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制的两大类型:自由民主制与协商民主制
【中图分类号】D03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0351（2014）04―0000―00
党的三中全会作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关于政治体制的论述，《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必须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并对协商民主和民主法治建设作了论述。显然，民主是政治建设的核心。民主政治比市场经济更加复杂难解。近20多年，政治哲学、民主政治一直是热门话题，不过主题发生了过山车式的变化。20年前，有不少人拜倒在自由民主制的神坛下，视其为终极制度，普世价值。现在，自由民主制已走下神坛，人们在议论“民主危机”、民主向何处去的问题。对中国现今的政治体制，主流观点是称作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此外，还有多种说法：新权威主义、新民主集中制、一党执政制、非西方民主制等等。还有是将协商民主制看作是中国政治协商会议的一种制度，这就是一个部门的制度而非全国性制度。看来，民主理论再次成为热门话题，如何定位中国的政治体制是一大理论前沿问题，值得进行深入研究。
原初的民主制产生在古希腊，公元前594年，梭伦任雅典城邦执政，推行改革，是民主制的开端。公元前336年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统一了希腊，建立起王国，民主制即退出历史舞台。直到18世纪后期，在美国和法国产生了近现代民主制。民主政治的理念是人民做主，人民治理，这是不可能超越的。显然，民主是个终极理念。
凡是终极理念都遵循“非易是难”法则。古希腊哲人苏格拉底讲过，人们易于认清什么为非正义，而难以认清什么是正义。我们也会观察到，人们易于认清什么为非民主，而难以认清什么是民主。在现实世界，民众易于认清那些独裁世袭政权为非民主，就群起而攻之。独裁制倒台后，难以界定什么是民主，也就会出现多种多样的民主。同时，要达到民主远大目标，又受到文化传统、经济发展水平和政治态势的制约，也就有多条途径，从而会出现多种多样的民主制，也就会有盛有衰。近200多年，民主政治经历了盛衰成败的变迁。
一、民主政治的历史命运
近现代民主政治起于1789年，华盛顿于1789年4月就任美国第一任总统。1789年7月法国爆发了震撼世界的大革命，推翻了君主专制，建立了共和民主制。进入19世纪，民主制也有所进展，从1838年起，英国兴起了人民宪章运动，工人阶级发动请愿，提出成年男子有选举权，废除议员候选人的财产限制。还提出缩短工时，增加工资的要求。历经10多年，三次请愿，签名者达二百万人，迫使统治阶级作出一些让步，1847年英国政府颁布了缩短女工、儿童工时的法令。到19世纪末叶，德国工人阶级政党（社会民主工党）在选举中节节胜利，统治阶级甚是恐慌，时任德国宰相的俾斯麦，提出了一套《社会保障法》，并于1881年由威廉皇帝以《黄金诏书》的名义颁布执行，这可说是福利制度的开端，之后，欧美各工业国家先后推行开这套社会保障制度。
在18世纪后期民主制产生后，100多年总是在慢步前进，到20世纪30年代，民主制出现了大的曲折倒退，集中体现为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德国在一战中战败，废除了君主制，建立起魏玛共和国，并制定出魏玛宪法。现在的研究者认为，魏玛宪法是当时最先进的宪法，充分体现了自由民主精神。但这部宪法脱离德国的文化传统和现实生活，广大民众难以接受。1932年纳粹党通过选举成为议会第一大党，1933年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法西斯主义在德意日上台，发动了世界大战，给世界人民也给本国人民带来了一场空前浩劫。法西斯战败，二次大战结束，全世界人民深刻地认识到法西斯独裁制的危害，民主制的可贵。首先是铲除了德意日法西斯，改行民主制。从1970年代开始，欧洲的西班牙、葡萄牙，南美洲的智利、阿根廷，亚洲的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先后以民主制取代了独裁制。进入90年代，西方国家将苏东易帜也说成是民主制取代了独裁制。据美国智库自由之家统计，到2000年全球有120个民主国家。
