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端明殿学士的职能及在中枢政治中的地位
一、端明殿学士的职能
五代时期端明殿学士的职能相当复杂，不仅有内廷职能，而且更多地承担大量的外廷职能。端明殿学士复杂的职能是五代时期专制主义中央集权逐渐加强的表现，同时也说明端明殿学士制度处于初创阶段而导致其职责的不确定性。
（一）代王言
端明殿学士大多是从翰林学士升任的，即使其他出身的也大多是当时的文学之士，所以端明殿学士就和翰林学士一样，也有奉命提草诏令、撰写文章的职能了。由唐至五代、两宋，掌诏敕者为翰林学士承旨。正因为这样，在五代时期以端明殿学士兼任翰林学士承旨就不足为怪了。“晋初，拜端明殿学士，兼判度支，为翰林学士承旨。”[1]640和凝在禁署多年，历后唐明宗、末帝朝皆为翰林学士，后晋时，深得后晋高祖赏识，拜端明殿学士又兼翰林学士承旨。这样，端明殿学士就可以充分利用自己的才能，更好地发挥秉笔作用。至宋代，端明殿学士和翰林学士承旨互兼的现象就比较多了。“进退宰相，其帖例草仪皆出翰林学士。旧制，学士有阙，则第一厅舍人为之。嘉?末，王荆公为阁老，会学士有阙，韩魏公素忌介甫，不欲使之入禁林，遂以端明殿学士张方平为承旨，盖用旧学士也。”[3]115在宋代，端明殿学士和翰林学士都是天子近臣，两者并称为两禁，张方平以端明殿学士身份兼任翰林学士承旨，应该是援用了五代时期之故事。
（二）备顾问主谋议
五代帝王多是一些依靠兵变而上台的武夫，因而离不开以端明殿学士为首的文臣们的顾问作用，这也许是五代时期顾问之职增多的原因之一。“至明宗时，安重诲为枢密使。明宗既不知书，而重诲又武人，故孔循始议置端明殿学士二人，专备顾问，以冯道、赵凤为之，班翰林学士上”，[5]25“专备顾问”四字说明了端明殿学士设置之初的职务性质就是备顾问，备顾问是端明殿学士的首要职责。“晋初，拜端明殿学士，兼判度支，为翰林学士承旨。高祖数召之，问以时事，凝所对皆称旨。”[1]613和凝是被后晋高祖召去问以时事的，从而行使顾问职责。
备顾问和主谋议是分不开的，端明殿学士在充当皇帝顾问的同时，还利用接近皇帝的机会，主动向皇帝出谋划策。“是时，晋高祖镇河东，有二志，废帝患之，琦与李菘俱备顾问，多有裨画。”[1]645吕琦和李菘就是利用近臣顾问的身份而“多有裨画”的。应该说，在端明殿学士的内廷职事中，“主谋议”是比“备顾问”更重要的职权。
五代时期，武人专权，他们骄恣蛮横，强者往往拥兵篡位弑君，所以政权极不稳固。广大服务于藩镇的文士们只能仰其鼻息，“然藩镇皆武夫，持权任气，又往往凌蔑文人，或至非理戕害”。[7]476后周建立，气象为之一新。
后周世宗是被公认的五代时期最有作为的皇帝之一，这与他重视以端明殿学士为首的文臣们的谋议是分不开的。其中，端明殿学士王朴的建议对周世宗的影响非同一般。“是时，世宗新即位，锐意征伐……，慨然有平一天下之志……。而当时文士皆不欲上急于用武，以谓平定僭乱，在修文德以为先。惟翰林学士陶?窦仪、御史中丞杨昭俭与朴皆言用兵之策，朴谓江淮为可先取。世宗雅己知朴，及见其议论伟然，益以为奇，引与计议天下事，无不合，遂决意用之。”[1]343周世宗对王朴等的建议大为赞赏。王朴认为应当先平定江淮，坚定了周世宗出师江淮的决心并且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实践证明，王朴的建议是正确的。“其陈用兵之略，非特一时之策。至言诸国兴灭次第云：‘淮南可最先取，并必死之寇，最后亡’。其后宋兴，平定四方，惟并独后服，皆如朴言。”[1]343可见王朴的主张甚至影响了其身后的北宋的统一。
（三）知贡举荐人材
唐代科举取士的大权由以宰相为首的政府牢牢掌握。到了五代，这种状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虽然知贡举官仍以礼部官员为主，但以他官权知贡举的情况越来越多。究竟以谁知贡举，完全由皇帝根据具体情况而定，皇帝频繁地派出以翰林学士为主的天子近臣执掌选拔人才的贡举，把选士权控制在自己手里。这种主考官身份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皇权与相权的斗争。根据史料记载，以天子近臣执掌贡举的任务主要落在翰林学士的身上，以端明殿学士知贡举的记载较少。好直言而性刚强的端明殿学士赵凤曾经权知后唐天成元年的贡举，“天成初，置端明殿学士，凤与冯道俱任其职。……是冬，权知贡举。”[2]889
