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经济周期与财政政策关系综述
一、 引言
近期我国财政政策的运行在受到越来越多关注的同时也面临着较大的争议。方红生和张军（2010）认为，由于财政政策或者积极或者消极的方向选择，对财政政策效果的分析需要采用非线性研究方法，以便对财政政策效果中来自其他因素尤其是经济周期运行阶段的影响进行识别。郭庆旺和贾俊雪（2006）利用我国1998年～2004年各省财政政策和产出数据进行研究，结论认为2003年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的退出中存在非凯恩斯效应，即财政收入变量、基本建设支出变量、文化教育科学卫生支出具有非凯恩斯效应，行政支出变量则不具有非凯恩斯效应。郭庆旺、贾俊雪、刘晓路（2007）利用1992年～2005年的数据却得到几乎相反的结论，即税收变量和财政支出变量具有显著的凯恩斯效应。
二、 财政政策的凯恩斯效应
在凯恩斯理论中，也存在非凯恩斯效应的可能，而且非凯恩斯效应产生的途径非常多元化。最常见的情况就是通常所说的“挤出效应”，即政府在经济衰退时期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来扩大财政支出，从而增加了资金需求，挤出了私人部门的投资和消费，进而压缩了社会总需求，那么积极的财政政策反而可能抑制了经济复苏的步伐；再者，政府在经济膨胀时期采取减少财政支出的方式来执行消极的财政政策，那么财政支出的减少可能带来财政盈余的提高，并通过降低违约概率抑制了利率水平，那么这种消极的财政政策反而可能促进经济的增长。总体说来，诸多因素均可以造成财政政策调控的非稳定性。
Perotti（1997）、Giavazzi和Pagano（1996）分别从财政政策环境背景和财政政策规模及组成等角度对非凯恩斯效应产生的原因给予了一定的解释。首先，在跨期最优的模型中，决策期限长短、税收的扭曲作用、未来财政政策都有能对凯恩斯效应的发挥产生影响。考虑典型的情况：政府通过一次总赋税来筹集资金，偿还政府债务或削减未来一代人的税收水平。在有限期问题中，私人部门的消费和投资水平会受到长期影响，但是暂时的税收增加额要大于各期消费的减少额，所以税收增加与储蓄的增加保持了正向相关的关系，根据哈罗德多马模型，与经济增长也保持了正向的关系。但是，如果决策期限为无穷期，那么政策效果就有可能具有中性特征。如果私人部门的预期是完全的、理性的，那么税收的增加与可支配收入完全匹配，并不受私人部门边际消费倾向的影响，只是资源在政府与私人部门之间的转移。其次，决策时间范围也很重要。Blanchard（1990）认为税收的净福利损失并不是税率的线性函数。如果该函数是税率的递增函数，那么可能的情况是，随着税率的增加，福利净损失的增长速度逐渐加快，从而使得税收对产出的负效用可以大于税收增加和财政支出增加所能带来的产出增加。最后，在公众对财政政策和财政本身的信心方面，也可能产生非凯恩斯效应。在这种情况下，税收水平的提高会降低政府部门负债违约概率，由此会降低必要报酬率，提高经济增长率。而财政运行情况和公众对于财政的信任水平也是随着时间发生变化的。当财政运行良好或公众的信任水平有所转变的时候，财政政策的调控结果可能出现方向性变化。
此外，预期的作用和劳动力市场因素也是产生非凯恩斯效应的主要原因。预期会将较大规模和时间持续较长的财政政策视为影响经济人持久收入的重要原因，从而消费水平和投资水平受到了结构化的冲击，可能导致非凯恩斯效应产生的可能。Bertola和Drazen（1993）指出，财政政策的初始条件对财政政策效果具有非常大的影响。当财政支出水平处于较高水平时，出于可持续性的考虑，财政支出变量必然要有所调整，基于私人部门的预期作用，私人部门的持久性收入水平有所上升，从而使得财政支出增加所带来的边际总需求为正；当财政支出水平处于较低水平时，私人部门会预期财政支出水平长期保持上升趋势，从而减少其持久性收入水平，进而使得边际财政政策的总需求效应为负。这也就是说，财政政策的凯恩斯效应与非凯恩斯效应取决于初始条件，即财政支出水平的高低。由于财政政策存在从高支出水平向低支出水平以及低支出水平向高支出水平的循环变化，财政政策的凯恩斯效应与非凯恩斯效应之间也存在循环往复的运动规律。在劳动力市场方面，Ardagna（2004）提供了一种非凯恩斯效应的影响机制。当政府实施积极或消极财政政策的时候，对家庭部门劳动力就业成本有可能带来潜在的影响，包括增加或减少失业救济、政府部门劳动力支出等，这样私人部门劳动力供给的相对成本将有所增加或减少，从而产出水平将会减少或增加，从而体现出财政政策的非凯恩斯效应。
三、 财政政策对经济周期调节作用
在宏观经济管理中，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是：财政政策是否具有熨平经济周期的作用。市场经济的缺陷体现在诸多方面的市场失灵，包括应对信息不对称性、外部性导致的资源配资低效率、垄断导致的无效率、收入分配不公问题等等。其中，经济自身运行的不稳定是政府凭借经济行为介入市场经济的主要依据。同时，为了增加经济运行的稳定性，减少经济波动给社会福利带来的负面影响，也需要有政府部门适当地介入和管理。
