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计师声誉影响企业的银行借款融资能力吗?
中图分类号：F23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937（2014）32-0102-07
一、引言
代理理论认为，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是企业获得银行贷款的重要举措，张晓玲和陈晓丹（2012）认为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可以使企业更有能力获得银行贷款。而高质量的独立审计是提高信息透明度的外部监督机制安排，王艳艳和陈汉文（2006）认为审计质量能够提高企业的会计信息透明度。
在现有的研究中，与审计师声誉和银行借款融资有一定关系的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关于银行借款融资的研究，如姚立杰等（2010）从公司治理的角度研究其对银行信贷决策的作用，王明虎（2010）从公司规模角度研究其对银行信贷的影响，叶志锋等（2009）则研究了企业为获得银行借款而进行的现金流量管理。这些研究只涉及银行借款，并未涉及审计师这一外部机制的影响。另一类是关于审计师声誉与银行信贷配置的研究，如陈骏（2011），但是其实证分析中只涉及银行借款的规模，而未考虑与信贷有关的除了借款数量，还包括借款利率。
基于此，本文假定国际“四大”和国内“十大”代表高声誉审计师，从上市公司银行借款融资规模和融资成本两个角度研究上市公司聘请高声誉审计师对银行借款融资能力的影响。本文的主要创新和贡献在于：（1）目前我国还没有对审计师声誉与银行借款融资规模和融资成本之间的关系进行系统全面的研究，本文以国际“四大”及国内“十大”为切入点，研究其对上市公司银行借款融资能力的影响，并区分了最终控制人性质和市场化程度高低，进一步探究此影响是否存在差异，从而丰富了审计师声誉和银行借款融资能力之间关系的研究文献；（2）本文的研究结果有助于企业外部利益相关者结合企业选择审计师这一行为做出更加正确的判断，从而降低投资风险。同时，也为中注协试图引导会计师事务所“做大做强”和品牌建设战略提供一定的经验证据支持。
二、理论分析和假说提出
Kiridaran Kanagaretnam等（2010）使用来自29个国家的银行样本研究审计师声誉与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发现审计师类型和审计师行业专门化均可抑制银行的盈余管理行为。Don M. Autore等（2008）研究发现，对于信息高度不确定的公司，市场更依赖审计师的声誉，这意味着当公司的价值难以衡量时，审计师的价值更大。JANBARTON（2010）研究表明，企业在资本市场上更倾向于关注聘请享有很高声誉的审计师。
王兵等（2009）以“四大”和国内排名前十大的会计师事务所来衡量审计师声誉，结果发现审计师声誉与公司询价水平正相关，且审计师声誉能显著降低股票抑价水平。陈骏（2011）研究了审计师声誉对银行信贷资源配置的影响，发现聘请高声誉审计师的上市公司更可能获得银行借款；在区分产权性质后发现，国有控股公司中审计师声誉机制主要体现为“约束效应”，其原因在于“政治关系”是一种更可靠的替代机制；非国有控股公司中仅存在审计师声誉机制的“门槛效应”，主要归因于我国司法体系不健全，银行将寻求其他更可靠的替代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审计师声誉是一种有效的资源配置机制，但其有效性受制度环境的制约。方红星和戴捷敏（2012）研究发现，审计师声誉越高，越不愿意为公司的内部控制提供高程度保证和出具内部控制鉴证报告。
王咏梅和王鹏（2006）发现，市场对“四大”与“非四大”的审计质量的认同确实存在差异，市场更认同“四大”的审计质量，并且表现出一致性。吴水澎和李奇凤（2006）研究结果表明，“四大”与国内“十大”、国内“十大”与国内“非十大”在抑制公司报告可操控性应计上存在显著差异。从而表明“四大”的审计质量高于国内“十大”，国内“十大”的审计质量高于国内“非十大”。
据此，本文认为，聘请高声誉审计师能够降低企业的信息不对称程度，进而提高银行借款融资能力。由此，本文提出第一个假设。
H1：聘请高声誉审计师的上市公司，其银行借款融资能力较强。