苏联和俄罗斯的沧桑巨变，折射出民主制的盛衰，也反映了世界经济体制的演变历程。从1929年开始，西方国家爆发了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并长期萧条下去。苏联从1927年开始推行计划经济，一枝独秀，飞速发展，苏联政界人士，将苏联发展经济的成功，归因于计划经济。现在看来，计划经济特别适用于战争时期和扩军备战、战后恢复时期。苏联推行计划经济，正处在二次大战以及战争前后一段时期，同时，计划经济最为适合于重工业以及核武器、航天之类的大科学。正是这一特定的历史条件，显示出计划经济的优势。到了70年代中期，历史条件大变，进入和平与发展为主的时代，同时，兴起了以微电子为标志的新技术群，都是小型化、分散化的，计划经济不能适应。苏联固守计划经济，使得经济发展缓慢，甚至停滞不前。1985年戈尔巴乔夫在苏联主政，试图进行改革以克服经济停顿的局面。但苏共一向将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加以固守，将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加以拒斥，这样所进行的经济改革就仍然在计划经济框框内修修补补，以致收效甚微。戈尔巴乔夫便从政治改革入手提出新思维，采用西方的多党制、公开化、自由化，其结果并没有解决经济问题，反而引发思潮混乱，各种组织群起，民族分裂，1991年导致苏共解散、苏联解体。美国政治学家福山宣称，苏东巨变是自由民主制的最终胜利，历史从此终结。叶利钦在俄罗斯主政，继承戈氏衣钵，进行自由化政治经济改革，搞所谓休克疗法，其结果是政局混乱，经济连年倒退。直到2000年，普京在俄罗斯主政，放弃了自由化改革，经济才有所好转。20世纪的最后10年，实践证明，自由民主制在苏联和俄罗斯遭到失败。进入21世纪，美国以反恐为名，出兵阿富汗和伊拉克，10多年来推行自由民主制，以失败告终。从2010年12月开始，北非和中东的突尼斯、埃及、利比亚等国，兴起了大规模的民众运动，将独裁政权赶下台，号称“茉莉花革命”、“阿拉伯之春”，其结果是推翻了独裁制，但并未建立起民主制，仍然是内乱不止，经济停滞倒退。自由民主制的发源地，美英法等国，也兴起了大规模的民众运动，反抗金权政治，反对两极分化，呼唤公平正义。进入2014年，乌克兰和泰国的民众运动，风起云涌，民族矛盾，地区差异，阶层差异都以自由民主制为舞台，上演起民众反政府的大剧，后果难测。近一二十年，由于自由民主制在世界范围内接连遭到失败，使得世人对其产生疑问。自由民主制在近20年出现一大特点，那就是贫富差距持续扩大，形成两极分化，社会矛盾加剧，在经济正常发展情况下，尚能掩盖住这些矛盾。2008年开始的金融危机，使得经济停滞，失业增加，富人更富，穷人更穷，充分暴露出自由民主制是一种金权政治，使得民众对其失去信心。中国的崛起，进一步动摇了世人对自由民主制的信念。中国实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西方政界学界人士大多认为，中国实行的是独裁政治或权威政治，一些不带偏见的学界人士称之为“非自由民主制”或“非西方民主制”。在那些迷信自由民主制的人看来，要推行市场经济，实现工业化、现代化，就一定要推行自由民主制。中国改革的成功，在经济建设上的巨大成就，给迷信西方民主制的人当头一棒，进一步动摇了世人对自由民主制的信心。导致自由民主制危机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历史条件的变化。民主制的优势是相对于专制而存在的。在19世纪乃至20世纪上半叶，世界绝大部分国家盛行专制制度，民主制显示出优越性，到了20世纪末，专制已式微，在各大国已消失，民主制的优势也褪色了。自由民主制有一大弱点，那就是会引发党争内斗，乃至动乱。在19世纪到20世纪上半叶，世界上的战争不断，到20世纪下半叶，又兴起了冷战，各国都在注意防止外部威胁，这就能够防止与缓解内斗，从而就掩盖了自由民主制的弱点。到20世纪末，和平持续下去，外部威胁消失，内斗兴起，乃至引发动乱，自由民主制的弱点暴露出来。近20多年，政治哲学民主理论再次成为理论关注的焦点和热门话题，当前热议的主题是民主危机，后民主时代，民主向何处去？各派的观点有所不同，亨廷顿从文明冲突论出发，宣称自由民主制建立在西方文化的基础之上，两极格局瓦解，文明（文化）冲突将占主导地位，非西方文化，主要是伊斯兰教文化和儒家文化冲击着西方文化，从而动摇了自由民主制的基础。福山认为，20世纪末出现的新科技革命，将把世界带进知识社会，贫富两极分化日趋严重，削弱了中产阶级，发出了自由民主制能否在衰落中幸存的问号。