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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银企关系型存贷比区域差异分析与货币政策传导途径研究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15-07-26

我国银企关系型存贷比区域差异分析与货币政策传导途径研究

  中图分类号:F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9-00-02

  一、银行业市场结构现状及企业关系型贷款

  根据目前的研究结果,银行企业之间的关系受到政府法律法规、企业的自身条件、市场结构和技术创新四个方面的影响,而银行贷款关键取决于面临各种竞争时银行选择的贷款技术。

  首先,与银企关系持续时间等变量相比,贷款申请次数更能全面衡量银企关系密切度,企业向银行申请贷款的次数越多,业务接触的次数也就越多,银行对企业私有(软)信息越多;其次,在申请次数相同时,申请成功的次数越多,说明银企间实质性关系更密切,成功发放关系型贷款的可能性也会越大。因此,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我们用企业向银行申请贷款成功的概率衡量银企关系的密切程度。[1]

  从近年来我国现实的发展可以看出,银行业在日益加剧激烈的竞争环境中,银行的市场驾驭能力逐渐减弱,由于参与竞争的银行数量增多,以及证券市场的竞争压力,使银行谈判成本和贷款的跨期分摊成本越来越高。因此,银行不愿意投资于培养临暂时财务困难或规模较小且尚处于成长阶段的小企业关系,从而在发放贷款时,向企业收取较高的利息或要求足值的抵押品,使关系型贷款技术的使用逐步减少。

  信贷政策可以减少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2]在中西部地区,应该适当加大信贷支持力度,鼓励设立中小银行,改善当地企业融资困境,中小银行应该以关系型贷款作为发放贷款的重要技术,并放宽对贷款审查的硬信息要求,与企业培养良好的合作关系,以活跃市场竞争,通过与企业的长期紧密接触,并发放关系型贷款,促进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一旦贷款发放,银行就进人贷款管理阶段,即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对借款企业进行监控管理和风险评估。若企业不能正常支付利息或偿还本金,银行立即对欠款企业进行债务重组,如果不能偿付利息和本金涉及国有企业,银行可以要求政府进行赔偿。

  尽管我国银行部门这项改革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银行行为和信贷资本配置的市场化仍然不充分的,例如,国有商业银行的经营还受到各级政府的干预,银行部门存在对民营资本的进入壁垒,各个银行之间的竞争仍然是不充分的,因缺乏灵活调整的利率机制,银行信贷资本的配置仍然没有实现充分市场化。

  二、存贷比区域差异分析

  根据相关规定,2008年以来,存贷比=各项贷款(含票据融资)/各项存款。[3]近几年,我国银行业存贷比由下降趋势变为上升趋势,并且存贷比在不同类型金融机构之间有差别,股份制银行处于较高水平,特别是区域差异很明显,每个区域的存贷比差异与区域发展程度密切相关。

  存贷比涉及银行存款和贷款两个方面,贷款是影响存贷比的重要方面,对贷款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是研究存贷比的关键所在。银行吸收存款能力对存贷比也有重要影响作用,在考虑贷款市场份额以外,还应考虑存款市场份额。而贷款规模(常用贷款除以GDP表示)不仅是衡量区域金融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同时,也是衡量金融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的重要指标。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贷款规模也呈现明显的区域差异。

  为了能够更准确地反映区域差异对信贷规模和存贷比的影响,还需控制银行自身特征因素。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及研究成果,这方面的影响因素指标采用不良贷款率、资本充足率、同业资金比例、证券资产占比等。除此之外,银行表外业务也较大程度的影响着贷款规模。

  需要指出的是,信贷规模还会受到各个银行发放贷款的能力差异影响,用贷款市场份额衡量这一差异。金融对实体经济具有一定的支持作用,这就需要金融业的发展不但要符合区域经济发展要求,更要考虑银行的风险承受能力,关键是银行信贷资源能够得到有效配置,才能实现物价稳定和金融体系稳定。但在实践中,需要防止过分的强调贷款的支持作用。假如不切合各区域实际,对金融支持提出过高要求,会增加银行部门的经营风险,不利于本区域的经济发展。

