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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文化因素与对外汉语教学研究:以辽宁为例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15-06-14

地域文化因素与对外汉语教学研究:以辽宁为例

  在当今世界中,我国与世界各国的交流日益频繁,2012年共计有三十二余万名外国留学人员来到我国学习,这大大促进了国际间的学术与文化交流。为了更好地实现学术与文化的交流,“汉语学习”当为第一要务。“沟通是人类语言的终极目的”(1)275,语言意义的表达和理解“基本上都要求参与到一个沟通过程中去”(2)112。外国人在学习汉语并用汉语进行交际时,沟通的实现不可能完全脱离文化因素的参与,特别是当他们以留学人员的身份来到中国进行汉语学习时,非但不能忽视中华文化这一要素,而且还应该重视当地地域文化因素的参与。

  中国地域文化丰富多彩,因此对外汉语教学在总体一致的前提下有着鲜明的地域特色,如何在对外汉语教学中体现地域文化,是对外汉语教学所共同面临的一个课题。2012年到辽宁学习的外国留学人员达一万六千余人,留学人数位居北京、上海、广东、天津、浙江和江苏之后。本文将以辽宁为例,探讨如何将地域文化因素融入到对外汉语教学中,以促进对外汉语教学的有效开展。

  一、丰富的文化资源:地域文化因素导入对外汉语教学的前提

  地域文化是在地理环境、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综合影响下,在一定地域范围内,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中积淀形成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各民族、各地域的发展过程和生活环境不尽相同,因此在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文化习俗等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差别,各地的地域文化以其独特性和典型性相区别。

  辽宁拥有中华文化共同的本质方面,同时由于辽宁所处的地理和气候的特点积淀了独特的人文特征和风土习俗,从而逐渐形成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这主要表现在历史文化、战争文化和宗教民俗文化等方面。辽宁的历史文化资源主要集中在远古文化、清前文化以及清朝文化三个方面。远古文化资源如金牛山遗址、仙人洞遗址、沈家台遗址、前阳遗址、查海遗址、新乐遗址以及牛河梁遗址等。清前文化资源有燕文化、汉魏文化、鲜卑文化、高句丽文化和契丹文化等。清朝文化资源包沈阳故宫、新宾兴京赫图阿拉老城、辽阳东京城、沈阳盛京城、新宾永陵、沈阳福陵、沈阳昭陵等。辽宁的战争文化资源主要以阜新万人坑、辽沈战役遗址、辽东解放烈士纪念塔、苏联红军阵亡将士纪念碑、抗美援朝烈士陵园、“九?一八”历史博物馆、张氏帅府等历史文化遗存为代表。辽宁的宗教文化有义县万佛堂石窟、奉国寺、本溪九顶铁刹山、千山玉佛苑、朝阳北塔、崇兴寺双塔、辽阳白塔等;民俗文化包括满族文化、皇寺庙会、剪纸、手撕画、二人转、小品等。辽宁地域文化,是一个内容丰富的系统。多元构成的文化形态是辽宁地域特色的外在表现,这些文化特色鲜明、形态众多,这为我们围绕辽宁地域特色进行对外汉语教学提供了可能。

  但是,按照张英(3)的观点,“文化因素”与“文化知识”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文化因素是指存在于语音、语法、语义、语用等层面的文化;文化知识是指存在于交际规约等方面的文化。并指出二者虽然构成了对外汉语文化教学的重要内容,但是却承担着不同的教学任务和教学内容。而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教学应该是“在语言教学过程中注入和语言密切相关的文化内容”(4),主要是进行“语言的文化要素”的教学,即语言形式之内的文化,以排除语言理解和语言使用方面的障碍。因此,在辽宁的地域文化中,一部分是地域文化知识的教学,一部分是地域文化因素的教学。而我们所提出的导入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地域文化更侧重于地域文化因素,即地域文化反映到语言中的文化因素。

