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农民养老问题前瞻性研究
中图分类号： F323.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9-0000-01
时至今日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已广受社会关注，其可能的发展形势、影响以及应对之策也逐渐得到了广泛的研究[1-3]。面对老龄化的严峻形势，社会关注的最大问题莫过于养老。而这个问题在中国却又存在两个不同的层面，一个是城市层面的，另一个是农村层面的。几十年以来特别的发展模式使中国社会面临严重的城乡割裂，任何问题可能在农村与城市都有着完全不同的逻辑。而恰恰，在中国特殊的发展模式之下，大量的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进入城市，并且大部分时间在城市生活但同时却又不能真正定居城市。这带来了两个问题，其一是致使农村社会普遍成为老人社会，其二是这些未能定居城市的农民工以后的着落在哪里。由此可见，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在农村确实较城市严峻且复杂。用更为专业一点的话来说即中国社会人口的老龄化状况不仅呈现未富先老的特点，而且还存在着严重的城乡倒置。未富先老使社会经济发展面临人口老龄化的潜在负面影响，而城乡倒置又使这一问题在农村尤为突出。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在目前的情况下对农民养老问题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以期在问题真正出现之前做好充足的应对准备。
有鉴于此，本文将采用内部视角，从农村老年人口面临的养老现实困境出发，并结合老龄化的发展趋势，对农村老年人口的养老问题进行前瞻性研究。研究将采用案例陈述的方式试图尽可能全面地展示农村老年人口养老可能遭遇的问题，因此在个案的选择上本研究不要求代表性，而是寄望于将这一问题可能的各个方面展示出来。本文只做问题的展示，并不探讨对这些问题的具体解决之策。在结构上，本文将根据农村老年人口的特点将个案分为两大类，其一是有关当下“留守老人”的案例，其二是有关第二代农民工的案例，即随年龄增大而可能成为“留守老人”的案例。同时本研究所选个案的来源并不拘泥于一时一地，而是尽可能将自己调查或者公开出版物上出现的个案集合起来，这样做的目的还是如前所述尽最大可能展示老龄化背景下农民养老问题的各个层面。
一、已成为“留守老人”的农村老年人的养老
所谓留守老人，在某种程度上不过是空巢家庭的另一个称谓罢了。只是空巢家庭这个概念的涵义更广，任何一个核心家庭在子女长大成人后只要子女长期离家也就成为了一个空巢家庭。而所谓留守老人则不过是农村空巢家庭中的老人而已，农村家庭的子女进入城市并大部分时间在城市生活而造成老人“留守”家园。如果要下个定义的话，似乎可以这样来界定：常年居住在户籍所在地 、 年龄不低于60周岁的农村老人，且其子女及子女配偶常年不在身边者。那么这样一个群体在养老方面会面临哪些问题呢？
案例1：年近八旬的庄稼汉
张老汉生于上世纪30年代，至今已年近八十，老汉家里有3个儿子。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3个儿子相继南下广东打工，其中小儿子通过努力在2005年左右终于自己翻身成为老板，在虎门自建了一家不大不小的制鞋厂。鞋厂的收益相当不错，张老汉的另外2个儿子也放弃了原来的工作而进入其三弟的鞋厂。但是即便是在这样一个家境富裕、儿女孝顺团结的家庭中，张老汉却一直未放弃农业生产。虽然张老汉的3个儿子曾多次劝其父母放弃耕田转而到城市去与他们一起生活，但每次都遭到老汉的强烈反对。（访谈时间：2012年7月）
通过案例1的描述其实可以看到：首先是农民的养老诉求较低。从单个个案得出的结论并没有代表性，实际上，陈文娟[4]曾以规范的问卷调查方式对农村居民的养老意愿进行过专门调查，并指出农村居民的养老预期总体并不乐观，对养老问题的担心较高。遗憾的是其调查主要是针对中年农民，缺乏对老年农民的调查。但是可以理解的是，在传统家庭养老的观念中虽然养儿防老具有很强的正当性，但现实中年老一代对年轻一代的要求却绝非不讲人情。在多地农村的调查中笔者亦观察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很多农村的老人与子女分居住在低矮的“老屋”当中，其生活水准明显低于子女。但就是这样的老人，对生活的满意度并不一定就低。反而，只要生活能维持正常的一般标准，做父母的更希望子女过得比自己好。这样，社会保障在制度设计上可能会面临一个问题，即农村老年人认同的标准低于社会认同的养老标准[5]。如此一来可能伴随而来的问题便是农民对社会养老保险的认同度较低。笔者当然不认为既然农民本身的养老诉求较低就应该因此而设置较低的社会保障标准，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提高农民的养老意识。
其次，农民对作为财产的土地的认识是影响其养老观念的一个重要方面。正是因此，即便是家境颇富的张老汉也一直不愿意放弃种田。农村土地的社会保障作用早已为学界所认识，但是更为重要的是该从哪个角度去看待这个问题：有人因此而强调维持当下土地制度的重要性，也有人强调土地的社保功能阻碍了土地正常经济功能的发挥。从社会保障的角度来看，农民“恋土”而不愿离开土地，无非是因为心忧离开土地后生活没有着落或者说“保障”，以至于不论土地收益高低，在未寻得城市立足之前是很难愿意弃土离乡的。之所以需要土地担当社会保障的功能，不过就是因为与城市里的“单位人”相反，除了土地之外很难说还有什么可靠的依赖。这一点即便是国家大力推进农村医疗与社会保障的今天似乎依然如此。
