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档案凭证作用的异化看目前对“口述档案”的争议
1 口述档案研究现状概略
“口述档案”的首次提出源自1984年国际档案理事会出版的《档案术语词典》；1988年8月在第十一届国际档案大会上，塞内加尔档案工作者萨利乌?姆贝伊正式使用了“口述档案”一词；我国对于口述档案的认识正是来自国际档案大会对于口述档案的有关介绍和论述。
自上世纪90年代起我国档案界对于“口述档案”的研究也逐步开始，笔者所见最早的文章是发表于《兰台世界》1999年第10期上王俭秋的《口述档案开发之我见》一文，随即形成了一个研究的热潮。有的地方还成立了专门机构、发布了业务规范，如2004年12月，江苏省首个口述档案研究协会在扬州市档案局正式挂牌。扬州市档案馆于2007年6月出台了《口述档案归档整理方案》。有的还开展了系统的理论研究，如上海市档案学会办公室、上海大学档案事业发展研究中心，于2007年至2009年还以《口述档案资源建设》为题开展了课题研究。王在萍学者还在《黑龙江史志》2009年第19期上以《1999～2008年口述档案研究论文的文献计量学分析》为题，对研究文章进行了述评。
近年来，我国档案界在“口述档案”的实践探索和理论研究上已经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在理论研究上，有宁夏回族自治区档案局《口述历史档案采集标准》的积极尝试；在实践上，有辽宁省大连市旅顺口区档案馆、云南文山州档案馆、徐州市档案馆、山东省档案馆等具体实践。一些历史研究部门、大专院校、新闻媒体也开始关注口述历史档案。这些以地方档案管理部门、新闻媒体为主体开展的口述档案收集与整理工作，极大地促进了我国口述档案事业的繁荣。[1]
通过大量有效的实践，使人们对“口述档案”的意义也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具体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是抢救历史史料的迫切需要；是填补历史空白的有效措施；是完善馆藏结构的重要途径；是发挥和拓展档案局馆职能的一个重要方面。
2 “口述档案”争议的焦点
自我国档案界引入“口述档案”概念以来，对其大加赞赏并热衷研究者有之，但对其持怀疑抑或否定态度的也不乏其人。下面从三个方面作一简要回顾。
2.1 是否需要独立提出“口述档案”这个概念
2.1.1 认为“口述档案”这一概念应当独立存在并具有重要意义。如，“因为口述档案是由对历史事件或重要人物曾亲历、亲见、亲闻、亲访和身怀绝技的‘活档案’直接口述而形成的声像或文字材料，对国家和社会有保存价值的历史记录，称‘口述档案’是确切的”。[2]
“口述档案和电子文件的实践拓展了档案工作的领域：一个指向无文字的史前时代，一个指向前途无量的信息时代。档案工作者不再只是保管员，而是可以参与到档案的形成过程（如对电子文件的前端控制）或者直接创造档案（如通过采访形成口述档案），他们的职责渐渐地倾向于保存真实的历史。”[3]
“档案是历史的记忆，社会实践活动中形成的档案与通过事后口述形成的口述档案是一样的，都是历史的记忆。”因此，“应该对这样的历史记忆像对待档案一般对待，给它一个正当的名分――‘口述档案’”。[4]
“档案馆采集口述档案不仅丰富了馆藏，丰富了社会记忆，同时也拓展了工作的新领域。”[5]
“建立口述档案是发挥和拓展档案馆公众服务功能的重要渠道；建立口述档案是完善馆藏结构和丰富馆藏的重要举措；建立口述档案有助于档案馆形成自身特色。”[6]
2.1.2 认为“口述档案”不应当作为一个独立概念提出。如：“‘口述档案’一词的搭配总让人感到别扭，档案界不知为什么总好创造‘××档案’的词语？”[7]
“在过去十来年里，‘口述档案’这一词儿不时沉渣泛起。追溯起来，‘口述档案’源于‘口述历史’。…… ‘口述档案’之说能否成立，先不管它是否混淆了原始历史记录与事后追忆的历史记录之间的界限，打破了现存的档案分类体系，就是从载体形式上来讲也难圆其说。”[8]
“为什么非要冠上‘档案’一词呢，对过去事件的回顾，档案可称为‘正史’，口述应该视为‘野史’；对现实事件的记录，有记录、录音、录像等，不必再分为是不是口述，‘口述+档案’叫法不科学。”[9]
2.2 “口述档案”是否具有档案原始记录的特性。对于这个问题众说纷纭，各执己见。但持不具有档案原始记录的特性者为多，如：“口述资料既可以包括各种通过对受访者采访或开会讨论所形成的录音材料，还可以包括根据这些录音材料所整理出来的各种文字材料、出版物等。它跟档案有一个本质的区别，那就是不具备原始记录性，而是根据原始材料整理而成的，因此，不能称为档案。”[10]
