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仪式锁闭的探析
中图分类号：F0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176X（2014）10001208
制度主义是当今主要的非主流经济学派之一，也是新古典经济学坚定的反对者。在凯恩斯主义产生之前，制度主义曾是美国的主流学派，见证了美国的高速工业化，并敏锐地察觉了这背后隐含的巨大社会变迁和经济矛盾。而且制度主义的发展也恰恰满足了美国当时作为一个快速赶超的边缘国家（当时欧洲是世界的中心）的需要，是对英国古典经济学的质疑和批判，“制度主义思想本质上是诞生于一种美国独有的‘共识’之中的一种20世纪的现象，这种‘共识’不同于世界上其他地方那种允许接受‘古典经济学’的思维习惯”[1]。但是，当美国成为世界的中心时，制度主义却处在发展的低谷。当新古典经济学在美国兴起时，制度主义却在其诞生地被驱除。“经常被提及的‘制度主义学派’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逐出了经济学的殿堂”[2]。更为严峻的是，制度变迁、法经济学和非正式制度经济学等原本由制度主义开拓的研究领域，如今也被以科斯、诺思和威廉姆森为代表的，秉承新古典经济学研究方法的新古典制度经济学（即通常所说的新制度经济学）所侵占，以致于科斯嘲弄道，“除了一堆需要理论来整理不然就只能一把火烧掉的描述性材料外，没有任何东西留传下来”[3]。制度主义是否真的没有值得继承和借鉴的理论，制度主义又为何衰落，能否通过理论扬弃重新发掘其理论价值，从而利用其理论对资本主义展开新的分析，本文将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制度主义本身派别庞杂，其中凡勃伦―艾尔斯―图尔传统为最有影响力的流派[4]，因此，本文以这一流派为主要研究对象。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当前的发展状况与制度主义繁荣时的美国十分相似，所以制度主义的相关理论会对中国的改革和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同时由于中国一直秉承与制度主义有很大相似之处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也会为制度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更好的理论土壤。
一、制度主义的理论主干
制度主义的特点是在哲学方法上追随皮尔斯的实用主义，在根本上与奉行笛卡尔传统的新古典经济理论相区别，从而在经济学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上有截然不同的观点。制度主义总体上包含工具―仪式二分法、价值评价理论和经济权利理论三大支柱。其中工具―仪式二分法是制度主义的理论基础和基本研究工具，价值评价理论是利用二分法对经济学研究确立的新评判标准，而经济权利理论则是制度主义对影响价值评价过程主要因素的分析。
1工具―仪式二分法
该方法是制度主义看待经济问题和社会演变的基本理论工具。制度主义创始人凡勃伦最早关注到现实社会中既存在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又存在阻碍社会进步的力量，并为这些力量寻找人类本能上的根源，即建设性本能和破坏性本能。建设性本能多体现在劳动生产上，而破坏性本能多体现在仪式性制度上，两者相互影响、相互对抗，成为影响社会进步和变迁的根源[5]。而这种人性的对立使得人类社会分化为劳动阶级和有闲阶级[6]。凡勃伦构建起工具―仪式二分法的雏形，并认为人类文明处于没有终点的连续进化过程当中，这也为制度主义奠定了社会进化论的基调。