  二、语言的文化本质:文化因素导入对外汉语教学的可行性

  语言的文化性质是指语言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现象,语言是文化总体的一个组成部分。(5)语言符号的产生、使用乃至消亡无不在体现着语言使用者的思维,所以人类建构的文化世界可以说是储存在语言之中的。德国人类文化语言学家洪堡特和美国人类语言学家萨丕尔、沃尔夫是最早关注语言与文化关系的学者,洪堡特认为:民族语言就是民族精神,而民族精神就是民族语言;萨丕尔和沃尔夫受此影响,认为:语言形式对思维方式有重要影响,语言结构规定了思维结构,而一个民族的思维结构(模式)从本质上决定了这个民族所属的文化结构类型。可见语言系统中可能存在的语法范畴和语义分类,决定着说话者的世界观,这种语言系统是说话者同他的本族文化一起继承下来的。之后,梅耶进一步强调语言是社会事实,特别是民族、社会、文化因素对语言中词义的变化有巨大的影响作用,并且各种语言的发展演变与其所使用的民族或国家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环境有极其密切的联系。因此不可把语言的研究看成是脱离社会而独立发展以至死亡的有机体。(6)这些观点为第二语言突破“就语言教语言”的传统提供了理论基础,为语言与文化教学的关系研究拓宽了视野。

  在国内的对外汉语教学中,以20世纪80年代为分期,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文化教学被置于语言教学之外,语言与文化被完全割裂。20世纪80年代以后,文化与语言的关系逐渐得到了研究者的关注。他们开始探讨在“语言与文化”的范畴内什么是“文化”的问题。张占一、赵贤州、吕必松等人提倡将文化进行二分,包括“交际文化”和“知识文化”,而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相当于直接影响交际效果的文化知识。20世纪90年代以后,周思源、陈伸、许嘉璐、胡文仲等人对文化的二分法进行质疑,提出文化的三分法,并认为文化是一个综合的概念,不能只从“交际”这一角度限定文化的概念,这样会使文化的概念失于狭隘。在明晰了语言的文化本质、语言与文化的关系、文化的范畴后,学者们又开始思考对外汉语教学中所进行的文化教学的内容应该是什么?陈光磊(7)从语言本位的角度把应该导入的文化因素分为语构文化、语义文化和语用文化;魏春木、卞觉非(8)从文化功能的角度,将导入的文化因素分为文化行为项目和文化心理项目两大类114个子项目。   作为文化的特殊载体――特定的语言对应着特定的文化,因此,在汉语的学习中,不但要掌握汉语的语音、词汇、语法系统,更要理解和接受汉语中内隐的文化特征,即语言文化世界。特别是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对外汉语教学的目的是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重点是让学习者可以较为自如地运用汉语完成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的交际需要。目前的对外汉语教学仍然侧重于语言知识和语言技能的训练,如果在教学中教师不能充分关注文化因素的导入,就会产生文化“失语”、“文化休克”等现象。语言和文化是一个完整的统一体,在以文化为导向进行教学的过程中,我们不但要进行中国文化的学习,而且要积极导入地域文化因素。

  三、语言与言语:地域文化因素导入对外汉语教学的必要性

  《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索绪尔提出了“语言”和“言语”的二分,并指出:语言和言语是相依存的,语言既是言语的工具,又是言语的产物。但这一切并不妨碍它们是两种绝不相同的东西。“语言”和“言语”的绝不相同表现在:“言语是个人的意志和智能的行为”(9)35,“语言是言语活动事实的混杂的总体中一个十分确定的部分,是言语活动的社会部分,是个人以外的部分。”(10)41因此对外汉语教学的最终目的是培养学习者在一定范围内利用汉语进行交际的能力,对外汉语教学既要让留学生尽量地掌握语言系统,提高语言能力;同时还应进行“言语”学习,让留学生可以更好地完成交际活动、掌握“语言”。在索绪尔“语言”与“言语”理论的指导下,我们可以将普通话的教学看做是“语言”教学,留学生所在当地的“方言”教学看做是“言语”教学,因此我们在对来辽宁的留学生进行汉语教学时有必要引入辽宁方言的教学。

  (一)与普通话语音的差别

  辽宁语音基本遵循普通话的语音发音规则,但声母有相混现象,如“同胞”的“胞”读为“pāo”,“撞车”的“撞”读为“chuàng”,“蝴蝶”的“蝶”读为“tiě”,“奖券”的“券”读为“juōn”,“扔掷”的“扔”读为“lēng”,“裙子”的“裙”读为“chún”,“安全”的“安”读为“nān”,“用法”的“用”读为“ròng”;“人民”的“人”读为“yín”,“热闹”的“热”读为“yè”等;

  韵母出现移用现象,如“什么”的“么”读为“mē”,“暖气”的“暖”读为“nǎn”,“天津”的“津”读为“jīng”等;

