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关系实证分析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经历了30多年的高速发展，所取得的成绩令世人瞩目。但是，发展所带来的深层次问题也不断出现，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有效缓解，必将影响我国今后的发展进程，尤其给经济增长带来不良影响。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城乡收入差距不断增大等都包括在其中。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2》的数据计算，1978年我国的城乡收入比为2.57，1980年为2.5，1985年为1.86，从1990年开始，可以将其分成两个阶段：1990年到2001年这一比值始终低于3，其中最高的年份为1994年的2.86；从2002年到2011年这一比值始终高于3，其中最高的年份为2007年和2009年的3.33，2011年这一比值为3.13，与前几年相比略有下降。而国家统计局在2013年1月发布的数据显示，2012年的城乡收入比为3.1，国际上这一比值最高为2左右，我国已经长期超过国际的标准。大体上而言，从改革开放至今，其总体趋势是增加的，不过在不同阶段显示出两个“倒U”型的分布。2004年，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的一份全国性调查报告指出，如果把医疗、教育、失业保障等非货币因素考虑进去，我国的城乡收入差距是世界最高的，估计城乡收入差距可能要达到四倍、五倍，甚至是六倍。
就近几年不同区域的数据而言，从2009年到2011年这三年的数据来看，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的省份都是9个，而且每年都基本一致，7个都是位于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没有一个东部经济发达的省份位列其中。初步的判断是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要高于经济发达地区。也就是说，越是相对落后的地区，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就越明显。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缩小地区发展不平衡和差距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具体到广东的情况，广东的经济总量已经连续二十多年全国第一，也是经济发达省份，但与其他经济发达省市（如江浙沪等）相比，广东的城乡收入比都高于这些省份。广东城乡收入比已由2010年的3.03∶1，缩小到2011年的 2.87∶1，实现自2003年以来首次降到3以内的目标，但仍然较高。广东有着极其典型的国情特征，珠三角地区经济发达，而粤东、粤西和粤北三个地区经济欠发达，二元经济结构在广东非常明显。广东的发展一直基于出口导向型为主，与乡镇企业为先导的“苏南模式”和民营企业发展的“浙江模式”不同，金融发展在广东有着重要的作用。所以，以广东为例来探讨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有着十分典型而重要的意义。
从宏观政策层面来看，党中央和政府已经密切关注城乡收入差距问题，并将其写进了若干重要文件之中。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当中，首次提出了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新目标。未来几年，城乡居民将更多地享有改革发展的成果。一方面，近几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强调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收入分配的改革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从宏观层面对收入分配改革做出整体部署，继续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着力缩小不合理收入分配差距等方面提出指导意见。这些政策的出台和实施，必将对减少城乡收入差距起到重要的作用，这些政策的出发点大多是基于消除由制度原因造成的城乡收入差距或城乡不平等，而不是完全拉平。实际上，造成差距主要是由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城乡体制分割现象严重以及发展机会不平等原因造成的。金融发展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从金融发展出发来找出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这一视角，会为其他相关宏观政策的实施提供相应的证据和支持。
文献综述