艾尔斯继承凡勃伦的研究思路，同时吸收杜威的“工具主义”认识论（这一理论沿袭皮尔斯的实用主义），对二分法进行澄清和完善。他为二分法寻找哲学基础，认为人类以及人性是一种文化现象，必然会不断积累和发展，为经济学寻找纯静态的理论基础只是徒劳，“包括经济学在内的所有社会科学所涉及的现象都是文化现象”[7]。效仿凡勃伦对人类本能的分析，艾尔斯认为文化主要分为工具和仪式两个方面。工具方面可以用“工具主义”认识论来加以解释，即艾尔斯用杜威的“工具主义”重新解释凡勃伦的建设性行为，为其寻找哲学基础。工具方面因使用工具而具有客观可检验性和动态的可积累性，有清晰的历史发展轨迹和向前的动态发展趋势，成为经济和社会进步的动力。工具方面的客观性使其呈现出自发和连续的状态，而这也支撑了整个人类社会的自发和连续。遗憾的是，人类文化中的仪式方面阻碍了工具方面的规律在人类文化中的完整体现。艾尔斯认为仪式方面主要包括社会分层、等级制和等级制的教化系统等，仪式方面虽有自身发展的历史，但是其对自身的解释却是非历史的，多通过神秘主义的仪式而完成自证，逻辑无法被客观检验，从而表现为虚假、静态和保守的特征。更为重要的是，艾尔斯强调其理论不是二元论，而是一种二分法，即某种文化或某一具体行为可同时包含工具和仪式两个方面。但他的理论中直接将工具和技术、仪式和制度等同起来，被指责“把仪式惯例和习惯等同于制度”[8]，导致技术只具有积极作用，而制度只具有消极作用，且技术和制度之间仅存在对立关系。这既容易使制度主义陷入技术决定论的泥潭，也不利于对制度及其变迁展开研究。张林认为，福斯特解决了艾尔斯的问题，“他将制度视为经济过程中的结构范畴，将技术视为功能范畴，这就消除了两者之间根本性对立……他通过制度执行的工具职能和仪式职能的划分坚持了二分法。”[4]图尔发展了福斯特的观点，认为制度结构既具有协调、组织和安排经济行为的工具性功能，又具有划分等级、维护特权和树立权威的仪式性功能[9]。
在二分法的基础上，布什创造性提出了仪式支配和仪式锁闭这一组概念。他指出仪式支配是一种工具行为要接受一种仪式标准检验，仪式行为从而寄生在工具行为中的现象。真正决定一种行为在工具上是否可行的，是现有的工具性知识储备。但是一些仪式行为通过伪装成一种可靠的知识，从而成为检验行为是否具有工具性的标准。仪式支配是对工具和仪式互动关系的具体解释，在现实中表现为一些制度对技术创新的遏制和干预。仪式锁闭是仪式支配导致的结果，即一个社会或国家的仪式支配程度基本稳定的状态。“共同体拒绝了现在知识储备能够引发的技术创新，从而使共同体丧失了问题解决过程中更高水平的工具效率”[10]。布什进一步解释道，在仪式锁闭的情况下，一定数量的工具性行为可能会偷偷绕开仪式检验，但其数量和发展速度都很小，并不会从根本上动摇仪式支配的强度。同时，被认为在仪式上适当的工具性知识都将得到充分运用，因此仪式锁闭的社会也会发展，但仪式和工具性行为的强弱关系却没有发生变化[10]。布什将仪式锁闭分为三类，即后向型、前向型和“李森特”型。后向型指仪式行为极力遏制工具性行为的产生和创新，使创新对仪式的影响最小化；前向型指仪式行为有选择的改造工具行为，创新虽然产生，但必须服从仪式行为的控制，不能触及从仪式中获益者的利益；“李森特”型指仪式行为捏造出虚假的工具行为，挤占和替代可能发生的真正工具性行为。 2价值评价理论
二分法本身隐含了对人类文化好与坏的划分，因此制度主义自然会触及经济学研究目的以及评价标准等价值问题。新古典经济学在价值问题上采取忽视或中立的态度，认为经济学家应该参照笛卡尔传统，摒弃研究者的个人思维过程，为此就要尽力做到手段和目的的分离。通过将经济学定义为“把人类行为当作目的与具有各种不同用途的稀缺手段之间的一种关系来研究的科学”[11]。经济学就摆脱了对“目的”这一价值问题的讨论。对此，制度主义给予了尖锐的批评。“目的是第一位的这种形而上学原则……来自仪式和迷信这些远古传统”[7]。手段和目的无法准确地分离，没有脱离现实纯粹空想出的目的，也没有脱离主观意识纯粹客观的手段，两者都要由行为主体进行评价和判断。稀缺本身就是一种价值评价，新古典经济学没有探讨配置稀缺性手段的多样性，而将主要精力放在论证市场作为手段的唯一性，恰如基督教的一神论传统。对于市场产生的负面结果，又迫使公众将其作为一种必然结果来接受，导致经济学用一个狭隘固化的价值判断来忽视价值判断。