“由于口述档案没有前身，这种口述档案只能是口述资料”，因此，“我国目前所称的口述档案并不能称为口述档案，应当称为‘口述资料’”。[11]
“口述档案不是伴随人们的社会实践活动而自然形成的，不具有档案的本质属性――原始记录性，因此，现在人们认为的‘口述档案’其实不是，而只是一种辅助档案利用的参考资料。”[12]
“在历史文献保存较少的某些国度，出现‘口述档案’说可以理解，但仍难真正站住脚，因为就其所记述的历史活动过程而言，回忆录和调查笔录或录音并不具有原始性。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称‘口述档案’是不妥当的。”[13]
“而口述档案是事后补制的，是依靠大脑事后追忆而成，因此，它们就无法体现对于当时当事的原始记录功能。”因此，“‘口述档案’的原始记录性只能体现在对口述这一行为的记录上，而不能针对所记录的历史事实而言”。[14] 2.3 “口述档案”在利用时是否具有凭证作用的特性。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差距较小，即使是“口述档案”的肯定者，对其在利用上的凭证性也并没有多少直接的肯定。更多的则认为其不具有凭证作用的特性，如：“由于口述档案是特定的人形成的，形成中不可避免受到观察力、理解力、个人情感因素和环境因素的影响，它的形成过程决定了其在‘记忆的真实’与‘真实的历史’上存在一定的差别。”[15]
“口述档案不都是真实的，导致口述档案不真实原因非常复杂。”主要包括“感情因素”、“政治判断力因素”以及“与记忆准确度有关”等三个方面。[16]
“本人认为，‘口述档案’蕴含的主要是一个参考的价值，对于口述的内容，我们与其争论到底具不具有凭证作用，不如更多探究其中的文化价值。如果非要扣上‘凭证性’的帽子，那么，它的凭证价值也只能体现在对口述者这一口述行为的凭证上。”[17]
3 档案凭证作用的异化
由于档案是人们在社会活动中直接形成的原始记录，所以，其作用的基本特性是凭证性，这在目前档案界的认识中是相对一致的。从对档案作用约定俗成的原始凭证性来看，档案的本质属性还应当是原始记录性。只要不是原始记录，凭证作用就会受到影响，一般也不能称之为“档案”。
然而，在实践中档案作用的凭证性早已经出现异化，而正是这种档案在凭证作用上的异化，与目前对“口述档案”的认识有关，即我们可以由此出发来对“口述档案”问题作出一个相对比较完整科学的认识。本人斗胆提出这一观点，自知难以从理论层面上来加以论述，于是自以为另辟蹊径，以实证来说话。
3.1 记述内容不真实的真实档案在凭证作用上的异化。在以往的理论中已经对“真实性”问题分解为档案的真实和档案内容的真实的论述，在实际中也确实如此。如，在“大跃进”时期，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口号的指导下，曾出现了“亩产万斤粮”的文字记载和照片。类似这样真实的档案（从其形成和载体的原始性来看）和所记述信息的虚假（从其所载内容来看）的现象，也不是绝无仅有。
3.2 大量的编史修志工作中形成的档案在凭证作用上的异化。盛史修志，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新方志的编修工作广泛开展，各县基本都编修了社会主义新方志，不少地区的公社、乡镇也都编写了志书，不少政府部门也编写了部门志。在大规模的修志过程中，在采访中形成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这些资料在成志过程中起到了很大的参考作用。随后，又随着修志工作结束，修志材料的归档而一并进入档案馆保存，成为馆藏档案之一。这些被称之为“档案”的材料其作用性质已经异化。当利用者利用这些档案时，对其凭证性自然应当有别于其他档案，因为不少回忆的材料有可能因为讲述者的记忆差错而出现内容上的误差。
3.3 一些实际没有产生作用的档案在凭证作用上的异化。本区在编写组织史过程中曾查到过一份“任命某某人为某公社副主任”的文件，便照此录入，但经与本人核对，根本没有曾任过副主任的印象。其实是该文件发出后由于某种特殊原因其没有真正上任，即该文件从一开始就没有被落到实处。当然，这只有典型意义而并不具备普遍意义，但这种现象确实也是一种客观存在。