[1] 现今世纪之交（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人们在热议民主危机，100年前的世纪之交（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人们在热议物理学危机。民主危机与物理学危机是不同的，但也有一些相似之处。揭示物理学危机的奥秘，有助于破解民主危机之谜。17世纪末叶，牛顿创立了一套物理学体系，号称牛顿力学。牛顿力学集物理学之大成，在18和19世纪的200年间，被当作物理学顶峰，终极真理。当时都认为是无法超越的。到了19世纪末，在物理学的实验和观察中，出现了一些新现象、新问题，牛顿力学无法解释，有些与牛顿力学相悖，因此，人们惊呼“物理学危机”。进入20世纪，物理学家经过20多年的研究思考，形成了一门名为量子力学的物理学，能够破解物理学出现的新问题，从而克服了物理学危机，推动了物理学的大发展，号称科学革命。由此人们发现，所谓物理学危机，实质上是牛顿力学的危机，当时人的视野局限在牛顿力学框架内，看不到以外的世界。超出牛顿力学的框架，就能实现物理学创新，克服物理学危机。现今所讲的民主危机同100年前所讲的物理学危机，是遵循同样的思维方式，将民主局限在自由民主制框架内，一旦自由民主制遭到失败挫折，就认作是民主危机。只要超出自由民主制的框架，就能扩大视野，创新民主形式，以克服民主危机。以往人们没有看到牛顿力学的局限性，认为其在物理世界普遍适用。历经200年，人们看到了牛顿力学的局限性，到20世纪初，人们发现，牛顿力学只适用于宏观物理世界，不适用于微观物理世界，物理学才得以发展。200年来，人们看不到自由民主制的局限性，认为在世界各国普遍适用，即所谓普世价值，当前就是要揭示自由民主制的局限性，为民主政治的创新发展开辟道路。 二、自由民主制的局限性和民主的转向
近现代民主制源于欧洲，当时的历史条件是：从封建制向资本主义的转变，以及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自由民主制倡导自由，打破了封建领主和行会的种种限制，推动了生产力发展。同时又取代了专制独裁制度，废除了封建贵族和教会的各种特权以及人身依附关系，实现了在政治地位上人人平等。自由民主制在近200多年推动社会沿发展和平等两条轨道运行，具有历史进步作用。专制是民主的对立面，民主比专制有明显的优越性，而当专制政权退出历史舞台，民主制的光环也会褪色。西方的民主遵奉自由主义，这种制度倾向于发展轨道，偏离平等轨道，导致贫富差距扩大，乃至两极分化，这是资本主义的致命弱点。进入21世纪，工业社会进入后期，正向知识社会迈进。近来福山著文说，知识社会不断发生科技革命，导致失业增多，贫富两极分化，中产阶级萎缩，削弱了自由民主制的社会基础。形成于工业社会的自由民主制，难以适应社会转型这一时代潮流，显露出其局限性。
第一，制度的内在矛盾和根本的局限性。
自由民主制是以自由为宗旨，而自由是指的个人自由，故这种制度的一个立足点是个人自由。民主制的原意是人民权力，是一种集体权力，就是人人有平等的权力，故这种制度的另一个立足点是集体平等。自由和平等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是一致的，在另一种条件下会发生矛盾冲突。在革命时期，是推翻不平等的旧制度，求得被压迫者的自由解放，自由和平等是一致的。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是要推翻僧侣（第一等级）和贵族（第二等级）的统治，求得第三等级的自由解放，自由和平等是一致的。而当革命后建立起政府，就要保护人的自由，私有财产被视为人的自由权，神圣不可侵犯。私有制一确立，就出现了有产者与无产者的不平等，自由和平等就处于对立之中。自由民主制建立在自由和平等矛盾的基础之上，限制私有财产就限制了人的自由权，不限制私有财产就会自发地扩大不平等，导致两极分化，乃至引发社会动乱。在法国大革命200年之后，法国学者弗朗索瓦？菲雷特指出：“自由永远会产生不平等。人们不得不越来越把国家看作是纠正某些不平等的补偿机制，原因即在于此。过去二百年来，即使在最为自由的社会中，也从来不曾见到国家逐渐削弱的例子。不妨看一看美国、法国或联合王国。所有这些国家都在不断得到加强。原因何在？在于平等，因为每赋予一部分公民一项新的权利，就必须建立一个新的国家机关来保证这项权利的实施。”[2]89由于西方的民主制是建筑在私有制经济基础之上，资本主义私有制，资本家是经济主体，控制着经济运行，包括生产、交换、市场，政府不介入经济活动。