实际上，以上两方面的分析反映的是同一个问题，即老年农民表面上看来是因为观念落后而出现不愿意参与社会养老并且对自己的养老状况也不甚在意，其实际反映的还是他们对子女有无真正稳定生活的担忧。这种观念或许显得陈旧、保守甚至于在很多激进的人看来是完全没有必要的；但是无论怎么说，不可回避的一个事实却是如果不能从制度上解决农民向市民转变的过程中建立稳定事业以及获得稳固财产的可能性，而仅仅是企图将适用于城市居民的社保体系扩展到农村的话，这样的做法可能并不讨好。毕竟，从个人的角度而言生活最大的保障只在于所在家庭是否建立在一个稳定的事业基础上。 二、即将成为“留守老人”的农民的养老
留守老人是现阶段已经进入60岁以上的农村老人，那么比他们更小的一辈，即现阶段年龄在50岁边缘到60岁之间的农民（学界通称的“第一代农民工”）则是可能很快就要成为“留守老人”的一代。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1年我国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显示，我国农民工总量已达25278万人，其中50岁以上的农民工占14.3%，首次突破3600万。然而，2011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我国参加养老保险的农民工人数仅为4140万人，占比只有16%。尽管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已达74岁，50岁上下的人似乎仍未嫌老。但是作为主要在工厂或工地从事体力劳动的农民工而言，进入50岁以后显然意味着进入了一个体力衰退的高峰时期。那么这个群体面对的又是什么呢？
案例2：超龄务工者老谢等[6]
59岁的谢国万说，64岁的老伴身子不好，去年得了一场大病还动了手术，如果在家陪老伴不去打工，就断了家里的生活来源。为此，他很纠结。谢国万是开县团凤村人，36岁开始外出打工。自2009年始，早报记者已连续5年采访了谢国万，每年春节他都在纠结“走还是留”，但在吃完元宵节的汤圆后，他最终都扛起行李，坐上了南下广州的客车。5年来，打工所得占谢国万总收入的比重一直在攀升，2012年已高达90%，若停止打工的脚步，就只剩下960元/年的养老金，1000元/年的低保，外加500元/年的土地收益（算上其爱人1000元/年的低保，两人一年的收入只有3500元），根本难以维持夫妻俩的生活。为此，年近六旬的他还是想着咬牙再赚几年100元/天的苦力工资。 （《东方早报》2013年2月26日）
如果说对于60岁以上的“留守老人”而言，养老最大的障碍在于观念问题的话，那么对于这些50多岁的老农民或农民工而言则面临的困难要多得多。他们一方面面临自己事业的转折，即到底是回农村还是留城市的两难选择；另一方面对于他们中的大部分而言，子女的问题可能仍远未解决。对于这样一个群体，如果连最低的“社会保障”都没有（事实上大多数确实没有）则显然有失社会公义，但如果说只要提高其养老标准，每个月多发点保险金就能解决其“保障”问题，这恐怕亦只是天方夜谭。
面对老龄化问题，中国的城市与农村可能存在完全不同的状况。城市或许还真能像一些乐观的海外研究者指出的那样，“城市化发展至少不会因为老年人口而面临主要资源匮乏。相反，它们很可能会用一群活跃的或相对活跃的老年居民，能够并且将为城市社会做出广泛的贡献而非依赖于城市。”[7]相比之下，第一代农民工的工作年龄即便再往后推延5年，在自身并无稳定事业又缺乏社会养老保险的情况下，要使他们在社会生活甚至于消费领域变得“活跃”或“相对活跃”怕也只能仅仅是一种美好的愿望罢！
三、结论与讨论
对于农村人口的老龄化发展趋势，杨青哲[8]在其博士论文中做过详细的估算。他以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中关于农村人口的相关数据做基础，预测了未来40年（2010～2050）中国农村各时期总人口数、少年儿童人口数、劳动力年龄人口数、以及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根据他的估算，即便是按照最高可能的总和生育率（2.3）进行推算，农村少年儿童人口和劳动年龄人口在未来40年时间内将保持递减趋势，在 2025年，65岁及以上人口数超过1亿，到 2040年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达到峰值，约为 1.5 亿。40年乡村老年人口比重的变化，从 2010 年的 10.06%上升到 2050 年的 44.18%，共增长了36.33 个百分点。这一变化趋势必然导致社会抚养比的提高，杨青哲估计到2050年总抚养比将超过1。
很显然，严重的老龄化会给整个社会养老体系带来沉重的压力。只有将自我养老（即依赖自身劳动收入的养老）、家庭养老与社会养老三者有机结合起来方能缓解这种压力。这自然意味着要加强农村社会养老体系的建设，推广并发展现有的新农保制度，但围绕老年人自身的劳动力再发挥及家庭养老支持在农村而言却才是具有最终决定意义的问题，因为目前新农保制度的三大资金支柱乃是个人缴费、集体补助与政府补贴，在大多数农村地区集体补助所依赖的集体经济组织实际上已名存实亡，而个人缴费情况也完全取决于家庭收入。而对于中国农民家庭而言，家庭经济最大的问题是无法积累财富，可以说这才是农民养老的死结。
因此，要加强农民的社会保障，最有力的举措还是在于持续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并且同时进行金融制度与土地制度的创新使得农民的财富可以积累起来。实际上近些年来，国家越来越重视三农问题，并试图进一步解决农民增收问题，提出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构建城乡经济一体化的政策主张。然而这些问题实际上都不可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得到较为全面的解决，同时即便农民收入得以增加，但如果仍无法实现财富的积累，那么老龄化趋势下的养老问题仍将无法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