20世纪90年代初，不少国内外学者开始关注金融发展和收入差距的关系。国际上的理论研究主要遵循两条线索，其一是两者之间的线性关系，主要有Galor和Zeira（1993），Banerjee and Newman （1993）等；其二是两者之间的非线性关系，主要从Kutznets提出“倒U型”关系后的发展，如Greenwood 和Jovanovic （1990）等。相对于理论研究而言，实证文献相对较多。Jalil和Feridun（2011）利用中国1978-2007年的数据检验了金融发展和收入不平等的关系，发现金融发展对减轻收入不平等有积极作用，这支持了理论的线性关系，但并没有发现其“倒U型”的关系。Liang（2006）认为，金融发展减少了我国农村地区的收入不平等， 但并没有证据支持非线性假说。Shahbaz和Islam（2011）利用巴基斯坦1971-2005年的数据，发现金融发展带来收入分配的更公平，而金融不稳定则不可以。Bittencourt（2006）对巴西1985-1999的数据进行实证来研究金融和收入不平等的关系，提出建立一个更广泛的金融市场，促进对穷人的信贷。Kappel（2010）分析了78个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1960-2006年的跨国数据，发现金融发展在减少不平等方面的重要性。国外的文献主要是从跨国的和发展中国家的角度进行研究。
就国内的研究而言，主要是从实证方面来分析的，少有纯理论和模型的文献。而且实证的结果尚未达成一致，具体包括以下几种观点：金融发展和收入差距之间的倒U型关系（乔海曙等，2009）；金融发展可以扩大收入差距（叶志强等，2011）；金融发展可以缩小收入差距（张立军等，2006）；两者间的不确定性（陆铭等，2004；尹希果，2007；吴锦等，2012）。另外，有一部分国内的文献从区域的角度来定量研究两者的关系，如针对甘肃省的研究（郭志仪等，2012），中部六省的研究（吴锦等，2012）。国内的研究很少涉及省级，而以广东这样的发达省份作为研究对象的更少，实际上，广东在我国发达省份中的城乡收入差距偏大，从金融发展的角度来阐释这一现象有着重要意义，而本文正是基于此来展开的。 基于VAR模型的实证分析
（一）变量选取及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广东省城乡收入差距（gap）作为被解释变量，将反映金融发展规模（fd）和金融发展效率（fe）作为金融发展的指标，连同现代部门的比例（tir）一起作为解释变量。
城乡收入差距。这一变量的选取在国内绝大多数的文献中都是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比值来衡量，为可比性和连续性起见，本文也遵循这样的处理。
金融发展规模。传统的金融发展规模指标由麦金农（1973）所提出的使用广义货币与GDP的比值表示，随后学者考虑到发展中国家信贷的作用巨大，将该指标进行修改，以银行信贷替代广义货币。本文参照这一做法，并结合国内学者的指标选取，同时考虑数据的可得性，拟采用国有金融机构的存贷款总和除以GDP这一比值来表示。
金融发展效率。西方学者最早以非国有经济获得银行贷款的比率来衡量，但鉴于国有经济长期所占有的重要地位，我国有学者认为以储蓄与贷款的比重来衡量较为合理，在此本文采用存贷款比来衡量。
现代部门的比例。本指标以第三产业占比来表示产业结构的变化。广东省的第三产业发展较快，代表了城市化进程的重要指标之一。
另外，本文所使用的广东省1978-2011年的数据来自广东统计年鉴（2006-2012）、中国统计年鉴（2012）和国研网。
（二）模型构建
本文所使用的模型主要是向量自回归模型，该模型是非结构化的多方程模型，其优点在于不受经济理论的限制，直接以数据为导向，采用多方程联立的形式，以内生变量对所有内生变量的滞后进行回归，用于分析扰动项对变量系统的冲击以及全部内生变量的动态关系。
一般可以设定为，Yt=A0+A1Yt-1+A2Yt-2+ …+ApYt-p+εt，其中Yt 是内生变量向量，p是滞后阶数，A表示需要估计的系数矩阵，ε为随机扰动项。在此，由于本文所选取的四个变量，因此k=4 。
（三）实证分析
先来看四个比值之间的直观关系，可参见图1，它们之间存在某种程度的一致趋势。表1是有关四个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1.单位根检验。首先，对对数化的各变量做单位根检验，来判断序列的平稳性，避免伪回归现象，如表2所示。
2.协整检验。本文对四个变量进行Johansen协整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
迹统计量和最大特征值检验量的结果表明，在5%显著性水平，拒绝原假设，这说明四个变量之间存在至少一个协整关系。四个变量的具体关系如下，括号为标准误。
从该等式可以看出，金融发展效率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最大，其次是现代部门比例，金融发展规模的影响较小。金融发展的两个指标对城乡收入差距均具有正相关关系，而现代部门的比例具有负相关的关系。金融发展效率每提高1%，城乡收入差距将增加0.5%左右；金融发展规模每提高1%，城乡收入差距将增加0.18%左右；而现代部门比例每提高1%，城乡收入差距将减少0.25%左右。