3.4 一些出于某种特殊需要而事后形成的“档案”在凭证作用上的异化。近年来，各种创建、评比活动异常活跃，在创建、评比标准中往往都有“领导重视”这一基础条件，而且，还会细化为领导班子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下发文件列入年度工作计划和五年规划之中等几个方面。而在归档保存的原始档案中，由于当时没有想到领导重视非要达到这种有据可查的程度，所以，有的即使做了也没有留下记载归档；当然，也有不少实际上确实没达到如此程度。但为了能够顺利通过评审，于是就事后在原有档案的基础上形成了一种新的版本。这种出于某种特殊需要而事后形成的档案，大家也是“心知肚明”，而其凭证作用也是可想而知的。
4 几点粗浅的想法
由于“口述档案”是依靠大脑事后追忆而成的，并不是在当时的社会活动中直接形成的原始记录，所以，一方面，人们对其凭证作用提出异议是不无道理的，但另一方面，现在大量的“口述材料”确实又在不断地充实我们的馆藏，成为档案中新的一员。对此，笔者提出以下四点想法：
4.1 “口述档案”没有必要也并不能够作为一个独立的概念提出并加以研究。一个新的名词出现，既有其偶然性，也不能排除它的必然性。所以，我们在某一概念出现之后，并不能采取简单的排除和否定的方法，而是可以相应地开展一些反向的研究，来将研究推向深入。
档案界确实有热衷于提出“××档案”，如前一时期的“实物档案”、“民生档案”等，甚至“××档案学”的现象。针对这些问题，我们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于确有提出必要的要在实际操作的同时进行理论研究，将其丰富到档案学理论中来；反之，则要在实践的同时进行反向的研究，从理论上来说明其本质，给其一个适当的定位。那么，“口述档案”到底是否也属于因热而起？到底是否需要将其作为一个独立的概念进入档案概念的大家族之中呢？笔者认为，由于“口述档案”确实并不具备档案的基本属性，即在形成上的原始记录性和在利用上的依据凭证性，所以，我们不必要单独再提出“口述档案”这个名称。
4.2 口述档案概念的扬弃。以上的论述并非说口述史料不重要，也不是说档案部门不应当去从事口述史料的形成、收集、积累工作。相反，本人以为做这项工作很有必要，档案部门也是责无旁贷。我们应当充分利用行业和专业人才的优势，在这方面作出更大的贡献。正如王素红在《口述档案――我国档案工作的新视角》一文中指出：“口述档案是促进档案馆收藏多元化的极好资源，是现有档案收藏的一种重要补充，其价值与书面收藏相比也是各有千秋，口述档案是档案工作的一个新领域，其作用是不可低估的，应当引起我国政府及档案界足够的重视，不应再成为档案工作的盲区。”[18]
但对于这些由档案部门形成或接收、征集得来的材料，我们可以视其为自己形成或是征集来的资料，用作档案的补充。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将这些材料作为游离于传统档案之外的另类来加以研究和管理，而只是将它作为我们工作领域的拓展。 4.3 口述史料成为档案是有条件的。正如以上所述修志工作中形成的大量口述史料，是在随着修志工作结束、修志材料的归档而成为档案一样，大量口述史料成为档案也是有条件转化的。即在这些材料形成之初，是不能直接称其为档案的。只有当这些材料随着对这一主体的研究开发、编研利用等工作结束后，作为这项工作的原始材料才会一并归入档案之中。尽管此时这些材料事实上已经成为档案，但此时它是融入档案之中，所以，没有必要另取名称。我们也没有必要特意为其创设一个名称叫什么“口述档案”。如上海市档案馆开展了对上海美术高等专科学校史料的收集整理，形成了10多篇口述材料，这些材料并不是档案，只有当研究者或是档案编研工作者利用这些根据口述整理而成的材料，加上查阅有关史料对其形成研究成果后，这些材料会随着这一项研究工作的结束、成果的出现而一并归入档案之中。
4.4 档案凭证作用要客观全面理解。尽管在一般情况下，档案确实是原始的记录，其作用具有凭证的特性，但正像本文第三部分分析的一样，档案作用的凭证性在特定的情况下会有所异化。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尽管口述史料在凭证作用方面有其特殊性，但仍然并不排除它可以进入档案行列，只是需要经过一定的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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