除此之外，端明殿学士还利用自己特殊的政治地位向皇帝或者枢密使直接推荐人才。后晋端明殿学士和凝就曾经把张谊引荐给枢密使桑维翰，结果张谊深得后晋高祖的赏识，“凝奇之，荐于桑维翰，未几，除左拾遗。谊上言：‘北狄有援立之功，宜外敦信好，内谨边备，不可自逸，以启戎心。’帝深然之”。[6]760深得后周太祖、世宗、宋太祖喜爱和重用的王溥，在周太祖时充任端明殿学士。史载：“溥性宽厚，美风度，好汲引后进，其所荐至显位者甚众。”[6]760汲引后进，当然有政治上志同道合的考虑，但在五代的历史上，多数端明殿学士还是能够做到选拔人才根据德才兼备的原则，而不是任人唯亲。
（四）出使
五代十国时期，中原的梁、唐、晋、汉、周占据中原地区，自称正统，因此，在和南方各国交往中比较注意维护自己的体面。翰林学士、端明殿学士往往知识渊博、熟悉历史典故、通晓封建礼法纲常，所以他们经常被选派出使各国，学士们凭借自己的学识和智慧而不辱使命。 窦仪、窦俨兄弟都曾充翰林学士，窦仪充端明殿学士，兄弟俩先后出使过南唐、荆南。后周显德六年（959年）“端明殿学士、兵部侍郎窦仪使于唐，天雨雪，唐主欲受诏于庑下。仪曰：‘使者奉诏而来，不敢失旧礼。若雪沾服，请俟它日。’唐主乃拜诏于庭”。[6]934熟悉礼仪的窦仪坚持唐主拜诏于庭，唐主只好听从，这样就维护了宗主国的尊严。“俨显德中奉使荆南。荆南自唐季以来，高氏据有其地，虽名藩臣，车服多僭侈?制，以至司宾贱隶、候馆小胥，皆盛服彩缨。俨讽以天子在上，诸侯当各守法度，悉令去之，然后宣达君命”。[8]9097荆南奉中原王朝为正朔，但在很多方面逾越了君臣之道，窦俨首先要求荆南方面先改正这些，然后再宣达君命，在外交场合维护了后唐的尊严及大国地位。
（五）修史
端明殿学士参与修史，这是五代时期的新现象。后晋天福二年八月，“宰臣监修国史赵莹奏：‘请循近例，依唐明宗朝，凡有内庭公事及言动之间，委端明殿学士或枢密院学士侍立冕旒，系日编录，逐季送当馆，其百司公事，亦望逐季送当馆，旋要编修日历’。从之”。[2]1006另据史载：“周显德元年十月，监修国史宰臣李?奏：‘今之左右起居郎，即古之左右史也。唐文宗朝，命其官执笔立于殿阶螭头之下，以记政事。后唐明宗朝，命端明殿及枢密院直学士，皆轮修日历，旋送史馆，以备纂修。降及近朝，此事皆废。今后欲望以咨询之事，裁制之规，别命近臣旋具抄录，每当修撰日历，即令封送史臣。’从之。”[11]304以上史料至少说明了两点，首先，端明殿学士自后唐明宗朝设置以来，就开始参与修史。可能由于五代战乱，修史之事经常荒废中断，以致每每都要由监修国史宰相奏请之后才得到贯彻实施。其次，端明殿学士参与修史的部分是日历之类。
后唐清泰元年四月，“史馆奏：‘凡书诏及处分公事、臣下奏议，望令近臣录付当馆’。诏端明殿学士韩昭裔、枢密直学士李专美录送”。[2]634另有史云：“晋天福四年十一月，史馆奏：‘按唐长寿二年，右丞姚?奏，帝王谟训，不可阙文，其仗下所言军国政事，令宰臣一人撰录，号时政记；至唐明宗朝，又委端明殿学士撰录，逐季送付史馆，伏乞遵行者。宜令宰臣一人撰述”。[11]304上述两则史料共同说明了端明殿学士参与修史的另外一个重要部分是时政记之类。五代时期史馆主要的撰修任务是前代史或者国史，而日历、时政记之类往往交与他官撰修，尔后再交与史馆，以备撰修国史。发展到宋代，端明殿学士参与修史的故事得以传承。
端明殿学士由于职在近密，有的后来又官至宰相或者枢密使，故其对五代制度了解较深，由他们编撰的史书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溥好学，手不释卷，尝集苏冕会要及崔铉续会要，补其阙漏，为百卷，曰唐会要。又采朱梁至周为三十卷，曰五代会要。有集二十卷。”[8]8801由王溥编撰的《五代会要》可与《旧五代史》、《新五代史》相互补充，研究五代历史，《五代会要》不失为一部有用的参考书。