3.VAR模型及其检验。本文采用构建VAR模型来考察城乡收入差距与其他影响因素的长期和短期关系，如表4所示。总体上看，模型的可调拟合系数为0.964，拟合优度高。而且，各个变量的滞后一期和滞后二期的总和均对城乡收入差距有正的影响，而且均是滞后一期为负的，滞后二期为正的，说明总体的趋势是进一步增加城乡收入差距。
LNGAP = 1.089*LNGAP（-1） - 0.5039*LNGAP（-2） - 0.0328*LNFE（-1） + 0.112*LNFE（-2） - 0.024*LNFD（-1） + 0.073*LNFD（-2） - 0.209*LNTIR（-1） + 0.328*LNTIR（-2） + 0.468
AR根的图如图2所示。通过AR根的图可以发现所有根模的倒数都小于1，也就是都在单位圆内，说明该VAR模型是稳定的。
格兰杰因果检验，如表5所示。格兰杰因果检验用来表明两个时间序列之间的因果关系，分析被解释变量在多大程度上由解释变量来解释。检验的结果表明，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金融发展规模与城乡收入差距具有双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说明金融发展规模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存在重要的联系。金融发展效率是城乡收入差距的Granger原因，而城乡收入差距不是金融发展效率的Granger原因。现代部门的比例是是城乡收入差距的Granger原因，而是城乡收入差距不是现代部门比例的Granger原因。
4.脉冲相应和方差分解分析。脉冲响应分析能够更好地反映给定一个外部冲击的情形下，变量当期值和未来值所发生的变化趋势，如图3所示。从图形上可以看出，给当期金融发展效率一个正的冲击，在第2期达到负向的最高点，从第2期到第6期呈现倒U型变化，第4期达到正向的极大值，而从第6期后，呈现正方向反应，说明长期来看，金融发展效率增加了城乡收入差距。当给本期金融发展规模一个正的冲击，在第2期达到负向的最高点，从第2期到第8期达到正向最大值，之后呈现负向反应，也说明长期看，金融发展规模也增加了城乡收入差距。而现代部门的比例，则在第3期达到负向最高点，从第3期到第7期达到正向最大值，之后呈现负向反应，也说明了其和城乡收入差距的长期正向关系。这三个变量基本均说明其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具有较长的持续性。
方差分解的图形可以说明（见图4），从第5期开始，三个变量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变化的贡献率以较快速度增加，在第9期达到较稳定的水平。最大的是金融发展规模，约为40%；其次是现代部门比例，约为10%；最小的是金融发展效率，约为5%。这说明，金融发展规模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最大。
基于状态空间模型的动态分析
选择状态空间模型来做分析主要因为我国是转型经济体，经济环境会处于较大的变化中，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也会如此，自变量系数可能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另外，上述分析已经说明四个变量间存在协整关系。状态空间模型建立了可观测变量和系统内部状态间的关系，这样便可以通过估计不同的状态向量达到分析的目的。所设定的状态空间方程为： Lngapt=c（1）+sv1×lnfdt+sv2×lnfet+sv3×lntirt+ut，t=1，2，…，T
时变的参数表示为一阶Markov过程，设定状态方程为：svi=svi（-1）。估计结果如表6所示。在对状态空间模型进行估计后，需要对模型的残差进行单位根检验，由于残差向量存在非平稳，那么回归结果并不可靠，会造成估计错误。残差的单位根检验结果如表7所示，表明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是显著的，残差向量是平稳的，估计结果有效。
实证结果表明，从图5最左侧的sv1可以得出，金融发展规模对城乡收入差距存在长期的正向影响，始终都大于0，即金融发展规模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这与不少学者的研究结果相吻合，说明广东省这方面与全国是一致的。这一影响在1978-1981年较大，此后到1985年降低到最低点，此后又有所增加并保持平稳直到2011年。从图5中间的sv2可以得出，金融发展效率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时变弹性系数在1991年前后为负，之后为正，在1995年达到最大，但整体上保持递增态势。而从sv3可以看出，现代部门比例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时变弹性系数为负，在1995年达到最小，此后保持较为稳定的负值，说明现代部门比例的提高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
结论与对策建议
（一）相关结论
