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1946年浙江大学在遵义的学生爱国民主运动述评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24-0096-03
1943年前浙江大学在遵义的学生爱国民主运动主要是倒孔运动，它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影响下进行的，当时浙大并没有建立共产党的地下组织。1943年夏，中共南方局派李晨化名李振民考进浙大来到遵义后，很快和浙大地下党员吕东明、卞嫂等取得联系，并开始开展工作。从此，浙大正式有了地下党组织，并以此为核心进一步发展了进步学生队伍，斗争的策略有了进一步提高，学生爱国民主运动进一步深入，使浙大成为大后方高等学府中的爱国“民主堡垒”之一，可与当时昆明的西南联大媲美。本文就1943―1946年浙江大学在遵义的主要学生爱国民主运动述论如下：
一、1942年夏―1944年冬浙大学生爱国民主运动进入隐蔽精干、建立党组织、积蓄力量时期
1942年1月在当时的国民党嫡系直接控制且号称“模范省”的贵州浙大爆发的反对贪官污吏国民党行政院长孔祥熙的“倒孔运动”后，蒋介石极为震怒，国民党由此加强了对浙大的管制，对进步力量进行疯狂的打击、迫害、逮捕，白色恐怖笼罩黔北，浙大学生爱国民主运动陷入低潮。浙大爱国进步力量进入隐蔽、保存力量以待时机阶段。
1941年前后，贵州地下党遭到严重破坏，1942年底到1943年上半年，反共声势和白色恐怖加剧。国民党特务在遵义、湄潭公开传讯进步学生，妄图扼杀爱国民主运动。面对国民党的迫害，浙大进兵学生迫切需要党的直接领导，以绕过暗礁险滩，把爱国民主运动驶向新的光明的航程。面对形势的需要，1942年4月中共南方局组织部及时做出决定，重建贵州地下党，浙江大学是重点。党组织先后派李晨、赖卫民来到贵州，他们很快和浙大地下党员吕东明、卞嫂等取得联系，建立浙大地下党组织[1]11。1943年夏，李晨化名李振民考进浙大，进入学运第一线，去联系，去领导，赖卫民则在遵义尚嵇大同中学以教书为掩护，作为二线以配合。从此，浙大有了地下党组织[2]139。浙大地下党组织的成立，标志着浙大学运到达一个新的起点，浙大学生爱国民主运动在地下党的直接领导下深入开展起来。
浙大地下党在南方局的直接领导下，根据党的“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反动势力”，“勤学、勤业、勤交友”[2]139，“到一切有群众的地方去工作”等一系列党的方针政策，充分利用学生会和其他合法组织，把工作重点放在争取、引导有进步倾向、在群众中有威信的学生干部身上，依靠进步力量，利用校方的有利条件，积极开展爱国民主运动。针对国民党的反动举措，浙大地下党就组织进步学生进行“有理、有利、有节”斗争，这就打破了浙大低沉压抑的政治气氛，对当时处于低潮的浙大学生爱国民主运动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如1944年国民党豫湘桂大溃败，11月，日军从桂北直逼贵州，形势十分严峻，国民党政府从河南、陕西调动军队，日夜兼程，途径遵义，赶赴贵州黔南抗日。地下党利用这个机会，支持浙大学生会成立战时服务队的决定，发动全校学生，开展了大规模的“劳军运动”。学生们连续几天从黎明到傍晚，前往遵义城区各处，为过路部队写家信，缝补衣服，赠送食物、纸烟、草鞋、毛巾等慰问品。通过劳军活动的展开，既大大激发了抗日部队奋勇杀敌的抗日斗志，同时又进一步带动了浙大学生以及遵义人民的抗日爱国运动激情。遵义出现了一股空前的在大后方罕见的抗日救亡热潮。12月1日，贵州南部门户独山失守，发生了震撼全国的黔南事变，贵州危急，陪都重庆危急。浙大学生自治会决定组织成立“浙江大学战地服务团”，把“劳军运动”推到前线去。浙大地下党支持这一决定，并积极领导参加。1945年1月20日“浙江大学战地服务团”从遵义出发，到南方青岩、惠水等地，开展帮助士兵洗衣服、教士兵唱歌学文化、搞军民联欢和文艺演出等等活动。通过这些战地服务、劳军活动，既是学生受到了教育，也是学生看到了国民党军队的腐败，从而进一步看清了国民党的本质。这在当时的大后方，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为即将兴起的爱国民主运动高潮，起了直接推波助澜的奠基作用。
通过浙大地下党的这种有理、有利、有节的合法宣传、活动和领导，不仅帮助浙大顺利地度过了学运的低潮，而且进一步削弱了反动势力，壮大进步力量，在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越来越多的浙大学生倾向于党的抗日主张，团结在党的周围，党的组织也进一步壮大，从而为1945年初―1946年5月的浙大在遵义的学生爱国民主运动高潮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1945年初―1946年5月浙大学生在遵义爱国民主运动高潮
由于国民党的倒行逆施，置全国人民要求民主、和平于不顾，大搞独裁、内战政策，浙大学生在浙大地下党组织的积极领导下进行了坚决斗争，终于迎来了1945年初―1946年5月浙大学生在遵义的爱国民主运动高潮。
（一）发表《促进民主宪政宣言》。
