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自然政治思想内涵探究
《老子》有云“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二十五章）（1），在道、天、地、人宇宙“四大”之中，人拥有极其重要的位置，体现出人道主义精神和人与自然平等的思想。《老子》以这“四大”为出发点，提出了自然政治的观点，由此推演出“小国寡民”式的政治理想国。老子同其他先秦思想家一样，认同君主的最高权威，这个最高权威是“上善之人”。“道”是《老子》思想体系的核心概念。老子所有的观点因“道”而起，也因“道”推及和发展。“道”是自然政治的动力和源头，自然政治是“道”在现实世界的具体体现。
一、“道”与自然政治
“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五十二章）。在天地出现之前，就有一种东西存在而创造了万物。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二十五章）
一种混沌的东西，先于天地的存在，“道隐无名”（四十一章），幽隐而难以命名，就勉强叫做“道”，是万物的本始和源头。“道”的名字不止一个，《老子》全书提到的名字还有“有”（一章）、“无”（一章）、“恍惚”（十四章）、“一”（十章、二十二章）、“大”（二十五章）、“大象”（三十五章）等等。众多的名称来指“道”，契合了《老子》开篇所论“道”的不可言说性，“道可道，非恒道。名可名，非恒名。”（一章），也反映出“道”的超然性。
“道”的特征“夷”、“希”、“微”（十四章），体质虚空，混沌而成。这些特征说明“道”难以被透彻理解，其超然于具体事物，同时它生成了万物：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四十二章）
“道”生成万物是从“无”到“有”的过程。“无”与“有”相互作用，才使万物有了价值和用处。
“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十一章）
“道”的存在状态是循环永续运动。“独立不改”指出“道”体是先天永续存在，独立不变的。“周行而不殆”说明“道”的运动状态是循环往复，“道”的能量不会消失，“…用之或不盈”（四章）。“道”不停地“周行”，“反者道之动”（四十章）。“反”存在两种意义：“反向”和“返回”（2）。这两种意义皆指出了“物极必反”的道家哲学，任何事物走到极端必然走向它的对立面，任何事物的存在也必然同它的反面相辅相成。“道”不断循环往复运动，生成万物，无所不包，所以叫“大”。它无限伸展，又返回本原。“道”独立存在运动不息，但它不是孤立的个体，因此，《老子》说：
“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二十五章）
这宇宙“四大”――道、天、地、人相互关联而存在，它们互相影响，相互促进，相辅相成，所以人效法于地，地效法于天，天效法于道，道的本质就是自然（3）。结合前述“道生万物”，“自然”就是万物所应有的理想状态。“道法自然”是《老子》的自然政治思想的内核。“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三十七章），一切纯任自然，所有的事情都能走上正轨。
《老子》的“道”虽具有超然性，但并不自我孤立，它指向于现实的政治世界。老子理想中的世界是自然的状态，这也是一个均衡的状态。“天之道，损有余补不足”（七十七章），“道”在均衡状态下，用有余来补充不足，这正是“有”与“无”相互作用的体现。万物自然而然，自然生长，但不能超过一定的限度。
“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将知止，知止所以不殆。”（三十二章）
“道”生成万物，于是万物就有了各自的名称。“名”即现实的事物，其行事就应当拥有限度，把握好方寸。“知止”指出了事物应当各司其职，在一定的限度内活动。《老子》把“道”从抽象世界指向了现实世界，在现实世界里，万物生长化育避免不了来自于外在的干预，或者自然地走得太过太远，于是就要回返，返回到“自然”的状态。不断地往复和回归，“有”与“无”处于积极正面的均衡拉锯状态，构成了“道”不断向前运动的能量。“道”在现实政治世界的体现就是《老子》的自然政治思想。