民主制通行多党竞争，一般政党不像革命党那样为理想信念奋斗，而是为政党和个人私利奋斗，蜕变为选举党，这就必然会造成政党恶斗局面。而经济运行是由资本家集团控制的，政党恶斗对经济运行无多大影响，可以说是上层建筑尚能适合经济基础，这也正是自由民主制的制度局限性。社会主义制度公有制占主导地位，公有是全民所有，全民无法实行所有权，只能是政府托管，由政府委派人代行所有权。政府委派的人具有双重身份：政府官员和企业家。企业领导是政府任命的，一旦发生政党恶斗，轮流坐庄，则企业就无所适从，必然会干扰乃至破坏经济运行。因此自由民主制这种政治上层建筑只能适应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基础，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基础。而当社会主义处于初级阶段时，生产力水平低，第一要务是发展生产力，自由民主制的危害性就更大。
民主政治源于古希腊，当时一个城邦有选举权的公民不多，根据欧洲学者研究，古雅典城邦，有居民7万多人，有选举权者只有四、五千人，由于选民少而实行直接民主，一个人可以在城邦广场上向民众演讲。现代社会，民众多，只能实行间接民主，即议会民主，要通过一大套宣传工具、交通工具才能发表政见。而现在西方的新闻记者，往往不免依附于权贵富豪等利益集团。由于选举成本高昂，只有富豪和其所支持的人，才有条件参加竞选。议会民主政治运行的结果，必然蜕变为金权政治，是一种支持富人、压制穷人的制度，的的确确是资产阶级民主。这就是自由民主制的阶级局限性。
第二，文化的局限性。
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一个根本不同之点是：前者只受生产力单一因素制约，后者受经济文化等多种因素制约。生产力是人认识和改造自然的能力，其行为对象是自然界。政治是社会集团之间的关系，阶级关系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政治行为的对象是人，人是能动的、有意识的，如何处理人与人之间、集团之间的关系，没有共同的准则，政治的演变在全世界没有单一的轨道。人生下来最先接受的是传统文化，而后接受政治意识形态，并且用传统文化观点加以理解。文化同生产力发展规律大相径庭，并无单一轨道。如当今世界存在的佛教、儒家、基督教、伊斯兰教四大文化圈，都是独立产生的，不存在继承和递进关系。在全世界，生产力都是沿着石器、铜器、铁器、蒸汽机、电力、电子原子的单一轨道运行。商品经济为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几千年来在世界各国都普遍存在。在2500年前到300年前，全世界都用铁器，但并没有统一的文化；200年前，全世界开始步入蒸汽机时代，但并未全步入某一种文化。由于政治受文化制约，全球没有共同的文化，也就不会产生共同的政治理念、政治体制。现在欧美国家实行的议会民主，是在西方文化的土壤中滋生的。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相比，有诸多特点，其中与议会民主相关的有三点：一是个人本位，二是自由主义，三是斗争哲学。
西方文化源于古希腊。古希腊是个城邦国家，手工业较发达，个人有较大的独立性。当时哲人喜欢探求宇宙的基本单元，德谟克利特提出原子论，将一个人看作社会的原子，古希腊哲人特别注重个人，由此出现了个人本位主义。以个人为本位，就特别崇尚自由。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一书中指出，民主政治“视自由为其宗旨”。亚氏将奴隶列为“会说话的工具”，根本没有人权思想，将自由视作人权。以个人为本位，每个人任意行为，势必引起人与人的矛盾冲突，故西方哲人特别关注矛盾、斗争。赫拉克利特认为，对立面的斗争是存在的基本状态。指出：“战争是普遍存在的，正义即是斗争，万物皆由斗争而产生。”[3]20同时，古希腊是由一些互不归属的城邦组成，各城邦之间时常相互攻杀，在此背景下所形成的意识，特别关注斗争。在个人本位、自由主义、斗争哲学的文化土壤上滋生出议会民主制，打下了西方文化特定的烙印，在古希腊城邦出现过，由于没有相应的经济基础而夭折。基督教是古希腊哲学与原始宗教结合的产物，其教义是将每个人都视作上帝的臣民，个人只服从上帝。这样一来，在基督教文化中，个人本位主义得以延续下来。 议会民主以自由为核心价值观念，可称作自由民主制。这种自由民主制的基本特征是多党制，分为执政党与反对党，反对党的目的是取得政权，基本手段是反对执政党；执政党的目的是保住政权。两派经常处于斗争之中，斗争成为目的。民众与政府也处于斗争状态，崇尚罢工罢课，示威游行，反对政府。之所以要不断斗争，就在于以个人为本位，每个人都从自我出发，就必然是与他人斗，同政府斗，故议会民主是在个人本位、自由主义、斗争哲学的土壤中成长起来的，特别适用于基督教文化圈，这就是议会民主的文化局限性。