  有的是声调与普通话出现偏差,杨春宇(2010)总结了辽宁声调的规律,辽宁境内的胶辽官话将阴平读作212,其他地区的调值一般为44;辽宁境内的胶辽官话的阳平调值一般为35,其他地区为24;辽宁境内的上声调值一般为213;辽宁境内的方言区中去声调值一般为52等。如在胶辽官话区当地人会将公交线路“708”读作“qǐ-líng-bǎ”;在抚顺地区当地人一般会将“饼干”读作“bíng-gàn”。

  因此,在教学中教师有必要系统总结这一类与普通话有差别的语音现象,教授学生当地语音与普通话的对应规律,让留学生知道方音的所指,更好地实现语言的交际功能;同时在这种对比教学中可以进一步强化汉语普通话的教学。

  (二)与普通话词汇的差别

  在辽宁方言区中存在一定数量的方言词和满语词,方言词和满语词的存在丰富了汉语的词汇系统。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教师应该有意识地将在日常语言交际中出现频率较高的土语词和满语词引入到课堂中,以方便学生完成与当地人的交际。

  1.方言词

  近年来,辽宁的喜剧小品、二人转和反映农村文化生活题材的电视剧的热播,形成了具有辽宁特色的“东北风”和“关东风情”,对辽宁现代文化的传播起着重要的作用,成为辽宁现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此相应,一批方言土语词也开始频繁地出现在人们的日常语言交际中。如:“的瑟”形容人比较爱炫耀,“硌硬”表示讨人厌烦,“硌楞”形容不和谐、不爽快,“磕碜”形容丑陋、难看,“煞楞”形容办事利落,“毛楞”形容办事粗心不稳当,“赶趟”形容来得及;“旮旯”指称角落、地方,“多暂”指啥时候;“拉倒”指算了吧;“嘎哈(gà-ha)”用来问指干什么,“嗯哪(en-na)”表示用来回答对方的“行”、“是”等。

  随着东北二人转影响力的提高,以及反映辽宁农村新生活、新面貌等电视剧的走入荧屏,越来越多的辽宁方言词进入到大众语言生活中。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我们应该系统地向留学生介绍这些方言词,以便留学生可以在当地更好地完成语言交际活动。

  2.满语词

  在辽宁历史中的少数民族,满族居于重要的地位。满族崛起于17世纪,先后在新宾、沈阳建立了后金政权,后改名为清。在长达400余年的统治中,为中原文化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满语势必与当地的汉语发生碰撞,丰富了中国近代及现代汉语的词汇。

  一些反映满族人生活、文化、政治等词语存在于辽宁方言中。如“福晋”、“阿玛”、“格格”、“阿哥”等表示称谓的词语;“裙门”、“马蹄袖”、“坎肩”等表示服饰的词语;“饽饽”、“萨其马”等表示食物的词语。又如“埋汰”、“哈拉”、“磨即”等词。这些词语仍活跃在辽宁当地人的日常语言交际中。

  1971年,美国语言学家海姆斯在“On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一文中首次提出了“交际能力”的概念。海姆斯认为,如果把能力看作说话人和听话人所具有的运用语言的全部基本知识,那么这种能力不能仅限于语言能力,还应该包括交际能力。海姆斯提出的交际能力既包括语言能力,也包括语言运用能力。交际能力由语法的正确性、语言的可行性、语言的得体性及语言的可接受性等四个方面构成。在这里语言知识是基础,只有落实到交际的运用中才能被消化和内化,语言能力才能转化为运用能力。“语言”是留学生学习汉语的“必修课”,但是为了更好地培养交际能力,我们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有必要讲授当地方言,使在当地的语言交际活动中留学生所使用的“语言”能够得体,当地人所用“语言”具有可接受性。因此在教学中我们既要选择经典的书面材料,同时又要涵盖口语性、实用性较强的材料,如我们可以引入二人转、小品等说段的教学,让学生真实地接触到辽宁的“言语”环境。   融合辽宁地域特色的对外汉语教学并不是轻“语言”、重“言语”的教学过程,而是二者同时进行,不可偏废。如果只会“语言”,学习者的语法知识、阅读能力比较强,但是在实地的语言交际中可能会出现障碍;反之,如果我们刻意追求学生在言语活动中的言语交际能力,可能会造成“语言”知识的缺失,因此我们有必要找到“语言”与“言语”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契合点,提升汉语学习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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