人是自然之一物，由人组织而成的人类社会应该效法于道，自然政治是“道”在现实社会中的实践和落实。《老子》的政治思想依照“自然”的原则向前推演，对政治观点的阐述和表达依然是依循着“身”、“家”、“国”、“天下”的路径，这个路径同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路径的区别在于，儒家由自身推及家庭，再由家庭推及国家，再推及至天下，《老子》则保持了“身”、“家”、“国”、“天下”之间的相对独立性。儒家的路径是一个极其完整的系统，维系这个系统的，就是《老子》所批判的“仁”“礼”。“大道废，有仁义；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混乱，有忠臣”（十八章）；“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三十八章）。《老子》认为，天下有仁义，社会有礼节，家庭有孝慈，国家有忠诚是因为天下没有道德，家庭不和，国家混乱。如果天下太平，礼制毫无用处。《老子》批评儒家经世济民的方法，认为儒家并没有认识到时下政治混乱的根本原因。“老子则深信世乱之由，不在制度之不良，而在制度本身之不足为治”（4），所以儒家用“仁义礼乐”来改良政治社会，无济于事，白费功夫，“因革损益，事近徒劳”（5）。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脱，子孙以祭祀不辍。 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余；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邦，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
故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吾何以知天下然哉？以此。”（五十四章）
《老子》“身”、“家”、“国”、“天下”的观念提出要以自身的德行修养来对照他身的德行修养，以自家的六亲和睦来对照他家的六亲和睦，以我乡的治理情况来对照他乡的治理情况，以我国的治乱兴亡来对照他国的治乱兴亡，以我的天下来对照其他的天下。“身”对于“真”、“家”对于“余”、“乡”对于“长”、“邦”对于“丰”、“天下”对于“普”。《老子》清晰地分辨了“身”、“家”、“国”、“天下”各自的特性，它们互相之间存在着不同，家庭的维系纽带，不能够推之于国家天下。理想的政治统治应当“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六十四章），“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五十七章）在自然政治的状态下，无需政治强力的干扰，人民就会自我化育、走上正轨、变得富足和朴质。《老子》提出了一系列贯彻“自然政治”的措施，这些措施的核心原则就是“自然”，并不仅仅是“无为”那么简单。纵观《老子》全文，其自然政治思想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是其“无为”的治世方法；第二，是其对圣人统治者“被褐怀玉”的要求；第三，是其对战争“不以兵强天下”的态度；第四，是其“小国寡民”的理想国。
二、“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的治世方法
《老子》现实治理手段的总原则是“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二章）。统治者不是什么都不为，而是不要妄为，不随意发号施令。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
第一，“不尚贤”。不必处处标榜有智慧有才能的人，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避免人民因为争名夺利，而陷入无休止的纷争当中。“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五章）天地无私没有偏爱，让万物自然生长，因此有道的人，也没有偏爱谁，让老百姓自然而然的生活。“甚爱必大废”（四十四章），过分地奢爱名利会造成重大的过失，所以不要额外主观地制造一些名利等级，而是让人民自我发展。贤能之人在儒墨政治思想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儒家的“君子”和墨家的“贤人”虽有区别，但都认为理想政治秩序的维持依靠崇高德行的“君子”和善取事功的“贤人”，等级秩序上下分明。但《老子》否定了榜样的积极作用。儒墨以人为中心，老子以自然为中心。孔子相信人至高的道德力量，人可以通过自我道德约束而至完善，世间的道也需要人来标榜和弘扬，所以孔子指出：“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卫灵公》）老子与之相反，一切事物皆由自然生成，事物的运行也应当依照自然的原则，老子以自然界的理法为万能（6）。
第二，“不贵难得之货”。物以稀为贵，大家为了抢夺稀有的物质，用尽心机巧诈，甚至使用各种强力，于是就起了纷争。所以，不要把那些难得的东西看得多么重要。结合老子所处时代的政治实际，本文认为，对于“民”而言，“难得之货”更接近于人民生活所需要的必需品。兵荒马乱，民不聊生，老百姓的温饱问题难以解决，于是“民起盗心”；对于“君”而言，“难得之货”是指统治者的王位和政治权威。统治者为了自我政治利益互相争斗造成民众困苦，“多藏必厚亡”（四十四章），过多的敛财，丰厚的藏货必然招致灭亡，所以，老子提醒统治者要“不贵难得之货”。