第三，社会结构的局限性。
选举是民主制的一个不可或缺的要素，没有选举就没有民主。选举的运行机制，是候选人提出政策，产生一种政策引力，来吸引人投票。但社会上存在多种引力，遵循着社会规律。社会规律同自然（物理）规律有一点正好相反，自然界遵循异性相吸、同性相斥的规律，人类社会遵循同性相吸、异性相斥的规律。在人类社会，处于相同场域的人，如同乡、同学、同一民族种族和部落、同一宗教、同一阶级阶层、同一利害关系的人群，内部存在吸引力；处于不同场域的人群，存在相互排斥力。从政治理念的视域观察，政策引力是一种正统引力，候选人都是靠提出有效的政策来吸引选民。从现实观察，有多种非正统引力也在起吸引或排斥作用。最为突出的是宗教的作用。如在欧美国家，70%的人信基督教，基督徒候选人对基督徒选民有吸引作用，像美英法这些民主国家，当总统或首相的人都是基督徒。美国可以选出一个黑人总统，但不可能选出一个非基督徒作总统。而在中东地区，种族也是一种非正统引力，在有些国家作用也相当大，如南非的黑人占80%，很难选出一个白人总统。政治理念是将选民看作完全按正统引力而进行投票的人，这是一种“政治人”假设，类似于经济学上的“经济人”假设。现实中的人是一种复杂人或曰社会人，处于多种场域，具有多种身份，选民并非全是按照候选人的政策主张进行投票，而是掺进了社会结构的因素，同候选人种族民族或部落以及宗教身份纠结在一起，这就导致民主扭曲变形。越是单一的社会结构，一个国家（地区）只有一个种族民族、一种宗教，则选举的非正统因素不存在，候选人全依赖正统引力，这种选举政治最接近民主政治的理念和民主原则。越是复杂的社会结构，则选举政治离民主政治理念越远，这就是议会民主的社会结构的局限性。2011年春北非中东地区发生了来势汹涌的民主运动，几个月乃至几十天，一些独裁政权下台，号称“颜色革命”、“阿拉伯之春”。一些人高呼自由民主制的胜利。三年过去了，这些国家仍处于动乱之中，并未建立起民主制度，究其原因，在于受“非易是难”规律的支配。这些地区原来存在的是一种家族世袭政权，是非民主的独裁制，民众很容易辨明非民主，就群起而攻之。对于什么是民主就不容易辨明，导致政治动荡不定。伊拉克也存在类似情况，萨达姆政权是非民主的，民众很容易认清，而什么是民主则难以认清。现在伊拉克有三大社会集团：什叶派穆斯林、逊尼派穆斯林、库尔德人。一搞选举都是只选本派的人。这种三元社会结构，支配着选举的态势。2013年夏，埃及发生了大动乱，出现了穆斯林派与世俗派的冲突，军方支持世俗派，以武力罢黜民选总统，加剧了两派的冲突。社会结构对民主制的干扰，也渗透进民主制的大本营美国。美国是个移民国家，至今欧洲来的移民（欧裔美国人）占多数。欧裔人信基督教，遵循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的一套价值观念，美国的民主制就是以欧裔人为载体。近二百多年，世界各地不断有人移居美国，二战后加速进行，其中有拉美裔人、非洲裔人、亚洲裔人。这些非欧裔人移民增多，而且其生育率高于欧裔白人。这样一来，传统上占多数的白人会发生逆转。2011年美国历史上第一次非白人出生人数超过传统来自欧裔的白人。据美国国情局估计，到2050年，美国人口中有23%是拉美裔人，16%是黑人，10%是亚裔人。2050年是美国人口结构的转折点，欧裔美国人同非欧裔美国人相等，之后，欧裔美国人将演变为少数民族。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在《大失控》一书中，一再强调美国社会有“解体的危险”，其最主要的论据就是到2050年美国人口的种族将发生根本性的逆转。种族民族又同阶级阶层缠绕在一起，非裔和拉美裔美国人，多为中下层群体，倾向于平等主义，同自由主义民主道不同，乃至冲突。与此同时，宗教信仰也在发生变化。原来从非洲运来的黑人，不得不接受主人给予安排的宗教信仰，信基督教200多年，自从20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开展以后，有越来越多的黑人改宗皈依了美国以往没有的伊斯兰教。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觉察到教徒的人口结构在变化，断言在几十年后，美国信伊斯兰教的人数将超过信基督教的人数，这或许是他提出“文明冲突论”的隐忧。[4]341民主制是以欧裔基督徒为载体，21世纪的趋势是这个载体在逐渐地改变。《左传》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民主制的载体逐渐减弱，则其前途堪忧。美国政界学界人士极力宣扬普世价值，正反映了其对民主制的这种担忧。