在此基础上，制度主义重新诠释了经济学。制度主义明确指出，经济学不是狭义的配置科学，而是一种评价科学，“无论是在一个给定的时期还是在整个时间过程中，经济如何塑造、同时也引导着人类的选择？什么样的机制既能发展价值，也能表现价值。……经济学关注的核心不是市场如何配置资源，而是总体的配置如何使经济被理解、决定、评论、转换和随时间的流逝而改变”[12]。经济学的核心内容是对人类的选择和交易行为进行评价，目的在于使其中更有价值的成分不断被选中和积累起来，并且随着社会发展不断修正和改进评价体系，使评价体系与人类的实践活动相互促进和耦合。“连续”是人类的根本目的，而“无歧视性伤害”和“知识的工具性使用”则沿承二分法，是选择的原则和方法。社会价值原则的关键在于知识的工具性使用，工具性使用既是一种认知方法，也是一种价值态度。使用知识的过程不可能不犯错，所以需要不断检验知识是否被工具性使用，进而改变基于错误的一系列价值评价标准，从而去除“歧视性伤害”。“‘价值’因而被理解为一个不断发展中的、文化的‘评价’试错过程的标准”[13]。对于这一原则的具体实施，制度主义者见仁见智。图尔认为在各领域实现参与式民主是有效途径；康芒斯认为应利用法律，影响交易行为背后人们对“未来”价值的判断[14]。总之，时刻关注价值问题，使得制度主义不单单要解释经济现象，也谋求引导人类经济行为。
3经济权利理论
在价值评价理论研究中，制度主义发现一个可以对评价产生重大影响，却一直被新古典经济学刻意忽略的问题，即经济权利问题。新古典经济学受困于静态权利结构下经济理论体系的完美与现实中经济权利结构不断变化的矛盾，虽然也尝试引入非完全竞争和可竞争理论，但是依然无法正视经济权利在配置资源中显著的作用。与之相对，制度主义将权利以及权利结构的变化纳入经济学研究的范围。权利是“对决策过程的不均衡的控制……经济学家的一个重要任务是研究经济权利扭曲配置过程的各种方式”[15]。制度的仪式性很大程度体现在其歧视性的权利结构，这种权利结构将影响个人的行为模式及行为绩效。而制度的进步也意味着相应权利结构向无歧视方向的改变。因此制度研究和权利研究密不可分，权利研究是制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个人权利和个人对权利的运用，都是由所扮演的制度角色所决定。从而，制度角色以及支持这些角色的上层建筑，就是权利的最终源泉”[16]。权利有自我巩固的倾向，会通过权利的使用来强化自己的地位。其中最主要的手段便是干涉价值评价过程，使价值评价体系指导下的知识和技术使用向有利于权利巩固的方向发展。奥尔森对此进行了深入剖析，他指出权利的效力和人数一般成反比，少数人的既得利益集团反而较普通民众有更大的权利影响力，而这些集团会减缓新技术的采用，降低社会效率，加大政治分歧[17]。经济学不应忽视现实中的经济权利结构及其动态变化，当前这就体现为公司霸权的不断膨胀。米恩斯敏锐地观察到公司权利导致的变化，这种变化既保证资本主义没有出现马克思主义预言的崩溃，又使得资本主义演进到集体资本主义的阶段，价格和竞争都是由大企业进行管理和决定[18]。类似地，加尔布雷恩指出美国经济权利实质上集中于企业中的经营专家集团，如何保护其利益成为权利使用的第一目标[19]。达格尔对公司如何影响价值评价给出了深刻的分析，改变价值观是公司维护权利最根本也是最隐蔽的途径，具体方法有感染、从属、仿效和蒙蔽四种[20]。这也揭示出，公司霸权也会对学术界造成影响。经济学家在维护公司和企业经营者的理论地位时，已经很难分清这是中立的理论分析，还是在价值观已经被蒙蔽的前提下发表的规范性言论。
二、制度主义的理论扬弃
制度主义的理论主干体现出其独特的理论范式，丰富了经济学的研究视角，为经济学研究开拓了新的领域。但是，从其当前的发展困境来看，一些问题困扰着制度主义的发展。只有通过理论扬弃，制度主义的主干理论方能显现发挥更大的功效。
1制度主义的理论价值
从制度主义的主干理论来看，制度主义对经济学的核心贡献是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考范式。制度主义是极少数从哲学基础试图重新阐释经济学的学派，它深受美国实用主义传统的影响，时刻关注经济学的哲学意义，强调经济过程中人性、文明和物质财富的共同提升，因此它质疑经济人假设，“经济主要是一个学习、协商、协调的过程，不是对预先存在的目标或者最终状态的一种认可。”[8]这和一直试图寻找经济学的真理，用数学将寻找过程科学化，并将理想的市场等同于真理的新古典学派，截然不同。而且制度主义的兴起也深受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最早将进化思想融入经济学，因此其也自称为进化经济学。