第三，“不可见欲”。不要处处显耀自己，少私寡欲，放下耀武扬威的姿态，“致虚极，守静笃”（十六章），不可急躁。面对当时人与人之间互相争逐的混乱局面，《老子》对统治者无奈地感慨道：“奈何万乘之主，而以身轻天下？”（二十九章）。《老子》指出物质文明所带来的危害：“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十二章）因此统治者应该“去甚”、“去奢”、“去泰”，放弃繁多而又奢侈过度的治理措施。统治者更不可急躁冒进，不要轻易做出政治承诺，踏实从容易的事情着手，从事情的细微处入手，“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六十三章）。“不可见欲”不仅针对统治者，同样针对老百姓，其目的是使百姓保持质朴的品质。
第四，“贵言”。不轻易发号施令，让百姓自然发展。《老子》认为法令的负面影响大于积极正面作用。“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五十七章）过多的禁忌和法令扰乱了正常生活秩序，《老子》批评了刑罚的危害，认为法令越多对自然政治越不利。但《老子》并不完全否定残酷的刑政，对于奸诈乱群之人应当用杀来惩罚，“杀”具有威慑的作用，同时也对滥杀提出了警告和批评。
总之，《老子》所阐述的治世方式，“无为”只是手段，“无不为”才是目的，皆是要求统治者“为无为，则无不治”（三章），“治大国，若烹小鲜。”（六十章），只要坚持无为之术，则天下事就没有做不到的。
三、“被褐怀玉”的圣人理想
《老子》的圣人理想有多重的人格，本文所指的“圣人”，仅指《老子》理想的统治者。统治者要做到“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就应当时刻收敛自己，不要随意显露，大胆妄为。《老子》一方面要求圣人有过于常人的“自知”、“自爱”的觉悟，要有“善言”、“善行”、“善数”、“善闭”和“善结”的治世能力，还要有“玄德”、“玄同”的人格境界。
第一，圣人应当“后其身”、“外其身”。这是对圣人自我认知的要求。有道的统治者应该把自己藏在百姓的身后，没有私心杂念和贪图意欲，尽量消除个人因素对政治社会的影响。有道的统治者把自己置之度外，个人没有占有欲，“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五十一章），“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处，其不欲见贤。”（七十七章），这才是理想统治者的至高品德。“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七章），《老子》对于所处时代的政治权威过度干涉和过度使用提出了警告。圣人应当自知之明，“贵大患若身”、“贵身以为天下”（十三章），重视自己的身体，不贪图享受，声色犬马只能走向灭亡。“后其身”、“外其身”的统治者就能得到百姓的拥戴，如此统治者就能保全自己的性命。 第二，圣人应当“守柔”。这是对圣人治世态度和方式的要求。天下无道，乃政治强力所为，互相杀戮，凶残至极，所以统治者要“专气致柔”（十章），把所有的精力集中起来以达到自我柔顺，而不是好强好斗。《老子》一再提出“柔弱胜刚强”（三十六章）的道理。《老子》认为上善的人世间难有，最接近于“道”的是“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八章）。“水”是《老子》最常提到的事物之一，水停留在大家都十分厌恶的地方不争不抢，所以能胜过刚强，“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其无以易之。”（七十八章）。水能滋养万物而利于生长，却也能横冲直撞，山峰和巨石也无法阻挡它奔流不息，水甚至可以冲毁良田和房屋。因此，柔弱的水才是最强者，统治者就应当“守柔”，“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四十三章）。那些依靠政治强力的统治者，看似刚强，其实已接近灭亡，“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七十六章）。理想的统治者就应当达到“至柔”之状态。
第三，圣人应当“善下之”。圣人处于大共同体中，应当有“谦下”的态度。统治者能够使自己置之于度外，用柔弱的态度和方法来对待百姓，还应当善于处在低下的位置。《老子》对于圣人“善下之”有一段十分精彩地描述：
“故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是以侯王自称孤、寡、不谷。此非以贱为本邪？非乎？故至誉不誉。是故不欲??如玉，珞珞如石。”（三十九章）
