信息、知识、权力和社会资源等各方面的弱势，他们的争取和反抗基本上都是以失败或者收效甚微而告终。于是，“没有办法”、“闹了也没有用”和一些骂人的脏话成为了村民口中比较常见的言语表达。这些话语折射出他们在贫困境况中的心理状态。
权益争取的失败经验不断累积，使村民们心中逐渐有了一种深深的无力感和无奈感，他们感觉到一种靠自己的力量所无法突破的瓶颈，面对几乎各方面资源都比自己强大的“对手”，他们根本就看不到什么希望，这种无望感使他们很多时候选择了放弃或忍受。他们尽管认为生活在很多方面很困难，但是却看不到太多的希望与可能，他们在心里面已经逐渐表现出一种无奈的屈服，村民口中颇为类同的代表性话语可以印证这一点：“生活很痛苦啊，没有办法”；“闹什么呢，闹来闹去，也是闹到政府那里，政府说要解决，后来也没有解决。你又能拿他怎么办呢”；“我们一个小村庄能够跟公司和政府去闹吗”；“我们去给红山公司提意见了，但是提了也没有用啊。这个小村庄他们领导才懒得管。你生活怎么样谁管你呢”。
由此可以看出，当地村民的心理在经历长时间的失败后果强化之后，对改变贫困境况已经产生了较为强烈的无力感和无奈感，他们逐渐“认命”了现在的无奈和艰难。从长远来看，这种状况会很大程度上制约他们改善生活的实际行动，同时也影响到他们所能体会到的生活幸福感。任由其发展，将会给当地村民的生活改善带来极大阻碍。
（二）由贫困引发的对旅游开发公司和地方政府的敌对与仇视
尽管村民很多时候不想或不愿再进行抗争，但是他们心中的不满却难以压制，随着在一系列事件上的挫折以及生活的窘迫，他们对地方政府和旅游开发公司逐渐产生了敌对和仇视的心理。他们把自己生活贫困的相当一部分责任和原因归于地方政府或旅游开发公司。
景区建设的富丽堂皇和自己现实生活的诸种不如意之间的鲜明对照更加强化了村民内心的敌对和仇视，他们内心的不平衡更加的难以克制。特别是他们看到景区在自己原来的土地上建设得越来越好，挣钱越来越多，而自己的生活因为失去土地过得越来越拮据，且不能从旅游开发中获得应有的收益时，他们的内心变得更加的敏感和脆弱，也更容易引发对旅游开发公司和地方政府的不满与敌对：“红山公司一年挣那么多钱，一年分一点给我们就够了，但是一点都没有给……（骂人的脏话）……不仅不给，反而给你要，要你的土地”；“景区建设得很好，但是不管多好，对我们也没有用。现在谁管你，谁赚钱多谁好过，政府好过，也不管你好不好过。我们村民要吃饭，钱都不给我们。我们给这么多地给他们，他们一点钱都不给我们。我们去闹，他们就说去办（给村民办理生活补贴及落实土地补偿款），我们不闹，他们就不去办了，你说这是怎么一回事儿呢！我们村民压力很大！”村民中敌对和仇视心理的集聚势必会外显于实际的行动，带来社会矛盾与冲突的增加。《海南日报》2004年11月26日所报道的旅游开发公司保安与红山村民流血冲突事件便可以从一个侧面印证村民们与旅游开发公司之间的对立和冲突。
由生活贫困所促发的村民们对旅游开发公司和地方政府的敌对与仇视不仅表现为他们的言语和直接抗争行为，同时也存在着变相的表达。景区周边屡禁不止的“宰客”现象就是一例。旅游开发公司和地方政府认为非常不合理的“宰客”事件在当地村民看来却具有很大的合理性，他们甚至觉得他们就应该做这些事情，他们并不觉得是“宰客”。听对此比较熟悉的村民讲：“一般旅游车辆撞到村里的鸡要赔两三百块钱，撞到狗一般都是一千块和一千五，撞到羊一般赔一两千块钱。……我们要的价格不算高。”更详细地了解发现，村民们针对“宰客”的心理相当程度上与他们对旅游开发公司和地方政府的不满与敌对紧密相连。如果游客损伤了他们的财物之后能够主动表示友好，他们也会宽宏大量，表现出友善，并不会狠心勒索，但是如果你撞了狗或鸡而逃的话，他们就会要价很高，从而成为媒体上所讲的“宰客”。这种看起来有些矛盾的现象也许一方面说明了他们内心对旅游开发公司的不满、敌对和仇视，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他们内心的善良和朴素。他们在游客逃走后的“勒索”和“不讲理”也许说明了他们对旅游开发公司和地方政府的负面情感被激发出来而迁怒到游客身上，以此来宣泄自己对贫困处境的心理不平衡，而游客的“不讲理”和“事后逃离行为”使他们因此有了勒索游客的最直接理由。 （三）贫困心理逐渐渗入当地居民生活的其他方面