到20世纪末叶，自由民主制的弱点日渐显露，人们在议论民主的危机，探索后民主时代。科林克劳奇在《后民主制度》（Post-Democracy）一书中指出，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出现了“后民主”趋势，有两个特征：第一，政治组织、民间组织和兄弟会成员在减少，尤其是发达国家的政党党员数量在下降。第二，参与投票的人在减少，“投机政治”、“景观政治”不断扩大，无休止的选举运动，电视节目，被媒体紧紧控制的景观大量涌现。由于这些活动要花大量的钱，导致选举为财阀所操纵。[5]自由民主制蜕化扭曲，人们试图找到一种能够取代或与之并列的民主制。在20世纪末期，民主理论开始转向研究协商，出现了大量有关协商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的论者。1980年，约瑟夫?比赛特首次从学术意义上使用了“deliberative democracy”一词，此后有人对协商民主进行了深入研究。哈贝马斯和罗尔斯被公认为协商民主的理论大师，他们在20世纪90年代的著作为协商民主奠定了基础。也正是在这一时期，“西方政治哲学经历了一场协商转向”，[6]西方学界之所以呼唤民主转向，从自由民主转向协商民主，是要从危机中找出路。因为现今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其运作方式就是多党竞争，轮流坐庄，政党蜕变为选举党，导致政党恶斗，执政党的目标是保住执政党地位，在野党又称反对党，就是反对执政党。长期辩论不决，行政效率低下。议会辩论不决，就付与公民投票。连一些重大建设项目，如建核电站，水电站，专业性极强，民众不甚了了的建设项目，也要投票表决，无异于瞎子摸象。政党恶斗下去，势必祸国害民。有识之士呼唤协商民主。 三、协商民主制横空出世
经济、政治、文化三者紧密联系，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到了近现代，经济和政治的变化快，往往几十年乃至十几年即发生显著的变化，文化则是长期稳定的，往往要几百年才能发生显著变化。文化是政治的精神支柱，研究政治体制，宜从文化入手。中华文化绵延五千年，蕴藏有大量的精神资源，从中可发掘出中国政治体制的遗传基因。
《史记?五帝本纪》记载，中国4000多年前的唐尧帝“能明训德，以亲九族。九族和睦，便章百姓，百姓昭明，和合万国”。可以体认出，尧帝建立的是一种各部落集团和睦共处的社会。中国有文字记载的编年史，始于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当时发生了一次政治大动乱，国君周励王被“国人”（指京城的民众）推翻，逃出京城。代表两大政治集团的周公和召公共同主政，史称“周召共和”，有和谐主政的意思。由此可看到中西文化观念的差异，那就是西方文化重斗争，中国文化重和合。西周共和制在历史上只存在了15年，但共和政治理念植根于中华和合文化的土壤。拉丁文Republic us原意为公共事务，是一种没有国王的治国政体，同西周的共和政体接近，故译为共和。但中国古人讲的共和，要义是和谐共事，西文Republic us则没有此意。战国时孟子讲民本主义，清初黄宗羲提出民主思想，清末康有为作《大同书》，民国初孙中山倡导“五族共和”，都是共和政治理念的延续。共产党主政，又继承和发展了共和政治传统，新中国刚成立，毛泽东就指出：“共产党要永远与非党人士合作，这样就不容易做错事和发生官僚主义”。“中国永远是党与非党的联盟，长期合作”。[7]14由此奠定了协商民主制的基础。
协商民主制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种特有形式，是中国所独创，具有独特优势。《决定》指出：“协商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