1944年9月，共产党在重庆国民参政会上提出了“立即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联合政府口号的提出，为大后方爱国民主运动提出了新的奋斗目标，指明了进一步前进的方向。在浙大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浙大掀起了拥护中共关于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改组统帅部的行动，成立了“宪政促进会”，由学生自治会委托该会秘书程融钜执笔[3]65，参考重庆文化界2月22日发表的拥护中共联合政府主张的《重庆文化界对时局进言》精神，起草了《国立浙江大学全体学生为促进民主宪政宣言》（简称国是宣言），初稿于1945年3月14日在《生活壁报》上公布后，得到了大多数同学的支持，于3月23日印发全国各地，以实际行动响应中共的号召。 《促进民主宪政宣言》首先分析了当时国内外急剧发展的形势，描述了人民群众特别是爱国青年学生对国是的忧心和要求改革政治的迫切心情，接着重点揭露了蒋介石独裁专制和国民党政治不民主带来的严重危害，指出不改组这个反动政府，不实行民主政治，就不能挽救中国的危机。对于如何改革，《宣言》提出结束一党专政，实行政治民主，国民党应当立即兑现其民主宪政的诺言，成立一个公允合理的新组织，这个组织应该包括各党各派的代表及无党派才高望重的人士，召开新的国民大会。《宣言》提出了改革政治的十条要求，包括：确切保障人民有言论、出版、通信、身体、集会、结社等自由；取消一切党化教育；承认各党派之合法地位；释放一切爱国政治犯及爱国青年；裁除并严惩一切腐化官吏；取缔一切囤积操纵、严惩奸商等[4]。最后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来激励同学们为实现《宣言》提出的目标而奋斗，并呼吁全国各大中学同学及全国同胞共起响应之。
《宣言》的发表，表达了浙大学生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拥护中国共产党提出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的鲜明立场，是浙大学生积极响应和支持中国共产党号召的一个实际行动。它表明浙大广大同学的政治觉悟，确已走在全国学生的前列，浙江大学不愧被誉为当时大后方的“民主堡垒”之一的光荣称号[5]。
《宣言》的发表，打破了1942年“倒孔运动”以来整个国民党统治区大后方的学生爱国民主运动低潮沉闷局面，在大后方起了打响头一炮的先锋带头作用，成为全国学生爱国民主运动新高潮的起点。《宣言》的发表，立即得到昆明、重庆、成都等地各大学的热烈响应，他们也纷纷行动起来，发表类似的政治宣言，在大后方广大学生和社会各阶层中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政治影响[3]65。
《宣言》的发表，是浙大在遵义的学生爱国民主运动继“倒孔运动”后又一个高潮，在浙大学生运动史上写下了光辉一页。同时，又是对浙大学生的一次深刻的教育和锻炼，把浙大学生的政治觉悟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二）反内战运动
1945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无条件投降。抗战胜利后，中国广大人民热切希望和平、民主，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在全国人民的强烈要求下，国共双方代表在重庆进行和平谈判。十月，国共两党签订《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确认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国共两党同意“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但国民党当局坚持独裁反共的方针，一面谈判，一面紧张地准备内战，全国各地都有内战枪声传来。中共中央发出了“用一切方法制止内战”[6]的号召。
浙大进步学生忧心如焚，发出了响应中共号召，“不要内战，制止内战”的正义呼声。而校内的反动党团骨干三青团分子却肆意污蔑说共产党军队不服从的“军令”“政令”，狂妄的叫嚣必须用内战消灭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以达到统一。在中共浙大地下党的组织引导下，进步师生与反动分子进行了一场反对内战的激烈辩论。通过辩论会，宣传了和平、自由的观点，使绝大多数同学认清了反对内战的必要性，进一步团结起中间态度的同学，同时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反共反人民的罪恶本质。