可见制度主义虽然没有为经济学带来先进的数学方法，却尝试为经济学引入新的哲学成果和动态的研究视角，也为经济学提供了新的价值判断标准。制度主义认为所有的经济行为都和其所处的制度环境以及制度背后的权利结构密不可分，因此，经济学应将法律、所有制以及政治体系等内容纳入到研究范围内，从而将制度主义扩展了经济学的研究范围，这也意味着制度主义开辟了一条拉紧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关系的研究道路。二分法和权力理论则直击美国经济中被忽视的负面力量和制度变迁，敏锐地察觉了它们对美国造成了不良影响，因此，在美国发展历程中它扮演了稳定器和润滑剂的角色，其主张也渗透到美国的政策当中，如罗斯福的新政，缓解了美国快速发展中剧烈的经济震荡。 2制度主义对价值评价主体的模糊认识
制度主义对于谁是价值评价的主体采取回避的态度。图尔的社会价值原则，明确了评价的方法、评价的原则和评价的目的，却没有指明评价的主体。这种回避是有原因的，因为“实用主义最终必须依赖于探索群，它经常必须克服的是在维护现状与拥护技术专家治国这两者之间进退维谷的局面”[9]。即便找到了社会进步的规律，但是不确定应该将谁视为进步的主要推动者，是精英还是更广泛的劳动者。如果认为精英掌握了更多的知识，更有能力积累工具性行为，那么赋予精英更多的权利就是合理的，一些职业（如企业家）就应该掌握更多的经济权利，因而精英控制广大劳动者的生产结构也在理论层面上说得通。面对劳动者内部关系的异化，制度主义丧失了对评价主体准确的判断。无论社会价值原则本身如何正确，一旦认定只有少数人有资格使用这一原则，其理论价值将大打折扣。实际上，制度主义的主干理论已经暗含了这一问题的答案。生产是人类生活的根本，劳动是生产的唯一途径，即保证了生活的持续，同时又完成了知识的工具性积累和评价。因此，合理的社会制度结构应该将劳动者视为权利的核心，尽可能服务和促进更多劳动者进行工具性知识的积累，而不应只筛选出个别精英，并服务于这些精英。赋予劳动者进行工具性评价的自由，并尽可能将积累下的工具性知识在社会范围内推广，应该是社会发展的根本途径。无论是精英还是普通劳动者，在参与工具评价的权利上没有任何区别。因此，只有劳动者才有权利将不劳动者驱逐出价值评价的队伍，凡是赋予不劳动者掌控劳动者能否进行工具评价的权利的制度，都是仪式性制度。
3制度主义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回避
制度主义虽然阐明了大量主流经济学不愿去正视的经济现实，如美国经济已经被大企业家、政客和专家组成的精英联盟所控制，已达到一种私人部门集中计划的状态[21]，但总体上并不愿挖掘这些问题背后的根源。而是期望就事论事，主张对精英联盟实行各种外在约束，以抑制其利用仪式性手段来控制公众，不讨论这种制度安排内部的权利结构是否合理。“集体资本主义的主要问题不是我们的体制内部矛盾的产物，而是集体资本主义与那些适用于个人资本主义的政策之间的矛盾的产物”[18]。这就是制度主义中保守学者的态度，他们认为当前资本主义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各种政策之间的冲突和不协调，却不触及资本主义核心的权利结构如何阻碍人类文化的进步。同时，制度主义者对于“阶级”一词的使用也持谨慎态度，凡勃伦的有闲阶级和劳动阶级对立冲突的研究议题没有被继承下来。“一个马克思主义最可能对我们的讨论挑毛病的地方，就是我们不能把关于矛盾和阶级的思想运用于建立我们的实证演化模型和我们的规范分析”[22]。回避基本矛盾，成为制度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等激进学派保持距离的方法。实际上，制度主义的仪式支配和仪式锁闭理论已经为阶级分析方法敞开了大门。“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受统治阶级支配的”[23]。只有消灭阶级对立，仪式支配才能够被共同体迅速的发觉和纠正，从而避免其发展成仪式锁闭。
综上，制度主义所处环境的变化，以及自身定位的模糊使得其无法充分发挥主干理论功效。对于一些关键问题的摇摆不定和有意回避，使其理论缺乏研究宗旨的连贯性和理论的系统性，也正因为如此，新古典制度经济学才认为它仅仅是对经济现象的简单描述。制度主义要想摆脱尴尬的处境，效仿新古典经济学扮演资本主义拥护者的角色肯定行不通，唯一可行的便是充分发挥其主干理论的作用，接受这些理论对现实强烈的批判性。而深入剖析资本主义的仪式锁闭，就是第一步。