古代和近现代民主制，都发源于西方，中国在这方面一向落后。在20世纪下半叶，协商民主制在中国横空出世。毛主席诗词《念奴娇?昆仑》有句“横空出世，莽昆仑，立于世界之上”。横空出世指高大的事物，又指骤然发生的事。这里讲横空出世，是指协商民主制跨越自由民主制而独立产生，同自由民主制平起平坐，分庭抗礼。二百年来，西方的自由民主制总是一枝独大。到20世纪下半叶，东方出现了能与之分庭抗礼的协商民主制。至此可以发现，当今世界，民主制有两大类型：一是自由民主制，这是西方通行的民主制；二是协商民主制，这是起源于中国的新型民主制，目前处于开创阶段，具有强大生命力。那么，中国何以能创造出新型民主制呢？翻开人类历史，后来居上是历史的常有现象。世界上各个国家并非匀速前进，而是有曲折有跳跃，先进的可能落后，落后的可能走到前面。原因在于，落后的急于改变现状，即中国的一句古话“穷则思变”，且具有后发优势，能够吸收前人的经验教训，作跳跃式前进。先进的往往养成一种惯性，安于现状，不思进取，以至于落伍。古希腊是古代最先进的地区，在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时，表现平庸。北欧诸国在18和19世纪时还是落后地区，到20世纪末已走在了世界前列。中国在明朝以前的两千年时间，一直为全球最强盛的大国，从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之后，渐渐落后于欧美国家。进入21世纪，原来落后的中国，后来居上超过欧美国家是完全可能的，不仅只是在经济上超越，在政治体制上也能超越。近现代民主制在西方产生并盛行了200多年，人们形成了一种思维惯性，将自由民主制看作不二法门，唯我独尊，拒斥其他民主体制。自由主义在20世纪初已传入中国，但始终扎不下根，中国人自由民主的观念淡薄，不存在西方人那样的思维惯性，就更便于开创新型的民主形式。民主是一种政治上层建筑，要同经济基础相适应。自由民主制凸显多党竞争，轮流坐庄。资本主义社会，私有制占主导地位，企业完全受私人控制，政党斗争对企业经营无多大关系。因此，自由民主制尚能适合资本主义经济基础，西方国家尚能维持住自由民主制，也就没有改革的紧迫感。而自由民主制不适合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也就产生了探索新的民主体制的紧迫感。协商民主制正是适合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政治上层建筑。新中国成立后的6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的30多年，经济飞速发展，为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所罕见，充分证明了这一论断。由此发现，协商民主制正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种特有形式。中国之所以能创造出新的民主体制，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文化根基深厚。中国有5千年延续不断的文化，文化资源最为丰富，在世界上独一无二。和谐观念和中道思维根深蒂固，在此文化土壤上易于培育出协商民主制。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在中国这个经济大国，文化大国，创造出一个同自由民主制并列的协商民主制，是顺理成章的。
协商民主制可分两个层次来定位：在中国范围，协商民主制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在世界范围，协商民主制是同自由民主制并列的一种新型民主制。
四、中国政治体制发展和改革的大走势
中国政治体制发展的目标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改革的目标也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和改革的目标是一致的，可以说，政治发展和政治改革内涵相同。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全世界的市场经济是同质的，都遵循等价交换原则和价值规律，故经济体制改革可以吸纳西方的市场经济。政治体制改革和发展的目标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但各国的民主政治不同质，有多种形式，政治体制改革不能采用西方民主政治。在当今世界，有两类民主体制，一是自由民主制，一是协商民主制。我国政治体制发展的大走势，就是协商民主制，根据有如下四点：