Brandt和Li（2003）利用在江苏和浙江两省的调查数据研究了当地民营企业的信贷状况，他们发现，民营企业从银行获取贷款的难度更大，同时获取贷款的数额也更少，银行对民营企业往往使用更高的信用标准。由于存在信贷歧视，民营企业倾向于使用更多的更加昂贵的商业信用进行融资。Ge和Qiu（2007）利用另一组调查数据从商业信用角度印证了Brandt和Li（2003）的结论，与国有企业相比，民营企业使用更多的商业信用进行融资。陆正飞等（2009）研究发现，在银根紧缩情况下，民营上市公司的负债增长率明显放缓，长期借款增长率的下降尤为明显，而同期国有上市公司的长期借款依然保持较快增长，民营上市公司将会遭受信贷歧视，同时信贷歧视显著降低了民营上市公司的股票回报，伤害了民营上市公司投资者的利益。在政府干预下，国有企业表现为冗员、效率低下而非消费者受益的项目，倾斜的定价方案导致分配的扭曲等，恶化国有企业资本配置的效率。吕伟（2008）通过对2004―2006年我国A股市场上市公司的研究表明，国有企业代理问题和信息不对称问题程度要比民营企业更为严重，聘请高声誉的审计师能更好地降低融资约束。
国有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导致所有者缺位严重，其复杂的委托代理关系必然造成比非国有企业更为严重的代理问题。由于国有企业的内部控制机制不完善，信息不对称问题较民营企业也更为严重。 据此，本文认为，国有企业的代理问题和信息不对称程度要比民营企业更为严重，聘请高声誉的审计师能更好地发挥其作用。
H2：相对于民营企业而言，聘请高声誉审计师对提高国有企业的银行借款融资能力的作用更显著。
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约束是契约结构产生的前提，契约结构是以契约成本最小化为目标的。很多实证研究表明，一个国家的制度因素会极大地影响企业的各种决策。Fan等（2006）的研究发现，公司的资本结构和债务期限结构受一个国家税制、法律环境和腐败水平的影响。由于地理位置、国家政策及资源种类的差异，各地区的市场化程度存在较大差异。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市场化程度越高，企业外部的制度环境和内部的治理机制越完善，银行依赖高声誉审计来降低信贷风险的程度越低；而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外部环境相对不完善，银行为了降低信贷风险，会更依赖于企业释放的一些信号，如聘请高声誉审计师进行审计。
据此，本文认为，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高声誉审计师对提高企业的银行借款融资能力的作用更显著。由此，本文提出第三个假设。
H3：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聘请高声誉审计师对提高企业的银行借款融资能力的作用更显著。
三、样本数据与模型构建
（一）变量选择与模型定义
为研究审计师声誉与银行借款融资能力之间的关系，本文借鉴现有研究成果，对影响银行借款融资规模和融资成本的公司特征和外部环境进行控制，构建了如下多元回归模型：
1.银行借款融资能力的衡量
吕伟（2008）使用长期债务融资能力对企业的融资能力进行研究，江金锁（2010）使用短期银行借款和长期银行借款之和占总资产的比例来衡量银行借款融资能力。李广子和刘力（2009）等则使用债务融资成本来研究企业的银行借款融资能力问题。因此，本文分别使用融资规模和融资成本来衡量企业的银行借款融资能力。借鉴Barclay和Smith（1995）、吕伟（2008）的研究，本文用长期负债占总资产的比例来衡量企业的银行借款融资规模。借鉴李广子和刘力（2009）的研究，用财务费用在总期间费用中所占的比率来衡量企业的银行借款融资成本。
2.审计师声誉的衡量
目前，国内外主要有以下几种方法来衡量审计师声誉：（1）以国际“四大”或国内“十大”作为高声誉审计师的代表；（2）以事务所的营业收入排名、总资产排名、市场占有率排名或审计客户的资产排名等来表征事务所声誉的高低。根据中注协网站的事务所百强排名，排名在前14位的事务所名单变化较小，因此，本文以国际“四大”和国内“十大”代表高声誉审计师。
模型中被解释变量Longdebt表示企业中长期负债占总资产的比例，Cost表示企业财务费用在总期间费用中所占的比例，解释变量为审计师类型BigAuditor。根据本文假设，本文预期当被解释变量为融资规模时，BigAuditor的系数显著为正；当被解释变量为融资成本时，BigAuditor的系数显著为负。控制变量主要包括公司规模、成长性、盈利能力、企业性质、市场化程度等。模型中各变量定义见表1。
（二）样本及数据来源