三、资本主义的仪式锁闭：对制度主义主干理论的应用
1前向锁闭：资本主义仪式锁闭的性质
不能否认资本主义对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巨大的推动作用，其内部的一些制度也确实为技术创新创造了条件。正因如此，当社会主义国家开始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便容易受到技术还原论的困扰，“许多马克思主义流派也以自己的发展方式把资本主义的逻辑普遍化……其中的典型便是技术决定论”[24]。这种观点认为资本主义拥有最高的技术水平，其制度一定是最合理的制度。资本主义的工具方面并未彻底摆脱仪式方面的控制，整个社会也没有按照工具方面自发的速度发展。实际上，这种现象更多地源自仪式锁闭的方式发生了变化。纵观历史，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仪式锁闭类型是后向的，劳动被视为可耻的，愚民是控制被统治阶级的主要手段，技术和经济发展很少被重视，以等级制为内容的政治活动是整个社会的核心。资本主义则不同，其统治阶级前所未有地关注生产和技术研发，并以竞争的形式维持这种关注的强度，淘汰不合格的成员。但这种变化并不意味着技术发展从此摆脱了仪式行为的干扰，关注技术的根本目的不是为了技术发展，不是为了给予更多人进行工具评价的机会，而是为了使技术发展不偏离资本的利润底线。“所有这些特征和效应，都是由在每一种情况下决定什么样的技术对他们的商业利益最为有用的那些经济决策者进行选择的结果”[25]。因此，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被鼓励，工作狂被歌颂，但是并不允许劳动者可以摆脱治理结构的控制，按自己的意愿劳动。而制度主义对公司霸权的分析，也恰是资本主义前向仪式锁闭的一种体现。“既得利益者可以保持对技术创新过程的控制，他们可以有效地控制共同体的未来”[10]。技术发展被这些大公司牢牢掌控，于是资本主义不惜破坏环境来危害人类生存的可持续性，因为环保技术就此有了获利的条件。甚至这种前向锁闭已经沁入其教育系统，“公司向高校研究人员提供资金，作为公司完全控制研究成果所有权的回报”[26]。这损害了大学视为生命的研究和表达的自由。资本主义不再像以往的阶级社会一样“卸磨杀驴”，而是为技术这头毛驴带上了防止其“分心”的眼罩。这种从后向到前向的转变，解放了生产力，资本主义取得了空前的经济成就，但锁闭从来没有解除过。
2“政治”和“经济”的分离：资本主义对仪式锁闭的有效保护 资本主义采取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方法来帮助其完成仪式锁闭。这种方法即“政治”和“经济”的分离。在资本主义之前，并没有一个独立的“经济”领域，经济学也只有在资本主义出现之后才被创造出来。资本主义创造出来一个能够和政治分离的权利体系，将其命名为“经济”，在经济领域中有独立的权利运行体系，而将经济产生的问题留给原来的“政治”。“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的经济权利才完全从超经济的权利中分离出来”[24]。以往的社会，经济附属于政治，而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是原来政治专业化分工的产物，随后政治附属于经济。这种分类，对资本主义蒙蔽其被统治阶级，缓解其阶级矛盾有莫大的好处。仪式锁闭遭遇的任何挑战和质疑，只要不冲击经济领域现有的规则，都可以在政治领域加以解决。分离之后，造成只有政治领域才动荡不安，而经济领域的规则永恒不变的假象。因此，资本主义一直在努力划清“政治”和“经济”的界限，使公众相信两者遵循截然不同的规律，追求截然不同的目标，并将国家塑造成经济发展的主要干扰者。
3锁闭市场：资本主义仪式锁闭的核心