（六）权判州府事
端明殿学士等是皇帝们信任的心腹，用他们主州镇是一种防范军将专擅的有效手段。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军将主州镇，对当时无论统治者还是黎民百姓来说都是一种祸害，史载：“自梁、唐以来，郡牧多以勋授，不明治道，例为左右群小所惑，卖官鬻狱，割剥?民”，[7]474鉴于这种情况，不管是出于维护自己的统治的目的还是其他的原因，五代诸帝应该都想改变它。用以端明殿学士为首的文臣主州就是一种改变这种状态的尝试。
后唐天成四年二月，“枢密使赵敬怡卒，赠太傅。以端明殿学士赵凤权知汴州军州事。”[2]547这应该是端明殿学士权知州府事最早的一次。这之后，以端明殿学士兼判地方事务的事例就越来越多了。后周广顺二年（952年）五月，太祖平定慕容彦超叛乱，收复兖州，“丁丑，以端明殿学士颜?权知兖州事”。[6]882同年十二月，“乙巳，以端明殿学士颜?权知开封府事”。[2]1487颜?以端明殿学士的身份先权知兖州军州事，后又权知开封府事。这两个地方一个是刚刚收复的，一个是京畿要地，可见，周太祖对以端明殿学士为首的文士是相当信任的。后周世宗继位，尤其重视以端明殿学士为首的文臣的作用。王朴因是世宗的藩邸旧属并献“平边策”而见知于帝，很快得到擢拔。“未几，迁左谏议大夫，知开封府事……寻拜左散骑常侍，充端明殿学士，知府如故”。[2]1681王朴在左谏议大夫、知开封府事任上升任端明殿学士，又依前知开封府事不变。显德三年正月，世宗征淮离京师前，“以宣徽南院使向训为权东京留守，以端明殿学士王朴为副留守”。[2]1539在这两次人事变动中，王朴都是以端明殿学士的身份知开封府事或者兼任东京副留守的。端明殿学士窦仪在后周世宗朝也得到重用，曾经兼任很多外职。周世宗征淮南，他跟随左右，出谋划策。淮南平定后，显德五年五月，“丙戌，命端明殿学士窦仪判河南府兼知西京留守事”。[2]1572以上诸人都是以端明殿学士的身份兼职地方事务的，加上同时期以翰林学士身份兼判地方事务的，那么以文士身份兼判地方事务的人就不少了，而且愈往五代后期这种情况愈多。
以端明殿学士身份兼判地方事务，反映了五代君主们对“天子私人”的信任，也可以说是帝王们为限制地方武夫乱政、向军镇收权以逐步加强中央集权的一种尝试。发展到宋代，宋太祖“杯酒释兵权”，解除地方节度使的兵柄，以文臣主州、控制地方事务，并且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很好地解决了长期以来困扰五代君主们的如何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问题。可见，五代时期用端明殿学士等文人主州的尝试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七）宣旨
端明殿学士在皇帝的近臣中地位最高，所以当有的地方发生什么重大事情时，为了表示皇帝对此事的高度重视，往往派其前往宣旨。
后唐清泰三年，石敬瑭在晋阳起兵反唐，后唐末帝派张敬达前去镇压，被契丹军打败。末帝转而寄希望于赵德钧父子，命赵德钧父子率领大军讨伐。“十一月，以德钧为诸道行营都统，以延寿为太原南面招讨使，遣端明殿学士吕琦赍赐官告，兼令犒军。琦从容言天子委任之，德钧曰：‘既以兵相委，焉敢惜死。’”[2]1309后唐末帝在危急时刻，派近密之臣、地位较高的端明殿学士吕琦到赵德钧军中宣旨并犒军，应该说是正确的举措。有一条史料更能说明问题，“己未，诏归德节度使刘知远、忠武节度使杜重威并加同平章事。知远自以为有佐命功，重威起外戚，无大功，耻与之同制，制下数日，杜门四表辞不受。帝怒，……莹拜请曰：‘陛下昔在晋阳，兵不过五千，为唐兵十余万所攻，危于朝露，非知远心如铁石，岂能成大业！奈何以小过弃之！窃恐此语外闻，非所以彰人君之大度也。’帝意乃解，命端明殿学士和凝诣知远第谕旨，知远惶恐，起受命。”[6]770后汉高祖刘知远自以为有大功于晋，而杜重威因为是晋高祖的妹夫也得以拜相，从而感到不满，所以不愿接受这项任命，此事惹恼了后晋高祖石敬瑭。后来，石敬瑭派端明殿学士和凝就第宣谕，刘知远害怕了，只好接受。从“知远惶恐”这四个字足以看出端明殿学士地位之高，端明殿学士就第，那可是皇帝的代表到了，刘知远这才知道事态的严重性，慑于君威，俯首听命。 （八）修历