本文以2009―2012年间沪深所有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并对样本做如下处理：（1）由于银行、保险公司等金融企业资产结构的特殊性，将其从样本中剔除；（2）剔除数据不完整以及被ST、PT的公司。通过筛选，经过上述处理共获得4 432个样本。本文数据来自CSMAR数据库，市场化指数取自樊纲、王小鲁等编制的《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相对市场化进程2009年报告》，数据运用Excel和Stata11进行处理。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2报告了全样本中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全样本中上市公司银行借款融资规模均值为0.1021，说明企业的长期负债占总资产的比例还是比较小的。银行借款融资成本均值为0.1882，说明财务费用在总期间费用中占比不到1/5。
审计师类型的均值为0.5648，说明有超过一半的上市公司愿意聘请具有高声誉的审计师来为企业做年报审计。控制人性质的均值为0.5932，表明有超过一半的上市公司为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占比不到一半。市场化程度的均值为8.88，最大值与最小值的差异为11.42，差距较大，总体来讲上市公司所在地的市场化程度还是比较高的，但是各地区发展较为不平衡。
（二）相关性分析
表3报告了Spearman相关系数的检验结果。从相关性分析来看，聘请高声誉审计师与企业的银行借款融资规模正相关，系数为0.027，在10%的水平上显著；聘请高声誉审计师与企业的银行借款融资成本负相关，系数为-0.053，在1%的水平上显著，两者初步支持了假设1。
（三）银行借款融资能力的实证研究结果及分析
表4报告了全样本、最终控制人为政府的样本、最终控制人不是政府的样本及上市公司所在地的市场化指数高于和低于平均值的样本这5组样本分别进行融资规模和融资成本的多元回归结果。
全样本回归（Panel A）中，在控制了其他变量后，因变量为融资规模时BigAuditor系数为正，并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因变量为融资成本时BigAuditor系数为负，并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聘请高声誉审计师这一行为，向企业外部传递了较为积极的信号，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企业内外部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提高了上市公司信息的透明度，降低了银行的贷款风险，企业的银行借款融资规模增大，融资成本降低，企业能以更低的融资成本获得更大规模的银行贷款，其银行借款融资能力提高。
为了检验最终控制人性质对审计师声誉与银行借款融资能力的影响程度，本文将样本分为国有企业组和非国有企业组。在国有企业样本（Panel B）中，因变量为融资规模时BigAuditor的系数为0.010，在1%的水平上显著，因变量为融资成本时BigAuditor的系数为-0.023，在1%的水平上显著；但在非国有企业样本（Panel C）中，因变量为融资规模时BigAuditor的系数为负且不显著，因变量为融资成本时BigAuditor的系数为-0.053且不显著。这表明聘请高声誉的审计师非但没有对提高非国有企业的银行借款融资规模和降低融资成本起到积极的作用，反而还起了反作用。由此验证了假设2，说明高声誉的审计师对于提高国有企业的银行借款融资能力的效果更好。 为了检验市场化程度对审计师声誉与银行借款融资能力的影响程度，本文将所有样本按照市场化程度的平均值8.88分为高于和低于该值的两组。在市场化程度高于均值（Panel D）的样本组中，因变量为融资规模时BigAuditor的系数为0.001，不具有显著性；因变量为融资成本时BigAuditor的系数为-0.043，在10%的水平上显著。而在市场化程度低于均值（Panel E）的样本组中，因变量为融资规模时BigAuditor的系数为0.015，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因变量为融资成本时BigAuditor的系数为-0.025，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种差异可能是由于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上市公司拥有较完善的外部环境，包括法律环境、政策环境和金融环境等，银行对高声誉审计师的依赖作用可能会有所减弱。从而表明在市场化程度低的地区，聘请高声誉审计师具有显著降低企业信息不对称的作用，从而提高企业的银行借款融资能力。无论是以融资规模还是以融资成本为因变量，两组样本中BigAuditor的系数均呈现出明显的差异，表明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上市公司外部环境较为薄弱，导致银行在发放贷款的时候更加注重高声誉审计师这种替代治理机制，由此验证了假设3。