当财政政策的凯恩斯效应和非凯恩斯效应与顺周期或反周期操作方式相结合的时候，才能证明财政政策是否真正能够起到稳定经济的作用。当财政政策具有凯恩斯效应的时候，如果采取反周期操作的调控方式，则财政政策具有稳定经济的作用；如果采取顺周期操作的调控方式，则财政政策不能起到稳定经济的作用。同理，当财政政策具有非凯恩斯效应的时候，如果采取反周期的调控方式，那么财政政策不具有稳定经济的作用；如果采取顺周期的调控方式则能够取得稳定经济的效果。所以，需要结合财政政策的凯恩斯效应与非凯恩斯效应来讨论如何针对经济周期变化来制定和执行财政政策，而不能认为财政政策一定要采取反周期操作才能稳定经济运行。如果政策方向与政策效果未能有机结合，反而可能造成加大经济运行波动性的后果，这不仅有违政策制定的初衷，更会给社会经济长期发展带来不利影响。 现有文献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经济体制改革对我国全国和地方经济影响的研究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其中有部分研究集中讨论了我国财政政策改革对全国经济和地方经济的长期和短期影响。其中长期影响着重讨论财政政策分散化与长期经济增长的关系，短期影响着重讨论财政政策与经济周期和经济波动的关系。从长期影响来看，Zhang和Zou（1998）发现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央集中化趋势导致经济增速下降，这给经济体制和财政体制改革提供了负面影响的证据。但是也有研究持相反意见，比如Ma（1997）以及Lin和Liu（2000）得到了相反的结论，他们的研究认为财政体制的分散化带动了经济快速增长。Jin等（2005）同样认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分散化趋势在财政方面给省级地方政府带来了更加强烈的预算方面的刺激，正是这种改革趋势成为支撑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从短期影响来看，财政政策分散化管理趋势可能会提高或降低各个省份之间经济周期协同性水平。如果各个省份之间经济波动性和周期性的相关性降低，那么中央政府在执行财政或货币政策方面会面临巨大的挑战，因为各个省份之间虽然所处的经济政策背景大致相同，但是会因为各自经济周期相关性不足而出现经济运行的分散化，即有些省份处在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而其他一些省份则处在经济下降阶段。如果我国经济体制改革降低了各个省份之间经济周期的相关性，那么这也就意味着改革给短期经济运行带来了负面的影响。而长期影响的的正面效应和短期影响的负面效应需要进行一定的权衡以便为财政管理体制分散化趋势给予全面的评价。Carmingnani和Laurenceson（2011）利用几种不同的方式来求得省级经济周期变动因素，他们的研究表明全国经济周期和地区经济周期是不一致的，地区间经济周期的相关程度与地区间空间距离成负相关关系，即省份之间距离越大则经济周期同步性越低。与此同时，我国财政政策方面责任和行政机构的划分人为割裂了经济整体性，加之立法和监督层面漏洞较多而并不完善，地方政府在执行所属地区财政政策时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和自我管理的权力。这样，财政政策就有可能被地方政府用来熨平地方经济周期波动，成为地方经济管理的一个政策工具，而不是以全国经济周期为基础来进行调节。这样的政策能否起到应有的作用取决于政策效果是否具有凯恩斯效应以及政策本身是否是逆周期调节的。
现有文献同时也研究了高等收入国家财政政策对经济周期波动性所造成的影响。Levinson（1998）研究了美国财政政策与经济周期的关系，他们指出财政政策方面的约束导致经济周期波动性的上升。Clark和Wincoop（2001）认为美国区域间经济周期的相关性相对于欧洲国家来说更加具有同步性，并指出美国全国统一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是各个区域间经济周期同步性的重要影响因素。但是，如果各个区域受到的随机冲击缺乏对称性，那么统一的财政政策不得不需要考虑经济周期同步性下降，从而不能达到调整地方经济运行的目标，而地方性财政政策可能被用来抵消区域经济冲击。Fatas和Mihov（2006）讨论了以上这些不同观点，研究了美国48个州所执行的预算准则对财政政策效应影响，他们认为对财政政策的约束降低了经济周期的波动性，并由此得到结论，财政政策是造成美国各州经济周期波动性的重要来源。Kose等（2003）研究了全球化对各国经济周期协同性的影响，研究发现财政政策增加了各个国家的经济波动性。Fatas和Mihov（2003）以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为研究目标，讨论了91个国家相机抉择财政政策与总产出波动性和经济增长的关系，结果表明对财政政策施加一定的约束可以起到降低经济周期波动性的效果。