要认清资本主义对市场经济的锁闭，关键应理解市场的工具性。市场中往往由生产方先报价，在无其他参考的情况下，生产者主要依靠对商品背后的劳动质量、技术条件和各种成本的评价来报价，概括而言便是对商品背后生产力及生产关系各自水平和相互协调程度的一种评价。此后，消费者再对这一报价进行再评价，这一过程既依赖消费者对产品使用价值与自身需求的判断，同样也依靠消费者对这一产品背后相关生产工艺和劳动质量的工具性知识储备，否则消费者便无法鉴别商品质量的好坏。市场的交换过程立足于商品背后的生产过程，且交换过程中通过广泛参与形成了知识的筛选和积累，市场的工具性由此而来。因此，引入市场，核心是要引入这种工具性的评价机制。
但资本主义却在市场的工具性上附加了仪式性枷锁。
首先，资本主义将市场从一种制度变为了一种评价标准，甚至是一种道德标准。价格体系在中世纪与教会的对抗中存活下来，并逐渐成为一种社会原则，价格在开始之初并不是因为效率（经济学出现之后才关注市场的效率）才被推崇，而是因为它赋予了人们相对教会更多的公平权利，所以市场一定程度上扮演了与教会分庭抗礼的另一种宗教，开始具备仪式性功能。资本主义继承和发展了市场的仪式性功能，其主流观点认为“价格体系是价值的唯一所在，并引导着经济福利”[7]。这便是对市场工具性的一种夸大，夸大之后的一些仪式行为只要披上市场的外衣，就可以被公众理解为是一种可靠且合理的工具行为。市场的工具性是有限的，例如，当一种商品关系到多数消费者生命延续时，消费者对其使用价值的判断过于重视，从而干扰对商品价值的评价，导致对该商品的价值评价过高；当某一生产者独占市场时，消费者无法获得足够的对比信息，对商品的评价将失准；一些涉及较少当前劳动的商品，如古董，其交易频率少，又缺乏劳动这一客观标准，其评价往往随意性很强，价格波动幅度较大，这类市场的工具性被大大削弱，在这种市场销售假货所遭受的惩罚也远远小于其他市场，甚至卖方以能够售出假货为荣。
其次，货币资本成为赋予他人或他物进入市场的权威，并控制生产和技术发展，造成劳动与资本的根本对立。市场虽然具有工具性，但是想要参与其中，前提之一是必须具有足够的货币量，否则即便可以准确评价商品价值，该个体的意见也无法在市场表达。因此，市场中人们开始追求货币数量的增加，以扩大评价的机会和能力。对货币本身的追求，催生了货币资本的出现。它的出现也意味着资本主义有了锁闭市场的根本途径。货币资本的主要目的不是参与市场定价，而是希望通过赋予某个体或某商品进入市场定价体系的权利而自身获得增值（增值对资本而言就是权利的自我强化），因此其基本规律和权利的基本规律一致，即通过权利的使用达到巩固权利的目的。资本成为市场的权威，市场成为资本行使权力的途径。马克思主义将资本的这种运动形式表示为G―W―G′[27]，准确地表达出资本的运动规律。中间的W可以有千万种，但运动的起始点却是唯一。不像工具，工具的演进会呈现出多个方向，会由简到繁。而货币资本的运动却只能看到量变，没有质变。因此，货币资本的本质不具有工具性，而是附加在市场之上的身份确认和准入系统，这一系统成为划分阶级的标准。“金钱被‘投资到’工具和材料上，就像授权给工具和材料。……正如每次授权一样，它是权威的一种仪式性的转移，在现在所讨论的例子中，权威的来源是金钱”[7]。工具设备在市场中遵循物质法则，随着时间增加它会产生折旧，但是资本在市场中遵循权利法则，随着时间增加它要获得利息。当然仅仅控制技术并不能保证资本权利的稳固，要维持统治它必须控制赋予市场工具性的根本因素――劳动。缺乏货币的劳动者先在市场出售劳动力方能获得进入市场的授权，“工人拿自己的商品即劳动力去换得资本家的商品，即换得货币”[28]。在这一过程中，工资涉及劳动者的生命延续，所以其对自己劳动力的估价一定偏低，而最终产品出售时又恢复了对其中凝结劳动的合理评价，从而资本有了巩固权利的稳定方法，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便成为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对立，使得劳动者无法自由进入市场，无法成为市场这一评价机制的权利主体。资本主义一直在回避这一过程，取而代之，则用“节欲论”和“时间偏好”等仪式性理论来掩盖。