长时间的贫困和改变生活现状的乏力使得相当多的村民安于现状，不想去改变，他们消极地适应现实：“我们没有工作了，也不想关心什么。我们现在能够干活就去干活，不能干就在家闲待着。”贫困心理因此逐渐渗透入当地居民生活的诸多其他方面，引起了他们社会生活的整体变化。村民们日常生活中精力和时间等方面的安排都因此而受到影响。
实地调研发现，他们生活中的赌博和买彩票现象颇为盛行。不仅男性村民参与，很多村妇也加入其中。尽管他们收入很有限，但他们很多人赌的金额还不小，且对赌博挣钱还心存期待，希望能够“碰碰运气，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尽管很多时候赌钱是不能够赢的，但是他们仍然热衷于此，除了赌博可以帮忙打发他们的空闲时间之外，也许一个重要原因是，赌博给了他们赢的可能与希望。就买彩票而言，购买的金额不大，1块钱可以买一注，红山村的一个小店负责出售彩票。中大奖的机会是很低的。作为访谈对象的一个中年男人在景区做保安好些年了，他经常购买彩票，但几乎没有中奖。对比村民生活的历史和现状进行分析，他们之所以愿意花费大量的时间从事赌博和购买彩票，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也许是它们可以满足村民的某些心理需要。很多村民失去了土地，在改变生活境况方面又充满无助和无奈，这种无助和无奈逐渐淹没了他们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彩票和赌博尽管是高风险活动，但是毕竟可以带来收益，且这种收益某种程度上是自己可以加以影响的，比如只要自己坚持买彩票和打牌，好的运气总会光临自己的。因此，他们通过彩票和赌博不仅可以消磨时光并偶尔获得现实收益来补贴日常开支，更重要的是让他们通过一种特别的方式看到了希望和机会，尽管这种希望是虚幻的，甚至一定程度上是自欺欺人的。但是他们却可以通过这种方式获得某种心理上的满足和自我安抚。
村民们这种消极适应现状的方式正是从另外一个侧面说明了贫困心理已经渗透入居民生活的很多其他方面。他们逐渐失去了对未来生活的有序规划和务实行动，他们不能沿着清晰而有效的道路去改善自己的生活，而是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消耗在一些诸如赌博和买彩票之类的偶然性事件上。这种状况的持续恶化势必严重损害村民们改善生活的意识和能力，制约他们对不断变化的现实的适应能力，也会加剧他们对生活困境的无奈以及对旅游开发公司和地方政府的不满与敌对，进而会影响到整个旅游地社区的稳定和发展。
三
旅游开发对当地居民社会生活的影响是突破性和全方位的，它推动形成的新利益结构、权力关系及文化价值体系直接而深刻地影响着当地居民的生存状态和生活质量。本文通过个案研究实证分析了旅游开发进程伴随而生的村民贫困心理问题，发现贫困问题随着旅游开发过程的推进会逐渐由物质层面内化到村民的心理层面，并渗透入他们生活的很多重要方面。这种状况的恶化将加剧村民作为弱势群体的地位以及由此而来的社会问题，深刻而持久地影响当地居民的社会生活状况。
建议后续的研究能够更多地关注旅游地居民社会生活的全面改善，探究旅游开发进程中不合理现象背后的深层次成因及破解之道，以此推动中国旅游地的社会建设和旅游地社区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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