Lane（2003）以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为研究对象，发现顺周期调节的财政政策对总产出和收入水平的波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Darvas等（2007）在讨论以上问题时采用了不同的研究方法，他们以21个OECD国家为研究对象，使用预算赤字与总产出比重指标的差别来衡量区域间财政离散度或趋同度。然后，他们对这些地区之间财政政策离散程度与总产出增长率相关程度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两个国家间财政趋同性会有助于两个国家之间经济周期同步性水平的提高。
四、 经济周期对财政政策效果影响
经济周期对财政政策效果的影响，不仅需要考虑周期是否具有同步性，并依此考察财政政策的同步性，同时也要考虑各经济周期阶段对财政政策效果的影响。对于某一个省份来讲，如果在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财政政策乘数大小不同，则说明省级财政政策乘数在经济周期之间具有非对称性。
当前用于对财政政策乘数效应研究的方法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通过线性计量向量自回归模型，比如VAR模型，一种是线性结构宏观经济模型，比如DSGE模型。VAR模型主要强调需求冲击，利用该模型对财政政策乘数效应的研究尤其侧重财政支出分类和结构对经济的影响。但问题是该模型不能区分不同经济周期阶段政策效果的大小。同样，DSGE模型的线性化处理简化掉了经济状态的作用，利用单一状态的反映方式和约束关系来解释不同经济状态下经济运行的基本特征。这些线性的研究方法需要假设经济主体能够在各个经济周期之间根据实际收入的变化而平滑消费水平，摆脱信贷约束和劳动力市场所发生的变化，并且需要假定市场处于出清状态。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当经济处于上升周期时，家庭部门和厂商很少受到来自劳动力市场和信贷市场的约束，货币政策可以通过灵活的调控来影响经济主体的行为；当经济处于下降周期的时候，家庭部门和厂商将不得不调整自己的最优化选择，但是由于以上约束的存在，此时财政政策更有可能通过对这些约束的放松而扩大对经济的影响效力。所以，在不同经济环境下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可能是不同的。
这样的理论分析在实证研究中也得到了初步的证实。Christiano等（2009）和Ramey（2009）的研究认为财政政策时间的选取对充分发挥政策的效力起到决定性的作用。Woodford（2010）研究表明，当经济长期处于零利率水平并且价格和工资调整相对滞后的情况下，财政支出更有可能发挥较大的效力。Cogan等（2010）利用DSGE模型研究了美国财政政策乘数的变化，认为在2009年初之后的几个季度乘数显著大于1，但随后逐渐减小到不足0.5。如果采用单一经济状态的线性模型，那么可能导致错误的结论：财政政策乘数偏弱甚至对促进经济增长和恢复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
目前，对我国财政政策效力的研究也存在忽略经济周期影响的倾向。李生祥和丛树海（2004）分别从财政支出、税收和转移支付的角度对我国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和对总产出的贡献度进行了估计，认为三种政策乘数在长期分别为1.8，0.4和-0.4左右；卢永艳和杨晓华（2006）同样基于IS-LM模型和回归分析研究了财政支出、税收和转移支付的乘数效应，认为三种政策乘数分别为1.2，0.6和-0.6左右；马拴友（2001）估计了中国的IS-LM模型，计算得到我国的财政政策乘数大约等于2。以上研究所使用的模型基于IS-LM理论模型框架，过于简化宏观经济运行系统，也没有区分经济阶段的不同影响。高铁梅等（2002）建立可变参数模型研究财政支出乘数，考虑到了系数的时变性，但是并没有说明参数随时间变化的经济含义。因此需要结合我国经济实际特征，从不同经济状态出发来测量我国财政政策效力，进一步加强对财政政策乘数效应的估计。
可以选择的分析模型需要同时满足处理多元问题和非线性问题两个要求，这样的模型包括MSVAR（Markov-Switching VAR）和MRVAR（Multi-Regime VAR）等。前者对马尔科夫过程齐次性假设依赖较高，后者则没有这方面的困扰。借助于阙值变量对整个序列的划分可以达到对问题进行非线性处理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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