君王自称孤和寡人，不仅不低贱，反而是至高无上的荣誉，但他并不是像美玉一样华丽，虚有其表，从不显耀自己，至高无上的荣誉不需要赞誉，而是像磐石般稳固坚定不移，成为国家和人民的基石和支柱。
“圣人常无心，以百姓之心为心”（四十九），圣人就应当善于居下，抛弃自己的主观成见，放下高高在上的姿态，以百姓之心为心。《老子》的这一要求儒、墨、法三家都无法做到，这三家的政治思想更接近于君主专制的理念，唯独老子倾向于民治（7）。
第四，圣人具有优于常人的德性。“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是以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名，不为而成。”（四十七章）圣人足不出户，便可知天下事。如果圣人过于向外追逐，则知之越少。《老子》放大了圣人“自知”的作用，看到时下之人过于追求外在的事物，而忽略了内心的反省，所以要求人要返观自己的内心，圣人更应该严格要求，以期达到“婴孩”的状态。在《老子》的思想里，“婴孩”几乎接近于理想中的完人，婴儿无知无欲，专气致柔，在此老子忽视了政治社会化的作用。
综上而言，《老子》同儒家一样，对于统治者有较高的道德要求。“被褐怀玉”的圣人“不自见”、“不自是”、“不自伐”、“不自矜”（二十二章），他不与人争斗，“夫唯不争，天下莫能与之争”（二十二章）。《老子》说“我有三宝，持而保之”（六十七章），这三样宝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六十七章），慈爱、节俭适度、不敢自居于天下人的前面（8），这是圣人的制胜法宝。这些优秀至高的人格品质，便是《老子》“被褐怀玉”的圣人理想。
《老子》的“圣人”带有非凡的德性，其崇高精神指向具有政治性和社会性的统治者，不仅仅是一个道德标杆。老子注重圣人自我拥有的道德力量，更注重圣人的政治作用，其重点在于“被褐怀玉”的统治者，而不是具有“先知”能力的道德完人。
四、“不以兵强天下”的战争观
《老子》认为国与国之间相处，无论是大国还是小国，“不以兵强天下”（三十章），“大邦者下流”、“大者亦为下”（六十一章），都应当以谦下的态度来看待对方，尤其是大国更应当有谦下包容的心态。战争自古以来就有，历朝历代给国家和百姓都带来深重的灾难，《老子》也清楚地明白，战争不可避免。如果不得已而使用战争，也应当“恬淡为上”（三十一章）。“善者果而已，不以取强。”（三十章）善于用兵的战争，只是为了救苦救难的目的，如果用战争来称霸天下，穷兵黩武，只会自取灭亡。《老子》并未完全否认战争的作用，如果为了救济百姓的目的，或者不得已的情况，战争也很必要。“用兵有言：‘吾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六十九章）即使处于战争状态，也不应当主动进攻挑衅，而是采取防御措施。在《老子》的理想国里，“虽有甲兵，无所陈之。”（八十章），武器和战甲都起不到作用，有道之世，“却走马以粪”（四十六章），那些用于打仗的兵马都分给老百姓，用于兴耕田地。
综上所述，《老子》希望“以道莅天下”（六十章），其政治之“道”，就是“自然政治”。“自然政治”并不是要抛弃君主政体，《老子》认同君主至高无上的政治权威，但《老子》对这一政治权威作了必要的道德限定，这个道德限定就是“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圣人有超乎于常人的道德标准，其道德标准就是“被褐怀玉”，“上善若水”。统治者需要为百姓做的只是“……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三章）统治者的“愚民”，是让人民“无知无欲”，引导老百姓放弃奸诈狡猾，贪图的欲望。于是，政府就应当使百姓心胸开阔，温饱富足，意志致柔，强壮筋骨，除此之外，让人民自然发展。《老子》也认识到“自然”的局限性，“自然”拥有强大的力量，但其能力有限，它避免不了战争，无法解决政治争端所产生的暴力、冲突和破坏，以及脱离了“自然”生活状态的人们无休止的欲望，于是需要一个有道的统治者和政府去加以引导，保障人民的基本生活。统治者和政府收回过多的政治干预，运用政治权威和无为治术重建和维持“自然状态”。“无为而无不为”是《老子》“自然政治”的终极目的。
五、“小国寡民”的理想国
《老子?七十五章》指出了剥削高压的政治状态：“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政治暴乱的原因在于“其上食税过多”，苛捐杂税太多，人民不堪重负；“其上之有为”，统治者干预老百姓太多，胡作非为；“其上求生之厚”，统治者追求奢华丰厚的物质生活而剥夺老百姓。面对如此民不聊生，“非道也哉！”的社会惨状，老子愤怒地斥责当时的执政者为“盗夸”（五十三章）。由此，老子提出了前述一系列自然政治的措施，并对他心中理想的政治统治方式进行了分类： “太上，下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