从1978年到2011年间，金融发展规模增加了广东省城乡收入差距，金融发展效率也扩大了广东省的城乡收入差距，而现代部门比例对广东城乡收入差距具有缩小的作用。从Granger因果关系的分析来看，三个解释变量中，金融发展规模对城乡收入差距具有双向的因果关系，而其他两个因素均只是城乡收入差距的格兰杰原因，反之则不是。另外，从脉冲响应的分析来看，给三个变量施加正向的冲击，都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较长的持续性，且基本都是从第3期开始呈现扩大差距的效应。在三个变量的贡献率上看，金融发展规模是解释城乡收入差距的最主要原因，而金融发展效率解释力的贡献率还不及现代部门比例对其的贡献率大。
另外，从状态空间模型的实证结果来看，金融发展规模、金融发展效率和现代部门比例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时变弹性系数分别为正的、先负后正、负的对应关系。在这三个时弹性系数中，存在两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分别为1985年和1995年。在1985年，三个时变系数分别达到各自的最小值、最小值和最大值；在1995年，金融发展效率和现代部门比例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时变弹性系数分别达到最大值和最小值。
结合广东省改革开放后的金融发展现实状况来看，可以对结论做出解释。从历史背景来看，改革开放初期广东银行业机构一直存在巨大的贷差，必须依靠外部资金输入来弥补。1984年，广东银行业金融机构各项贷款总量居全国第一。1988年末，广东银行业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以占全国9.8%的份额首次超过各项贷款余额的占比，并跃居全国第一。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乡镇企业的发展使得金融机构对其贷款增加，部分资金开始回流到农村，这也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加上1994年全国的金融改革对广东的影响，这些都直接导致了1995年的峰值。此后的年份均保持前期的稳定趋势。具体而言如下：
首先，广东的金融发展规模增加了广东城乡收入差距，且该因素是最主要的原因。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的珠三角作为前沿阵地，无论是金融资源的配置还是其他资源的配置都显现出明显的非均衡特征，各种资源配置的城市化倾向非常严重，包括农村地区的资金流入城镇地区，为其提供资金支持。另一方面，传统的农业因为资金短缺导致农村地区发展水平落后，使得农村收入增长缓慢。而且，农村地区根本享受不到平等的金融服务，从而使得城乡收入差距扩大。
其次，广东的金融发展效率也增加了广东城乡收入差距，不过影响不大。可能的原因在于广东省的大型国有企业所占的比例较小，所以储蓄转化为贷款的比例大小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并不大。而且，农村地区的民间借贷并不发达，并不能提高农村收入水平。
最后，现代部门比例缩小广东城乡收入差距。本文所选取的现代部门比例是用第三产业占比的产业结构变量，这表明，第三产业占比越高，城乡收入差距会缩小。可能的原因在于广东较为发达的服务业带动了农村收入水平的提高，比带动城市收入水平的比例要高。
（二）对策建议
构建包容性金融生态，提高金融包容性。金融包容性意味着金融多元化发展，所以不同的所有制、金融市场、金融工具和金融业态都可以在法治框架下相辅相成，共同发展。这在《广东省“十二五”金融改革和发展规划》中有不少切实可行的政策和措施。另外，也要提高对穷人和弱势群体的金融支持等。包容性金融生态的建设也可以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广东省提出产业转型升级，但是这一过程并不是完全摒弃一些劳动密集型的中小企业，它们同样需要发展，而且也是吸收普通农村劳动者的重要渠道，可以提高农村收入。
更加关注金融发展的效率以及合理把握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一些前提条件。现代的金融发展理论取得不少新的重大进展。金融发展需要处于最优的平衡水平才能促进经济增长而且需要一定的前提条件。金融发展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关键在于金融的质，而不仅在于金融的规模。首先，提高金融资源的配置水平，适当将资源引导或倾斜到农村地区，并提高农村地区金融资源的使用效率。防止农村资金过快外流，近年来随着商业银行改制，许多农村的网点撤销和合并，农村金融发展非但没有成为农村地区资金的聚集地，反而成为“抽水机”。所以，在设立村镇银行、农村小额贷款公司的同时，政府制定政策时可以考虑为一些国有商业银行在农村开设网点提供便利。其次，还可以考虑适当提高农村贷款的本地投放比例，且作为一项考核指标加以执行。另外，按照广东省政府提出的加快金融强省的建设思路，发展民生金融，合理引导和规范农村非正规金融。农村非正规金融可以促进农村地区经济增长，但如果不加以监管和引导，由于高利贷等成本因素，反而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