正当浙大学生反内战的呼声日益高涨的时候，国民党反动派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一二?一惨案”，1945年12月1日，昆明市大专院校六千多学生举行“反内战晚会”，遭到国民党军警特务的血腥镇压，四名学生被打死，一百二十多名学生被打伤。消息传来，进一步激起了浙大学生的更大义愤，浙大学生立即掀起了控诉反动派的暴行，声援死难师生，要求惩凶，要求民主和言论自由的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同时召开了昆明“一二?一惨案”四烈士追悼会，并向全国发出声援昆明学生正义行动的《快邮代电》，要求国民党政府严惩凶犯，停止迫害进步学生，停止内战，尽快建立民主联合政府。
浙大学生的爱国民主壮举，声援了昆明学生“反内战”运动，推动了遵义地区学生运动的发展，遵义中小学生积极响应浙大学生的号召，纷纷加入抗议示威活动行列，走上街头张贴标语，呼喊口号，散发传单，遵义地区的学生爱国民主运动纷纷开展。
蒋介石于1946年6月发动全面内战的同时，加紧了对国统区的爱国民主运动镇压。1946年7月中旬，国民党特务在昆明相继暗杀了战后争取和平民主、反内战独裁的民主人士李公朴、闻一多，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李闻血案”。
消息传到遵义，浙大学生在遵义何家公馆为爱国民主人士李公朴、闻一多举行追悼大会，遵义中小教员和学生代表700多人也来参加。大会愤怒声讨国民党特务令人发指的法西斯罪行，谴责国民党当局的独裁统治，并准备示威游行。国民党遵义当局惊恐万状，派出大批军警封锁会场，企图阻止师生们上街示威游行。但浙大仍有部分学生冲出军警重围，到街头闹市散发传单，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罪恶阴谋，使遵义民众了解事件真相，认清国民党政府的反动本质，从而进一步孤立了国民党反动派。
（三）反击国民党制造的“反苏游行”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苏、美、中三国外长在莫斯科开会，达成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协议，“重申坚持不干涉中国内政的政策”，苏美外长一致同意苏美两国军队尽早撤离中国。由于当时国民党还不能把大量的军队派往东北各省，他们就要求苏联推迟撤军的时间，同时又在美国的所谓“调处”的掩护下，借助美国的力量把军队源源不断地运进东北及其他进攻解放区的前线，疯狂地准备发动全面内战，消灭人民革命武装力量。1946年2月22日，国民党利用苏军在东北的一些行动和当时发生的张莘夫被杀害事件，煽动不明真相的学生首先在重庆搞了一次“反苏游行”，并派特务歹徒捣毁了中国共产党的《新华日报》营业部和民主党派民主同盟的机关报《民主报》社，打伤多名两报工作人员。他们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消灭人民武装力量，镇压要求和平、民主和反对内战的群众运动[1]207。浙大的一些反动分子也乘机利用一部分不明真相的师生，煽动起一阵反苏鼓噪，准备于2月25日在遵义、湄潭发动反苏游行，与重庆遥相呼应。而广大进步的学生大都以野外郊游等各种方式进行抵制，不参加。在遵义湄潭，进步学生还在大会上针锋相对地提出释放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的提案，以抵制气势汹汹的国民党反共逆流。 与此同时，浙大地下党针对国民党掀起的反苏反共逆流，抓住国民党在重庆、遵义等地策划“反苏游行”中收买流氓地痞的丑恶行径，抓住国民党在华北、东北挑起内战的大量事实，进行了坚决有力回击。如1946年4月，遵义湄潭浙大的“新潮社”、“文萃社”、“春草社”等八个壁报，联名发表了对时局的意见。意见揭露了抗战胜利后国内之所以出现混乱局势，是由于国民党违背人民的利益和愿望，在全国各地制造内战与大搞独裁统治的结果，并旗帜鲜明地提出了维护政协协议、制定民主宪法、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解决军事冲突等解决时局的办法。通过这些回击，使广大学生更加清晰地看清了形势，看清了谁是谁非，从而及时觉醒，团结在共产党周围。
这些斗争吸引学生之多，对学生的锻炼教育之深都是空前的。随着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全面内战，随着其独裁统治面目的进一步暴露，以遵义浙大学生爱国民主运动为开始，省城贵阳和全省各地的学生爱国民主运动逐渐开展起来。浙大充分显示了自己在遵义、在贵州以致在全国的学生爱国民主运动中的生力军作用和先锋带头作用。
三、结语
1945年初―1946年5月浙大学生在遵义的爱国民主运动的蓬勃开展和进步力量的进一步发展壮大，直接为浙大东返杭州后的爱国民主斗争空前高涨做了必要的准备[7]，打下了比较好的群众基础和思想基础，终于迎来了浙江大学1947年学运高潮。1947年1月浙大掀起的抗议美军暴行运动，5月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10月的浙大学生于子三被杀而引起的抗暴运动，轰轰烈烈地在浙大展开，使浙大学生爱国民主运动进入空前高涨的阶段，成为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第二条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