最后，私有制强化了货币资本的仪式性功能。货币资本本身没有真正的稀缺性。所谓稀缺，只是权势不对等的一种体现，而这对于富有权利的群体至关重要。资本富裕者要求用私有制来维持这种权利上的差异，并努力使这种差异扩大，差异越大其所能统治的人数就越多。为此，他们不断引诱缺乏货币的个体进行消费，从而降低其出现经济权利增加的可能性，广告和消费信贷就是主要手段，发达国家的存款利息也基本降为零。私有制使货币资本对人身份的区分固化下来，阶级划分也有了相对稳定性。资本家的个体属性已和货币资本构建的权利体系关系不大。由于资本主义仪式锁闭是前向的，所以资本家延长掌权时间的各种努力会带动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恰如封建制度也会有“文景之治”。时至今日，资本家已经发展出繁复且多样的权利巩固方法，最新的手段是抛弃生产过程，抛弃劳动，寻找新的替代商品实现自我增值，例如，房产和各种各样的金融衍生工具。但是美国的金融危机暴露了这种方法的问题，替代商品的价格越高反而对它的需求量越大，这从根本上动摇了市场的工具性。可以预见，为了维持权利结构，稀释大多数人手中的资本权利，资本家面临越来越大的资本增长压力，这终将迫使其脱离生产，直接在市场中进行自我评价，但如此以往，必然导致资本与市场的工具性越发不相容，资本对市场的仪式锁闭将难以为继，其构建的权利体系便有了倾覆的可能。 四、结语与启示
制度主义的生命力来自其动态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要求制度主义对现实进行分析和批判，不能忽视社会的基本矛盾，不能忽视劳动者的主体地位。如今中国要重新融入资本主义构建的世界体系，且其现状和美国起步阶段相近，这既给制度主义提供了更好的发展环境，又意味着制度主义会对中国的改革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
首先，改革一定是以群众、特别是以劳动者为主体，他们是工具性知识的主要来源。因此，中国必须坚持群众路线，在经济层面必须以服务劳动者为根本，所有的制度最终必须接受劳动者的评价，不能为了个别集团的利益对劳动者的评价行为设置制度障碍。只有尊重和依靠劳动者，社会主义才能创造出超越资本主义的生产力。
其次，应该时刻意识到资本主义使用了较以往社会形态更为先进的仪式锁闭方法。因此在与其进行互动时，不能陷入技术决定论的泥潭，认为凡是能带来技术进步的制度都是好制度，都可以移植，而技术进步又自然而然会解决制度引入带来的种种问题。更不能进行概念偷换，将技术决定论变形为增长决定论或产值决定论。
再次，要谨慎对待将政治和经济、政府和市场完全割裂开的思想。政府既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构建中发挥积极的作用，也要警惕市场中个别集团对政府进行俘获，使其沦为仪式锁闭的帮凶。
最后，要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持有辩证的态度。市场经济具有工具性，所以进行市场化改革是一种进步。但是当前历史阶段的市场经济具有特殊性，是被资本锁闭的市场经济，所以中国在发展市场经济时，应将解除仪式锁闭作为一项改革任务。为了与世界市场同步，中国可能被迫要将一些仪式性制度引入进来，恰如封建时期西方使者一样要向中国皇帝行跪拜礼。但是绝不能将当前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视为一般性的市场经济，要在适当的时候对仪式锁闭进行解锁。以往的改革实践已证实，直接消灭资本并不可取，可能会导致市场经济工具性受到抑制，又会割断与世界市场的联系。因此，要逐步遏制资本的仪式锁闭，应从其内部着手，一方面融入市场，另一方面改造市场。目前，国有企业有望成为纠正仪式锁闭的微观主体，公有制降低了企业内部成员因资本导致的权利差距，国家因控制国有企业的非主营业务行为，将大量资本锁定在生产领域，避免了金融泡沫。公有制也为企业内部劳资关系的改变和公司治理逐步由以资本为核心转变为以劳动为核心创造条件。总之，目前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竞争将在市场这一层面展开，社会主义将逐步改造资本的权利结构，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熟之时，核心的权利将掌控在所有劳动者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