“世宗即位，外伐僭叛，内修法度。端明殿学士王朴，通于历数。乃诏朴撰定。岁余，朴奏曰：‘臣闻圣人之作也，在乎知天人之变者也。……谨以步日、步月、步星、步发敛为四篇，合为历经一卷，历十一卷、草三卷，显德三年七政细行历一卷，以为钦天历。……’世宗嘉之。”[1]670这条史料说的是周世宗任用端明殿学士王朴等制定历法并且对其制定的历法相当满意。五代乱世，历法亦乱，王朴制定的钦天历统一了后周的历法，对当时人们的社会生产与生活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九）断刑狱
后周显德五年（958年）四月，“丙辰，太常博士、权知宿州军州事赵砺除名，坐推劾驰慢也。先是，翰林医官马道玄进状，诉寿州界被贼杀却男，获正贼，见在宿州，本州不为勘断。帝大怒，遣端明殿学士窦仪乘驿往按之，及狱成，坐族死者二十四人。仪奉辞之日，帝旨甚峻，故仪之用刑伤于深刻”。[2]1572这则史料反映的是端明殿学士被委以主断刑狱的外任。窦仪根据周世宗的授意，对涉及这起凶杀案的案犯处以重刑，然而，打击面太大，有冤杀无辜的嫌疑。
以上论述了端明殿学士的职能，通过分析发现端明殿学士名为“天子私人”，其实还兼有大量的外廷职事。这说明为了适应五代时期复杂的政治局面，端明殿学士、翰林学士渐渐地由内廷走向外廷，同时兼具有内、外廷职事官的双重身份。从上述端明殿学士的各项职能的产生、发展来看，每项职能的出现似乎带有很大的随意性，似乎都是皇帝的临时差遣而已。其实不然，端明殿学士的设置从后唐至后周，除了短短三年曾经一度被废外始终存在，表现得相当的稳定，这充分说明了端明殿学士的存在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从政治学的角度看，国家职能决定国家机构的设置。端明殿学士的设置是当时统治阶级维护其统治的需要，是封建专制主义国家充分履行其国家职能的需要。总之，端明殿学士的设置是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加强的需要，而其职能的扩大和强化正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有效手段。也正因为如此，端明殿学士这项首创于五代时期的重要制度才具有了强大的生命力。至宋代，端明殿学士和翰林学士都完全演变成了正式的外廷朝官。
二、五代端明殿学士在中枢政治中的地位
后晋天福二年（937年），“以翰林学士、礼部侍郎和凝为端明殿学士。凝署其门，不通宾客。前耀州团练推官襄邑张谊致书于凝，以为‘切近之职为天子耳目，宜知四方利病，奈何拒绝宾客！虽安身为便，如负国何！’凝奇之”。[6]760“切近之职”、“天子耳目”这八个字，清楚地说明了端明殿学士与五代帝王的密切关系，这就必然使得帝王们的决策不能不受到端明殿学士等文士的影响。特殊的政治环境造成了特殊的政治权力运作机制。端明殿学士等在充当帝王的近密顾问之臣前大多是帝王在藩时的幕僚，曾经鞍前马后，效命于藩邸，藩镇得位之后，更把他们视为心腹，他们的建议有时就容易被帝王所接受。这样，端明殿学士等就可一方面利用被皇帝召去顾问咨询的机会，阐明自己的意见，对帝王们的决策产生影响或者在帝王们错误的决定实施前使其得到一定程度的改正。另一方面，端明殿学士等也可以利用职在近密的有利条件，主动地向皇帝进谏，甚至有的冒死进谏，从而影响皇帝的决策。史载后唐明宗在平定朱守殷叛乱后，打算巡视邺这个地方，结果造成地方军镇不安，随时有引发新的叛乱的可能，“宰相率百官诣?，请罢幸邺，明宗不听，人情大恐，群臣不复敢言。凤手疏责安重诲，言甚切直，重诲以白，遂罢幸”。[1]309端明殿学士赵凤临危不惧，犯颜直谏，使得明宗取消了原定计划从而避免了一场可能发生的动乱，维护了后唐局势的稳定。总而言之，端明殿学士可以利用其特殊的政治地位，在中枢决策系统中扮演重要角色。