  研究发现,存贷比内生于经济发展,随着经济的发展,存贷比的发展趋势也不同。若经济发展要求存贷比上升,对其过多限制必将扭曲资源配置的效率,从而阻碍经济的发展。若硬性要求存贷比上升,也会违背经济规律,从而造成信贷资源的不当配置,不利于银行业的健康发展,影响其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因此,区域间不应该追求存贷比趋同,否则,不利于可持续的贷款投放。区域之间存贷比竞争重点在于改善经济环境,防止金融风险,维护经济社会稳定,强化社会信用约束等。同样,信贷规模也存在此类问题,尽管信贷规模是重要的金融深化指标,更应将该指标看作市场化水平提升的结果,而不是对其直接干预。

  三、货币政策传导途径区域化差异研究

  根据1985至2014年各区域发放贷款的情况来看,区域差异较大四大国有银行对东部地区贷款的相对占比自2000年后大幅上升,对西部地区贷款的相对占比保持稳定,对中部地区贷款的相对占比则有所下降。从金融市场化程度看,东部地区长期保持优势,中部地区不断提高发展程度,而西部地区长期处于较低水平,从企业融资途径是否基本依赖银行贷款形式来看,东部地区银行业发展水平较高,居民与企业投融资形式多种多样,具有多元的资金来源渠道,金融市场能动性较强;中西部地区金融发展水平比较落后,金融机构总体数量比较少,金融市场化水平较低。

  由于东部地区经济发达市场体系完善,企业和居民信用意识较强,资金整体流通顺畅,西部地区国家金融政策性扶持较多,并且由于市场结构单一,绝大部分资金来源于银行贷款,区域经济发展对银行贷款依赖性极强,市场对整体金融生态环境的作用十分有限,政府及其他外界因素调配着经济的发展,因此信用观念与经济运行的关联性弱于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国有企业占比较高,民营企业占比较小,因为过去一部分国有企业严重逃避银行债务,导致该地区信用环境整体较差,部分国有企业盈利水平十分有限,资金运用效率较差,导致中部地区信贷投放长期不足,因投入的资金盈利能力不强,资金的趋利性促使大量资金外流,且流向东部发达地区,所以货币政策传导的信贷渠道并没有发挥明显的作用。   我国在不同区域货币政策传导途径具有显著的差别,对货币政策的传导具有较大影响的因素主要包括:金融发展水平、产业结构、金融信用环境状况等[4]。

  由此,要使货币政策促进区域经济发展,一方面,需要提供政策性金融扶持,同时优化区域金融生态环境。即将专业性较强的政策性金融机构设立在中部地区,辅助开发性的金融机构设立在西部地区,通过这些金融机构丰富并完善地区融资途径,加大信贷资金投放力度,通过利用政策扶助解决中西部地区企业融资难问题。在优化金融生态环境方面,对国有企业资金的使用进行监管和指导,提高企业盈利能力和资金使用效率,吸引外部资金流入,进而增加市场活力,构建并完善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

  另一方面,要积极引导各商业银行对信贷业务进行结构性调整。信贷投放应该向有效推动民间投资和消费增长倾斜,加大对节能减排、助学、就业、“三农”等的信贷支持,[5]限制对“两高”行业、产能过剩行业以及劣质企业发放贷款,积极引导信贷资金进入实体经济,使信贷投放向有效推动民间投资和消费增长倾斜,防止贷新还旧,进而累积不良贷款的风险。加强银行贷前、贷中、贷后管理,通过审核各项贷款结构,以防止票据资金自我循环,防止信贷资金违规流入资本市场。

  四、企业货币政策实施途径效果评价

  2013年以来,随着贷款减少,贷款利率也同时上升,这些都影响到那些依赖贷款的企业和居民,导致其支出水平下降,使实体经济下行。因为信息不充分会降低造成金融体系效率下降,从而引发企业外部融资利差,增加企业的融资成本,于是企业借贷减少,支出萎缩,最终总产出水平下降。[6]

  从信贷资金供给方看,一方面贷款行的性质与企业贷款利率上浮水平有关,我国大型国有商业银行资金主要投向优质客户,其风险管控能力较强,对贷款定价水平比其他中小型银行较低,另一方面,金融机构发放贷款前余额存贷比状况与其贷款利率浮动水平有关,相关系数较小。[7]从贷款企业的特征看,企业的规模影响其贷款利率的上浮水平,银行机构倾向对大型企业实施相对优惠贷款利率,企业的应收账款周转率相对于其他财务指标对贷款利率水平影响力较高,应收账款周转率高则企业现金回笼较快。从银企关系看,金融机构一般对于首次发生信贷关系的企业采用较高的利率,而对于信用评级等级较高的企业采取相对优惠的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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