1.更符合历史总的发展趋势。历史进步以生产力发展为基础。观察古今中外的历史，战争、动乱、冲突有时可产生出优秀精神产品，如诗词小说，哲学思想等，但对物质生产起到破坏作用。安定、和谐的社会，能保证生产力顺利发展，从而推动历史前进，故协商民主制符合历史发展的总趋势。自由民主制突显政党斗争，不利于生产力发展，不符合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再从历史发展分阶段看，生产力水平低，剥削者为增加剩余劳动，会加重压迫剥削，劳动者面临饥饿的威胁，会冒死作求生的搏斗，斗争就激烈。生产力水平高，人的温饱问题已经解决，再进一步争取更好的生活，则冲突斗争会缓和。因此，随着生产力的提高，社会发展总的趋势是冲突减少，协同增多。到了20世纪末，生产力状况发生了历史性变化，科学技术成为生产力的主导因素，人称之为知识经济。科学技术是一种无限的资源，争夺资源的斗争将大为减少。现代生产力性质为协商民主制政治奠定了物质基础。因此，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条件下，平等、和谐的价值观必然会占主导地位，故协商政治理念符合人类社会未来的发展目标。 2.更符合时代潮流。在两极化社会形成的自由民主制，多是用议会表决方式解决二者择一的问题。现代社会走向多元化，面临的是多元选择。越来越多的问题，共和协商比民主表决更有效。现代国家各个集团仍有自身特殊利益，但关系到全社会整体利益的事项日益增多，客观上要求政治集团之间共和协商以解决全社会的问题。世界和平将长期持续下去，面临的主要问题不再是战与和，而是发展经济与文化事业，解决民生问题。当今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生产和生活趋向社会化、网络化，大工程建设提上议事日程，处理国事依赖于科学研究。集中各方面人才共和协商，才是适应时代潮流的最佳选择。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的一大潮流，国家之间、企业之间的联系更加频繁，自由民主制的一套表决方式不全适用乃至全不适用，共和协商更加有效，更加适合全球化潮流。
3.更加平等公正。一人一票的普选制是自由民主制中最具进步意义的成分。19世纪末，德国社会民主工党通过选举取得了重大成功，恩格斯在1895年发表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中指出，工人阶级政党可以通过选举取得政权。在19世纪末，自由民主制的选举还是较为平等公正的。到了20世纪末，由于选举费用高昂，导致金权政治盛行，富人方有条件参加竞选，人与人之间政治地位不平等，这就破坏了选举的公正性。多党竞争、新闻自由是自由民主制的监督机制，其积极作用是有利于制止他人的腐败，同时自身陷入腐败。因为多党竞争，使得政党依附财团，新闻自由使得新闻工作者不受限制，自由地投靠权贵和财团。这是监督者自身的腐败。多党共和协商就要相互监督，铲除腐败。执政党的权利和义务是对等的，有主政的权利，也有铲除腐败、接受监督的义务。由此可见，协商民主制完全可以吸收多党竞争、新闻自由的积极方面，而摒弃其消极方面，是一种更加平等公正的制度。
4.更加适合中国国情。中国国情涵盖的内容颇多，而同民主制有关联的主要有两大项：一是社会制度，一是文化传统。首先，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是公有制占主导地位，公有就是全民所有，而全民无法直接行使所有权，是由政府委托的人员来行使，这些企业领导人有双重身份，既是企业家又是政府官员。自由民主制所伴随的多党竞争、政党轮替，势必导致企业领导人无所适从，只关注政治风云变化，无暇管理企业，对经济发展起阻碍作用。自由民主制这种政治上层建筑只能适合私有制经济基础，不能适合公有制经济基础。新中国建立60多年，特别是进入新时期的30多年，经济发展很快，标明中国实行的协商民主制适合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中华文化绵延五千年，其核心要义就是和谐，涵盖有人与人和谐，人与自然和谐（天人合一）。正是在这种和谐文化土壤上，生长出协商民主制，而协商民主制也就同文化传统融会贯通。
在当代中国，协商民主制是经济基础、中华文化、时代潮流三个坐标的交汇点，能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符合中国国情，顺应时代潮流，由此得出结论：中国政治体制发展和改革的大走势就是协商民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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