五代时期政治形势的复杂性，在政治制度方面也表现出一些前所未有的新情况。其一就是从后唐开始，枢密使的权力越来越大，权侔人主，甚至有时皇帝对他们也是无可奈何，要看他们的眼色行事。“李太后弟业求为宣徽使，帝与太后私以问?，?止以为不可；帝欲立所爱耿夫人为后，?又以为不可；夫人死，将以后礼葬之，?又以为不可”，[1]334可见，枢密使杨?完全漠视皇权，对君主的要求一而再、再而三地拒绝。后周太祖郭威以枢密使身份得位，就是他也受到枢密使的要挟。“帝见冯道等，泣曰：‘王峻陵朕太甚，欲尽逐大臣，翦朕羽翼。……无君如此，谁则堪之！’”，[6]888郭威觉得自己受了委屈而在大臣面前不顾体面流泪哭泣，说明当时枢密使的专擅确实威胁到了皇权。这种状态是封建君主们所无法容忍的，必须采取措施予以限制。于是，出现这样一种现象：枢密使的权重侵夺了相权、威胁皇权；皇帝私人顾问集团扩大，频频派其承担各种差遣，这样不但限制了宰相的权力，更重要的是，皇帝对内臣顾问的信任，起到了限制枢密使权力的作用。在五代特殊的政治局势下，对皇权构成威胁的不是宰相，而是内外职兼具的枢密使。端明殿学士、枢密直学士在五代时期乃枢密院职事官，与枢密使的关系密切。但是随着端明殿学士地位的提高，其是否充任端明殿学士以及日后的转迁全部操纵在皇帝手里，加上端明殿学士无固定品级、在外廷无固定职事，其权力多大全由皇帝临时安排，也就是说皇帝牢牢控制着端明殿学士的前途命运。这样端明殿学士就和枢密直学士一起，成为皇帝的私人代表和顾问参谋，从而成为皇帝制约宰相特别是枢密使权力的两颗棋子。史载：“时任圜为宰相，为安重诲所倾，以至罢相归磁州。及朱守殷以汴州叛，驰驿赐圜自尽。既而凤哭谓安重诲曰：‘任圜义士也，肯造逆谋以雠君父乎？如此滥刑，何以安国！’重诲笑而不责”。[2]889枢密使安重诲专权独断，甚至后唐明宗有时也得让他三分，有震主之嫌。宰相任圜因与安重诲有隙，被诬陷而死，当时满朝文武慑于安重诲的淫威而保持沉默，端明殿学士赵凤当众责问安重诲使其感到惭愧而无言以对。可见，由于端明殿学士与皇帝的特殊关系，就是权臣也不得不对其有所顾忌。由于枢密使的权力受到端明殿学士、枢密直学士的限制，在一定的时期，也出现过枢密使失权而几成傀儡的现象。史载后唐末帝时，房?任枢密使，“（房?）寻与赵延寿同为枢密使。时薛文遇、刘延朗之徒居中用事，?虽处密地，其听用之言，十不得三四，但随势可否，不为事先。每朝廷有大事，?与端明学士等环坐会议，多于众中?首而睡，期避事也如此。”[2]1277这虽然属于特例，但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随着端明殿学士和枢密直学士地位和职权的提高，必然会影响到枢密使权力的事实。
唐朝中后期以来，宰相的权力逐渐被削弱。时至五代十国时期，由于枢密使的权重加上皇帝顾问集团的扩大，宰相的权力受到进一步的削弱。这样，五代时期中枢政治决策中心就分成四极：最高决策者皇帝，权臣枢密使，天子私人端明殿学士、翰林学士、枢密直学士，权力被大大削弱了的宰相。在这个四极决策系统中，端明殿学士紧紧地依附于皇权，成为皇权的坚定拥护者。正是因为以端明殿学士为首的天子私人们，五代时期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得到进一步的加强。因此，在这个四极决策系统中，以端明殿学士为首的天子私人们和皇帝可以说是牢固的同盟。以端明殿学士为首的顾问集团在这个四极决策系统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同时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影响着五代十国的政治进程，并使得五代十国的政治制度带有其特殊的不同于其它时代的鲜明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