悠兮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十七章）
最好的政治是统治者悠哉悠哉的样子，不随意发施号令，不折腾，统治者“为而不持，功成而不处”（七十七章），不居功自傲，而老百姓只是仅仅知道统治者而已，“下知有之”，等到政治社会进步，老百姓却说：“我本来就是这个样子啊”。这种顺乎于自然的政治统治方式便是老子最理想的统治模式。
因此，老子从理想形态的政治统治形式出发，基于当时的社会政治现实，对时下的国家混乱，民不聊生，互相争斗的状态竭尽全力找到一个解决方法和出路，提出了一个理想国度的方案：
“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
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八十章）
在老子的理想国里，人民“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物质生产生活极大丰富，饮食、衣着和住所一应俱全，世间风俗淳朴，老百姓自得其乐，这样宽裕殷实的生活状态，就不需要政府过多的干预，保持这种自然的状态即可，这个社会被称为是“道家的小康社会”（9）。其中体现了老子“民本”思想，让“民”返回到一种纯真自然的状态，“见素抱朴，少私寡欲”（十九章），每个人都保持质朴的品质，减少个人的私心杂念。这样的话“夫唯不争，天下莫能与之争”（二十二章），“老子轻社会而重个人，于消极中寓积极”（10）。老百姓淳朴的品质建立于富足的生活状态之上，老子认为过多的外在干预会影响这种状态。在一国之内为了避免外力的侵扰，国家的形式应当采取“小国”的形式，邻国之间可以互相看见，老子深知大国强权政治的危害。而统治者就应当“非以明民，将以愚之”（六十五章），不要教导人民精明欺诈，而是要保持纯朴。“愚”在此并非愚民之意，而是使民淳朴不虚伪，顺其自然而已。老子更希望在“愚”这一方面统治者能够以身作则，“我愚人之心也哉”（二十章）便是理想统治者高度的人格修养境界（11）。
在老子的理想国里，虽然后天生成的文明、传统和经验的价值得不到深刻体现，但在这个国家里政治家占主导的作用，暗示了这种“自然状态”是有道之人所为，并不是自然出现一国，其原因与老子承认君主的政治权威息息相关。老子希望统治者“悠兮而贵言”（十七章），百姓返璞归真，就能避免祸乱，天下太平。“执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太”（三十五章）正是《老子》理想国的应有之义。
六、总结
在《老子》政治思想中，政府所扮演的角色仅仅是一个守护者，其自然政治思想带有更加强烈的道德哲学色彩，实际的政治措施很少，正如萧公权的评价：“就理论上而言，老子所攻击者非于治之本身，而为不合于‘道德’标准之政治”（12）；老子处在“重农抑商”时代，尚未面临复杂的经济形势，道家同儒家一样未能提出实质而行之有效的经济观点。近代以来在中国政治转型的大潮中，中国传统政治思想面对经济问题几乎是束手无策，这也是传统政治思想在现代政治环境中所面临的生存困境和难题。
《老子》承认君主的权威，对统治者有很高的道德伦理要求，一方面统治者有过于常人的自知之明，另一方面又要求统治者“常无心”；一方面，要求统治者运用自身的权威来引导百姓和人民，又要求统治者把自己置之于度外，“不敢为天下先”。《老子》对于理想统治者的人格定位显得矛盾重重，因为《老子》始终都无法逾越君权政治的藩篱，但其“自然政治”保持了相当大的政治弹性，承认“道”、“天”、“地”、“人”的四位一体，对等相处，认为“身”、“家”、“邦”、“天下”之间具有相对独立性，它们之间有所不同，并不能用一种人为的统治方法把它们都维系起来，贯穿它们的是“自然”而已，于此，老子为个人的发展留有巨大的空间。
在《老子》的理想国里，“道者万物之奥”（六十二章），“道”庇护着万物，而无所偏爱，“天道无亲”（七十九章）；执大道的统治者无所偏爱，“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五章）。老子提出“治大国，若烹小鲜”（六十章），这是影响中国千百年的治世名言，足见老子之政治智慧，能洞见政府过多干预的危害。《老子》自然政治思想最大的意义在于承认个体的价值和社会自组织的作用，但其经庄子进一步论述和发挥之后，变成了消极避世之思想，在后来的政治实践中，官僚大臣无法同皇权相抗衡时，便采取退身避世的方式，这与老子自然政治思想的初衷相违背。
总而言之，《老子》的政治思想核心在于“自然”，理想社会“大象无形”（四十一章），含蓄而内敛。“反者道之动”（四十章）一切从自然出发，一切又复归于自然。“自然”的政治之道，便是国家和人民“根深固柢，长生久视之道”（五十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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