五、结论与局限性
以上分别就全样本、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处于市场化程度较高和较低地区的企业这五组数据，对2009―2012年间沪深A股聘请高声誉审计师是否影响其银行借款融资能力进行了经验检验。实证结果表明，高声誉的审计师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上市公司的银行借款融资能力，说明企业的这一行为降低了公司内外部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在分组回归中，高声誉审计师能够显著提高国有企业的银行借款融资能力，而对于非国有企业，这一替代机制则起不到任何积极的作用。高声誉审计师能够显著提高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的上市公司的银行借款融资能力，而对于处在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的企业则没有帮助。
上述研究结果表明，虽然我国审计市场发展还不完善，审计失败的案例时有发生，各界对审计师百般诟病，但审计师声誉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开始发挥积极的作用。自2008年以来，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就开始推进会计师事务所做大做强战略，至今已取得较为明显的成果，同时会计师事务所的品牌建设为形成并巩固审计师声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刘明康主席在《亚洲银行家》杂志第十届峰会上提到，我国金融市场金融基础设施还不健全，缺少高资质的信用评级机构、审计师事务所、评估师事务所和律师事务所。而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发布的“十二五”规划也指出，做强做大战略需要进一步深化，专业服务能力与市场服务需求尚有差距。规划提出“十二五”期间要实现除国际合作所之外，至少有3家以上事务所迈入世界前20强之列，培育发展200家左右中型事务所，重点服务上市公司、大中型企事业单位财务审计鉴证咨询的目标。因此，我们应继续大力推进这两项战略的实施，不断提高事务所的规模和专业胜任能力，从而提高事务所的声誉。另一方面，由于民营企业和处于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的企业，其本身的特性导致其与国有企业和处于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的企业相比具有较低的银行借款融资能力，为缓解这一问题，可以通过聘请高声誉的审计师进行年报审计来提高自身的融资能力。因此，提高事务所的声誉对审计服务的供给方和需求方来说是双赢的。对供给方来说，审计师凭借其良好的声誉能够掌握审计定价的主动权，获得审计收费的溢价，从而可以激励审计师更好地履行职责；对需求方来说，上市公司通过聘请高声誉的审计师可以向外界传递利好信号，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从而提高其银行借款融资能力。
要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拓宽企业融资渠道，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除了可以依靠行政手段，还应加大力度建立健全审计师的声誉机制，通过审计师这一媒介来提高上市公司信息的真实性和透明度，从而提高其银行借款融资能力。
本文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第一，本文对借款规模的衡量相对比较简单和宽泛，若能准确地收集上市公司各期银行借款的金额，对本文的研究将是非常好的改善，但数据收集的难度较大，很难实现；第二，本文关于银行借款融资能力的界定限定于融资规模和融资成本，而每一项银行借款还包括借款的期限和条件，本文并未研究审计师声誉对它们的影响，这是未来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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